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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公開求助”的上海小區做“居委”:天天被人罵

在華師大二村,那封廣受關注的居民求助信發出後,“卡”住的幾個事似乎暢通了一些。

街道發放的蔬菜包,社會捐助的米、饅頭、蟹粉餛飩,甚至還有華夫餅,都湧進了社區,陽性病人轉運了出去,小區還做了全麵消殺。

不過年輕的誌願者仍然擔心,到手的物資撐不了幾天;也有居民覺得,居委的工作做得不那麽到位。
華師大二村小區地圖及4月16日的疫情概況。本文圖片均為受訪者供圖。

作為380多戶居民唯一的居委,小王說這段時間也反思,“自己在組織、協調方麵有些欠缺。”

43歲的居委會人員王偉峰(化名)人稱“小王”——相比這個高校職工社區將近七十年的曆史,小區裏上百個八九十歲的老人,“小王”確實是“小王”。

轉運陽性感染者,小區居民就醫,發放生活物資……小王聯係疾控,上報醫療組、街道,資源緊缺,多數時候隻能等待。

感染者轉運不出去那幾天,居民意見很大,“攻擊的人一大把,唾沫聲都可以把我淹死”。小王說自己心態好,靜坐一會就好了,實在把他罵得火吊起來了,也會還嘴。

但話說回來,這些特殊需求,對別人可能是小事,對居民來說,“那是天大的事”,小王能理解。
4月1日,小王(中間穿防護服)組織居民做核酸。

封控後,居民們也在自救:小區裏的年輕人,組織了起來,幫不會團購,沒有吃的老人搶菜,給他們配送物資;還有很多老人報名做誌願者。

小王記得,之前有個小姑娘一直找他,她樓下有6個陽性,樓上1個,隔壁又出現了2個,她嚇死了,問為什麽不把陽性轉走?

小區消殺那天,小姑娘發來信息,“雖然現實不美好,但也隻能相信慢慢會變好……加油小王!”。他感覺溫暖。

這是上海疫情下,一個居委人員的故事,也是作為最後一道“承壓閥”,居委防疫的樣本和困境。

【以下為王偉峰的自述】

老小區裏的老人們:“年齡最大的103歲”

去年5月,我被調到普陀區長風三村居委會華師大二村工作。

原本,華師大二村有自己的居委會,前年,兩個小區合並,二村居委會並到了長風三村居委會。有居民寫信反映後,就把我調過來了,專門負責二村的日常事務,還給我配了個搭檔。

剛來的時候,我還不太習慣,這邊不像上海其他小區,沒有幾弄幾號幾室這個說法,直接就是幾號,一幢房子裏比如說20戶人家,就是1號到20號。一戶裏麵可能有好幾間。

小區房子最早的建於上世紀五十年代,也有七十年代、九十年代蓋的,一層到六層的都有,沒有電梯。住的大部分是華師大職工,老年人多,一些還是德高望重的老教授。

這裏給我的感覺像一個“長壽村”,年齡最大的有103歲,八九十歲以上的老人有上百個。他們子女很多在國外或者不住這兒,房子租出去了。

華師大二村有300多戶居民,長風三村有1800多戶,還有一個區域200多戶,都是我們居委管。居委總共9個人,有一個休了半年病假,(居委)書記就讓我代管社區殘疾人這塊的工作。還有一個最近也在休病假,所以隻剩7個人了。

三村居委辦公地點正在裝修,所以暫時擠在我們二村這邊。

3月14號,長風三村第一次封小區。居委幹部們在(小區)裏麵忙著維持秩序、做核酸,外麵就我和另一個人,他負責對接物資,我就接電話。

那天是我最忙的一天。電話被打爆了。為什麽封小區啦,能不能出去,買菜怎麽辦……什麽問題都有。我從下午5點一直接到淩晨3點,後來終於沒聲音了,剛睡著,早上5點電話又響了,又一直接到晚上十一點。

從那時候開始,我接手整個長風三村居委的醫療救助工作。居民看病買藥什麽的都找我,我去跟街道的醫療保障組溝通。

3月27號,二村有居民發燒,我上門發抗原試劑,測出來雙杠,我第一時間上報了。之後又發現了一例。

疾控那邊可能醫療壓力太大了,31號才把人轉走。轉的時候沒有通知我,還是居民告訴我的。我急得不得了,趕緊到門衛那邊去,門衛說,看到他們被轉走了。那時候我很開心,陽轉走了,壓力就小很多很多。

