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中國內地在麵對新冠病毒時，保持了幾乎零死亡的記錄。
但4月17日開始，上海有死亡病例，3人；
4月21日，新增死亡11人；
4月23日，新增死亡39人；
4月26日，新增死亡48人。
至此，上海本輪疫情累積的新冠死亡人數已達到了238人。
截至4月26日24時，上海市在定點醫療機構接受治療的重型患者也已達到了244例。
而且，多位專家向八點健聞表示：上海當下危重症和死亡人數規模還將持續一段時間。
每日新增感染人數已從高峰開始回落至2萬以下，然而，危重症與死亡人數卻開始了不斷地攀升，這是本輪新冠疫情帶來的最為嚴酷的挑戰。去年底到今年年初的歐美、新加坡、日韓，乃至中國香港，疫情海嘯中都曾遇到過死亡高峰滯後於感染高峰的情況。
人口老齡化嚴重，老齡人口的疫苗接種率不高，所有的因素幾乎都指向了上海正在麵對的重症高峰。在這個重症高峰中，緊急擴容的ICU，各地馳援的重症醫護力量，種種跡象表明，即便輕症居多的奧密克戎，在中國巨大的人口基數下，重症醫療力量所受的挑戰仍然不容忽視，而一旦發生了醫療資源短缺，即將麵臨的便可能是飆升的死亡。
重症高峰中的上海，從一定意義上，為中國提供了一個可供觀察的窗口。我們采訪了國內國外的相關流行病學、重症醫學專家，希望從中探究：中國的重症診療力量，能否有效應對傳播力極強的奧密克戎所掀起的重症高峰？大規模人群遭遇奧密克戎時，我們該如何提升重症的應對能力，盡量降低死亡率？
毫不意外的死亡高峰
感染高峰過去，危重和死亡卻開始大規模出現，專業人士看來，這種情況並不意外。
深圳國家感染性疾病臨床醫學研究中心、深圳市第三人民醫院院長盧洪洲告訴八點健聞，在感染新冠之後，絕大部分患者5~7天內可以康複，而大約8%左右的患者會開始出現肺炎。這8%的群體中，如果患者本身存在基礎疾病，屬於老年、肥胖、免疫缺陷、腫瘤等脆弱人群，症狀很可能會加重，出現器官損傷、呼吸衰竭，發展為危重症，需要氣管插管、ECMO（體外膜肺氧合，俗稱人工肺）等器械輔助呼吸。
“對上述人群而言，病情在第二周開始往往會急劇惡化，如果監護不足，心髒、大腦、胰腺、肝髒、腎髒等器官因缺氧而衰竭，此時再上呼吸機已經來不及了。”盧洪洲說。
除了病程發展，也有病毒傳播規律的原因，有傳染病學專家向八點健聞表示，隨著感染人數增加，病毒從最初的社交活動頻繁的人群會傳播到更多的老年人，而症狀惡化需要一定的時間，因此雖然每日感染人數下降，死亡人數卻會上升。
從此前中國香港、新加坡與日本對抗奧密克戎的經驗來看，新冠死亡人數的峰值同樣總是滯後於感染峰值。
在南開大學4月13日發布的預測結果中亦能看出，危重症床位的峰值將在普通型患者峰值出現4天後達到。
4月17日，上海首次報告了本輪疫情以來的3名死亡患者，自此後，上海每日都會出現死亡患者，並呈現逐日遞增的趨勢。特別是4月25日和26日兩天，死亡人數更是日增50以上。
雖然26日通報過一例33歲的新冠死亡患者，在官方公布的死亡信息中，總體上，死亡患者以老人居多，死亡平均年齡最低的一日也有77.5歲，而在近期死亡人數最多的24日和25日，其死亡平均年齡分別為84.2歲和83.1歲，且這些死亡患者中，疫苗接種率比較低。
官方的通報中，這些新冠死亡病例的死亡均被描述為：“直接原因均為基礎疾病”，上海申康醫院發展中心主任王興鵬在發布會上曾解釋，這些基礎疾病包括：心腦血管疾病、腎髒疾病、代謝性疾病、呼吸係統疾病、神經係統疾病和惡性腫瘤等。但什麽樣的基礎病死亡會被計入新冠死亡，這一基本的定義問題，目前並沒有來自權威機構的明確解釋。
考慮到上海市封控造成的傳播鏈延長到老人、次生災害、75歲以上人群過低的的疫苗接種率，病毒學專家常榮山推測，上海將於4月底迎來重症及病亡高峰，每日的重症在院人數最高將達到300~450人，隨後開始減退，此輪疫情的總病亡人數也將可能在550-650人之間。
死亡率持續攀升，上海的重症資源能托得住嗎？
在老齡化嚴重、老年人疫苗接種嚴重不足的態勢下，多位專家向八點健聞表示，上海當下危重症和死亡人數規模或將持續一段時間。上海能否扛得與日俱增的危重症患者？
