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時代的留學生,被打碎與被重建的生活

疫情第三年，麵對全球起伏不定的疫情形勢，也許沒有一個群體像留學生那樣，如此深刻地感到個體命運與環境緊密相聯。他們需要麵對高昂的回國成本、變動的出入境政策、封閉的社交以及激烈的就業競爭，學業、工作、感情都不再由自己掌握。

香港中文大學的顧涵為了回家，在酒店隔離了21天，做了50多次核酸；荷蘭留學生徐晨和異國男友兩年多沒能相見，因此分手；烏克蘭留學生王楠楠回國後，夢裏依然充滿槍炮聲、炸彈聲和街頭燃燒的戰火。“雲留學”成為疫情時代特有的留學方式。多倫多大學的閆新月回國後，需要克服12個小時的時差上網課；日本留學生鹿璐在國內線上讀完了研究生，就業時她隻覺得前方一片迷茫。

留學生群體原本是一群開放、渴望變動、對未知好奇的年輕人。我們和十幾位留學生聊了聊，這幾年，他們是如何度過的？疫情怎樣改變了他們，重塑了他們的世界觀和生活方式？無論被動還是主動，他們都在尋求一種嶄新的、與疫情共處的方式。某種意義上，疫情也在塑造新一代的年輕人。

走還是留？

顧涵是香港中文大學的學生，她在上海隔離超過15天了。那是今年3月，她站在酒店窗口，麵前是一扇隻能推開15厘米距離的窗戶，紗窗焊死，頭沒辦法伸出去。窗戶外麵焊有鐵欄杆。對麵的窗台上有一群關在籠子裏的鴿子，她看著鴿子，鴿子也看看她，她想，這樣的人生跟鴿子相比，沒有任何區別。

順著隔離酒店的窗戶望出去是上海九院，顧涵每天都會聽到馬路上救護車呼嘯而過，運送新冠患者。她焦慮得睡不著覺，好不容易睡了兩個小時，“邦邦邦”，敲門聲響起，核酸檢測員來了。核酸一天做兩次，為了回家，她做了50多次核酸。

3月17日，隔離終於結束，顧涵拿著解封通知單，想坐火車回家，係統故障，健康碼沒有轉綠，她沒辦法買票。那時，上海正處於區域靜態化管理，確診病例和無症狀感染者達260例，正常酒店隻接待“綠碼”人群，集中隔離酒店才能接待“黃碼”，一個已經解除隔離的“黃碼”要去哪裏？

她不知道，隻能拉著箱子，漫無目的地走到上海街頭。驟降大雨，最後是一家酒店的前台收留了她。

顧涵是香港疫情爆發後，被迫離開的留學生中的一員。今年，顧涵大學畢業，原本去年畢業的她選擇延畢一年。2020年武漢疫情時，還在上大三的她被封閉在內地，上了兩年多網課。今年2月初，顧涵到達深圳，在那兒隔離了七天，回到香港，準備度過畢業季。回去不到一周，香港疫情開始嚴重。起初，大家堅定地說，不走，這學期一定要在學校待完。後來，學校出現了一例確診，食堂不能堂食，學生們又開始籌劃買回內地的機票。

2月底，香港本土確診患者超3.2萬人。校園裏的學生一個接一個被感染。顧涵和僅剩的幾個朋友在宿舍裏，愁眉苦臉地討論，“要不要跑，要不要跑。”每天都在掙紮，回內地還是留在香港？更長遠的抉擇是，讀研還是工作？出國還是留在國內？大家有種預感，這一走，可能這輩子都不會再見了。

身邊有同學確診，顧涵成了密接。焦慮和慌亂的情緒像病毒一樣蔓延到整個校園，大家都在計劃離開。走還是留，似乎由不得自己了。

深圳的通關名額搶不到，顧涵隻能先飛回上海，再轉火車回家。離開香港是3月初，顧涵乘坐的航班有一個確診病例。落地後，顧涵被送往隔離酒店。她說，酒店房間有點髒，采光很差，空調外機一直發出轟轟隆隆的聲音。

柏林洪堡大學的鄭琪今年碩士畢業，她提前半年，買了十月份從柏林回國的機票。疫情以來，機票價格瘋漲，而且時不時會被取消。2021年夏天，鄭琪想回國參加專八考試，機票是兩萬，到秋天時，變成了四萬，今年，飛機票加上隔離費，高達十幾萬，但是否會照常起飛並不確定。留在國外，還是返回國內，隻能聽天由命。

時間沒有改變什麽，兩年前，她也麵臨同樣的難題。2020年10月29日，這天鄭琪要飛往德國，迎接線下開學。在去往機場的地鐵上，鄭琪手機裏彈出消息，她打開郵箱，看到洪堡大學導師剛剛發來的通知，由於疫情原因，線下開課改成線上授課。母親發來消息，“趕快回來，不要去了”。抬頭一看，地鐵還有一站就到機場，她需要在幾分鍾內快速決定，留在國內上網課，還是出國上網課。