這段時間,我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早上六七點一直忙到晚上七八點,甚至淩晨。

首先是要完成上級指派的任務,組織居民做核酸、發抗原試劑,一做就得半天。

然後,解決一些民生問題,一些老人必須得關心,不然在家出點什麽事,這個責任可就大了。一有空了,我就去溜達溜達,找他們聊天。他們會找我幫忙拿東西,跑腿什麽的。

再者,還要處理各種各樣的醫療救助。還有其他的一些電話,各種各樣的訴求。居委會最大的工作就是解釋,每天不停地接電話,解釋一下關心一下。

每天事務太多,光靠我一個人,忙不過來。31號,我就在群裏招誌願者。

小區之前就有個誌願者團隊,十五六個人,都是六七十歲的退休老人,平時幫忙打掃小區衛生,美化環境。
小區誌願者合影。

他們很多都來找我報名。有個69歲的老人是樓組長,老伴是華師大退休職工,她做了幾天誌願者後,兒子接替她也開始做誌願者。還有個老人78歲,華師大畢業的,後來在華師大機關工作,老伴是師大老師。他和老伴都報名了。他說我是黨員,應該站出來。

“核酸全陰,我開心得不得了,沒想到抗原一下出來5個陽”

4月1號,小區第一次做全員核酸。

那天來了二十來個誌願者,大部分是老人。我把他們分成了三組:一個是做核酸時維持秩序;一個是叫樓組,叫大家下樓做核酸;還有手機組,幫老人調核酸碼,這個主要是年輕人。

原本隻有一組采樣的醫生,做到一半突然來了另一組增援的。他們自己負責的點位做完了,臨時加過來。不知道哪個誌願者說了句,到那邊去做。一下子隊伍分開了,現場支持的(誌願者)力量就不夠了,就亂了。

之後我就說,不行,這種情況還是得聽我的,其他人不要說話。其實,誌願者裏老教師比較多,我不敢把話說得太硬,不管怎麽樣也得尊重人家。

後幾次做的時候,我固定了點位,就做得比較順利,排隊時間不是很長。

像一些年紀大的老人,我們會準備好輪椅,不能自己走,就用輪椅推。小區裏還有兩個不能走、癱在床上的,醫生上門做。

陽樓的話,一般由醫生上門做;陽和密接都被接走了,其他居民就叫到樓下做。

4月1號那次(核酸)全陰,我開心得不得了。沒想到3號做抗原自測後,一下出來5個陽性,我都要暈過去了。他們住同一戶,總共8個人,都是裝修工人。

第二天做核酸的時候,當時我正在維持秩序,有個居民跑過來說,不得了了,他們(陽性病人)要衝出來了。

我嚇得趕緊衝過去看。那幾個工人情緒激動,吵著說他們的餘糧隻夠吃一天,快沒吃的了。

我說我想辦法給你們弄點吃的,你們計劃著點。

那幾天,街道發的工作人員盒飯,一有多的我就拿給他們,幾乎每天都送。有時自己不吃,也拿給他們。後來又測了一次抗原,變成了7個陽,複核後6個確診,兩三天後被轉走了。

我還給了他們幾個垃圾袋,讓他們把垃圾全都粘牢。

那時候,整個小區都有些慌張。有的居民聽說有陽性(病人),逼我說是幾棟幾號。有的抱怨,(疾控)為什麽不來複核,為什麽不(把他們)轉走,這樣會給小區帶來多大的影響……
居民在群裏發問。

後來小區裏又增加了幾例,抱怨聲更大了:你看現在多了好幾個人,這樣會怎麽怎麽樣,你們怎麽辦事的……那話說得很難聽的。那時候攻擊我的人一大把,唾沫聲都可以把我淹死。

我隻能盡量安撫,我說確實醫療資源緊張,現在一下子沒法走,但是一切在計劃安排之中……這種話居民不聽的呀,自己說出來也是沒力氣的。就挺無能為力的,隻能上報,天天如此。

