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華人學者寫給90歲父親的家書：風雨數十載 你一直是….

本文作者張玉蛟為MD安德森癌症中心終身教授，鳳凰網《腫瘤情報局》特約專家。封麵圖片為張玉蛟父母合影。

一直想為父親寫點什麽，但是不知從何下手。原準備2020年攜全家回國，為父親慶祝90歲壽辰。一場突如其來的COVID-19
疫情，加上父親因2020年春節期間肺部細菌感染住院，讓我一時不知所措。我意識到,
自己應該寫，而且應該早點寫。借父親節，我將這篇文章，獻給那個年代，和那個年代的人。

疫情前最後一次返鄉，老家的父母官聽說我回來，盛情邀請大家聚一聚，相互認識一下，但被父親婉言謝絕。

老家的牆壁上，一個簡陋的鏡框裏，放著我和老布什總統的合影。一位訪客看到照片，對父親說，“這張合成的照片做得很好，像真的一樣”。父親一句話也沒有反駁。

離家44年，父親的形象時而清晰，時而模糊。童年時期，父親對我是一個迷。因父親在山區任教，偶爾才回家；但他在家一言九鼎，很容易發火，而母親對他卻總是特別溫順，讓我時不時有一種不平和嫉妒感。他對我管教嚴格，尤其是書寫中文，我一直很“怕”他。

在我12歲那年，父親感染了肺結核病，搬回家裏生活。疾病久治不愈，讓父親曾極度悲觀。那年，我第一次看到父親躲著流淚。我慢慢感覺到他的可憐，並產生了將來做個醫生的願望。

1978年，我以全縣第一名的成績，考進雲南省重點中學玉溪一中。 我對父親的深入了解，始於入學注冊表格中的一欄“家庭政治麵貌”。

我在這欄中自己填寫了“教師”，被父親嚴肅地“糾正”了。那天，父親沉重地告訴我“在中學時期，我曾經加入了反動的‘三青團’。而且，由於成績突出、為人正直熱情，被同學選為隊長。”這個檔案，一直跟著我，直到出國。

許多年後，我慢慢知道，父親這個“反動曆史”的全稱是“三民主義青年團”，“三民主義”是孫中山先生倡導的民主、民權、民生。

1980年，16歲的我，以全省名列前茅的高考成績，考入上海第一醫學院，實現了我夢寐以求的醫生夢。臨行前的幾個月，父母親斷斷續續地向我“交代”了他們和家族的曆史。

父親中學畢業後，受抗戰的影響，參加了滇軍。1949年末，雲南和平解放，滇軍接受了解放軍接管。因為有文化，他十幾歲就在解放軍部隊升為事務長。返鄉後成為一名教師。但因為有“曆史問題”，他被分配到山區任教。

■ 父母年輕時。

而我的母親，家裏曾經有商店，有土地。但外公生性膽小，1950年把土地、商店和自家住房全部無償地交給國家，那時叫“公私合營”。據母親回憶，外公站在領獎台上，胸口戴著一朵大紅花，全身卻在顫抖……從此，外公外婆一大家人，靠租房過日子，直到去逝。外婆臨終前的最後一句話是“我的房子……”。因母親“政治清白”，留在縣城鳳山小學任教。

有趣的是，在小縣城教師隊伍中眾多追求者中，母親挑選了父親。據說，當時的父親為人熱情正直、性格剛強、才華橫溢，深受同學和老師們的愛戴。

因為母親選擇了一個有“問題”的年輕人，盡管她年年被同行評為“勞模”，卻失去了許多晉升的機會。盡管如此，母親無怨無悔，也從來不委曲自己的感情和自尊。

幼年時期，父親在我心中的形象是淡漠的，因為他很少出現在我的生活裏。 1966年，我兩歲時，他成了“牛鬼蛇神”，關押在孔子廟裏。
母親除了給他送飯，在孩子們麵前從未討論過他。 我自己的奶奶在文革早期才60幾歲就抑鬱而逝。 幾年後，爺爺也走了。

■ 年輕時的父親。

後來，父親被送到老家接受“改造”，和他在一起的，都是“地富反壞右分子”。有一天，一位老爺爺在農田裏給他打招呼，我問“他是誰？”。父親第一次告訴我“他是你老老爹，你爺爺的親弟弟”。之後我發現，這位“老老爹”每次批鬥會都站在台上，戴著一頂又高又尖的帽子，上麵寫著“地主軍閥張XX”。他低著頭，彎著背，盡量不要讓別人認出他。除了那次偶遇和每次的批鬥大會，這位“老老爹“在我的生活中就這麽又消失了。

因為父母是教師，我的童年，一直都住在學校裏。在一段時間裏，校園的操場上，毎周都有批鬥會。民兵們拿著一把老式三八步槍，不停地把“反革命分子押上台”。而作為老師，母親和同事們則需要反複地為批鬥會書寫大幅“革命”口號和標語。