親朋好友一直極力反對鄭琪出國。2020年10月份，德國疫情嚴重，封城在即，每次家人聚餐的飯桌上，她都要麵對擔憂和質疑。“歐洲情況那麽嚴重，你還要出去嗎？”“出國的話情況會變得很糟糕。你們學校還沒通知線上授課嗎？”那種氛圍下，鄭琪總是想到最壞的情況，自己一走，可能就回不來了。

“我很天真，而世界像一個謎團。”鄭琪說，大三她計劃出去留學，想去探索世界，找到一種看待世界的方式。大四時，疫情爆發，學校封閉，申請碩士留學的材料都留在了學校宿舍，鄭琪給輔導員打電話，給校長信箱寫信，幾經周折，在申請季最後關頭拿到材料，她瘋狂追趕時間，白天坐到深夜，又坐到天明，手指在鍵盤上不停歇地敲打。有一天，聽到外麵有鳥叫聲，她從一大堆申請材料中抬起頭，天差不多亮了，大洋彼岸的錄取通知書終於躺在了郵箱裏。

那次，她還是登上了飛機，帶著小小的僥幸心理，“說不定再過一兩個月疫情就會平複。”到了柏林第二天，中國駐德國大使館發布新規，自2020年11月6日起，回國的核酸檢測縮短為48小時，再加上血清特異性IgM抗體檢測，需憑雙陰證明向使館申請健康碼，才能登機。

當時鄭琪正準備去買生活必需品，看到消息後，她一下子崩潰了。新規發布時，德國的部分核酸檢測機構不能保證72小時內出結果，她也不清楚哪些機構可以測IgM，而且使館審核健康碼也需要時間，要在48小時完成全部流程幾乎不可能。鄭琪覺得自己永遠回不了國，見不到家人了，她想起在地鐵上做抉擇的那幾分鍾，“我好像做了一個錯誤的人生決定。”

在國內生活，

上國外的網課

2020年11月，柏林開始封鎖。飯店不能堂食，電影院不營業，隻有超市、藥店開門，街上幾乎看不見人影，波茨坦廣場商業中心的香奈兒店孤零零地閃著燈光。

鄭琪對留學生活的美好想象化為泡影。她不能去學校，被困在十幾平米的小房間裏，對著電腦屏幕，最長的一次，從早上九點坐到晚上五點，這種生活持續了五個月。

Zoom會議裏隻能顯示出上半身，一張臉代表一個形象，就像一個符號擺在麵前，鄭琪通過小小的窗口，想象同學的模樣和性格，這個人應該個子很高，那個人看起來沉默寡言。每次老師號召大家討論問題，直播間裏都一片寂靜，大家提不起來勁，誰都不想第一個打開麥克風，也有人不想開攝像頭，鄭琪感覺很尷尬，“不管什麽時候都是一個人在思考。”

疫情之後，簽證中心關閉、大批航班取消、很多國家不開放入境，在多種不確定因素下，“雲留學”成為主動或者被迫的選擇，很多人在國內生活，上國外的網課。直至今年初，部分歐美高校仍通知線上授課。

閆新月是多倫多大學大四的學生。2020年3月，加拿大疫情嚴重，她返回國內，上了兩年網課。她需要克服的是接近12個小時的時差。

淩晨兩三點，閆新月頂著黑眼圈，登錄了Zoom課堂，老師放大的臉出現在屏幕上，對著大家說，Good morning，Good
afternoon，Good
night。各個國家的同學處於不同時區，多倫多、日本、中國、泰國，一個電腦屏幕上分為幾十個或幾百個窗口，有的學生關閉了攝像頭和麥克風。為了避免打瞌睡，閆新月總是強製自己開著攝像頭，聽著聽著，注意力就渙散了，先是拄著下巴，最後直接趴在了電腦前。

下課已經是淩晨四點，閆新月打了個哈欠，關上屏幕，太陽剛剛升起，她躺在床上難以入睡，長時間熬夜，身體節律被破壞了，心髒隱隱作痛。見不到國外的同學、老師，清醒著見到家人和朋友的時間也很少，她經常恍惚，似乎被兩個世界的人都拋棄了。

閆新月淩晨上網課時，家人已經睡著了，養的貓跳到桌子上

陪伴閆新月最長時間的是手機，社交媒體上的信息卻並不友好，“一個倫敦的留學生在街頭被喊Chinese
virus（中國病毒）”，“一個留學生發布回國vlog，評論中有人說他回國添亂、千裏投毒”。有一天，她刷到了一則新聞，“留學生上完網課，在家裏猝死”，閆新月想，“哪天我也猝死算了，這樣就不用熬夜了。”

很多留學生覺得上網課幾乎什麽都沒有學到。國外的老師不強製要求開攝像頭，學生隻要保證賬號掛在線上即可，上課變成了“就是兩下點擊的事兒”，掉線、卡頓、網絡信號不好、聲音不清晰，留學生經常聽不懂老師在講什麽，期末考試從閉卷變成了開卷，考前看兩天就可以通過，無法驗證學習效果。

更遺憾的是，留學生們失去了探索的機會，喪失了可能性。顧涵從香港回家後，仍然封閉在家中。她想念過去的集體生活，了解大家在做什麽，自己想做什麽。“每天悶在家裏麵上網課，通過已經信息繭房定型的社交媒體來探索，非常有限。我不上大學，不交一年十幾萬的學費，也可以做到。”