這種壓力倒也習慣了。做社區工作就是這樣子,工作壓力隻是一方麵,隻要思路比較清晰的話,不是啥大問題,居民(給)的壓力才大呢。

說實話,我不可能一點不在乎,所以那時我基本上不看(群消息)了。

有些居民可能不知道,專業消殺來之前,我每天工作完,晚上十點十一點,會用街道配的消毒液,對陽樓從上到下做個消殺。陽性轉走之後,疾控的也會消殺。陽樓下的垃圾桶我也會消毒。小區隻有一個環衛工人,他有些怕,不敢收走,就等樓徹底解封了,消毒後再處理。

3號出現陽性前,誌願者都穿二級防護,藍色隔離衣、手套、N95口罩和護目鏡。4號我就要求所有誌願者穿成大白那樣,三級防護,那個其實是非常非常難受的。誌願者裏很多老人,這些老年人萬一出點什麽事,我責任還要大呢。

有個誌願者78歲,我說,王老師你不要來了,你年紀也不小了。他說,我做點小事情,你們做大事情。後來再做核酸的時候,他兒媳主動替他來當誌願者。

我開始招募一些年輕誌願者。到現在總共有50多個誌願者。大家有什麽事就在群裏說一聲。

“公開求助信”前後

最艱難的時候是4月5號以後。

4月1號,街道發過一次物資,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大多數居民物資都是準備到5號,5號之後,幾乎家家吃的都快沒了。有些就給我打電話。也有些老人不願意麻煩組織,沒有打,但他們的子女會打,一打來,說話就不好聽了。我天天都被人罵,那(又能)怎麽辦呢?

剛開始的時候,有居民說米沒了,我幫忙團過兩次大米,每次20包。團來的物資還要發放,都要花精力,我就感覺有點累,忙不過來。之後,我就把團購完全交給年輕人了。

之前師大二村有個微信群,隻有50多人。團購的時候,誌願者發現人太少了,就在每個樓棟貼群二維碼,把居民聚集起來,現在群裏漲到了近400人。
誌願者幫忙發物資。

團購很多都是50、100份起送,我們小區老人多,很多不會操作,數量經常達不到,很難成。有的年輕人會幫忙搶物資,搶到了再分給其他想要的。

說實話,小區裏住了些什麽樣的人,具體有多少戶,想要完全了解清楚,真做不到,因為有好多出租戶。

老人的情況我基本上掌握。純獨居老人有三個,街道發的盒飯,有時多幾盒,我就給他們送去。

有些老人不會團購,我了解到了,會告訴負責的誌願者,讓他們電話問一遍,老人缺什麽,團物資的時候幫忙一起團。
一位90歲的老人和保姆一起生活,老人不會團購,想找誌願者幫忙購買這些食物。

四五號的時候,小區裏來了一批蔬菜,放在院子裏。其中隻有一百來份是我們小區的,我當天下午就發給孤寡老人了。剩下三村的那部分,同事忙不過來,沒來得及發就開始爛了。有居民拍下來了,問我,還有的連我一起罵。

那次我也火了,我跟書記說,人家沒菜吃,這邊菜放爛了,在哪裏都說不過去。後來,我們幫忙把那些爛掉的挑出來,讓他們趕緊發掉。
小區居民拍到的放爛了的菜和水果。

那時候,小區裏有個老教授,她女兒陪她住,兒子在浦東,封了很多天,那個情緒你也懂的。他發了條朋友圈,說自己的媽在這邊每天沒吃的。當時這個事情鬧得有點沸沸揚揚。

其他居民跟我說了之後,我趕緊上門解釋。老人的女兒說,(老人)兒子可能不是很清楚他媽的情況。後來誤會解開後,我讓他在居民群澄清一下。

10號,小區一個老師在網上發求助信。當時物資確實比較緊缺。

信發出後,我們陸續收到了四五撥物資,有街道發的蔬菜包,也有師大校友捐助的米、饅頭、蟹粉餛飩,還有華夫餅、雞蛋等等。
居民發求助信後,街道發放的物資。

13、14號這兩天,我每天最頭疼的是物資怎麽分發。這些捐助的物資,份數不一定按照小區人數來的,比如捐了150袋米,小區有300多戶,怎麽發?我們就找一些比較有經驗的誌願者一起商量,最後決定,兩戶分一袋。

