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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時代的留學生,被打碎與被重建的生活

疫情第三年,麵對全球起伏不定的疫情形勢,也許沒有一個群體像留學生那樣,如此深刻地感到個體命運與環境緊密相聯。他們需要麵對高昂的回國成本、變動的出入境政策、封閉的社交以及激烈的就業競爭,學業、工作、感情都不再由自己掌握。

香港中文大學的顧涵為了回家,在酒店隔離了21天,做了50多次核酸;荷蘭留學生徐晨和異國男友兩年多沒能相見,因此分手;烏克蘭留學生王楠楠回國後,夢裏依然充滿槍炮聲、炸彈聲和街頭燃燒的戰火。“雲留學”成為疫情時代特有的留學方式。多倫多大學的閆新月回國後,需要克服12個小時的時差上網課;日本留學生鹿璐在國內線上讀完了研究生,就業時她隻覺得前方一片迷茫。

留學生群體原本是一群開放、渴望變動、對未知好奇的年輕人。我們和十幾位留學生聊了聊,這幾年,他們是如何度過的?疫情怎樣改變了他們,重塑了他們的世界觀和生活方式?無論被動還是主動,他們都在尋求一種嶄新的、與疫情共處的方式。某種意義上,疫情也在塑造新一代的年輕人。

走還是留?

顧涵是香港中文大學的學生,她在上海隔離超過15天了。那是今年3月,她站在酒店窗口,麵前是一扇隻能推開15厘米距離的窗戶,紗窗焊死,頭沒辦法伸出去。窗戶外麵焊有鐵欄杆。對麵的窗台上有一群關在籠子裏的鴿子,她看著鴿子,鴿子也看看她,她想,這樣的人生跟鴿子相比,沒有任何區別。

順著隔離酒店的窗戶望出去是上海九院,顧涵每天都會聽到馬路上救護車呼嘯而過,運送新冠患者。她焦慮得睡不著覺,好不容易睡了兩個小時,“邦邦邦”,敲門聲響起,核酸檢測員來了。核酸一天做兩次,為了回家,她做了50多次核酸。

3月17日,隔離終於結束,顧涵拿著解封通知單,想坐火車回家,係統故障,健康碼沒有轉綠,她沒辦法買票。那時,上海正處於區域靜態化管理,確診病例和無症狀感染者達260例,正常酒店隻接待“綠碼”人群,集中隔離酒店才能接待“黃碼”,一個已經解除隔離的“黃碼”要去哪裏?

她不知道,隻能拉著箱子,漫無目的地走到上海街頭。驟降大雨,最後是一家酒店的前台收留了她。

顧涵是香港疫情爆發後,被迫離開的留學生中的一員。今年,顧涵大學畢業,原本去年畢業的她選擇延畢一年。2020年武漢疫情時,還在上大三的她被封閉在內地,上了兩年多網課。今年2月初,顧涵到達深圳,在那兒隔離了七天,回到香港,準備度過畢業季。回去不到一周,香港疫情開始嚴重。起初,大家堅定地說,不走,這學期一定要在學校待完。後來,學校出現了一例確診,食堂不能堂食,學生們又開始籌劃買回內地的機票。

2月底,香港本土確診患者超3.2萬人。校園裏的學生一個接一個被感染。顧涵和僅剩的幾個朋友在宿舍裏,愁眉苦臉地討論,“要不要跑,要不要跑。”每天都在掙紮,回內地還是留在香港?更長遠的抉擇是,讀研還是工作?出國還是留在國內?大家有種預感,這一走,可能這輩子都不會再見了。

身邊有同學確診,顧涵成了密接。焦慮和慌亂的情緒像病毒一樣蔓延到整個校園,大家都在計劃離開。走還是留,似乎由不得自己了。

深圳的通關名額搶不到,顧涵隻能先飛回上海,再轉火車回家。離開香港是3月初,顧涵乘坐的航班有一個確診病例。落地後,顧涵被送往隔離酒店。她說,酒店房間有點髒,采光很差,空調外機一直發出轟轟隆隆的聲音。

柏林洪堡大學的鄭琪今年碩士畢業,她提前半年,買了十月份從柏林回國的機票。疫情以來,機票價格瘋漲,而且時不時會被取消。2021年夏天,鄭琪想回國參加專八考試,機票是兩萬,到秋天時,變成了四萬,今年,飛機票加上隔離費,高達十幾萬,但是否會照常起飛並不確定。留在國外,還是返回國內,隻能聽天由命。

時間沒有改變什麽,兩年前,她也麵臨同樣的難題。2020年10月29日,這天鄭琪要飛往德國,迎接線下開學。在去往機場的地鐵上,鄭琪手機裏彈出消息,她打開郵箱,看到洪堡大學導師剛剛發來的通知,由於疫情原因,線下開課改成線上授課。母親發來消息,“趕快回來,不要去了”。抬頭一看,地鐵還有一站就到機場,她需要在幾分鍾內快速決定,留在國內上網課,還是出國上網課。