網課第一年，顧涵難以集中注意力，沒來由地心慌，她還長了乳腺結節，擔心它們長大、變質，越焦慮病情越反複。她開始依賴酒和咖啡，早上喝咖啡提神，晚上靠喝酒來入睡，最近把酒戒了，吃起了褪黑素。心態上“擺爛”了，她經常睡到中午12點起來，吃完飯躺著，看會兒手機，玩會兒Ipad，打打遊戲，兩年就這樣“荒廢”在家裏。

Zoom課堂裏，一個同學做著報告忽然消失，顧涵後來聽說他住進了精神病院，有的同學驚恐發作，給老師發消息，“能不能留下來陪我一會兒。”

一名悉尼大學的大二學生，受不了期末考試、論文的壓力，站在房間的牆角，一邊哭，一邊自言自語，“為什麽要這樣對我，我真的寫不出來了，我好累。”她給好朋友發消息求助，“我覺得好孤獨，沒有人理解我，一瞬間我很想做出自殘的事情。”

上海的心理谘詢師趙家藝發現，疫情後，大量留學生來訪，因為長時間隔離，日夜顛倒作息，跟父母發生矛盾，被剝奪了社交生活，他們心裏迷茫、焦慮，感到生活沒有意義。

焦慮原本是普通人都會有的情緒，但很多留學生會自我催眠，我沒有焦慮，我不要再焦慮了，“試圖去壓抑它，壓抑之後，它就變成一種軀體的症狀。”趙家藝會引導來訪留學生，要學會麵對、表達和接納這些負麵情緒，軀體化的症狀就會減緩。

找工作的300天

鹿璐坐在書房裏，雙手交叉放在桌子上，神情緊張。屏幕另一端是某互聯網大廠的麵試官，一名30歲左右的女性，看起來很沉穩，她向鹿璐提問，“本科的成績和獎學金都是什麽”“目前的實習中哪項工作不喜歡？”“怎麽看待躺平這個詞？”鹿璐都對答如流。

直到麵試官問，“你現在在家是吧，那你讀書期間在日本待了多久呢？”

鹿璐沉默了一會兒，遲疑地說，“因為疫情，沒去成日本。”

對方繼續問，“你本來想去日本的目的是什麽？”“沒去成日本，你後悔嗎？”“再給你一次機會，你還去嗎？”

這是鹿璐在求職階段經曆的第一場麵試，她預料自己會被淘汰，當然，麵試官不會直說，為什麽淘汰她。

鹿璐今年研究生畢業，就讀於北海道大學國際傳媒專業，她的留學生涯完整地在Zoom中度過了。2020年3月，她剛收到北海道大學的錄取結果，日本宣布進入緊急事態，外國人不得入境。每個月，鹿璐都在期待入境能重新開放，兩年過去了，疫情仍沒結束。今年2月份，入境短暫地開放了一次，鹿璐準備去參加畢業典禮，簽證還沒辦完，入境又關了。

3月24日，鹿璐在屏幕前，旁觀自己的線上直播畢業典禮，一個階梯教室裏坐滿了學生，大家都帶著口罩，點到名字的同學上去領學位證，鞠躬致謝，很多女生穿著和服。老師和同學的臉孔都很陌生。當天上午，她還在線上參加了求職以來的第15場麵試，“感覺時空很割裂。理論上我應該在日本參加畢業典禮，實際上我卻在國內找工作。”

她本來設想，研究生期間，在校園裏上課，做實地調研，在當地企業暑期實習，去寄宿家庭體驗生活，同時思考繼續讀博還是工作。上網課時，她感覺像生活在真空中，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該往哪裏去，“就感覺兩眼一抹黑。”

鹿璐觀看學院的線上畢業典禮直播

去年9月，鹿璐還在迷茫之中，秋招大戰的戰火已經點燃，她被推到就業的窗口，“本來自己還在躺著，突然發現大家都在跑，我也不自主地跟著跑了起來。”

各種各樣的聲音傳來，一些同學說互聯網工資高，鹿璐向大廠小廠發起衝擊，父母又說體製內穩定，鹿璐又投了幾個國企。最終一共投出100份簡曆，覆蓋了互聯網大廠小廠、國企、日企，共收到14家企業的麵試邀約，包括美團、京東、知乎、字節等。麵試都是流水線式的，筆試、一麵、群麵、終麵，她對著攝像頭連續鏖戰，大談自己的專業背景、實習經驗、人生理想，直到口幹舌燥，也不敢喝水。

秋招的第一個月，鹿璐每天都刷新一下郵箱，她還加了HR微信，打電話、發郵件詢問，通通沒人回複。鹿璐在社交媒體上搜索秋招求職，發現有人投了兩三百份簡曆，還沒有收到滿意的offer。太焦慮了，她開了一個小紅書賬號，每天寫一個秋招不焦慮的理由，給自己“洗腦”，做起了“失業博主”。

她寫道：“第21天，手握offer的基本都是技術崗。非技術崗能有一個offer就不錯了；第41天，雖然目前給了結果的十幾家都是拒絕，但還有四十幾家沒給結果，隻要投簡曆的速度夠快，拒信就追不上我；第44天，今天讀了一本緩解焦慮的書，《幸福的勇氣》……”她的賬號漲了4000個粉絲。