還有像蛋糕這種,不夠的話,就拿價值差不多的東西代替。居民一般也不會抱怨,不太計較這些。

小區的防護物資一直都不缺,居委可以跟街道申報。像每次組織核酸或者發物資的時候,誌願者最多有三四十人,一天用掉幾十套。個人購買的物資,保安每天定時送。有些等不及的,(會)自己跑出來拿。

13號,華師大校友還給我們捐贈了一批防疫物資,包括防護服、手套等。

“我一個男人,去掛了婦科”

封小區後,居民要出去,必須通過我這邊。

感冒發燒這種,我建議他們盡量吃藥,不要去醫院,因為醫院陽性(病人)太多了。

有些必須緊急就醫的,比如昏迷了、孕婦見紅了,如果是沒封控的樓,可以自己撥打“120”;封控樓的話,必須閉環轉運:居民聯係我後,我報給醫療組,醫療組聯係“120”,居委開轉運單,“120”簽字確認後把病人送到指定醫院。要去其他醫院,得其他醫院肯接收。

好多居民不懂,直接就打“120”。之前有個70多歲的陽性老人,燒到40多度,暈厥了。家人打“120”,救護車來了以後,醫生問他轉運單呢,他家人這才聯係我。按理應該醫療組來聯係“120”,但當時情況特別危急,我就把單子給了他。

結果到醫院後,發現醫院人滿了,沒有床位。救護車在門口等了一個多小時,家屬急得沒辦法。我們也找街道溝通,找關係。最後,病人在車上進行了簡單救治後,又拉回來了。好在第二天病情好些了。

這樣的情況很多。還有個在封控樓的媽媽打電話說,孩子過兩天要去兒童醫院做血透,已經聯係好了。

我問她怎麽聯係的,她說,跟醫院說自己是封控小區的。我一聽不對勁,封控小區和封控樓完全是兩個概念啊,封控小區的醫院收,封控樓的未必。

我就跟她解釋。她一下急了,說樓裏陽性已經轉走了,為什麽還是封控樓,為什麽不能自己去醫院,為什麽醫院會不接收?

我建議她再跟醫院確認下收不收封控樓患者,要是不收的話,我們幫她問問其他兒童醫院。

有些情況沒那麽危急的居民,也想叫救護車。之前三村有個得腦梗的老人,每天要吊點滴。她打電話,讓安排救護車送她去醫院。醫療組覺得她的情況不是很緊急,沒有及時安排。

老人就急了,說我不負責,拿生命開玩笑。她兒子打電話過來罵,還跑到我辦公室。當時我正在接電話,他在旁邊等了兩個小時,看我電話一直沒停過,忙不過來,沒說一句話就走了。

還有個小姑娘打電話說,她丈夫胸腔要換藥,想去醫院。我上報醫療組後,醫療組說,等解封就好了。

小姑娘不依不饒,一直說為什麽不行啊,發炎了壞死了怎麽辦,還打了12345(投訴)。

我也有些納悶,醫療組為什麽不緊急處理下。他們說,這種事情太普遍了,就是個皮外傷的問題,不可能因為這種皮外傷的小事去浪費資源。

我跟小姑娘說了之後,她突然“哇”一下哭了起來。

我一下呆掉了,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況。我就跟醫療組說,要死了,小姑娘都哭了。

後來也巧,有幾個病人協調好了需要社區醫生上門打針,就一並幫她丈夫處理了。

小區老人多,需要配藥的也多。大多數配藥需求,通過社區醫院或者藥房基本能搞定。也有一些要去指定醫院買。

剛封沒兩天,我在小區附近兜了一圈,找了幾家還開著的藥房,要了聯係方式。居民需要藥,走得動的,我開個單子,讓他們自己去買;走不動的,我或者誌願者去給他們配。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個乳腺癌病人,她需要打一種針,為了給她配藥,我一個大男人,還去掛了婦科。

醫療組一開始也配不到這種藥,後來好不容易聯係到普陀區中心醫院,我過去後,醫生說,這種藥必須得住院才能開,隻有藥房有。我就又跟醫療組聯係。

沒想到我在為她服務,她還打了12345(投訴),我就很火大你知道吧?

