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急診告急，到底急在哪裏

4月20日，上海浦東新區，一名病人被120救護車送至仁濟東院急診。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李強/攝

 

4月，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東院區的急診科每天要湧進兩三百名病人，有一天僅救護車就開來114輛，是往常的兩倍多。這是仁濟東院急診科沒經曆過的時刻。最多時，門口排隊入院的救護車就有6輛。

在浦東新區的這家三甲醫院裏，急診科的固定床位早已滿員，大廳睡滿了病人。新病人到來，護士用記號筆在紙板上寫一個數字，掛在輸液架上，就新增一張臨時床位。4月初，護士們花時間畫出急診床位圖——化驗室門口睡了72、80、90號病人，搶救室後走廊睡了76、70、97號病人。

4月21日那天，新來的病人拿到的號碼是351號，但床位圖已經沒時間畫了，由於新冠“陽性病人”的陸續出現，其他病人四處挪動，護士找病人也成了新難題。她們有時急得“大吼大叫”，在急診室內外到處尋找。

30餘名急診科醫生、165名護士，以及30餘名從其他科室臨時調來的醫生，極力支撐著這個已經處於“超飽和狀態”的急診科。幹完一天工作，醫護有時苦惱，明天再來病人，應該怎麽“塞”？更何況，病人們多數是“在家扛到沒法再拖”，不得已才來醫院，病情近乎危重，不能不救。

撐著的急診科醫護人員

4月16日，上海浦東新區，一名脊柱外科醫生在仁濟東院急診入口值班。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李強/攝

急診科副主任醫師熊劍飛已經忙到沒空去記住任何一個病人的臉。

他形容，以往接診，看完一個病人，寫好醫囑，再接著看下一個病人。但現在，病人實在太多了，一個接著一個，等他一股腦全看完，準備坐下來寫醫囑時，又會聽到叫聲，“這個又氣喘了，醫生！”“醫生，胸痛！”

有一天中午，急診科來了一位胸痛病人。他輾轉多家醫院，跑了3個小時，才被仁濟東院急診科接收。剛準備做檢查時，病人心跳突然停了。熊劍飛穿著笨重的防護服，為患者做心肺複蘇按壓近一個小時，但沒能救回來。

同一時間，隔壁床又來了一個大麵積心梗的病人，意識模糊，心律失常。熊劍飛剛搶救了一個病人，又轉到隔壁床為病人做心肺複蘇。

結束時，熊劍飛看了一眼表，晚上八點半，早已過了他的下班時間，防護服裏的衣服濕透了。他清楚記得，那天夜裏風有點涼，他沒能從死神手裏搶回這兩個病人。

護士曹燕有時感覺，快要淹沒在病人和家屬的招呼聲裏。急診大廳裏那些臨時設置的床位沒有床頭鈴，隻能依靠病人家屬呼叫護士。她經常正忙著，同時能聽到來自不同方位的病床的呼叫聲。

病人多的時候，有醫生著急得都要哭了，“沒有那麽多雙手”。有護士說，恨不得有三頭六臂。急診科的工作向來爭分奪秒，很多時候，私家車或救護車剛開到急診樓前，醫護人員就奔過去就地搶救。

一位待在急診科的病人家屬說，她每天聽到醫護人員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快，快，快！”

但穿上防護服，“就像背上一層盔甲”，他們的行動變得遲緩，靈敏度下降，視野與說話也受限，得扯著嗓子喊。有個老年人怕護士聽不見，忍不住湊到跟前，扯下口罩說話。“快戴回去！”周圍人馬上提醒。後來，急診科給護士配備了隨身的麥克風。而原先八小時的一個班，現在幹四個小時就容易累。於是，急診科一個班的時間最短縮至4小時，這也是防護服的最佳使用時限。

此時，救治一位急危重病人，意味著醫護人員要投入數倍的精力。而留守本院的急診醫護力量很難應付數量翻倍的急診病人。

“我們原先一天救護車量是30至40輛，多的時候，會有50多輛。”仁濟醫院東院門急診辦公室主任張斌淵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現在基本上每天八九十輛，厲害的時候要超過100輛。”