去年年底，秋招接近尾聲，她收到很多私信，“感謝你的陪伴，我現在找到工作了”，但今年3月3日，鹿璐還沒有收到offer，這是她找工作的第103天。很多人問她，你怎麽還沒有找到工作？她發了一條動態，“沒有找到工作的小夥伴，和我一起加入春招的行列吧。”

或許真的需要早點起跑，秋招前的暑期就要參與實習，抓住機會。鹿璐後悔這兩年在等待中過去了，如果早知道去不成日本，她就會早點實習，不會放任自己走到這一步。

顧涵回到家上網課後，發現社會上充滿了就業焦慮，“手握三段大廠實習的海歸碩士找不到像樣的工作”，她感受到了“卷”的氛圍，也跟著跑了起來，從大廠到個體小商戶，從產品崗到內容崗，三個暑假結束，她現在已經手握五段實習。但顧涵仍不知道想做什麽。

顧涵學的人文社科專業，疫情前的主要就業方向是教培行業，這個行業在去年7月的“雙減”後大幅裁員。她選擇繼續讀研，顧涵形容這是一場大逃殺，“不知道下一把飛鏢要打到哪裏，躲是躲不過的。我們做的隻是在逃避，等待那個做最後選擇的時機到來。”

疫情改變了顧涵的心態。之前，她喜歡某個專業就去學，不會考慮去哪個城市定居，工作是否賺錢。彼時“內卷”也沒開始流行，在很多年輕人的計劃裏，讀研不是必選項，大家想去賺錢，去創業，去做一些新的事情。如今，這種自由被剝奪了，理想似乎隻是作為理想存在，顧涵覺得，掌握一門技術很重要，“靠純文科已經沒有生存空間了，一門手藝才能夠保證我活下去。”很多文科專業的留學生有同樣的想法，紛紛轉成碼農。

劉思凡在日本大阪讀研究生，她原本打算，今年碩士畢業後繼續讀博，疫情給學術研究帶來了不小的阻礙。她是文化人類學專業，日本大學社科類專業的畢業論文以中日對比研究為主，碩博生需要經常往返兩個國家進行田野調查。劉思凡的一位同學，今年想回國調查，因為飛機票加隔離費用太貴，時間成本高，無法負擔，隻能改成理論研究。劉思凡糾結了一段時間，考慮到可能麵臨的風險，決定放棄讀博，回國去一家日企上班。

自從找工作開始，鹿璐的皮膚越來越差，臉上的痘越來越多，過年的時候親戚看到，都會震驚一下，後來她去古北水鎮度假了三天，沒考慮找工作的事情，皮膚開始變好，度假一結束，痘痘又冒出來。她去醫院開了藥，一直吃藥抑製，隻要稍微停藥兩天，就會長痘。

“秋招不焦慮”的賬號更新到300天的時候，鹿璐終於收到了一個offer。從那之後，痘也沒了。

但在一切終於走上正軌的時候，她卻失去了迎接新生活的喜悅，很容易悲觀，隻剩下疲憊，“想再抓住點什麽，可是完全沒有頭緒。”

愛在瘟疫蔓延時

“本來一切都好，在一個很幸福很平穩的生活狀態裏，並不是誰的過錯，而是突然因為一個不可預料的東西，一切都崩塌了。”徐晨談起上一段戀情，帶著淡淡的悵惘。

這原本是一個美好的愛情故事。徐晨本科時在墨爾本留學四年，2019年，她跟一個澳大利亞華人相識於約會軟件，第一次見麵，男生很符合徐晨的理想型，長發，溫柔，穿衣打扮是日式街頭的風格，又有一股嬉皮士的自由瀟灑的氣質。

兩人會經常討論社會問題，男生關心弱勢群體，會站在女性的角度考慮問題，也很願意傾聽徐晨的想法，“從不說教，在他身上感受不到‘爹味兒’”。他們戀愛了，一起在藝術影院看重映的老電影，在俱樂部聽線下脫口秀，在街頭看獨立樂隊的演出，有聊不完的話題。徐晨在這段關係中獲得了理解、治愈和安全感。

2020年春節前夕，徐晨返回國內過年，去機場的路上，陽光很好，兩個人計劃等徐晨回來之後再去日本玩。當時國內傳出不明原因肺炎，他們都沒有在意，這對熱戀的情侶在安檢處告別，徐晨心中有隱隱的不安，男友把她擁入懷中，安慰道，“不要擔心，三周很快，一眨眼，我們就會見麵的。”

如今看來，那個擁抱是他們最後的告別。徐晨回到家跟家人團圓，接著，疫情暴發，武漢封城。徐晨的很多同學提前返回澳洲。2020年2月1日，徐晨計劃返回墨爾本的前三天，澳大利亞總理莫裏森宣布，即日起禁止所有從中國大陸出發或轉機的外國旅客入境。徐晨回不去了，後來病例數字每天都在增加，入境延遲兩周，又延兩周，徐晨覺得自己仿佛身處戰爭年代，和戀人再也見不到麵了。

