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uyi
撰文丨張潔瓊 編輯丨金四 出品丨騰訊新聞 穀雨工作室
世博方艙像若幹個網格的嵌套，上下兩層，四個病區，區內再劃分為若幹個方格，每一小格有2個床位。隔斷是一塊1米高的白色複合板，對著走道的一麵沒有遮擋，每個人的生活狀態都敞開著。24小時通明的白熾燈懸在天花板上，不需特別留心也能從聲音判斷出旁邊的在做什麽，呼嚕聲、磨牙聲、手機裏抖音主播的說話聲、“吃雞”的遊戲聲、女人的聊天聲。
上海世博方艙是今年上海疫情爆發以後，建成的第一家方艙醫院，3月26日正式開艙，收治的大都是新冠肺炎無症狀感染者和輕型病例。作為一個臨時落腳點，方艙隻有水池，不能洗澡，人們用毛巾擦拭身體。
你自然會想，住在方艙的人應該每天盼望結束這樣的生活，回歸正常。
微博ID號為“zhuyi”的美食博主，在世博方艙醫院隔離了11天，他“詫異”地發現了一群不願意離開方艙的人，有個被房東收房的哥們，出了方艙沒有地方住，回老家回不去；有順豐快遞員，“問院方是否需要臨時工，開價300/天。”有裝修工人，“做這行本來就是帶一床鋪蓋卷睡在工地，現在就算出院也回不去工地，居委會不可能接收他們，如果自費住隔離酒店費用是400以上/天。”
他還見到一個帶著工具來方艙的理發師，“我看他是真不想離開方艙。這位Tony老師最早是挨著床位巡回，見人就說理發可以找他，結果上門生意絡繹不絕，客流好像就沒斷過，收費是20元，不要問我會不會交叉感染，我也不知道。但毫無疑問，會一門手藝真是可以混得風生水起。”
電推子和電吹風 陳朝鬆
我找到了那個帶著裝備來到方艙，準備充分，在裏麵生活得遊刃有餘的理發師。他叫陳朝鬆，今年52歲，湖北人。
我拜托他拍攝一些生活照片，他用一個舊款手機變換角度，嚐試多次，發來的照片還是有些模糊。住進方艙醫院第15天，他第一次主動找醫生詢問自己的核酸結果，醫生回他，連著兩次檢測都是陰性。他滿足了出院條件。醫生幫他聯係了他所在地方的居委會，安排他出院。他的出院診斷書上寫著：神情、氣平，一般情況可，自訴無咳嗽、流涕、咽痛等特殊不適。
他向我講述了他在方艙的生活：
在方艙裏給人理發，20一位
我在浦東世博方艙住得蠻好。一日三餐都是送過來。早餐是一個白煮蛋，有時候是燒賣，有時候是饅頭，還帶一瓶牛奶，就那種簡便包裝的。中午是兩葷兩素，晚上也是。
你要是沒吃飽，就可以找醫護人員或者誌願者。你可以跟他們說，或者跟他溝通，就說我沒飽，我再來一份。
吃完午飯，我會把地掃一掃，因為我理發，地上有頭發。給椅子擦幹淨，準備工作要做好。看一下我理發的工具，洗一下，擦一下，消一下毒。晚上收工以後，盆子裏麵放毛巾，再倒點熱水，加點鹽。我連鹽都帶著。我平時刷牙，炒菜的鹽，刷牙牙膏放一點，上麵放點炒菜的鹽，對牙齒好，也可以消毒。燒水燒兩次，剛好可以給毛巾蓋住，毛巾要多燙一下。等個二十分鍾，水不燙手的時候，我再給盆子洗一下。
我早上醒來都是迷迷糊糊的，五六點鍾，有人就起來接水、鍛煉身體。他們起得早，因為水不方便，熱水口像茶壺口一樣，流得太慢，每次都要排很長的隊。我來（的時候）帶了一個電飯煲，我可以用它燒熱水。
我就一個箱子，裏麵是我換洗的衣服，春裝毛衣T恤都有，還有我理發的工具，香皂、洗發膏、兩個臉盆，一個玻璃杯，一個保溫杯，還帶了大米、花生米、白糖。因為我都是在外麵，平時賺點辛苦錢，樣樣都要打理一下，就像特種兵一樣。
我帶了十多條毛巾，自己用的單獨放，一個洗臉，一個擦腳。其他都是給客人帶的。這（方艙）裏麵有消防帶，消防帶有個箱子，靠牆壁的，我可以打開蓋子，掛在蓋子上麵晾毛巾。