後來還是社區醫院通過私人關係,聯係到醫院病房的一個主任,才配到藥。

前兩天,我還幫人配了止疼藥奧施康定,它是屬於一級管控的麻醉藥,有很多門檻,很難配。

配藥過程一波三折:去普陀區中心醫院配藥的時候,我發現這款藥隻有門診能開,但醫院當天發現了陽性,門診停了;我就跑到同濟醫院,發現隻有憑麻醉卡才能買到,想重新辦卡,沒人幫忙辦;最後還是醫療組托各種關係,才開到藥。

還有些藥,不是我們這個層麵能搞定的。15號早上,我去幫一個90歲的老教授配藥。老人失眠嚴重,經常吃一種安眠類藥物,家裏隻剩三四粒了。

這種藥是一級管控的精神藥物,我試了好多方法,跟醫療組打聽,跟認識的醫生打聽,街道負責藥物的也問了,都不知道哪裏能買。老人大概知道找我沒多大用,直接通過他的學生,學生再去找學生的學生,最後在上海精神衛生中心配到了,我再去幫忙拿。

“你有沒有嚐試過累過頭的感覺”

我們基層社區工作者,經常麵對這些特殊需求。對我來說,可能是小事,但是對居民來說,那是天大的事情。

隻要能幫他們解決,我肯定盡力;確實有困難的,他們會直接說,這個做不到也不怪你。這些理解的聲音,對我來說是非常大的安慰。

社區工作每天都是各種說不清道不明的雞毛蒜皮,經常會接到一些怒氣衝衝的電話。我已經習慣了,一個人靜坐一會兒就好了。我心態還算比較放鬆的,凡事看樂觀一點。

但有時候,把我罵得火吊起來了,實在憋不住了,我也會還嘴。

跟你(記者)聊聊,對我來說是一種壓力的釋放,平時沒時間也沒人傾訴這些。這段時間我也反思過,自己在組織、協調方麵有些欠缺。(居民)不理解的很多,但是理解的人更多,對我來說就可以了。

小區現在(到19號)有17個陽性病人,2棟樓被封。我幾乎每天跑陽樓。分發物資的時候,普通地方我讓誌願者去,所有陽樓都是我自己去。萬一他們防護不到位,感染了就麻煩了。
小王準備上陽樓采樣。

老實說,你說(完全)不怕那是假的。3月25日三村封小區開始,我就睡辦公室裏,很少回家,怕萬一自己感染了,會影響到老婆孩子。辦公室沒有洗澡的地方,實在忍不住了,我才回家洗一次。

我兒子今年上二年級,他會跟我說小心,注意安全這種話。老婆肯定是擔心(我)的。有一次淩晨三點多,我睡得迷迷糊糊的,她打電話過來,邊打邊哭,說她做了個夢,問我第二天早點回去行不行?

當時我好久沒回家了。第二天我就回去了一趟。

沒回家的時候,我也沒時間跟家裏視頻,偶爾打個電話,督促兒子的功課。平時他的功課都是我輔導,現在我不在了,他就“放飛”了,都沒做完。

我每天隻有晚上八九點之後才有空看手機,白天根本沒時間。給我發的消息,有些消息一個一個回,有些就不回了。每個都回我也吃不消。

有時盒飯我都不吃,沒胃口,已經餓過頭了。

13號晚上12點的時候,我跟朋友聊天。他說,你這麽晚還不睡,你不是很累嗎?我說,你有沒有嚐試過累過頭是什麽樣的感覺?就像一個輪子不停地轉,突然你讓它停,說停就停得下來嗎?

我現在巴不得變成密接,可以休息一天也好,確實是吃不消了。

之前,有個小姑娘找我,她樓下有6個陽性,樓上有一個,隔壁又出現了兩個陽,她嚇死了,一直問為什麽不把陽性的轉走。

小區受到關注後,陽性病人都轉走了,還進行了全麵消殺。她給我發消息,“雖然現實不美好,但也隻能相信慢慢會變好……加油小王!”。我就感覺很溫暖。
居民的關心和問候讓小王覺得溫暖。

(14-19號)這幾天,小區裏又查出3個異常的,19號終於全部轉走了,我心裏的石頭落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