親朋好友一直極力反對鄭琪出國。2020年10月份,德國疫情嚴重,封城在即,每次家人聚餐的飯桌上,她都要麵對擔憂和質疑。“歐洲情況那麽嚴重,你還要出去嗎?”“出國的話情況會變得很糟糕。你們學校還沒通知線上授課嗎?”那種氛圍下,鄭琪總是想到最壞的情況,自己一走,可能就回不來了。

“我很天真,而世界像一個謎團。”鄭琪說,大三她計劃出去留學,想去探索世界,找到一種看待世界的方式。大四時,疫情爆發,學校封閉,申請碩士留學的材料都留在了學校宿舍,鄭琪給輔導員打電話,給校長信箱寫信,幾經周折,在申請季最後關頭拿到材料,她瘋狂追趕時間,白天坐到深夜,又坐到天明,手指在鍵盤上不停歇地敲打。有一天,聽到外麵有鳥叫聲,她從一大堆申請材料中抬起頭,天差不多亮了,大洋彼岸的錄取通知書終於躺在了郵箱裏。

那次,她還是登上了飛機,帶著小小的僥幸心理,“說不定再過一兩個月疫情就會平複。”到了柏林第二天,中國駐德國大使館發布新規,自2020年11月6日起,回國的核酸檢測縮短為48小時,再加上血清特異性IgM抗體檢測,需憑雙陰證明向使館申請健康碼,才能登機。

當時鄭琪正準備去買生活必需品,看到消息後,她一下子崩潰了。新規發布時,德國的部分核酸檢測機構不能保證72小時內出結果,她也不清楚哪些機構可以測IgM,而且使館審核健康碼也需要時間,要在48小時完成全部流程幾乎不可能。鄭琪覺得自己永遠回不了國,見不到家人了,她想起在地鐵上做抉擇的那幾分鍾,“我好像做了一個錯誤的人生決定。”

在國內生活,

上國外的網課

2020年11月,柏林開始封鎖。飯店不能堂食,電影院不營業,隻有超市、藥店開門,街上幾乎看不見人影,波茨坦廣場商業中心的香奈兒店孤零零地閃著燈光。

鄭琪對留學生活的美好想象化為泡影。她不能去學校,被困在十幾平米的小房間裏,對著電腦屏幕,最長的一次,從早上九點坐到晚上五點,這種生活持續了五個月。

Zoom會議裏隻能顯示出上半身,一張臉代表一個形象,就像一個符號擺在麵前,鄭琪通過小小的窗口,想象同學的模樣和性格,這個人應該個子很高,那個人看起來沉默寡言。每次老師號召大家討論問題,直播間裏都一片寂靜,大家提不起來勁,誰都不想第一個打開麥克風,也有人不想開攝像頭,鄭琪感覺很尷尬,“不管什麽時候都是一個人在思考。”

疫情之後,簽證中心關閉、大批航班取消、很多國家不開放入境,在多種不確定因素下,“雲留學”成為主動或者被迫的選擇,很多人在國內生活,上國外的網課。直至今年初,部分歐美高校仍通知線上授課。

閆新月是多倫多大學大四的學生。2020年3月,加拿大疫情嚴重,她返回國內,上了兩年網課。她需要克服的是接近12個小時的時差。

淩晨兩三點,閆新月頂著黑眼圈,登錄了Zoom課堂,老師放大的臉出現在屏幕上,對著大家說,Good morning,Good
afternoon,Good
night。各個國家的同學處於不同時區,多倫多、日本、中國、泰國,一個電腦屏幕上分為幾十個或幾百個窗口,有的學生關閉了攝像頭和麥克風。為了避免打瞌睡,閆新月總是強製自己開著攝像頭,聽著聽著,注意力就渙散了,先是拄著下巴,最後直接趴在了電腦前。

下課已經是淩晨四點,閆新月打了個哈欠,關上屏幕,太陽剛剛升起,她躺在床上難以入睡,長時間熬夜,身體節律被破壞了,心髒隱隱作痛。見不到國外的同學、老師,清醒著見到家人和朋友的時間也很少,她經常恍惚,似乎被兩個世界的人都拋棄了。

閆新月淩晨上網課時,家人已經睡著了,養的貓跳到桌子上

陪伴閆新月最長時間的是手機,社交媒體上的信息卻並不友好,“一個倫敦的留學生在街頭被喊Chinese
virus(中國病毒)”,“一個留學生發布回國vlog,評論中有人說他回國添亂、千裏投毒”。有一天,她刷到了一則新聞,“留學生上完網課,在家裏猝死”,閆新月想,“哪天我也猝死算了,這樣就不用熬夜了。”

很多留學生覺得上網課幾乎什麽都沒有學到。國外的老師不強製要求開攝像頭,學生隻要保證賬號掛在線上即可,上課變成了“就是兩下點擊的事兒”,掉線、卡頓、網絡信號不好、聲音不清晰,留學生經常聽不懂老師在講什麽,期末考試從閉卷變成了開卷,考前看兩天就可以通過,無法驗證學習效果。

更遺憾的是,留學生們失去了探索的機會,喪失了可能性。顧涵從香港回家後,仍然封閉在家中。她想念過去的集體生活,了解大家在做什麽,自己想做什麽。“每天悶在家裏麵上網課,通過已經信息繭房定型的社交媒體來探索,非常有限。我不上大學,不交一年十幾萬的學費,也可以做到。”