我來的第一天去水池洗頭，順便刮麵，我就拿推子從左耳朵刮到右耳朵，刮一轉，是個V字形。我理好以後，回床旁邊，我對麵那個男的，三十多歲，他看見了，他問我，你這個頭誰給你理的，我說我自己理的，他說你不忙的時候給我頭發也剪一下，我說可以。我弄好以後就給他剪，大紅圍裙圍好，拿梳子給他一梳。我說：“帥哥你的頭形怎麽理，理哪種發型？”像我們一般都問一下，一刀子一剪子下去基本都成型，成型以後你要再修，別人都不樂意。
剪完我拿我那個不鏽鋼小圓鏡子給他看，他說：“你剪得蠻好啊。”我理發的時候，好多人在那裏看，醫生護士從那兒走的時候，也拿手機拍照片。所以我理好一個客人，另一個就上來了。
剪完頭就讓客人去洗，我用電飯鍋燒好水，他們拿著熱水去水龍頭那裏洗，這裏麵每個人都有盆子，有的人講究一點，就用自己的臉盆，有的無所謂，就用我的。
來找我理發的人，狀態都蠻好的，年齡大一點，男的女的，阿姨都有。有的是兩口子來的，有的是工友，有的是鄰居，忙的話，一天十二三個人，不忙的話就是五六個。在這裏我剪了有五六十個人，剪一次是20，賺了一千二三。外麵肯定賺不到這麽多。
在方艙裏給人理發 陳朝鬆
“相當於休息”
我來方艙所有（理發）工具都隨身帶著了，因為（原來住的地方）人多，自己不收好，可能人家拿來用了不還給你。所以我住的地方，所有自己的東西就放在眼前，全放一個箱子裏。
我是湖北荊門人，以前算水泥廠的職工，我自己想出來打工，不想再上班了。那時候還跟孩子媽一起，後來她嫌棄我，我說不想過就那個（離婚），她也同意，孩子判給了她，是個女兒，五六歲。我本來想學開車的，跟我哥哥開了一段時間，開的很辛苦，吃不好，睡不好，又不能喝酒，隻能抽煙。2000年，我就出來打工了，出來前，我心想學個手藝，最起碼不餓肚子，就跟我師父學了理發。我的刀子、剪子、梳子、電推子都是我師父送我的，用了都有二十年了。我師父（現在）82歲還幹這個。
到上海以後，我業餘才做理發，都沒想過專門租個門麵房去做，因為手裏沒有本金。我四處打工。在餐館打工時，一般就是在後廚給朋友、同事他們理個發。他們給錢我都不要，他們就買瓶水，或者拿個蘋果，拿個梨給我。
做餐飲一般都是早上八點半到晚上十點鍾，13個小時。太累了，想剪剪不了。還有你燒菜，身上那股油煙味、汗味，你給人家剪頭發，像我們師傅講的，得做什麽像什麽是吧，你最起碼得自己洗幹淨（再剪發）。而且廚房光線不好，我們剪發都喜歡趕早不趕晚，白天做跟晚上做的光線兩個樣子。晚上黑洞洞的，剪不好人家還跟你吵。
你像在這裏（方艙），它的光線好，上麵有幾個大燈，就跟個小太陽似的，都是白熾燈，知道吧。
方艙裏的醫護人員 陳朝鬆
平時下班以後，我就在住的小區樓下擺攤子。拿把靠背椅，弄個臉盆，再放個洗臉架子，後麵用泡沫板或者紙板，拿紅筆寫個“理發”。
去方艙之前，我在仁濟醫院做外圍，相當於物業。就是在別人承包的公司裏打工，哪裏崗位缺人就去頂哪裏。活不多，一天就2、3個小時時間，其餘時間搞搞衛生，倒倒垃圾。事情幹完，你自己坐著站著玩手機都行。
我在這才幹了兩個月不到，2月16號去的。幹這個不管吃不管住，拿三四千塊錢。我就跟我幾個朋友合住一起，他們都是做衣服的，江蘇人，還有一個送外賣的，河南人。那個房子相當於三室兩廳，以前國營單位的房子，做得高，最少有四米，他們自己隔的（兩層），一般幹活都在下麵，晚上睡覺在上麵閣樓，那房子住了我們八個人。
周五（指3月25日），主管在群裏說：“小陳，明天星期六，你休息。”第二天，我一覺睡到快中午了，我起來看，他在工作群裏麵發的信息，說誰住的小區要48小時核酸的，就去仁濟醫院做核酸。
晚上主管打電話催我去，他說你快點，我說我還有2分鍾就要到了，他說來不及了，醫護人員不等你的，來不及了。他後來在手機上幫我搜索的，好幾個地方白天有（做核酸），晚上都關掉了，隻有瑞金醫院盧灣分院有，那時候都快12點了。