而我自己，在學校的要求下，小學作文裏，寫得最多的就是“旗幟鮮明”地反對“孔老二”的“克己複禮”。那些離去或“消失”的祖輩，被有意無意地忘卻了。

1976年，“甜蜜的的十月永難忘，杯中灑滿幸福淚”。那個“消失”的“老老爹”，有一天突然出現在我家門口。

幾年不見，他變得精神煥發，走路如風。一根拐杖拄得很有風度。他雖然是個“農民”，
但當他為我寫了幾個字時，我的下巴掉了下來。後來，他的字體，成為了我和其他學生的模版。

那天，老老爹與我交談了一整天。晚飯時，他對父親說“這孩子將來會飄洋過海，有一番作為”。當時正在讀小學的我，看著這位“不速之客”，
眼裏充滿了迷茫和懷疑。

後來，父親終於告訴我，我的親爺爺是雲南省師範學院的畢業生，回鄉後創辦了當地第一個私立小學。1949年後，他就退休了。而他的弟弟，當地叫“老老爹”，原來是民國時期雲南滇軍盧漢將軍手下的一位高級軍官，負責籌備滇軍的軍餉和武器裝備。

1980年夏天，在我被上海第一醫學院（現為複旦大學醫學院）錄取，準備奔赴上海求學之際，老老爹格外興奮，給我講述了抗戰期間，他率領弟兄們，把從雲南或者緬甸進口的翡翠、煙草等貨物押運到上海的故事。在日占領區，通過杜月笙控製的“青幫”，秘密換成美元或者黃金，後來輾轉到緬甸，為滇軍換來抗日武器彈藥……一個從前的“壞分子”，一轉眼變成一個“抗日救亡的長官”，
我一時分不清是真還是假。

後來，我慢慢知道，民國時期，雲南省主席龍雲先生和盧漢將軍領導的滇軍（國軍60軍，後擴編為國軍第一集團軍）在抗戰期間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他們拿出自己最好的家底，最強壯的隊伍和最精良的武器，參加了著名的台兒莊會戰、武漢會戰、長沙會戰等戰役，打得十分悲壯！

1949年12月，國共內戰勝敗大局已定。盧漢將軍為保全雲南人民的生命財產，接受了解放軍的接管。老老爹繪聲繪色地給我講述了他們當年誘捕國民黨督軍中央特派員張群、沈醉的過程。

1950年， 老老爹正好40歲。他相信宿命，因此，他謝絕了解放軍讓他留在軍中並官升一級的待遇。從此解甲歸田，以為可以安度晚年。

沒有想到的是，他的夫人將他早年寄回的養家款項，在土地改革前夕，全部買成了土地……後來的故事，就不用多說了。

父親的青壯年時期，正好落在那個“尷尬”的年代。對教育事業一腔熱忱的父親，有著父輩的理想和傳承。在那個艱苦的年代，他決心一輩子教書育人，克己奉公。直到有一天，一張舉報他曆史問題的大字報，將他變成了“漏網的牛鬼蛇神”。

兒時的周日，我和二姐住在母親工作的學校裏。每到周末進城看望外公外婆，我們就睡在奶奶去世前居住的小房子裏。那個房間很陰暗，平時沒有人住，整日關著窗戶，電燈也沒通。我拿著手電筒，腳高一步低一步地走進那一棟樓裏。那一套樓房，裏外共三層，原來是一個大戶人家。後來，這房子分給近十戶人家。大伯從那十戶人家當中的一個，為奶奶買下了一個單間。

令我奇怪的是，這個房間裏藏著幾套外婆家精致的家具，哪怕被蟲吃也不敢搬到外婆家去用。更令人驚喜的是，我在那裏找到了幾本當時的禁書，繁體字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這些書的背景我當時一無所知，但是對於少年的我，那種在困難麵前百折不撓，滿懷希望的精神，啟蒙了我克服困難、勇敢直前。

而在我們睡覺的床墊下麵，我發現壓著幾張大字報和幾篇手稿。那是父親在1966年為自己申辯抗爭寫的。這麽多年，一直壓在奶奶黑洞洞的床墊下，從未見光。

■ 我們一家人的合影。

時間就這麽流逝了。轉眼間，我成為了上海第一醫學院二年級的學生。那年寒假，武漢財經學院的係主任來上醫看我。他是中國財經專業的第一個博士。他邀請我去他武漢的家過年。他告訴我，自己是父親早年的學生，曾是一個孤兒。在文革前考上中國人民大學，父親將自己結婚時期買的床單，被麵和僅有的皮鞋，送給了一無所有的學生。那是我第一次從長江坐船到武漢。

我沒有聽過父親驚天動地的故事，但卻聽到一個又一個他的學生對他的感激與尊重。在他五十幾歲的時候，做了三十多年中小學教師的他，終於被上級批準參加函授大學的資格考試。他以全縣第一名的成績錄取，最後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圓了他的大學夢。他這個大學夢，比我還晚了幾年實現。