張斌淵說，以往，上海病人數量、醫療機構數量和120救護車數量，基本處於緊平衡的狀態。但當越來越多醫院改為定點醫院以後，非定點醫院急診科的壓力陡然變大。如今，他也一下子搞不清楚，在上海，有哪些醫院的急診科還是開著的，是可以接診的。

不少病人向記者反映，當他們呼叫120救護車時，時常被告知，需要排隊等待，有時排到的號是200多，有時排到的是500多。

急診科副主任劉黎發現，“上海發布”（記者注：上海市政府新聞辦公室社交賬號）公布的醫院開診信息，有時是滯後的。她聽到有病人說，根據這個開診信息去某個醫院後，發現醫院正在消殺，無法接診。

一位上海120救護車司機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提過類似的事：運送病人時，他曾遇到醫院上午還開著，下午卻在消殺，隻能跨區往其他醫院轉運。上海醫療急救中心組織了一個專班通過電話了解各醫院收治的情況，但是信息變化快，很多時候他們無法實時跟醫院互聯互通。

據媒體報道，上海全市層麵市級醫院的門急診業務量激增。相比4月初，36家市級醫院的急診量增長了65%。而上海市120急救業務量也大幅增長。

上海市醫療急救中心曾向媒體介紹，120調度指揮中心單日呼入電話數高達9.1萬個，是去年日均來電量的12.3倍，日均派車近5000次，這突破了120業務曆史峰值，處於超負荷運轉狀態。

仁濟東院的醫生們有時懷疑，急救中心的調配係統出了問題，尤其在4月初到4月中旬的半個月裏，他們感覺，浦東新區的救護車似乎隻往仁濟東院的急診科跑。

張斌淵有時還看到配藥的誌願者，拿著裝滿一個小區慢性病人的病例卡的袋子到門診開藥，開完背著滿滿一蛇皮袋藥回去。

這些原本在互聯網醫院、社區醫院就能解決的診療問題，也在擠占這家三甲醫院的醫療資源。張斌淵發現，推行多年的互聯網醫院與分級診療沒能發揮更大的作用。許多腫瘤病人需要打皮下針，可以協調社區醫生上門打針，“這種時候，能不來醫院，最好不來。”

急診團隊很快發現，僅依靠本科室的醫護力量，已經吃不消。新的人手臨時抽調到急診。呼吸科、消化科、心內科、腎內科等專科醫生前來支援，然而麵對急診科的工作，有人哭了。有些護士得靠安眠藥才能入睡，太累，頭痛。

急診科副主任劉黎說，由於疫情，她已經一個月沒能回家，她問孩子，為什麽極少聯係她，是不是不想她？

孩子回答：“我還能和你說什麽，你那麽忙，誰讓你是醫生呢？”

擁擠的急診大廳

4月18日，上海市浦東新區，仁濟東院急診科走廊裏靠牆兩側都擺著病床，隻留下供人行走的小道。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李強/攝

2月26日以來，上海暴發新一輪本土新冠肺炎疫情，截至4月25日，上海累計報告本土感染者已超過50萬例。上海的許多醫院不得不關停，轉為新冠肺炎定點醫院，越來越多的方艙醫院臨時建起來，用於收治新冠肺炎感染者。

因疫情防控需要，仁濟東院急診於3月7日至3月9日8時、3月16日至3月23日8時閉環管理，共計閉環管理9天。自3月23日起至今，仁濟醫院東院急診科就再沒停過。

3月28日，上海市浦東新區開始“封控管理”。醫院接到浦東“封控”的通知是3月27日晚上，正在值班的劉黎挨個給醫生打電話，把家在浦西的連夜叫到醫院來。“封了，萬一不能從浦西到浦東來上班，怎麽辦？否則明天急診不能正常運轉了。急診是關不了的。”那天晚上，許多醫生拉著行李箱趕到醫院，之後就再也沒回過家。

與此同時，仁濟醫院也抽調許多醫護力量支援新冠肺炎定點醫院、方艙醫院。由於許多醫院轉為“新冠肺炎定點醫院”，大量的非新冠病人無處就醫，一時間成為難題。醫生們眼見著浦東新區的病人們，往仁濟東院急診科湧來。