2020年3月下旬，國內疫情平穩，徐晨開始尋找“曲線返澳”的辦法。

當時泰國往返中國和澳洲的航班在正常運行，徐晨選擇在泰國中轉，落地隔離14天，再飛回澳洲。第13天，徐晨在賓館悠閑地刷著手機，曼穀國際機場的通知忽然彈出來，澳洲即將關閉所有和泰國之間的國際客運航班。徐晨又一次措手不及，她開始自責，“自己對於局勢太不敏感了，再早一天，結局可能就會不一樣。”

男友也在努力尋找回國的辦法，打算驅車離開墨爾本，從臨近機場飛往中國。2020年3月20日，墨爾本宣布緊急封城。4天後，澳大利亞總理莫裏森再度宣布：澳大利亞公民和永久居民禁止出境。能想到的道路都被封死，一個進不去，一個出不來。禁令發布的第二天，徐晨隻能從泰國折返回國。這似乎是一種宿命的安排。她想，做錯了一個決定，人生會不會就因此改變了？

在國內，徐晨在一個培訓學校破舊的宿舍內進行了14天的隔離。淋浴噴頭不出水，工作人員發了盆和熱水壺。徐晨從早到晚播放《武林外傳》，以保持一點熱鬧的氛圍，讓自己不抑鬱，男友也在澳洲居家。兩地有四個小時的時差，徐晨的下午是男友的晚上，他們每天視頻一次。

2020年3月11日，世衛組織宣布，新冠疫情已具有“全球大流行”的特征，隨後，英國首相確診，意大利、西班牙、英國的病例數字不斷增加，澳洲的病例也越來越多。倆人的聊天中頻繁出現哭泣的表情包和代表複雜心情的省略號，他們隻能互相安慰，下周見不了，下個月，下下個月，總有一天能見到吧。

夏天來了，禁令依然沒有解除。唯一的好消息是徐晨收到了歐洲學校的碩士offer，按照原本的計劃，她要繼續讀研，男友此時在墨爾本的家中複習GRE考試，準備申請研究生。兩個人有了新的計劃，未來在歐洲見麵，來一場橫跨歐洲大陸的旅行。

那年12月，這對情侶分隔在了地球的兩端，荷蘭進入了冰天雪地的時節，而墨爾本仍處於炙熱的夏天。徐晨在東二區，與男友有10小時的時差，幾乎晝夜顛倒，徐晨剛吃午飯，男友那邊已經是深夜。

倆人重合的時間隻剩下三四個小時。徐晨正投入嶄新的生活，她忙於上課，適應當地的文化，養成了戶外運動的生活方式，聖誕節時，她結識了新的朋友。男友則一直處於居家的狀態，兩人的共同話題快速減少。

徐晨和男友在墨爾本海邊

徐晨拍攝的歐洲風景

異地戀的心情是自相矛盾的，當初在熱戀的狀態下忽然分開，徐晨說，“越想他，越愛他，就會越痛苦”，她隻能在心裏提醒自己看淡一些，不要太想他，去做點別的事情，久而久之，關係越來越疏離，感情也慢慢淡下來。

徐晨有時給男友分享文章、音樂和電影，男友會三四個小時不回複，這帶來一種強烈的不安全感，徐晨一方麵很生氣，覺得他不在意自己了，一方麵又覺得，自己也做不了什麽，沒有資格要求對方再付出。他們進入到一種“假性親密”的狀態，徐晨心裏清楚，那個最後期限早晚有一天會到來。

有一天，男友突然打來電話，徐晨跑出教室接通，男友說，“我想近幾年內，我們都不會再有重逢的機會了，戀愛需要commitment（承諾），但我們都做不到了。也許，是時候step
back（後退一步）了。”徐晨掛了電話，走回教室，她強忍著不讓眼淚奪眶而出，機械式地在紙上反複塗改著作業，傍晚回到家，她哭了一夜。疫情的阻隔下，他們已經一年多未見，未來也看不到重聚的可能。

但在分手後的第二天，兩個人又恢複了親密的聊天，男生發來消息，“我想你了，你有想我嗎？”盡管他們心裏都知道，這段感情不可能再繼續下去，但又做不到馬上切斷關係，隻能保持一個若即若離的聯係。

2021年1月1日零點，徐晨聽到大教堂的新年鍾聲，歐洲的城市防控已經開放，隻要攜帶核酸報告和疫苗接種證明，就可以自由出入公共場所，這帶來了一線希望。男友嚐試奔赴歐洲，但每次都在動身前，趕上封城的禁令。徐晨想，“也許我們的感情永遠都趕不上病毒的傳播速度。”截至2021年10月，墨爾本一共封城六次，累計時間長達262天，成為新冠疫情期間全球封城時間最長的城市。

徐晨從未想到過，讓愛情終結的，會是一場全球化的疫情。她失去了對生活的安全感，總會有隱隱的擔憂，覺得幸福並不是永久的，會因為無法預料的原因中斷。之前她一直覺得，愛情確實離不開運氣，疫情更加明顯地展露了這一點。

徐晨很喜歡趙婷導演的《無依之地》，它表達了時代造成的問題，並不能靠個人力量解決，但主人公在孤獨中也得到了自由。徐晨隻能接受“命運的安排”，繼續往前走，保持對愛情的期待。

