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張照片在網絡上瘋傳。
某個穿著白色防護服的人，得意洋洋地豎起大拇指，炫耀背後畫著的圖案：
一對吐著紅色舌頭的黑白無常分列左右，下麵赫然寫著兩個字：” 抓 羊 “。
觸目驚心。
” 羊 ” 是誰？怎麽抓？誰來抓？
近期各地疫情反撲，隨著感染人數的增多，新增一個陽性病例，意味著同層同樓住戶將接受更頻繁更嚴格的防護措施。
網絡上生活中，人們對新冠病毒患者的稱呼，也逐漸發生了變化：
有不同的網友曬出不同的群聊記錄，越來越多人在討論的言談之間，把這些不幸感染病毒的患者稱之為 ” 羊 “。
甚至，根據年齡和性別特征，細分為 ” 公羊 “、” 母羊 “、” 老羊 “、” 小羊 “。
許多參與防疫誌願工作的，或許本來和我們一樣是再尋常平凡不過的普通人，開始把護送這些陽性患者去隔離或治療的過程，稱之為：趕羊、抓羊。
這個 ” 羊 ” 字，觸碰到了很多人的痛處。
把一個活生生的人，在饑荒年代被比喻成可當做糧食的 ” 兩腳羊 “，那段帶著血淚和慘痛記憶的黑暗曆史，很多人至今還曆曆在目。
如今沒有人為過失，僅僅出於不幸而感染病毒的患者，被某些人帶著戲謔和傲慢的口吻稱之為 ” 羊 ” ……
這個形容很難不讓人心驚。
人的異化：
一個好人是如何變異的？
蘇珊 · 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中認為：” 人們對邪惡的感受被影射到疾病上，而疾病則被影射到世界上。”
這種把人稱為 ” 羊 ” 的行為，不僅是對新冠病毒的汙名化，更是對 ” 人 ” 作為獨立個體的非人化，和惡性歧視。
無論這種調侃，到底是源自於某些人自詡獲得權力後，因小人得誌的心態壓抑不住，從而暴露的傲慢；還是源於無心之失，湊熱鬧一樣的跟風。
先說前者，人的異化。
蟬主想起了在《黑鏡》第三季中有一集，就講述了這樣一個把人 ” 非人化 ” 的故事。
斯崔普，一個普通的新手戰士，接受訓練後第一次參與到對怪物 ” 蟑螂 ” 的圍捕行動中。
被用害蟲 ” 蟑螂 ”
命名的，是一種人形卻長著扭曲麵容和獠牙，會發出奇怪嘶吼聲的怪物。他們被認定身上感染了病毒，如若不斬草除根，就會汙染人類基因庫。
斯崔普一行人追蹤到一戶竟敢藏匿 ” 蟑螂 ” 的平民家裏，逼問他怪物的下落。
平民一言不發，拒絕開口。
幾個戰士翻箱倒櫃，終於在密室裏發現了怪物的蹤跡。他們帶著一點替天行道的爽感，殲滅了 ” 一窩蟑螂 “。
但在搏鬥中，斯崔普的人工智能係統被破壞，意外發現原來這些 ” 蟑螂 ”
都長著和他們人類一樣的臉，那些所謂的嘶吼也隻是和常人一樣的尖叫，呼喊和求饒。
而他的同伴對此恍然不覺，仍然毫無心理負擔地對其餘 ” 蟑螂 ” 繼續進行圍剿。
係統出現 bug 的斯崔普，因為拒絕再參與行動，接受了係統設計者的私聊。
原來，為了防止他們對同類產生 ” 槍口抬高一寸 ” 的悲憫，所以隻能使用外力來把人異化：
” 你可能沒有勇氣傷害一個人，但拍死一隻蟑螂，總不會有心理壓力吧？”
害蟲蟑螂也好，被感染了病毒的公羊 / 母羊也罷。
當 ” 人 ”
的特質被弱化甚至被去人性化，而自己又能被掩藏在一個被抹去了個人特征，或者宏大敘事的套子裏的時候，當事人會做出太多以正義之名的齷齪事，卻毫無罪惡感。
比如打著愛國旗號打砸日產車車主的暴徒；比如互聯網上頂著匿名 ID
的鍵盤俠；比如平時無人問津，偶然得到權力就變得趾高氣揚，頤指氣使的基層。
這就是所謂的 ” 路西法效應 “。
在經典著作《路西法效應 : 好人是如何變成惡魔的》中，記載了世界曆史上最真實又殘酷的的真人實驗：
科學家挑選一群品學兼優且溫文善良的學生，讓他們分別扮演獄卒和犯人兩種角色。
僅僅 6 天時間，扮演獄卒的學生在新的身份和製服下性情大變；扮演犯人的學生麵臨身體和精神的雙重崩潰——實驗被迫提前喊停。
但也足以證明：人的異化無關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和原本天性的優劣。
人性複雜經不起窺探，所以，不要主動凝望深淵。