至少在近期的新聞中，上海危重症醫療資源的緊張已初露端倪。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重症醫學科主任皋源25日在微信公眾號“海上柳葉刀”發文表示，自己所在的仁濟南院於本月7日轉為定點醫院，起初並未設置ICU。但隨著重症患者急劇增加，醫院緊急設立了ICU，床位數也從最初的12張增加至36張。
上海某三甲醫院的呼吸重症科醫生則告訴八點健聞，自己所在病房近期收治的新冠患者多為九十歲以上的老年人，床位緊張。由於普通病房缺少插管和有創的條件，危重患者需要轉運至上級醫院。
而麵對這種情況，上海正在采取各種方式緊急擴容重症床位。據“微觀二建”公眾號消息，上海最大的新國博方艙趕建出一個8組搶救室，160個危重病床和2000個重症患者床位。
然而，一位知名三甲醫院的ICU主任向八點健聞強調，對於重症資源來說，病床和硬件的擴容相對容易，難點在於醫護人員的配比。
重症醫學被稱為醫學領域的“特種兵”，“人很難在短期內訓練出來的。”在近期的一次內部會議中，一位傳染病專家曾指出，設備容易買，培養一個ICU醫生卻要5年。
在另一位ICU主任向八點健聞描述的日常情況中，也曾提到：能夠治療危重症患者的專業醫護人員無法在短期內迅速培養出來，繁重的重症護理造成的醫護感染導致的減員卻很難避免，這在無形中更增添了重症資源的壓力。
“一位重症患者所消耗的醫療資源至少為輕型患者的100倍。”一位上海某資深醫療專家向八點健聞粗略估計。
疫情期間，重症醫療的力量不光需要承擔重症救治的責任，還要靠他們更準確地把早期重症識別出來。
一位曾支援過西安的專家向八點健聞介紹，國家層麵主要派專門治療重症的專家，有新冠經驗的人，比如，如何識別可能轉為重症的人群，重點留意管理，“有些歲數大的，一開始來肯定沒啥事，過上五六天加重了，等到加重後再去處理就晚了”。
而一旦這些有經驗的重症專家或是有相應設備的重症病床發生短缺，直接的影響，便是死亡率。
2020年8月，《經濟與管理研究》期刊上發表了一篇複盤湖北省新冠疫情死亡率的論文。研究者從地市級層麵入手，嚐試回答是否醫療衛生資源越好就越能降低疫情死亡率。
兩年前新冠暴發伊始，風暴中心的湖北省確診及死亡病例遠高於全國其他省份數據的總和，但醫療衛生資源卻隻有一個省份的配置。以武漢為例，疫情前期的重症患者集中收治在三家定點醫院，但這三家醫院的重症床位僅為110張，遠遠無法滿足需求。
據研究者統計，截至2020年3月4日，湖北省新冠死亡率平均為3.073%，其中武漢市死亡率最高，為4.641%。湖北省確診人員的人均醫院床位數、平均醫護人員數分別為22.808張、29.421人，但在死亡率最高的武漢市，前述兩個指標則分別隻有1.845張、2.565人。
通過對湖北省各地區的確診率、死亡數與各地的醫療資源進行回歸分析，研究人員發現：床位和醫護人員的稀缺是導致湖北省死亡率高的重要原因。
從已有統計數據來看，在床位已開始出現短缺的情況下，確診人員人均床位數大約每增加10張，患者死亡率可降低0.3%；每增加確診人員人均醫護人員10人，可降低疫情死亡率0.24%。
文章也指出，床位和醫護人員存在合理或最優的配置比例，如果僅僅增加床位數，而不相應增加醫護人員，雖然對疫情防控有積極效應，但邊際效應較小。
對於上海醫療資源承壓能力，香港大學病毒學家金冬雁曾表示樂觀。他認為上海醫療資源充足，未來的上海要合理調配醫療資源，可以參考香港一半醫療資源給新冠，一半給其他疾病的做法。同時加快使用抗病毒藥物，便可以有效預防危重症和死亡。
而本次疫情中，上海確實迅速地調配了來自全國的資源。舉多地之力馳援，這也是中國麵對疫情的一大優勢所在。據《健康時報》報道，曾馳援過武漢的“重症八仙”，目前已有三位專家奔赴上海進行支援。除此外，據悉，全上海360餘名重症醫學專家與外省支援的專家現已組建了9支重症救治團隊，進駐8家市級定點醫院集中治療。
上海如此，全國呢？
對於奧密克戎的特性，學界已經基本形成共識。相比其他曾經的優勢毒株，奧密克戎導致的住院率和死亡率顯著降低。
美國西北大學分子病毒學家Ramon
Lorenzo-Redondo曾於柳葉刀發表評論稱，盡管相比德爾塔毒株，奧密克戎毒株導致的住院和死亡的個人風險降低，但這一毒株對公共衛生仍有巨大威脅。由於全球範圍內出現了創紀錄的病例，導致一些國家（如美國）的住院人數創下曆史新高。