逃離烏克蘭

今年2月底，俄烏戰爭的消息從遠方傳來，顧涵和同學在香港的校園裏討論，這個世界會怎麽樣？未來會怎麽樣？

烏克蘭留學生王楠楠則切身體驗了這場戰爭。她躲在地下室，四五天晚上沒有合眼，基輔的街道上有火光，有亂飛的子彈，王楠楠真實地感受到了，“死亡已追蹤到我的窗外，灑在剛剛紮上竹棚、星星似的鳥蘿花上。”

王楠楠今年大三，在基輔的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就讀。2月24日早上十點鍾，王楠楠在宿舍上網課，學校通知，炸彈來了，她叫醒隔壁宿舍的中國留學生，大家收拾好行李，當天晚上二三十個學生住到了宿舍樓地下一層，說是防空洞，其實是一個儲物間，裏麵接了很多水管，還放了很多老式洗衣機，宿管給學生準備了墊子和棉被。

白天，她們從防空洞出來，回到宿舍內吃飯，王楠楠的宿舍在13樓，電梯已經停掉了，她隻能走樓梯，傍晚，學生們要躲回地下室，轟炸一般都在晚上進行，王楠楠看到了炸彈，“白色的，像流星一樣，也像是放煙花，在天上劃過”，她很害怕，決定在地下室隨便吃一些果腹，不敢再出去。學校通知停課，微信群裏陸續出現烏克蘭本地人去世的消息，其中也有音樂學院的學生。

2月25號，大使館發布撤離烏克蘭中國公民的緊急通知，王楠楠和同學登記了。當天就有同學接到了大使館的通知電話，沒接到電話的同學陷入恐慌。她們商量，是立刻坐火車到烏克蘭東部，還是再等等，之後的幾天，撤離電話陸續打進來。

王楠楠接到的集合時間在上午十點，到集合地點需要一個多小時的車程。她從早上六點開始叫網約車，沒有人接單，把價格提高到了五六百格裏（約130元人民幣），還是沒人接單，最終加價到一百多美金，有司機接單了，但他隻把王楠楠送到附近的地鐵站。當時基輔正在下雪。

已經是九點多了，時間緊張，王楠楠幸運地在地鐵站攔到了另一輛車，快速趕往集合地點，一路上車都很少，到處都是路障，警報聲一直在響，子彈在天上飛，當地人牽著狗在街上散步，神色沒有畏懼。

坐上了當天撤離的第一班大巴車，王楠楠緊繃的神經終於放下，被一種安全感包圍著，車上有將近兩百個人，他們先坐車到馬爾多瓦，再換大巴車坐到羅馬尼亞。大巴車行駛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一早7點33分，中國駐羅馬尼亞的大使館和商會接待了烏克蘭的留學生們。兩天後，王楠楠返回國內，開始了14天集中隔離。

戰爭給她帶來了後遺症。首先是對聲音非常敏感，聽到關門聲和樓上挪動椅子的聲音，她都會覺得心裏“咯噔”一下，然後是噩夢，夢裏充滿了槍炮聲和逃難的場景，她經常從夢中驚醒。戰爭前，她每天晚上十點多就能入睡，現在變成了淩晨五點，她沒有睡過一次好覺。

3月中旬，烏克蘭的炮火仍沒有停止，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的網課恢複了，王楠楠的老師自始至終沒有離開過基輔，隻是把八九歲的女兒送到了巴黎生活。她的很多同學逃難到歐洲，一邊旅遊，一邊等待戰爭結束，也有很多學生回到了烏克蘭。

王楠楠仍覺得這一切不可思議。戰爭來臨前，她去基輔國立歌劇院聽歌劇，欣賞音樂會，在學校音樂廳裏唱浪漫曲、詠歎調和烏克蘭民歌。對於一個20歲的年輕人來說，戰爭是一個遙遠的事情，它屬於上個世紀的祖輩的年代。而現在，基輔這座花園城市遍布熊熊燃燒的炮火，柴可夫斯基的故居被炸成廢墟，城市裏的音樂消失了。

帳篷裏的烏克蘭留學生們

戰爭前的音樂會

戰後被炸毀的建築物

戰爭也影響了歐洲，鄭琪在柏林逛超市時，發現三四個貨架上的油都空了，烏克蘭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葵花籽油供應國之一，戰爭後交貨被迫延遲甚至取消，德國食用油價格上漲。

鄭琪最擔心的是回國航班。德國飛中國的航線中，德國漢莎航空公司占了一半，戰爭爆發後，漢沙航空發了通知，他們不會經過俄羅斯領空，而之前俄羅斯是回中國的必經之地，回國更難了。

鄭琪的專業是跨文化研究。冷戰結束後，有一張非常著名的照片，柏林的年輕人站在即將被拆除的柏林牆上，背景是勃蘭登堡門。洪堡大學的主校區就在勃蘭登堡門，鄭琪經常在學校旁邊的市中心區域閑逛，從前這裏就是柏林牆，現在仍保留著一小段圍牆的遺跡，作為曆史見證。堅固的鋼筋水泥預製板橫亙在道路中央，提醒著人們，它曾把柏林一分為二。每當她站在牆下，就會覺得，人類還有什麽不可能的？