網課第一年,顧涵難以集中注意力,沒來由地心慌,她還長了乳腺結節,擔心它們長大、變質,越焦慮病情越反複。她開始依賴酒和咖啡,早上喝咖啡提神,晚上靠喝酒來入睡,最近把酒戒了,吃起了褪黑素。心態上“擺爛”了,她經常睡到中午12點起來,吃完飯躺著,看會兒手機,玩會兒Ipad,打打遊戲,兩年就這樣“荒廢”在家裏。

Zoom課堂裏,一個同學做著報告忽然消失,顧涵後來聽說他住進了精神病院,有的同學驚恐發作,給老師發消息,“能不能留下來陪我一會兒。”

一名悉尼大學的大二學生,受不了期末考試、論文的壓力,站在房間的牆角,一邊哭,一邊自言自語,“為什麽要這樣對我,我真的寫不出來了,我好累。”她給好朋友發消息求助,“我覺得好孤獨,沒有人理解我,一瞬間我很想做出自殘的事情。”

上海的心理谘詢師趙家藝發現,疫情後,大量留學生來訪,因為長時間隔離,日夜顛倒作息,跟父母發生矛盾,被剝奪了社交生活,他們心裏迷茫、焦慮,感到生活沒有意義。

焦慮原本是普通人都會有的情緒,但很多留學生會自我催眠,我沒有焦慮,我不要再焦慮了,“試圖去壓抑它,壓抑之後,它就變成一種軀體的症狀。”趙家藝會引導來訪留學生,要學會麵對、表達和接納這些負麵情緒,軀體化的症狀就會減緩。

找工作的300天

鹿璐坐在書房裏,雙手交叉放在桌子上,神情緊張。屏幕另一端是某互聯網大廠的麵試官,一名30歲左右的女性,看起來很沉穩,她向鹿璐提問,“本科的成績和獎學金都是什麽”“目前的實習中哪項工作不喜歡?”“怎麽看待躺平這個詞?”鹿璐都對答如流。

直到麵試官問,“你現在在家是吧,那你讀書期間在日本待了多久呢?”

鹿璐沉默了一會兒,遲疑地說,“因為疫情,沒去成日本。”

對方繼續問,“你本來想去日本的目的是什麽?”“沒去成日本,你後悔嗎?”“再給你一次機會,你還去嗎?”

這是鹿璐在求職階段經曆的第一場麵試,她預料自己會被淘汰,當然,麵試官不會直說,為什麽淘汰她。

鹿璐今年研究生畢業,就讀於北海道大學國際傳媒專業,她的留學生涯完整地在Zoom中度過了。2020年3月,她剛收到北海道大學的錄取結果,日本宣布進入緊急事態,外國人不得入境。每個月,鹿璐都在期待入境能重新開放,兩年過去了,疫情仍沒結束。今年2月份,入境短暫地開放了一次,鹿璐準備去參加畢業典禮,簽證還沒辦完,入境又關了。

3月24日,鹿璐在屏幕前,旁觀自己的線上直播畢業典禮,一個階梯教室裏坐滿了學生,大家都帶著口罩,點到名字的同學上去領學位證,鞠躬致謝,很多女生穿著和服。老師和同學的臉孔都很陌生。當天上午,她還在線上參加了求職以來的第15場麵試,“感覺時空很割裂。理論上我應該在日本參加畢業典禮,實際上我卻在國內找工作。”

她本來設想,研究生期間,在校園裏上課,做實地調研,在當地企業暑期實習,去寄宿家庭體驗生活,同時思考繼續讀博還是工作。上網課時,她感覺像生活在真空中,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該往哪裏去,“就感覺兩眼一抹黑。”

鹿璐觀看學院的線上畢業典禮直播

去年9月,鹿璐還在迷茫之中,秋招大戰的戰火已經點燃,她被推到就業的窗口,“本來自己還在躺著,突然發現大家都在跑,我也不自主地跟著跑了起來。”

各種各樣的聲音傳來,一些同學說互聯網工資高,鹿璐向大廠小廠發起衝擊,父母又說體製內穩定,鹿璐又投了幾個國企。最終一共投出100份簡曆,覆蓋了互聯網大廠小廠、國企、日企,共收到14家企業的麵試邀約,包括美團、京東、知乎、字節等。麵試都是流水線式的,筆試、一麵、群麵、終麵,她對著攝像頭連續鏖戰,大談自己的專業背景、實習經驗、人生理想,直到口幹舌燥,也不敢喝水。

秋招的第一個月,鹿璐每天都刷新一下郵箱,她還加了HR微信,打電話、發郵件詢問,通通沒人回複。鹿璐在社交媒體上搜索秋招求職,發現有人投了兩三百份簡曆,還沒有收到滿意的offer。太焦慮了,她開了一個小紅書賬號,每天寫一個秋招不焦慮的理由,給自己“洗腦”,做起了“失業博主”。

她寫道:“第21天,手握offer的基本都是技術崗。非技術崗能有一個offer就不錯了;第41天,雖然目前給了結果的十幾家都是拒絕,但還有四十幾家沒給結果,隻要投簡曆的速度夠快,拒信就追不上我;第44天,今天讀了一本緩解焦慮的書,《幸福的勇氣》……”她的賬號漲了4000個粉絲。

