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二代對“六四”完全無感 “這是最大的悲哀”

參與89民運一直是蕭旭最珍貴的記憶，但當他和兒子提起這段回憶，在中國出生成長的兒子卻表示“完全無感”。“譚嗣同[臨刑前]他太太跟他講，你都要被殺頭了，我們還沒有孩子”，“我特別心痛的就是，我有了孩子，但我的孩子是在中國受的教育，也是被他們洗腦，這是最大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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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C中文 (@ABCChinese)
June 3, 2022
2019年，蕭旭懷揣著過去30年間心裏深藏的秘密來到美國。他說這個秘密不僅是“一代人的記憶”，“也是一些物證”。

“他們[家裏人]根本就不知道這件東西的存在……我把它當成最寶貝的東西，30年沒拆封。”

時隔30年，2019年6月4日，在距離中國大陸數萬公裏的美國加州的自由雕塑公園裏，蕭先生終於再次升起這麵紅色旗幟。

“六四”30周年之際，親曆者蕭旭帶著當初在遊行示威中使用的旗幟來到美國的自由雕塑公園參加紀念活動。(Supplied)這麵印有“東南大學自治會”的旗幟誕生於1989年學運熱潮中，那年4月，以悼念胡耀邦為導火線的學生運動在北京發起，很快便席卷全中國。

正在東南大學讀大四的蕭旭也加入了南京各高校聲援北京的抗議中。為了在遊行隊伍中標記自己學校，蕭先生和幾個同學在學校附近找了家文印店做了這麵旗幟。

他說當時並沒有刻意地設計，
“旗幟上的字都是用尺子畫出來的”。然而這麵“製作水平比較粗糙”的旗幟在此後無數個日夜中成了蕭先生“對信仰的一種寄托”。

在“六四”大屠殺發生後的數年間，蕭先生多次因為自己“六四”親曆者的身份受到中國政府的審查，在被問及是否保留任何“六四”相關物品時他都矢口否認。

“[這麵旗幟]不光是對我一個人，組織者和參與者，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意味著我們這一代人對於中國的民主、自由這方麵的追求，”蕭先生告訴ABC中文。

時隔33年後的今天，回憶起當初，蕭先生仍堅定不移地認為自己的人生是“很幸運的”。

“我們上街非常激烈地表達過。能夠有表達的自由，這本身就是人生非常難得的一種曆煉。

“我可以上街去說話，我可以在學生和市民的群體裏麵拿上一個木箱子就可以去演講，這種感覺太好了。”
 
“這是最大的悲哀”
這段被蕭先生稱為“80年代小陽春”的自由時光以悲劇結束。6月4日淩晨，在中國政府的命令下，天安門廣場發生血腥鎮壓，具體傷亡人數至今仍是個謎。“六四”也被中國政府從最初定性為“動亂”改為“暴亂”，再改為“政治風波”。

中國共產黨一直試圖把這段曆史從教科書中抹去，嚴密的審查製度和噤若寒蟬的媒體導致生活在網絡防火牆內的中國年輕一代對“六四”事件知之甚少。

蕭先生曾試圖把自己這段“六四”經曆和兒子分享，“我希望他們要知道有這麽一件事情，這件事情的真相是怎麽樣子的，這些是後人需要了解的。”

但在中國出生成長的兒子卻表示自己對此“完全無感”，這讓蕭先生很痛心。為了家人們的安全，他並不敢和兒子提及太多。

他把自己的情況和中國曆史上為革命獻身的譚嗣同類比。

“譚嗣同[臨刑前]他太太跟他講，你都要被殺頭了，我們還沒有孩子，譚嗣同就說，這個世界多一個孩子，不就是多一個奴隸了？

“我特別心痛的就是，我有了孩子，但我的孩子是在中國受的教育，也是被他們洗腦，這是最大的悲哀。”
 
“孩子完全知道”

邱先生於2009年全家移民到美國，他的兒子在這裏開始深入了解那段大陸禁止的曆史。(Supplied)同樣是“89一代”，山姆·邱（音，Sam
Chui）的情況則和蕭旭截然相反。他的兒子不僅“完全知道”邱先生的“六四”經曆，還被父親寄予了繼承“六四”精神的期望。

邱先生曾是天安門廣場上抗議示威的學生之一，他認為“六四隻是整個中國現代史上若幹個追求社會進步和民主運動中的一個關鍵節點事件”。

兒子12歲那年，邱先生全家移民美國。隨後，邱先生詳細和兒子介紹了1989年的學生運動。

“他既然已經來到自由的社會，知道真相沒有危險，反而有助於思想的成熟，”邱先生告訴ABC中文。

邱先生說，隨著“89一代”們漸漸老去，“89二代”們有責任傳承祖輩們的接力棒。他說，自己讓兒子知情和參與其中是“正確的做法”。

“我們這代人年齡已經大了，可能能對社會做的貢獻也不會太多了。我們能做到的就是把這種民主、思想獨立的意識盡可能地傳播開，對國內在追求這種知識的年輕人要盡可能地給予幫助。