本次的上海疫情則進一步證實了，由於奧密克戎的高傳染性，在大基數和高危人群疫苗保護力不足的情況下，重症、危重症和死亡病例的集中出現幾乎不可避免。
上海已經是中國醫療資源最為充足的城市之一，廣大不發達地區的醫療資源，是否能夠扛住可能的疫情爆發？
德國病毒學家陸蒙吉提到，目前德國有21000張重症病房床位，其中的15%可以用於緊急事件，且必要時可擴容。在新冠高峰期，這些病床中大約6000張用於新冠重症，其他還可以用於應對其他重症病人，醫療擠兌尚不嚴重。而目前，新冠的重症病例數已下降到了2100人左右，醫療係統便幾乎可以常規應對了。
然而，這些專家們預估時的前提都是，重症病房日常時冗餘運行，而非飽和運行，而在中國，情況卻並非如此。
2021年，複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曾有團隊發表論文預測過我國醫院衛生資源短期配置情況。文中，作者預估了上海ICU的床位數和使用水平：上海市ICU病床數為1497張，在全國各省市排名中處於中上遊，但床位使用率卻高達95.7%，居於全國之首。此外，上海擁有的呼吸機數預估為1317~1497台，ECMO數為34~69台。
這串數字意味著，雖然上海的危重症資源在全國處於高位，但日常使用率極高。一旦疫情襲來，空閑床位與加速周轉是否能容納更多危重症患者依然存疑，資源短缺的壓力仍然巨大。
一位南方地區醫院的ICU主任告訴八點健聞，即便在沒有疫情的日常時期，中國各地的重症資源本身就在飽和運轉，不存在富餘。而現在新冠疫情之下，一旦感染者過多，發生醫療擠兌，重症資源一定會麵臨巨大壓力。
今年1月，奧密克戎的疫情風暴中，有報道提到美國的ICU病床占用超過80%，其中，新冠患者占用的床位超30%，更有數個州，空餘的ICU已不足10%，加上出院入院床位準備的時間，醫院的重症部門已幾乎在崩潰邊緣。
而根據前述複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論文預估，2021年上海每10萬常住人口預計擁有5.99張綜合ICU床位。相較而言，美國的ICU床位數平均水平為34.7張/10萬人，幾乎有上海的5倍還多。
另一個嚴峻的問題在於，中國各地的ICU床位不僅不足，地區分布還極不平衡。
就在某二線城市疫情期間，一位馳援的傳染病大夫震驚地發現，當地連一支ICU的隊伍都調不出來。
“我們去的時候，一個省會城市，ICU才住進30多個病人就垮了，連30個危重患者都應付不了。”
而在複旦大學的這份研究中顯示，該市所在省份的每10萬常住人口ICU床位數已屬於西北地區中的最優水平。
而因為ICU床位的不足，在印度德爾塔疫情期間，曾有當地媒體報道了一位醫生的兩難選擇：“大多數時候，我們隻會有一張ICU床位空缺，我們必須在30名患者之間做出選擇，挑選一名患者轉到ICU，我們非常清楚知道另外29名患者會在未來一兩天內死去。”
武漢疫情時期，也曾發生過重症患者過多，導致超過武漢ICU床位數的情況。
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馳援武漢醫療總隊領隊朱慶棠曾在發布會上回憶說，醫療隊在協和西院經開區不到24小時，就已經來了30名重症患者，有些缺氧比較嚴重，氧飽和度不到40%，有些已經休克。這些重症患者急需進入ICU接受救治，但是當時ICU床位緊張，患者很可能失去搶救機會。
為了解決這一困境，由朱慶棠等有經驗的危重症專家主導，由醫院和設備廠商合作，迅速在普通病區裏增設ECMO、呼吸機、超聲、血液透析等高端設備，緊急搭建出了具有ICU功能的高級生命支持單元，這才保證了重症患者們可以得到應有的救治。
然而，這一切是建立在隻有一地發生疫情，全國最優秀的重症專家前來馳援的基礎上。而現在看來，如果上海，這種全國醫療資源最好的城市之一，尚且需要多位外地的重症醫學專家馳援，那假如未來又有其他城市遭遇疫情，又或多個城市同時遭遇疫情，我們又該如何麵對重症和危重症患者的救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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