生活的落差

2020年8月，美國留學生邢淅璿從費城搬去紐約，想追尋自己的表演夢。站在紐約地鐵裏，整個車廂隻有她一個人，地鐵門上貼著一張巨幅漫畫，黃色小人在示範口罩的正確戴法，上麵寫著，“Masks
are like opinions.Everyone should have one.”（口罩就像觀點，每個人都應該有.）

走到紐約街頭，每一個地方都在提醒你，現在是新冠時期。車站的廣告牌寫著，“To keep yourself feeling
hearty，stay away from that big
party”（為了保持健康的體魄，請遠離大型派對）。店鋪門口告示戴口罩才能進，晚上的街頭空無一人，隻有老鼠在街上覓食。

邢淅璿夢想中的百老匯街區空空蕩蕩，《芝加哥》和《歌劇魅影》的海報依然動人，海報前是一些廢棄的紙袋子，無人清理，2020年的百老匯經曆了史上最長的停擺期，多部戲劇永久停演。她想去說脫口秀，俱樂部關門了，有脫口秀演員在地鐵站、公園說段子，好不容易吸引了幾個人，響起零星的笑聲，風一吹，笑聲就飄走了。

美國和加拿大接連宣布關閉雙方的邊境線，邢淅璿嚐試從紐約自駕到邊境去，跟加拿大的男友見上一麵，邊檢人員說，“No Entry
for non-essential matters （非必要的事情不能入境）”，邢淅璿問，“難道愛情是不必要的嗎？”

邢淅璿在紐約地鐵站看脫口秀/圖源紀錄片《一次遠行》

疫情前的生活一去不複返了。

顧涵進入香港中文大學是2017年。大一時，不同專業的人組成迎新營，一起探索大學和城市，同學們討論課題，做田野調查，互相拉著聽講座，有人無意中被某個教授影響到，就決定投身相應的學術領域。顧涵選過一門戲劇通識課，這門課麵向社會開放，很多五六十歲的老人也去聽，上課時他們會自然地站起來，唱一段粵劇，老師辦公室的門永遠是敞開的，學生可以直接推門進去，不管什麽樣的話題都可以暢談。

在香港的街區，顧涵經常能意外發現四五家喜歡的小店、咖啡館，可以跟老板或者偶遇的外國人暢聊。你既可以在紅磡看到陳奕迅等明星的演唱會，也可以在街頭偶遇他們，演員任達華曾出現在大學食堂吃飯，還有明星到顧涵學校宿舍的天井旁邊表演。

顧涵跟同學去旺角吃雞煲，吃打邊爐，不同專業的十幾個人圍坐在一張長桌上，麵前放兩三個雞煲，熱氣騰騰的狀態，一邊吃，一邊聊學習、聊愛情、聊他們對自己學科的思考。傍晚吃完飯，他們走向維多利亞港口，坐在礁石上，吹吹風，看看海，等待海上日出，當時他們還沒有感受到生活的壓力，內心很平靜，也覺得自己好像“無所不能”。

現在，敞開的門關閉了，上網課的同學隻能通過郵件跟老師預約溝通，老師對學生的印象很淺，每周的課餘活動隻有一節45分鍾的線上講座。顧涵本來在2020年申請通過了加拿大的暑期研究項目，疫情後，項目被擱置了，“如果去了的話，可能會順利地在學術道路走下去。有些東西一旦錯過就是全部錯過。”

朋友四散各地，有的回廈門，有的回四川，有的退學重新參加高考，人生軌跡完全不同，顧涵與他們慢慢失去了聯係。“如今，那種完全純粹的、未來像日出一樣樂觀的期盼，不管是從具像意義上還是抽象意義上，都不太存在了。”顧涵變得消極，總是做最壞的打算。

這種對未來報最壞預期的心態在留學生群體中很普遍，生活的落差如此巨大，出國留學的年輕人更容易產生挫敗感。疫情前，劉思凡在大阪一邊讀書一邊打工，大阪的旅遊業發達，匯聚了各個國家的人，各種機會，她在便利店、餐館、藥妝店兼職，一個月能掙2萬塊，在業餘時間掙食宿和學費對那兒的留學生來說很容易。劉思凡平均一個月回國一次，從來沒為生計憂愁過。

但在疫情後，民宿、餐飲店、旅遊景區、貿易行業全都受到了打擊，她常看到有人跳軌自殺的新聞。她的兩個留學生朋友，在國內的家人病重，因為疫情、隔離、簽證到期種種原因，沒能及時趕回國見親人最後一麵，有的就徹底萎靡下去。劉思凡把對生活的期待降到最低，“好好活著，親人健康，能吃上飯不餓死，不奢求任何其他的了。”

與疫情共處

顧涵的窗台上放了一本書《麻風醫生》，講述上個世紀大規模傳染的麻風病，顧涵試圖跳出當下的生活，浸入曆史，獲得慰藉，“黑死病持續了三個世紀，也許新冠疫情隻是一個正常的波動。”她了解了宋朝為了防疫是怎樣屠城的，看到人類的悲劇依然在反複上演。因為乳腺結節而焦慮時，她讀了《重病之王癌症傳》，“所有事情攤開來說可能就好一些，要去直麵它。”