無知的惡：
一場雪崩是無數雪花的共謀。
當然，之所以創造出 ” 陽性病人 = 羊 ”
的調侃，有人隻是無知無覺，把這當成創新性的玩笑調侃。如同曾經出現過的各種各樣比喻：
比如把火神山施工現場的挖機，親昵地喊作 ” 小黃 “、” 小藍 “；比如把救死扶傷的醫護人員喊作 ” 大白
“；比如要為武漢抗疫聲援，會喊作 ” 熱幹麵，加油！”
一邊用看似萌萌噠很可愛的疊詞和擬人昵稱，消解了嚴肅的童稚化詞匯；
一邊用罵人很 ” 狗 “，病人是 ” 羊 ” 的汙名化詞語對人進行羞辱。
把 ” 人 ” 非人化，把 ” 物 ”
擬人化的網絡用語，暴露了一種現象：我們不願意也沒能力去看見一個具體真實的人，隻沉浸在短平快的善惡對立思維裏。
另一些人覺得自己隻不過是人雲亦雲地跟風，甚至這樣反駁：” 他們都能說，怎麽我就不行？”
然而，惡言和惡行給人造成的傷害，不會因為無知 / 無意就減輕分毫。
電影《朗讀者》，講述了二戰德國的一場人為意外。
漢娜是一個不識讀寫，但性格坦率剛直，對工作盡忠職守的好雇員。因沒有正確善惡觀，她僅僅為了找一份工作而加入黨衛軍，成為納粹集中營的看守。
她的工作內容就是：
盯緊集中營裏被關押的猶太人，定期把人滿為患的集中營 ” 騰出空位 “，以關押新來的人犯。
怎麽個 ” 騰空 ” 法？
大家都懂。
漢娜作為一個不曾受過正式教育的文盲，在戰爭日複一日的殺戮中引發心盲。
某一次執行任務，漢娜聽從安排把將近 300
個猶太人關押在一個教堂裏，炮彈的轟炸導致失火。漢娜明知道教堂著火，卻沒有給教堂內哭喊求救的猶太人打開門。
漢娜是純粹的惡人嗎？
並不。
她原本是一個有著基本憐憫心和自尊心的普通婦人，最後卻成為戰爭武器上的一顆螺絲釘。
看守和押送是她的工作，所以她分毫不差地執行到位；
開門和放生不是她的職責，所以她在無知中參與了一場滔天的罪惡。
主動作惡與被動作惡是有差別的，當明明能夠把槍口抬高一寸，成全他人的時候，卻不經思考，盲目而麻木地扣動扳機——
這就源自於共情能力，和思考能力的雙重缺失。
因為無知而心盲，因為心盲而推倒 ” 邪惡 ” 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
在二戰的浩劫裏，漢娜不是唯一的幫凶。雪崩的時候每一片雪花都覺得自己無辜，但每一場雪崩實際上都是無數雪花的共謀。
長堤毀於蟻穴，所以，防患於未然勝過事後再補救。
語言是思維的工具，語言的使用會潛移默化改變對一件事物的觀念，而對一個人，一種疾病的命名，則彰顯了一個群體對弱者，不幸者，少數群體的態度。
全網 ” 抓羊 ” 的調侃和段子，讓新冠患者心寒，也讓其他麵臨風險的密接者齒冷。
這和 2019 年武漢疫情後，外國媒體把新冠病毒直接汙名化為 ” 中國病毒
“，引發外國人對全體華裔的排斥和歧視，有什麽不一樣呢？
唯一的不同的大概在於：
那一次的攻擊由 ” 外人 ” 發起，而這一次的刀子，由 ” 自己人 ” 親手刺入。
在類似的場景下，在不合理法製框架下導致的人的異化，需要另一種法製去權衡製約；而那些因為無知引發的罪惡，則需要倫理道德的普及和教化。
把新冠患者笑稱為 ” 羊 “，這一點兒也不好笑，更是一張後疫情時代無恥的遮羞布，需要所有人的警惕和自省。
即便這種每天 ” 吾日三省吾身 ” 的話語，在無病無災的人麵前聽起來多餘又偽善，但——
疾病或是任何一種天災人禍，從來都是隨機分配，誰能確保自己這一生安樂無憂，不會淪落到被歧視，被哂笑，被尖酸刻薄針鋒相對的地步？
從前我們說：”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如今我們也能這樣講：
對任何一個患者和少數群體的尊重，本質上都是對自己的尊重。
這種尊重不是施舍，是對自己和同類 ” 生而為人 ” 的體麵和尊嚴的捍衛。
捍衛自己的體麵和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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