記得我在上醫讀醫學院回家來看家人，問母親為什麽吃飯時間到了，父親還不回來。母親告訴我，他在做作業。我和父親相差不了幾年大學畢業。畢業沒幾年，他就退休了。

我從來不敢說，自己比父親聰明，更不敢說比他勤奮。但是，我學業很幸運。上醫畢業後，成為了免疫學的研究生，受教於恩師湯釗猷院士。後受美國排名第一的MD
Anderson 癌症中心胸外科主任Jack
Roth的邀請和資助，成為他的第一批科研fellow；之後又成為美國著名科學家洪明奇院士的博士研究生。通過了美國執業醫師USMLE
考試之後，在芝加哥完成了五年的臨床腫瘤學規培，返回MD Anderson
，成為胸部癌症中心的正式執業醫師。在肺癌放射外科、質子治療、免疫治療等領域，做了一些開創性的研究和貢獻。10年後，我晉升為終身教授，並榮獲美國最佳醫生和冠名卓越教授的稱號。

與此同時，我也為中美臨床醫學交流，推動中國癌症臨床學術進步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在中國各大醫院的臨床放射腫瘤醫學界，桃李滿園。不僅如此，我也救治了許多來MD
Anderson 診療的中國癌症患者，大部分是中晚期病人。許多中國病人己經成為了我多年的好朋友。

今年春節前夕，我公開發表了一封給母親的家信。家人在文章發表後一周才獲悉文章的內容。父母一直沒有對信表達意見，讓我一時忐忑不安。後來，父親對我說“為人類的進步和健康盡力，為征服癌症而奮戰，我們為你自豪”，“作為一個炎黃子孫，無論你們生活在哪裏，隻要頑強拚搏，自強不息，奉獻社會，這就是繼承了中華文化的精髓”。他現在的最大願望就是他的孫兒孫女以後也能像我一樣。如今，我的大兒子己經在美國臨床醫學博士畢業，走上了醫生的道路。

我一直在想，如果父親生長在我這個年代，他又會怎樣？在過去幾十年的風風雨雨中，他一直是我們家的精神支柱。當母親舍不得我遠走他鄉時，父親對我說“隻要對人類的進步有幫助，能走多遠走多遠，能飛多高飛多高”。我每年帶回家的各種獎狀，他看成是對父母最大的孝敬。大學期間返鄉，父親像是遇到多年的朋友，與我長談到深夜，直到母親說“孩子剛到家，讓他休息吧”。

■ 我與父母合影。

1990年，我飛向了太平洋彼岸。離開中國32年了，在許多問題上，我和父親所獲的信息，分析問題的方法和角度，以及得到的結論，己經不盡完全相同了。但是，在善良、正直、進取、感恩和奉獻上，父子卻是始終一致。

感謝鄧小平先生，圓了老老爹、父親和我三代的夢。父親退休前被聘請為高級教師，後又成為“解放前參加革命”
的離休老幹部，詩書學會負責人。老老爹這個曾經的“地主軍閾”，後來成為當地的政協委員，書法學會負責人。昆明市著名的西山的風景區裏，還留下了他寫的對聯。

80年代後期，雲南和平解放紀念日，省政府第一次將那些昔日的國軍滇軍將領匯集在省政協禮堂。龍雲、盧漢將軍分別於1962年和1974年在北京去逝。幸存下來的老人們在聚會上焦急地尋找自己當年的長官和弟兄。一位當年的團長在人群中找到曾是他老長官的老老爹，撲通一聲跪下來，老淚縱橫地報告：“大哥，當年兄弟我手下的所有營長、連長、排長，全部都在文革中被整死了。”

兩位老人抱頭痛哭。

時代發展潮流裏的一粒塵埃，落在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大山。

故鄉的撫仙湖通常都是那樣的碧波蕩漾，溫柔可愛。

記得在我6歲的時候，母親從學校教導主任變成了澄江縣“老虎山”腳下一個村落的戶主，帶領七名教師，住在由牛棚改造的宿舍裏，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怕我一個人留在牛棚不安全，我後來被送到當時父親任教的萬海小學，一個建在撫仙湖旁邊的學校，插班讀一年級。其實，我當時還不到上學的年齡。

由於經濟困難，家庭負擔重，買不起鞋子，母親親手為我做了一雙新的布鞋。有一天，我一個人去湖邊用玉米棒洗鞋，一個波浪打來，卷走了我放在旁邊的另外一隻新鞋子。

那是我唯一的新鞋子，是母親用粗針，一針一線縫製成的。為了這雙鞋，她的手，一次又一次被針紮出血來。丟了一隻，另外一隻就沒有用了。

我哭著跑到學校把父親找來。那是一個冬季，父親脫掉衣服，縱身跳入冰冷的高原湖中。浪濤一波高過一波，父親的頭時隱時現。那一瞬間，我突然不再想要那隻鞋子，我想要爸爸趕快上岸。

人們都說青春無限好。 父親的青春，既有兢兢業業，更有小心謹慎，甚至膽戰心驚。 父親對我說：
“50歲以後，我的生活才是人生中最風平浪靜的日子。
”而我對父親的記憶，定格在他被關押在孔子廟裏遠遠看著我的眼神，結核病複發時眼角的淚水，以及為我尋找失落的鞋時，在起伏的波浪中那個時隱時現的頭。

父親的河，歲月的河，曆史的河。

就像在波浪和海濤中尋找的那一隻鞋子，失去的，再也找不回來。

世界上隻有一種英雄主義：那就是能看清世界的真麵目，但依然愛著這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