去年年底,秋招接近尾聲,她收到很多私信,“感謝你的陪伴,我現在找到工作了”,但今年3月3日,鹿璐還沒有收到offer,這是她找工作的第103天。很多人問她,你怎麽還沒有找到工作?她發了一條動態,“沒有找到工作的小夥伴,和我一起加入春招的行列吧。”

或許真的需要早點起跑,秋招前的暑期就要參與實習,抓住機會。鹿璐後悔這兩年在等待中過去了,如果早知道去不成日本,她就會早點實習,不會放任自己走到這一步。

顧涵回到家上網課後,發現社會上充滿了就業焦慮,“手握三段大廠實習的海歸碩士找不到像樣的工作”,她感受到了“卷”的氛圍,也跟著跑了起來,從大廠到個體小商戶,從產品崗到內容崗,三個暑假結束,她現在已經手握五段實習。但顧涵仍不知道想做什麽。

顧涵學的人文社科專業,疫情前的主要就業方向是教培行業,這個行業在去年7月的“雙減”後大幅裁員。她選擇繼續讀研,顧涵形容這是一場大逃殺,“不知道下一把飛鏢要打到哪裏,躲是躲不過的。我們做的隻是在逃避,等待那個做最後選擇的時機到來。”

疫情改變了顧涵的心態。之前,她喜歡某個專業就去學,不會考慮去哪個城市定居,工作是否賺錢。彼時“內卷”也沒開始流行,在很多年輕人的計劃裏,讀研不是必選項,大家想去賺錢,去創業,去做一些新的事情。如今,這種自由被剝奪了,理想似乎隻是作為理想存在,顧涵覺得,掌握一門技術很重要,“靠純文科已經沒有生存空間了,一門手藝才能夠保證我活下去。”很多文科專業的留學生有同樣的想法,紛紛轉成碼農。

劉思凡在日本大阪讀研究生,她原本打算,今年碩士畢業後繼續讀博,疫情給學術研究帶來了不小的阻礙。她是文化人類學專業,日本大學社科類專業的畢業論文以中日對比研究為主,碩博生需要經常往返兩個國家進行田野調查。劉思凡的一位同學,今年想回國調查,因為飛機票加隔離費用太貴,時間成本高,無法負擔,隻能改成理論研究。劉思凡糾結了一段時間,考慮到可能麵臨的風險,決定放棄讀博,回國去一家日企上班。

自從找工作開始,鹿璐的皮膚越來越差,臉上的痘越來越多,過年的時候親戚看到,都會震驚一下,後來她去古北水鎮度假了三天,沒考慮找工作的事情,皮膚開始變好,度假一結束,痘痘又冒出來。她去醫院開了藥,一直吃藥抑製,隻要稍微停藥兩天,就會長痘。

“秋招不焦慮”的賬號更新到300天的時候,鹿璐終於收到了一個offer。從那之後,痘也沒了。

但在一切終於走上正軌的時候,她卻失去了迎接新生活的喜悅,很容易悲觀,隻剩下疲憊,“想再抓住點什麽,可是完全沒有頭緒。”

愛在瘟疫蔓延時

“本來一切都好,在一個很幸福很平穩的生活狀態裏,並不是誰的過錯,而是突然因為一個不可預料的東西,一切都崩塌了。”徐晨談起上一段戀情,帶著淡淡的悵惘。

這原本是一個美好的愛情故事。徐晨本科時在墨爾本留學四年,2019年,她跟一個澳大利亞華人相識於約會軟件,第一次見麵,男生很符合徐晨的理想型,長發,溫柔,穿衣打扮是日式街頭的風格,又有一股嬉皮士的自由瀟灑的氣質。

兩人會經常討論社會問題,男生關心弱勢群體,會站在女性的角度考慮問題,也很願意傾聽徐晨的想法,“從不說教,在他身上感受不到‘爹味兒’”。他們戀愛了,一起在藝術影院看重映的老電影,在俱樂部聽線下脫口秀,在街頭看獨立樂隊的演出,有聊不完的話題。徐晨在這段關係中獲得了理解、治愈和安全感。

2020年春節前夕,徐晨返回國內過年,去機場的路上,陽光很好,兩個人計劃等徐晨回來之後再去日本玩。當時國內傳出不明原因肺炎,他們都沒有在意,這對熱戀的情侶在安檢處告別,徐晨心中有隱隱的不安,男友把她擁入懷中,安慰道,“不要擔心,三周很快,一眨眼,我們就會見麵的。”

如今看來,那個擁抱是他們最後的告別。徐晨回到家跟家人團圓,接著,疫情暴發,武漢封城。徐晨的很多同學提前返回澳洲。2020年2月1日,徐晨計劃返回墨爾本的前三天,澳大利亞總理莫裏森宣布,即日起禁止所有從中國大陸出發或轉機的外國旅客入境。徐晨回不去了,後來病例數字每天都在增加,入境延遲兩周,又延兩周,徐晨覺得自己仿佛身處戰爭年代,和戀人再也見不到麵了。