顧涵在網上看到一個故事，故事表達的核心觀點是，人類擁有的最值得、最可嘉獎的特質就是堅定的信念，“堅定地選擇一個東西，相信你的奮鬥程序，不要搖擺。”

前兩年，她感覺一切都很灰暗，沒有意義，總是哭、懷疑自己，現在她申請了英國的人文社會學科的碩士，也做好了心理準備，“以後的日子可能會一天比一天難過”。她把自己的狀態形容為“無為”，“不做你不該做的，不想你不該想的。”

上大學之前，鄭琪每天做的事情隻有學習，所有人都告訴她，上一個好大學，就大功告成了。大學後，她反而被推向更加激烈的競爭中，身邊的人不斷向前追趕風口，預測下一個風口行業會在哪兒，何時到來。鄭琪過著散漫的生活，看到別人奮力奔跑，她有些焦慮。

但在疫情時代，規劃、預測都失效了，風口接連跌落。昨天的計劃今天可能就實現不了，人們甚至都不敢買一張飛機票。鄭琪不想再焦慮了，“以前會覺得做計劃是有用的，做預測是有用的，但現在覺得規劃人生已經沒有太大意義了，生活就是充滿了不確定，最好的方式就是學會接受不確定。”

這三年，從湖北老家到柏林，她認為唯一能相信的，隻有自己的適應能力，“有一個新的狀況出現，也許剛開始你會有一點驚慌失措，但最後都會適應。”鄭琪已經幻想出，戰火紛飛的年代，她不得不逃到鄉下避難，重新學習種菜的情景。

2020年8月，歐洲疫情嚴重時，英國杜倫大學的吳曉搬去了朋友在郊區一棟兩層樓的房子，有一個小花園。朋友每天把屋子打理得井井有條，把一周的飯菜列出來，變著花樣地做飯，他們還在客廳開辟了一個健身區。兩個人每天看書，從人類學視角探討很多問題，

那段時間，吳曉很少上網，在規律的生活中她找到了秩序感。那段日子也給了吳曉很大的力量，她後來返回國內工作，今年因為北京疫情被封閉在家，她仿照當時掌握的生活節奏，關注新聞的同時，也會放下手機，關心糧食、蔬菜和瑣碎的日常，維持了穩定的情緒。

在美國，邢淅璿確診了新冠。2021年1月份，新年到來，她卻躺在床上，頭暈，沒有力氣，身上很冷，她自測了一下抗原，陽了。邢淅璿不敢告訴國內的家人，她隔離在自己的房間裏，為了盡快好起來，做了很多蛋白質含量高的食物，瘋狂喝牛奶，需要補充維生素D時，她就在窗邊曬曬太陽。

邢淅璿想起一句詩，“每個人都應該有一扇自己的窗戶。”隔離的時候，這扇窗戶就是跟世界的唯一連接。她出不了屋子，可以從窗戶看到外麵的天，知道天黑天明，時間流逝，可以看到別人的窗戶，知道這世界上還有人在。她說：“新冠就像一個放大鏡，把人內心的恐懼放大了。”

她意識到生命短暫，開始思考生命的意義，在這兩年的荒誕時光裏，怎麽能建立起人與人之間的連接，減少割裂和孤獨，在她的經驗裏，最好的方式是藝術，那是全人類的語言。她本科時主修比較文學、輔修法語和戲劇，母親一直想讓她讀比較文學或者法語的碩博，這次，她堅定地申請了加州藝術學院的表演係專業，“不能再浪費時間了，要馬上去做藝術。”

有一天，邢淅璿起得特別早，她聽到窗外有轟鳴聲，感受到紐約這個城市還活著，還在振動。封閉了兩周後，她轉陰了。她開始了創作，寫了一個在天台上夢遊的小女孩的故事，代入自己的經曆：得了新冠，困在國外，不敢告訴家人，夢想受阻。

《天台夢遊》最終在邢淅璿租的公寓的天台上做了第一場戲劇表演，中間下起了大雨，也沒能熄滅演員和觀眾的熱情，一共連演了21場。

邢淅璿在公寓天台演出話劇

這期間，邢淅璿收到了研究生錄取的通知，2020屆延期一年的畢業典禮也補辦了。老師站在台上宣讀她的名字，為她頒發畢業證書，她穿著寬大的學士服，和同學一起，把學士帽高高地拋向空中，她想起《侏羅紀公園》的台詞，“Life
finds a way.（生命總能找到出路）”。

最後一場演出結尾，追光燈照到小女孩的身上，她重新找到了船的航向，女孩說：“在今天之前，我一直以為這個戲關於孤獨，關於悲哀，關於不能實現的心願，關於計劃趕不上變化，關於生活的殘忍和無效的解決辦法。”她停頓了一下，語氣變得輕快，“現在對於我來說，這出戲關於希望。我知道現在疫情還沒有結束，
未來還不能確定，但是我就相信，我們已經盡了全力，不讓未來的自己失望了。”

聽好了，這是最後一句話了，她說：“總之，繼續做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