回來以後我就在家裏玩，我平時出門一般都戴口罩的，以防萬一。隔了一天半，28號中午，我們黃浦區防控辦的人給我打電話，他說你就在家裏，不要出去，等會有人來上門給我做核酸。
28號做的，29號出來了，醫生說還是異常。我當時還問：“我天天在仁濟醫院上班，天天做核酸的，為什麽會異常？”
他說：“我不知道，你這是無症狀感染者。”
他還說：“你自己把東西收好，等下會有車接你去醫院。”
然後我就被接到這兒來了，我來的時候，這裏麵人不多。（在方艙隔離）就跟那個普通醫院看病一樣的。因為平時比較忙，現在對我來說，你讓我去方艙醫院，那就相當於休息。
你看其實我們說話精神都好得很，沒有他們說的那個症狀，什麽頭疼腦熱。我說話也一直是這樣，要是生病的話，最起碼精神狀態沒有這麽好是吧？（查出來陽性）我不擔心的。因為我本來都一個人。
微型社會
方艙裏麵是封閉的，隻有醫護人員能出入。我住的是世博園的地下車庫，很大，分11個區，一個區裏麵就接近200人。像我住的是A區408，床號是19，它一排一排從401、402、403這樣過來。衛生間是一排集裝箱，有時風大，會倒灌，路過的時候，煙味、廁所味都衝過來，味道特別大。聲音也很吵，玩手機的，散步的，打牌娛樂的，手機聽音樂的，有的還爭兩句吵兩句。他們講方言，別人聽不懂，也不知道具體說什麽。
我的床位 陳朝鬆
我在這裏遇到的人，基本都是打工的，大家都是一麵之交。前幾天碰到一個女的，她老公在我這裏理發，兩口子安徽人，在菜場裏賣水果，做老板。他們可著急出去了，跟我說，小區裏還可以賣水果，賣完了以後少賺點，最起碼不虧本。後來她老公出去了，她沒出去。
我隔壁床睡的是個小男孩，十八九歲，蘭州的，在閔行的一個工廠打工。天天早上睡到十一二點起來，早飯中飯一起吃，然後玩手機，都不下床，就這麽呆了十幾天。有時候別人送飯來了，他還在睡覺，我就喊他，我說，快起來吃飯，小兄弟。小男孩走得急，連換洗衣服都沒帶，平時洗衣服就找我說，叔，洗衣粉借我點。他把他身上的衣服洗了，光著身子捂在被子裏，衣服曬幹了第二天再穿。
我對麵是個做酒店保潔的，六十多歲，他自己不抽煙，但他在裏麵賣煙。像中華煙，聽他們講，要賣七八十。他賣煙的時候，我都看得見，四五個人圍著，一包一包賣。他的煙不在他手裏，得先說好了，半個小時後他把煙取來才給你,我也不知道他藏在哪。來方艙之前，我也想到了煙，但不敢帶，按我們老家話講的話，他賺的這是快活錢。這個老頭平時就在玩手機、喝水、散步，不吭不唧的，他連手機充電器都沒帶，就借我的充。
我（和他們一樣），來上海這麽多年，也是打工。去年我還在做餐飲，因為疫情影響，以前還可以堂吃，後來堂吃不讓吃了，人家打包，再後來打包也不讓了，沒辦法。我都五十多了，換個行業就要從頭到尾再學，跟猴子掰苞穀一樣，看到芝麻撿芝麻，看到西瓜要摘西瓜，看見桃子又想摘桃子，一個也沒弄到。
但沒辦法。餐飲行業生意沒那麽好，還是要按那個時間上下班，衛生也要搞好。生意不好，老板看這個不順眼，那個不順眼。像我們這些打工的，來自天南地北，有的人會看察言觀色，跟他們一起幹，精神上就有點壓抑，我就想我惹不起但躲得起啊，我幹脆換個別的事做。
不久前我們還在說，在裏麵有吃有喝的，都不錯，出去以後不見得有吃有喝的。我們在外麵幹活，都自己去買的。想省點錢嘛，就肯定要苦點，就買饅頭啊，燒餅啊，粥啊。也吃快餐，15塊錢，兩素一葷。但一天不能吃兩餐，吃兩餐就30，你總共一天才（賺）一百多。基本就一天一頓飯，在外麵吃，可能早飯和晚飯自己煮一煮米湯。現在上海有好多超市，菜場都關掉了，封掉了，因為疫情嘛，花錢還買不到吃的。
告別的那一天