2020年3月下旬,國內疫情平穩,徐晨開始尋找“曲線返澳”的辦法。

當時泰國往返中國和澳洲的航班在正常運行,徐晨選擇在泰國中轉,落地隔離14天,再飛回澳洲。第13天,徐晨在賓館悠閑地刷著手機,曼穀國際機場的通知忽然彈出來,澳洲即將關閉所有和泰國之間的國際客運航班。徐晨又一次措手不及,她開始自責,“自己對於局勢太不敏感了,再早一天,結局可能就會不一樣。”

男友也在努力尋找回國的辦法,打算驅車離開墨爾本,從臨近機場飛往中國。2020年3月20日,墨爾本宣布緊急封城。4天後,澳大利亞總理莫裏森再度宣布:澳大利亞公民和永久居民禁止出境。能想到的道路都被封死,一個進不去,一個出不來。禁令發布的第二天,徐晨隻能從泰國折返回國。這似乎是一種宿命的安排。她想,做錯了一個決定,人生會不會就因此改變了?

在國內,徐晨在一個培訓學校破舊的宿舍內進行了14天的隔離。淋浴噴頭不出水,工作人員發了盆和熱水壺。徐晨從早到晚播放《武林外傳》,以保持一點熱鬧的氛圍,讓自己不抑鬱,男友也在澳洲居家。兩地有四個小時的時差,徐晨的下午是男友的晚上,他們每天視頻一次。

2020年3月11日,世衛組織宣布,新冠疫情已具有“全球大流行”的特征,隨後,英國首相確診,意大利、西班牙、英國的病例數字不斷增加,澳洲的病例也越來越多。倆人的聊天中頻繁出現哭泣的表情包和代表複雜心情的省略號,他們隻能互相安慰,下周見不了,下個月,下下個月,總有一天能見到吧。

夏天來了,禁令依然沒有解除。唯一的好消息是徐晨收到了歐洲學校的碩士offer,按照原本的計劃,她要繼續讀研,男友此時在墨爾本的家中複習GRE考試,準備申請研究生。兩個人有了新的計劃,未來在歐洲見麵,來一場橫跨歐洲大陸的旅行。

那年12月,這對情侶分隔在了地球的兩端,荷蘭進入了冰天雪地的時節,而墨爾本仍處於炙熱的夏天。徐晨在東二區,與男友有10小時的時差,幾乎晝夜顛倒,徐晨剛吃午飯,男友那邊已經是深夜。

倆人重合的時間隻剩下三四個小時。徐晨正投入嶄新的生活,她忙於上課,適應當地的文化,養成了戶外運動的生活方式,聖誕節時,她結識了新的朋友。男友則一直處於居家的狀態,兩人的共同話題快速減少。

徐晨和男友在墨爾本海邊

徐晨拍攝的歐洲風景

異地戀的心情是自相矛盾的,當初在熱戀的狀態下忽然分開,徐晨說,“越想他,越愛他,就會越痛苦”,她隻能在心裏提醒自己看淡一些,不要太想他,去做點別的事情,久而久之,關係越來越疏離,感情也慢慢淡下來。

徐晨有時給男友分享文章、音樂和電影,男友會三四個小時不回複,這帶來一種強烈的不安全感,徐晨一方麵很生氣,覺得他不在意自己了,一方麵又覺得,自己也做不了什麽,沒有資格要求對方再付出。他們進入到一種“假性親密”的狀態,徐晨心裏清楚,那個最後期限早晚有一天會到來。

有一天,男友突然打來電話,徐晨跑出教室接通,男友說,“我想近幾年內,我們都不會再有重逢的機會了,戀愛需要commitment(承諾),但我們都做不到了。也許,是時候step
back(後退一步)了。”徐晨掛了電話,走回教室,她強忍著不讓眼淚奪眶而出,機械式地在紙上反複塗改著作業,傍晚回到家,她哭了一夜。疫情的阻隔下,他們已經一年多未見,未來也看不到重聚的可能。

但在分手後的第二天,兩個人又恢複了親密的聊天,男生發來消息,“我想你了,你有想我嗎?”盡管他們心裏都知道,這段感情不可能再繼續下去,但又做不到馬上切斷關係,隻能保持一個若即若離的聯係。

2021年1月1日零點,徐晨聽到大教堂的新年鍾聲,歐洲的城市防控已經開放,隻要攜帶核酸報告和疫苗接種證明,就可以自由出入公共場所,這帶來了一線希望。男友嚐試奔赴歐洲,但每次都在動身前,趕上封城的禁令。徐晨想,“也許我們的感情永遠都趕不上病毒的傳播速度。”截至2021年10月,墨爾本一共封城六次,累計時間長達262天,成為新冠疫情期間全球封城時間最長的城市。

徐晨從未想到過,讓愛情終結的,會是一場全球化的疫情。她失去了對生活的安全感,總會有隱隱的擔憂,覺得幸福並不是永久的,會因為無法預料的原因中斷。之前她一直覺得,愛情確實離不開運氣,疫情更加明顯地展露了這一點。

徐晨很喜歡趙婷導演的《無依之地》,它表達了時代造成的問題,並不能靠個人力量解決,但主人公在孤獨中也得到了自由。徐晨隻能接受“命運的安排”,繼續往前走,保持對愛情的期待。

逃離烏克蘭

今年2月底,俄烏戰爭的消息從遠方傳來,顧涵和同學在香港的校園裏討論,這個世界會怎麽樣?未來會怎麽樣?