張斌淵發現，最近來急診的老人多了，慢性病患者也多了，比如癌症病人、血透病人、糖尿病病人，甚至包括肺癌晚期的病人，“很多就是屏（撐）不住送到我們急診來的”。

急診科14床住著一個99歲的老人，在家發燒半個月，進急診科時已經意識昏迷。76床是一位56歲的慢性腎病患者，往常血透的醫院改為“新冠肺炎定點醫院”，他輾轉了3家醫院後，最終在仁濟東院做上了透析，臉上才恢複血色。即便如此，由於血透資源緊張，他每周三次的透析，隻能改為兩次。

“最近，無論是救護車拉來的，還是自己過來的病人，病情都很重。”護士胡秋穎告訴記者，她常聽到很多人跟她講，“我們本來想扛一扛，等到解封再來看（病）。實在是扛不過去了。”

新病人接踵而至。護士曹燕最開始給病人找擔架床當臨時床位，後來找了許多輪椅當“病床”。最後，輪椅也用光了，隻好給病人找張椅子坐。有家屬則自己購買躺椅在一旁陪護，原價100多元的躺椅，被炒到近300元。還有一些獨居老人，一個人孤零零地被救護車送來，護士還得聯係警察，幫忙找家屬。

在急診科，欠費卡最近多了4張。4個欠費的病人，全是獨居老人。一個90多歲的老年癡呆患者被救護車送來，說不清話，連警察也聯係不上家屬，隻能由護士陪著做各項檢查。還有個糖尿病患者，因並發症發作進了ICU，女兒不願意繳費，也不願意陪護，來醫院後大吵大鬧，還順走了周圍病床十幾個充電器。

劉黎說，“社會的縮影其實在這裏。”但他們也遇到過一個住在德州路的病人的兒子，病人可以出院了，但由於浦東新區交通尚未恢複，社區也沒人來接，更打不到車，他走了五公裏路，“背著他老爸回去的”。也有一位病人家屬看到，一個女孩拿著廁所的公用拖把，拖完父親的病床下方，順手也把醫院過道也拖了一遍。

夜晚，急診科燈光不滅。藍色的布屏風把急診大廳分隔成一個個私密的空間。病人家屬用臉盆接水，擦拭身體，把洗的衣服晾在急診室外的樹上。

即便住進急診室，這群病人還麵臨著另一個問題，附近餐館關門，很難買到盒飯。網上最近可以點到外賣，但大多數上了年紀的、不會使用智能手機的病人還是在吃泡麵，有病人家屬花5天時間托朋友籌集來一箱物資，有人餅幹就水。

急診科住得最久的一位病人，在14年前的一場自行車比賽中發生意外，導致高位截癱，脖子以下無法動彈，要靠呼吸機維持生命。多年以來，他的父母都在病床邊照顧。

他的父親在這場疫情中感染了新冠病毒，被送去方艙醫院隔離，母親頂替了父親照顧他的位置，不久母親也“陽”了，相熟的護工也感染了。

這是14年來，他第一次離開父母，第一個晚上他偷偷掉了眼淚。

護士們和同病房的病人家屬擔起照顧他的任務——叫醒、喂飯、打開電腦和眼動儀、清理大便。

急診科的“陽性病人”

4月18日，上海浦東新區，在仁濟東院急診科，一名病人在急診留觀，她白發蒼蒼的母親牽著她的手陪床。她原本接受治療的醫院因疫情停診，家屬把她送到仁濟東院急診接受救治。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李強/攝

在仁濟東院的急診科，C108室，是一個特殊的存在，專為“陽性”危重症患者進行治療。

“即使他是陽性我們也會進行救治”。急診科副主任醫師熊劍飛說，他遇到一位尿毒症患者，已經意識模糊，出現心衰症狀，且急需進行氣管插管，但病人是密接者，家人有“陽性”。他們還是沒猶豫，立即予以緊急插管搶救。後來，病人核酸檢測結果確實呈“陽性”。

盡管這會增加醫護人員的暴露風險，但疫情暴發以來，仁濟醫院急診科有一個原則，“不能因為核酸耽誤病人的病情。”仁濟醫院護理部主任奚慧琴說，“這個是我們的天性。”

護士胡秋穎經常遇到這樣的情況，病人送來時已經心跳停止，她們會就地搶救，來不及考慮病人的核酸檢測結果是陰是陽。她也曾在後半夜，站在急診入口，為深夜就診的患者提供問詢服務。