15號早上十點多，醫生來我床邊說：“把東西收好，趕緊到護士站集合，不要亂跑。”說完就走了，我手裏還拿著剪刀，正在給一個客人剪頭發，接著幫他把胡子刮了，也就五分鍾。全弄完客人掃碼付了款，跟我說：“謝謝你啊，老板。”那天早上我剪了三個人，這是最後一個。剪完，我把剪刀、刮胡刀、電吹風收進我的帆布袋子，那是我找朋友用細帆布幫我縫的，軍藍色，已經皺巴巴的了。我的行李箱子前一天都已經裝好，帆布包往拉杆上一放，我就走了。
我的理發工具 陳朝鬆
旁邊的人都在玩手機，有一個旁邊的病友看我要走了，開玩笑說，別出去了，在裏麵還能理發賺錢。我說：“我回去還有事做。”其實我心裏知道，即便不想走也得走，外麵還有人排隊進方艙呢，不可能憑著我的性子。然後我走到對麵的床邊，跟賣煙的大哥打聲招呼，我說：“王哥我先走了，你後麵也快了。”大哥正喝水呢，跟我說：“慢點走，有空去我那裏玩。”我倆那天早上才加上微信，我發現他打工的地方離我挺近的。
我們走得挺急的，到大巴上沒十分鍾車就開了，我在複興東路下了車，又走了一個小時才回到住的地方。路上一個人都沒有，隻有掃地的在掃街，大馬路上也空空的，偶爾幾輛防疫車和警車經過。店門也都是關著的，有的上麵貼著封條，有的前麵隔一層板子。有好幾棟樓會在外圍立一圈簡易木板，兩米多高，再鋪一層假草，就把樓和外麵隔起來了。
那天下午，房東打電話不叫我住了。我就帶著行李去了小區旁邊的拆遷樓，人家說這個地方住也要交租，還要按年付，五百塊錢一個月，一年要交六千給他，我就又搬走了。現在我在廣西南路這邊的一個菜市場門口。晚上就睡在台階上，下麵墊幾個黃板子，上麵再墊個海綿，好在現在上海的天氣不冷不熱。
我去商店問了一下，現在一箱泡麵要一百多塊錢，我就沒買，我袋子裏還有米，用自己的鍋煮粥喝，還能堅持堅持。我睡的地方旁邊有個垃圾站房，分類垃圾的，裏麵有水管。在我前麵三四百米的地方，有一個停車棚，很多送外賣的睡那邊，都打地鋪，有的鋪自己衣服，有的鋪紙板，有條件的弄個小帳篷。他們那個地方好啊，有電有水的。我不過去那邊，因為他們先去的，地方占得差不多了。
我頭頂上有個像棚子一樣的東西，它是門往外多延伸出來的三四米，晚上下雨，我本來睡在對麵，被雨淋醒了，趕緊搬到了這兒。
我在外麵生存能力都比較強。（在上海這麽多年），有時候我去麥當勞、肯德基體驗生活，那裏麵有一幫人吃啊住啊，他們是到上海來流浪的。我就跟他們吃在一起，睡在一起。以前有的麥當勞有沙發一樣的、靠牆的長椅，你去晚了就搶不到了。我一般會找偏一點的、光線暗一點的牆角坐著。
有的老板管吃管住，有的管吃不管住的，不管住的，我就在朋友那住，有時候也在公園裏住。那時候年輕抵抗能力強啊。有幾年我住在南京東路，老板租的房子，20個平方不到，上海好多都是老房子，地板不是水泥地板，是木頭的，回去走路得墊腳，不能勁大，因為樓下有人，你回去晚了，別人休息，會投訴你。
上海這個地方呢，不像在家裏，碰到長輩、左右鄰居，還打個招呼。有時跟別人講話別人睬也不睬你。我一般在外麵租房，他們（室友）吃的時候喊我吃飯，我就說謝謝你們，你們先吃。我已經好久沒做菜了，鍋啊灶啊，不好找別人借。以前是在後廚，用老板的鍋和灶自己做了自己吃。
我喜歡唱歌，沒事唱兩句。我朋友總說：“老七，你可以上《星光大道》，要不我幫你打電話，去上麵搞個笑星。”我在家排行老七。我會學雞叫、貓叫、狗叫，因為我小時候跟我三哥一起在農村長大，我學得很像，平時他們聽完以後都很開心。
到上海以後，我一般不叫，為什麽呢？因為有人有高血壓、心髒病，你學那個貓叫狗叫，給別人嚇一跳。
出品人｜楊瑞春 編輯總監｜趙涵漠 責編｜金赫 運營｜劉希晰 王心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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