烏克蘭留學生王楠楠則切身體驗了這場戰爭。她躲在地下室,四五天晚上沒有合眼,基輔的街道上有火光,有亂飛的子彈,王楠楠真實地感受到了,“死亡已追蹤到我的窗外,灑在剛剛紮上竹棚、星星似的鳥蘿花上。”

王楠楠今年大三,在基輔的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就讀。2月24日早上十點鍾,王楠楠在宿舍上網課,學校通知,炸彈來了,她叫醒隔壁宿舍的中國留學生,大家收拾好行李,當天晚上二三十個學生住到了宿舍樓地下一層,說是防空洞,其實是一個儲物間,裏麵接了很多水管,還放了很多老式洗衣機,宿管給學生準備了墊子和棉被。

白天,她們從防空洞出來,回到宿舍內吃飯,王楠楠的宿舍在13樓,電梯已經停掉了,她隻能走樓梯,傍晚,學生們要躲回地下室,轟炸一般都在晚上進行,王楠楠看到了炸彈,“白色的,像流星一樣,也像是放煙花,在天上劃過”,她很害怕,決定在地下室隨便吃一些果腹,不敢再出去。學校通知停課,微信群裏陸續出現烏克蘭本地人去世的消息,其中也有音樂學院的學生。

2月25號,大使館發布撤離烏克蘭中國公民的緊急通知,王楠楠和同學登記了。當天就有同學接到了大使館的通知電話,沒接到電話的同學陷入恐慌。她們商量,是立刻坐火車到烏克蘭東部,還是再等等,之後的幾天,撤離電話陸續打進來。

王楠楠接到的集合時間在上午十點,到集合地點需要一個多小時的車程。她從早上六點開始叫網約車,沒有人接單,把價格提高到了五六百格裏(約130元人民幣),還是沒人接單,最終加價到一百多美金,有司機接單了,但他隻把王楠楠送到附近的地鐵站。當時基輔正在下雪。

已經是九點多了,時間緊張,王楠楠幸運地在地鐵站攔到了另一輛車,快速趕往集合地點,一路上車都很少,到處都是路障,警報聲一直在響,子彈在天上飛,當地人牽著狗在街上散步,神色沒有畏懼。

坐上了當天撤離的第一班大巴車,王楠楠緊繃的神經終於放下,被一種安全感包圍著,車上有將近兩百個人,他們先坐車到馬爾多瓦,再換大巴車坐到羅馬尼亞。大巴車行駛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一早7點33分,中國駐羅馬尼亞的大使館和商會接待了烏克蘭的留學生們。兩天後,王楠楠返回國內,開始了14天集中隔離。

戰爭給她帶來了後遺症。首先是對聲音非常敏感,聽到關門聲和樓上挪動椅子的聲音,她都會覺得心裏“咯噔”一下,然後是噩夢,夢裏充滿了槍炮聲和逃難的場景,她經常從夢中驚醒。戰爭前,她每天晚上十點多就能入睡,現在變成了淩晨五點,她沒有睡過一次好覺。

3月中旬,烏克蘭的炮火仍沒有停止,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的網課恢複了,王楠楠的老師自始至終沒有離開過基輔,隻是把八九歲的女兒送到了巴黎生活。她的很多同學逃難到歐洲,一邊旅遊,一邊等待戰爭結束,也有很多學生回到了烏克蘭。

王楠楠仍覺得這一切不可思議。戰爭來臨前,她去基輔國立歌劇院聽歌劇,欣賞音樂會,在學校音樂廳裏唱浪漫曲、詠歎調和烏克蘭民歌。對於一個20歲的年輕人來說,戰爭是一個遙遠的事情,它屬於上個世紀的祖輩的年代。而現在,基輔這座花園城市遍布熊熊燃燒的炮火,柴可夫斯基的故居被炸成廢墟,城市裏的音樂消失了。

帳篷裏的烏克蘭留學生們

戰爭前的音樂會

戰後被炸毀的建築物

戰爭也影響了歐洲,鄭琪在柏林逛超市時,發現三四個貨架上的油都空了,烏克蘭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葵花籽油供應國之一,戰爭後交貨被迫延遲甚至取消,德國食用油價格上漲。

鄭琪最擔心的是回國航班。德國飛中國的航線中,德國漢莎航空公司占了一半,戰爭爆發後,漢沙航空發了通知,他們不會經過俄羅斯領空,而之前俄羅斯是回中國的必經之地,回國更難了。

鄭琪的專業是跨文化研究。冷戰結束後,有一張非常著名的照片,柏林的年輕人站在即將被拆除的柏林牆上,背景是勃蘭登堡門。洪堡大學的主校區就在勃蘭登堡門,鄭琪經常在學校旁邊的市中心區域閑逛,從前這裏就是柏林牆,現在仍保留著一小段圍牆的遺跡,作為曆史見證。堅固的鋼筋水泥預製板橫亙在道路中央,提醒著人們,它曾把柏林一分為二。每當她站在牆下,就會覺得,人類還有什麽不可能的?