站在門前，患者最愛問的是，“裏麵有沒有陽性？”胡秋穎會根據當天的實際情況，如實作答。有病人得知“有”後，開始猶豫，也有人會冒著感染的風險繼續就醫，這時胡秋穎會提醒他們做好防護措施。

護士金莉聽到病人講得最多的是，“我的核酸報告是陰性”“我有居委會報告”“我可以看病”。有時，金莉隻是循例問一句，有沒有發燒？病人就馬上掏出健康碼、行程碼。她隻好耐心解釋，隻是登記，即使是陽性，急診科也不會拒接。

起初，有48小時核酸檢測結果的病人，走正常的入院通道。醫院為沒有48小時核酸檢測的病人在急診樓右側設置了“危重症患者緩衝區”，並盡量安置在單人單間的環境下進行救治。在確定某位病人是陽性後，會對其停留接觸過的地方進行徹底消殺。

但到了4月中旬，緩衝區已經起不上緩衝的作用。劉黎察覺到，來急診科就診的病人中，“陽性”越來越多。在緩衝區等待核酸報告結果的病人裏，有時混雜著“陰”與“陽”。醫院每天都會給病人進行核酸檢測，但此前最多時，急診科一天查出三四十個陽性病人。

醫務處每天都要聯係方艙或者新冠肺炎定點醫院，把陽性病人轉走。但很快新的問題又出現，方艙醫院接收的病人以輕症、無症狀感染者為主，不接收有基礎疾病的病人，而許多定點醫院床位爆滿。4月19日，一位在醫院住了4天的尿毒症患者“陽了”，4月21日晚，病人才被轉運至定點醫院接受治療。

“我們不怕接診陽性病人，就怕陽性病人轉不走。”劉黎告訴記者，那些滯留在急診科的陽性病人會增加醫護人員和其他病人的暴露風險。

急診室內，患者家屬也表現出對於陽性病人的恐懼，有人穿著“二級防護”進入醫院，被誤認為是醫護人員，有人穿著雨披、雨鞋、雨衣入院，口罩戴了雙層，有人連防毒麵罩也用上了。為了透透氣，一些病人跑到外麵，露天輸液。

每天到下午，出核酸檢測結果的時候，是急診科醫護人員最緊張的時刻。“開獎了，開獎了！”護士會互相半開玩笑地說道，隻有結果是陰性，他們才會離開醫院，回到住處休息。

張斌淵告訴記者，“醫務人員的防護沒什麽問題”，但可能是初期在院外感染，“醫務人員也是社會的一部分”，也可能是在極度疲勞狀態下院內感染。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急診科醫護的“非戰鬥減員”。

盡管如此，在有同事感染的情況下，那些作為密切接觸者的醫生們，選擇穿著防護服繼續戰鬥。後來，那些封控在家的醫護人員，隻要家中沒有“陽性”也被召回，經在院隔離觀察後返回崗位。醫院在員工管理上開始變得“不講人情”。奚慧琴說，“不管你家裏有老有小，不能再流動了，全部在（醫院）這裏。吃飯間隔兩米，吃完就走。”

最近，奚慧琴聽到了一個好消息，早期在社區感染新冠肺炎的其他科室醫護人員，已經有人重新回到醫院上班了。

積壓在急診科的病人

4月18日，上海浦東新區，仁濟東院急診科一樓電梯口，一位患有免疫係統疾病的病人靠輸液維持，等待更專業的治療。病人家屬告訴記者，病人血小板最低時達到個位數，由於原本想轉去的醫院轉為新冠肺炎定點醫院，病人隻好在急診室維持治療，以免出現突發狀況來不及搶救。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李強/攝

在急診科工作了15年的護士金莉明顯感覺到，因各小區封閉管理，出車禍進急診的人少了，被送來的醉酒者少了、打架鬥毆受傷的人也少了。進入急診室的，多是瀕危或危重的“一二類病人”，急症、非急症病的“三四類病人”少了。

一些原本不常出現在急診科的病人，如今正在急診科等待著診療。

劉黎告訴記者，她遇到過一位心髒病病人，起初隻是心絞痛、胸悶，由於封控管理，一直沒能到醫院看，“等到實在屏（撐）不住來看已經大麵積心梗。”