“隻要我們不讓這個文明之火在我們自己的手上熄滅掉，中國總是有希望存在。”
 
中國00後：“天安門事件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

八歲那年，2000年出生的史蒂芬·陳（音，Steven
Chen）在一次家庭聚會上從大人們的交談中聽到了“六四事件”，隻言片語中他聽到1989年的天安門附近曾“有坦克戰車碾過學生的屍體”。

作為北京人，他說自己“很震驚”。

“天安門在我印象中一直以來都是很肅穆莊嚴的地方……你很難把這兩種場景放在一起聯想。”

“我當時甚至有那麽一個瞬間，我以為是家裏人喝酒喝多了，跟我說的東西很誇張，有戲劇成分，”他告訴ABC中文。

後來，他問父親為什麽不像別的同學父母一樣，經常帶孩子去天安門廣場。父親給他看了一段視頻，也就是那時，他第一次看到了那張著名的“坦克人”照片。

他開始上網搜索“天安門廣場事件”或“8964事件”，但出現的隻有“空空如也”的搜索頁麵。而這種空白激發了他想要看看防火牆外世界的想法。

15歲那年，他沒和父母商量，就選擇了來澳大利亞讀書。

“天安門事件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我想走出這片楚門的世界，邁出思想中的柏林牆。”

陳同學說自己印象最深的“六四”畫麵不是血腥衝突的場景，也不是“坦克人”照片，而是一個騎著自行車的北京青年告訴一名西方記者，自己正在前往天安門廣場，因為“It’s
my duty（這是我的責任）”。

“他就像是去參加一場聚會一樣，是一種很輕鬆的神態，充滿了笑容。

“我從他的這縷笑容身上，看到了中國青年的希望。”

陳同學說，如果自己生活在那個年代，也一定會參加這場民主運動。

“我很欣賞這樣一群學生，他們可以選擇安安靜靜在大學裏麵讀書，過著很多人當時羨慕的穩定生活。但他們卻選擇了冒著這麽一個風險去實現一個不一定馬上會收到回報的目標。”

 
為什麽要回顧曆史？

2018年，一名兒童在悉尼海港以坦克人形象悼念“六四”。(Supplied)對於像蕭先生兒子一樣對六四“完全無感”的中國年輕一代，陳同學說自己並不會去“指責”他們。他認為年輕人“冷漠”的原因之一是因為六四民運和他們的現實利益並沒有任何關聯。

“如果他們關注一些和他們現實生活很相關的，比如GRE、考研、實習等信息，可能會讓他們未來幾年的工作能拿到更高的薪水。

“但他們知道一個學運運動，又不能在給公司投簡曆的時候寫上‘我了解一場學運運動’，這個對他的現實世界是不增值的。”

陳同學說自己也不會主動去傳播“六四”相關信息，因為哪怕年輕人們知道了這件事，也做不了任何改變。

“他們沒有辦法為當時六四死難者正名，也沒有辦法去參加任何紀念儀式，甚至在微信上打字，都要使用拚音和縮寫為了躲避AI算法的檢測。

“他們知道後反而會對他們生活的社會更多一分失望，”他說。

但《重返天安門》（該書在中國大陸被禁）一書的作者林慕蓮（Louisa
Lim）卻表示，任何一個國家的公民都應有權知道自己國家的曆史。

“我認為中國的年輕一代足夠成熟，他們有權知道1989年到底發生了什麽，從而對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當時的行為作出自己的判斷，”她告訴ABC中文。

此前，林慕蓮曾和數名“六四”民運學生領袖、“天安門母親”（六四遇難者家屬）、以及對“六四”感興趣的中國大陸學生交談，並多次在澳大利亞、美國、德國、英國等國家的大學和來自中國的學子們提及這段在大陸被禁止談論的曆史。

林慕蓮在《重返天安門》裏寫道，2018年6月，她在澳大利亞一所大學給中國學生講述天安門事件時，一位中國女學生提問：“為什麽我們要回顧這段曆史呢？為什麽你認為了解這段曆史對當今、現下的中國，特別是我們這一代年輕人有幫助呢？”

“他們[中國學生]深信，[中國]政府的決策都是正確無誤的，任何偏離這一基準的行為都是魯莽的，甚至是危險的，”林慕蓮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