生活的落差

2020年8月,美國留學生邢淅璿從費城搬去紐約,想追尋自己的表演夢。站在紐約地鐵裏,整個車廂隻有她一個人,地鐵門上貼著一張巨幅漫畫,黃色小人在示範口罩的正確戴法,上麵寫著,“Masks
are like opinions.Everyone should have one.”(口罩就像觀點,每個人都應該有.)

走到紐約街頭,每一個地方都在提醒你,現在是新冠時期。車站的廣告牌寫著,“To keep yourself feeling
hearty,stay away from that big
party”(為了保持健康的體魄,請遠離大型派對)。店鋪門口告示戴口罩才能進,晚上的街頭空無一人,隻有老鼠在街上覓食。

邢淅璿夢想中的百老匯街區空空蕩蕩,《芝加哥》和《歌劇魅影》的海報依然動人,海報前是一些廢棄的紙袋子,無人清理,2020年的百老匯經曆了史上最長的停擺期,多部戲劇永久停演。她想去說脫口秀,俱樂部關門了,有脫口秀演員在地鐵站、公園說段子,好不容易吸引了幾個人,響起零星的笑聲,風一吹,笑聲就飄走了。

美國和加拿大接連宣布關閉雙方的邊境線,邢淅璿嚐試從紐約自駕到邊境去,跟加拿大的男友見上一麵,邊檢人員說,“No Entry
for non-essential matters (非必要的事情不能入境)”,邢淅璿問,“難道愛情是不必要的嗎?”

邢淅璿在紐約地鐵站看脫口秀/圖源紀錄片《一次遠行》

疫情前的生活一去不複返了。

顧涵進入香港中文大學是2017年。大一時,不同專業的人組成迎新營,一起探索大學和城市,同學們討論課題,做田野調查,互相拉著聽講座,有人無意中被某個教授影響到,就決定投身相應的學術領域。顧涵選過一門戲劇通識課,這門課麵向社會開放,很多五六十歲的老人也去聽,上課時他們會自然地站起來,唱一段粵劇,老師辦公室的門永遠是敞開的,學生可以直接推門進去,不管什麽樣的話題都可以暢談。

在香港的街區,顧涵經常能意外發現四五家喜歡的小店、咖啡館,可以跟老板或者偶遇的外國人暢聊。你既可以在紅磡看到陳奕迅等明星的演唱會,也可以在街頭偶遇他們,演員任達華曾出現在大學食堂吃飯,還有明星到顧涵學校宿舍的天井旁邊表演。

顧涵跟同學去旺角吃雞煲,吃打邊爐,不同專業的十幾個人圍坐在一張長桌上,麵前放兩三個雞煲,熱氣騰騰的狀態,一邊吃,一邊聊學習、聊愛情、聊他們對自己學科的思考。傍晚吃完飯,他們走向維多利亞港口,坐在礁石上,吹吹風,看看海,等待海上日出,當時他們還沒有感受到生活的壓力,內心很平靜,也覺得自己好像“無所不能”。

現在,敞開的門關閉了,上網課的同學隻能通過郵件跟老師預約溝通,老師對學生的印象很淺,每周的課餘活動隻有一節45分鍾的線上講座。顧涵本來在2020年申請通過了加拿大的暑期研究項目,疫情後,項目被擱置了,“如果去了的話,可能會順利地在學術道路走下去。有些東西一旦錯過就是全部錯過。”

朋友四散各地,有的回廈門,有的回四川,有的退學重新參加高考,人生軌跡完全不同,顧涵與他們慢慢失去了聯係。“如今,那種完全純粹的、未來像日出一樣樂觀的期盼,不管是從具像意義上還是抽象意義上,都不太存在了。”顧涵變得消極,總是做最壞的打算。

這種對未來報最壞預期的心態在留學生群體中很普遍,生活的落差如此巨大,出國留學的年輕人更容易產生挫敗感。疫情前,劉思凡在大阪一邊讀書一邊打工,大阪的旅遊業發達,匯聚了各個國家的人,各種機會,她在便利店、餐館、藥妝店兼職,一個月能掙2萬塊,在業餘時間掙食宿和學費對那兒的留學生來說很容易。劉思凡平均一個月回國一次,從來沒為生計憂愁過。

但在疫情後,民宿、餐飲店、旅遊景區、貿易行業全都受到了打擊,她常看到有人跳軌自殺的新聞。她的兩個留學生朋友,在國內的家人病重,因為疫情、隔離、簽證到期種種原因,沒能及時趕回國見親人最後一麵,有的就徹底萎靡下去。劉思凡把對生活的期待降到最低,“好好活著,親人健康,能吃上飯不餓死,不奢求任何其他的了。”

與疫情共處

顧涵的窗台上放了一本書《麻風醫生》,講述上個世紀大規模傳染的麻風病,顧涵試圖跳出當下的生活,浸入曆史,獲得慰藉,“黑死病持續了三個世紀,也許新冠疫情隻是一個正常的波動。”她了解了宋朝為了防疫是怎樣屠城的,看到人類的悲劇依然在反複上演。因為乳腺結節而焦慮時,她讀了《重病之王癌症傳》,“所有事情攤開來說可能就好一些,要去直麵它。”