許多人都在“屏”。

熊劍飛最近發現，來急診科的糖尿病病人，有兩個極端。“一個血糖很高，一個血糖很低。”前者是封控後，病人斷藥後一時間配不到藥，停藥多天後，血糖升高；後者是藥沒停，但食物短缺，吃的少了，血糖降低。還有一位女患者，因為買不到蔬菜，連吃了兩頓肉，“進食油膩，胰腺炎發作”。

急診科一樓電梯廳的牆邊，住著一對年輕的夫妻，女人無力地躺在躺椅上。男人告訴記者，他的妻子患有免疫係統疾病，最糟糕的時候，妻子的血小板低至個位數。正常情況下，他們可以轉移到仁濟南院，在那裏得到更專業的醫生的會診，但仁濟南院如今轉為新冠肺炎定點醫院。他的妻子隻好在仁濟東院的急診待著，以免出現突發出血感染狀況，來不及搶救。但長期待在急診室，他們存在感染新冠肺炎的可能性。

“我相信上海不止我們家有這個情況。”男人說。

“真正的重病人都在我們這邊，需要搶救的，需要及時救治的。所以我們的壓力可能更大。”張斌淵說，方艙醫院麵對的病人數量多，人群龐雜，“可能疏導，服務方麵的工作多一些。”

還有許多事情，是急診科解決不了的。

讓劉黎印象深刻的是一位老先生，當他可以出院時，女兒也不希望他回家，因為家裏有小孩，擔心老人把病毒帶回來。那時，這位老人的核酸檢測結果一直是陰性，但他隻好一直住在急診科裏，“直到4月10日轉‘陽’了”。另一對早已康複的老夫妻原先住在養老院，但養老院封閉管理，他們也回不去。

那些已經康複卻因各種原因滯留急診科的病人，成了醫生的心結。劉黎曾寄希望於二級醫院、社區醫院能接收一些康複的病人，但大多下級醫院認為病人風險較高，無法接收。“進來的多，出去的少。”劉黎說，這就造成急診病人積壓在急診室，而新的病人被120急救車送來很可能沒有床睡，除非120把救護車上的床留在這裏。

4月12日，急診科醫護人員收到了急診病房11床的來信。11床住著一位71歲的老先生，陪伴他的是同齡的老伴，兩人年輕時去安徽當知青，而後生活在上海。

老太太在信裏表達了對“奧密克戎”的恐懼：看著急診科的病房昨天轉走一隻“羊”，今天又轉走一隻“羊”，不知道哪天輪到她要被“牽走”。

於是，她和老先生商量決定，“無論我們夫妻雙方有一方變‘羊’，能不能關在一起，我們永遠不分開”。並且，為了感謝醫護人員的照顧，兩人決定把遺體捐獻給醫院，“如果這事辦妥了，我也不害怕了，隨時隨地做好準備。”

劉黎看到這封信，哭了一場，但她知道，按照防疫規定，這個“‘陰’‘陽’不分離”的訴求很難實現——“如果轉定點醫院和方艙，隻能陽性病人去”。

奧密克戎始終沒有打擾這對恩愛的夫妻。但4月23日晚上快10點的時候，老先生因基礎疾病，走了，“走得很平靜”。病區醫生聯係了紅十字會，對方回複：疫情期間暫不辦理遺體捐獻。

急診科的大夫都沒預想到，這場仗會持續到現在。張斌淵時常看到，那些從病區脫掉防護服走出來的醫生、護士，“身上都濕透了”“大家還是咬著牙，硬頂著”。

“大家還在堅持。沒人說不想幹了，或者逃避。”劉黎說，有的醫護孩子還很小，甚至剛剛斷奶，有的孩子跟媽媽視頻時，在手機那頭哭著找媽媽，媽媽也在電話這頭哭。急診病房護士長的兒子今年夏天參加中考，但她現在完全顧不上孩子的學習。

如今，他們一邊等待著這非常時期的急診室回歸日常，一邊日複一日地在那24小時不滅燈的急診室奔命。

醫院裏曾十分紅火的咖啡館已經關門許久，但大家偶爾還能聽到從醫院門診樓傳來的鋼琴聲。4月的一天傍晚，一名穿著白大褂的醫務人員在此彈了一曲《River
Flows In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