顧涵在網上看到一個故事,故事表達的核心觀點是,人類擁有的最值得、最可嘉獎的特質就是堅定的信念,“堅定地選擇一個東西,相信你的奮鬥程序,不要搖擺。”

前兩年,她感覺一切都很灰暗,沒有意義,總是哭、懷疑自己,現在她申請了英國的人文社會學科的碩士,也做好了心理準備,“以後的日子可能會一天比一天難過”。她把自己的狀態形容為“無為”,“不做你不該做的,不想你不該想的。”

上大學之前,鄭琪每天做的事情隻有學習,所有人都告訴她,上一個好大學,就大功告成了。大學後,她反而被推向更加激烈的競爭中,身邊的人不斷向前追趕風口,預測下一個風口行業會在哪兒,何時到來。鄭琪過著散漫的生活,看到別人奮力奔跑,她有些焦慮。

但在疫情時代,規劃、預測都失效了,風口接連跌落。昨天的計劃今天可能就實現不了,人們甚至都不敢買一張飛機票。鄭琪不想再焦慮了,“以前會覺得做計劃是有用的,做預測是有用的,但現在覺得規劃人生已經沒有太大意義了,生活就是充滿了不確定,最好的方式就是學會接受不確定。”

這三年,從湖北老家到柏林,她認為唯一能相信的,隻有自己的適應能力,“有一個新的狀況出現,也許剛開始你會有一點驚慌失措,但最後都會適應。”鄭琪已經幻想出,戰火紛飛的年代,她不得不逃到鄉下避難,重新學習種菜的情景。

2020年8月,歐洲疫情嚴重時,英國杜倫大學的吳曉搬去了朋友在郊區一棟兩層樓的房子,有一個小花園。朋友每天把屋子打理得井井有條,把一周的飯菜列出來,變著花樣地做飯,他們還在客廳開辟了一個健身區。兩個人每天看書,從人類學視角探討很多問題,

那段時間,吳曉很少上網,在規律的生活中她找到了秩序感。那段日子也給了吳曉很大的力量,她後來返回國內工作,今年因為北京疫情被封閉在家,她仿照當時掌握的生活節奏,關注新聞的同時,也會放下手機,關心糧食、蔬菜和瑣碎的日常,維持了穩定的情緒。

在美國,邢淅璿確診了新冠。2021年1月份,新年到來,她卻躺在床上,頭暈,沒有力氣,身上很冷,她自測了一下抗原,陽了。邢淅璿不敢告訴國內的家人,她隔離在自己的房間裏,為了盡快好起來,做了很多蛋白質含量高的食物,瘋狂喝牛奶,需要補充維生素D時,她就在窗邊曬曬太陽。

邢淅璿想起一句詩,“每個人都應該有一扇自己的窗戶。”隔離的時候,這扇窗戶就是跟世界的唯一連接。她出不了屋子,可以從窗戶看到外麵的天,知道天黑天明,時間流逝,可以看到別人的窗戶,知道這世界上還有人在。她說:“新冠就像一個放大鏡,把人內心的恐懼放大了。”

她意識到生命短暫,開始思考生命的意義,在這兩年的荒誕時光裏,怎麽能建立起人與人之間的連接,減少割裂和孤獨,在她的經驗裏,最好的方式是藝術,那是全人類的語言。她本科時主修比較文學、輔修法語和戲劇,母親一直想讓她讀比較文學或者法語的碩博,這次,她堅定地申請了加州藝術學院的表演係專業,“不能再浪費時間了,要馬上去做藝術。”

有一天,邢淅璿起得特別早,她聽到窗外有轟鳴聲,感受到紐約這個城市還活著,還在振動。封閉了兩周後,她轉陰了。她開始了創作,寫了一個在天台上夢遊的小女孩的故事,代入自己的經曆:得了新冠,困在國外,不敢告訴家人,夢想受阻。

《天台夢遊》最終在邢淅璿租的公寓的天台上做了第一場戲劇表演,中間下起了大雨,也沒能熄滅演員和觀眾的熱情,一共連演了21場。

邢淅璿在公寓天台演出話劇

這期間,邢淅璿收到了研究生錄取的通知,2020屆延期一年的畢業典禮也補辦了。老師站在台上宣讀她的名字,為她頒發畢業證書,她穿著寬大的學士服,和同學一起,把學士帽高高地拋向空中,她想起《侏羅紀公園》的台詞,“Life
finds a way.(生命總能找到出路)”。

最後一場演出結尾,追光燈照到小女孩的身上,她重新找到了船的航向,女孩說:“在今天之前,我一直以為這個戲關於孤獨,關於悲哀,關於不能實現的心願,關於計劃趕不上變化,關於生活的殘忍和無效的解決辦法。”她停頓了一下,語氣變得輕快,“現在對於我來說,這出戲關於希望。我知道現在疫情還沒有結束,
未來還不能確定,但是我就相信,我們已經盡了全力,不讓未來的自己失望了。”

聽好了,這是最後一句話了,她說:“總之,繼續做夢吧。”

疫情時代的留學生,被打碎與被重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