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兩黨都試圖讓移民議題“極端化”、“意識形態”化，來提高自己黨派在選舉中的收獲，而毫不考慮政策的政治可行性以及潛在的現實後果。這種大環境，讓基於技術細節和妥協的一攬子改革法案，變得越來越難。
2. 中美洲國家的曆屆政府，也試圖改善這些痼疾，可惜效果不彰，體製性的痼疾根深蒂固。全球氣候變化造成的災害環境頻發，更是讓這些貧窮脆弱的國家不成比例地遭受打擊。
當地時間6月27號，美國德克薩斯州的執法人員，在聖安東尼奧市郊外一輛卡車的封閉貨箱中，發現了成堆的屍體。
卡車停駐的地點距離美國-墨西哥邊境250公裏左右，當地溫度接近40攝氏度，而貨箱中沒有任何空調和飲水設施。
一共有53位試圖非法越境進入美國的移民喪生，其中超過一半是墨西哥國籍，剩下的大多來自瓜地馬拉、洪都拉斯等中美洲國家。目前，一共有兩位涉案的墨西哥籍公民和一位駕駛卡車的美國公民被逮捕並麵臨起訴。
美國和中美洲國家之間巨大的生活質量差距，疊加南部邊境開闊的地貌，提供了源源不斷試圖碰碰運氣的非法移民和永遠不會枯竭的機會。美國複雜而低效的移民係統，讓合法、安全的人口流動變得困難重重。移民在社會、文化、政治、經濟上帶來的衝擊和變化，也讓這個議題成為亞利桑那、德克薩斯、弗羅裏達等邊境州中重要的政治聚焦點，並通過黨派政治上升為一個全國性的政治分裂點。
移民分歧，又一個區分敵我的問題？
正如大部分美國人在墮胎問題上傾向於在“隨時自願”和“嚴格限製”中間的立場一樣，移民改革在技術上並不缺乏妥協的基礎。共和黨支持者中代表商業利益和自由意誌主義傾向的力量（如科赫兄弟）支持更多合法移民來到美國，以降低勞動力的成本促進經濟擴張；而民主黨的穩健派選民，也並不真的支持無限製的“開放邊境”。
2013年，當時四位民主黨參議員和四位共和黨參議員組成跨黨派團體“八人幫”（Gang of
8），在他們的推動下，美國參議院以大比分通過了綜合性改革方案。2013年參院草案為長期居留美國的非法移民提供了通向公民身份的道路（path
to
citizenship），也同時著手增強邊境安全與雇主驗證雇員合法身份的手段。但是，這一議案卻沒有在共和黨占多數的眾議院通過，從而錯了一個係統性改善美國移民問題的良機。
2016年以來，隨著美國公眾的政治立場越來越和黨派認同與身份綁定，移民問題和槍支、墮胎、氣候變化、性別認同等議題一樣，成為“區分敵我”的一攬子身份標識的一部分。
選民們似乎對達成改善現狀的政治過程失去耐心和希望，而滿足於甚至渴求於用各種誇張的主張和言辭來“懲罰”自己的政治對手，跨黨派的中間派力量變得舉步維艱。
兩黨都試圖讓移民議題“極端化”、“意識形態”化，來提高自己黨派在選舉中的收獲，而毫不考慮政策的政治可行性以及潛在的現實後果。這種大環境，讓基於技術細節和妥協的一攬子改革法案，變得越來越難。
在2020年大選後，民主黨短暫掌握了國會兩院與白宮，試圖通過包括移民改革在內的一攬子大膽立法，在黨內分歧和共和黨的激烈反對下最終無疾而終。今年5月，白宮試圖廢止一項在新冠大流行期間由川普內閣啟用的，旨在拒絕美墨邊境難民申請庇護流程的法案（“42條”），仍迅速燃起了來自各方麵的政治反擊與激烈地互相攻訐。民主、共和兩黨的跨黨派團體，在4月剛剛宣布將重啟移民改革對話，政治氣候就突然變得更加有毒了。
在競選中，前總統特朗普提出的“在美墨邊境建牆（並讓墨西哥付費！）”的誇大言辭，為他爭取了不少政治聲勢。他在白宮的移民政策“總軍師”史蒂芬·米勒，更是利用自己的影響力，推進各種手段克製移民來到美國（不管合法還是非法）。在特朗普內閣的四年施政中，美墨邊境“親子分離”的慘劇，曾經無數次站上媒體頭條。拜登政府上台之後，迅速終結了這一吸引眼球的不人道政策，但美墨邊境的移民危機卻越來越嚴重。滯留在美墨邊境試圖越境的非法移民，不斷衝擊曆史高位。
邊境危機，貧窮和腐敗催生非法移民
造成現狀惡化的原因，多種多樣。在美國政客和公共一般輿論的認知中，南方邊境的非法入境者經常和“墨西哥”畫上等號，但近年來，跨越美墨邊境的移民構成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越來越多中美洲人，試圖“跨越”墨西哥進入美國。
其中越來越多的人，甚至拖家帶口就留在了墨西哥。換言之，墨西哥正在從入境美國的非法移民的“策源地”，逐漸變為移民的終點國，甚至自身都開始麵臨嚴重的“移民問題”。
“中美洲北方三角”，由瓜地馬拉、薩爾瓦多、洪都拉斯組成。這三國體量不大，也不太占據國際新聞的注意力，但在目前美國愈演愈烈的邊境移民危機中，她們扮演了重要卻被忽視的重要角色。
根據對外關係委員會的研究，自2014年開始，已經有超過200萬人離開這三國尋求移民，大部分人的目的地就是美國。2020年開始，由於新冠疫情而施加的嚴格邊境管製，曾經一度減少了跨境人數。但隨著國際交通逐漸恢複到疫情前水平，來自北方三角的非法移民也迅猛增加。
隻需要稍微注意下這三國的現狀，就不難理解為何如此多的人要背井離鄉成為非法移民。北方三角是西半球最為貧窮的國家之一。截至2021年，洪都拉斯政府估計全國73%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下，而54%的人生活在極端貧困中。這些國家的經濟，極端依賴海外務工的國民給國內的匯款，根深蒂固的腐敗讓政府很難有足夠的財源提供必須的社會服務。除了貧窮和腐敗之外，橫行無忌的暴力和黑社會產業鏈，也讓這三國麵臨困難。
由於冷戰期間長期的內戰與依附性經濟的後遺症，北方三角的三國有著撕裂的社會與羸弱、無效的政府。黑幫暴力團夥——經常是以走私、販毒、人口拐賣作為經濟來源——填補了秩序的真空。許多甚至在美國都“赫赫有名”的黑幫，比如MS-13和M-18，有著跨越國境的運作網絡，以至於它們也成為美國執法部門的重要打擊目標。
拜登的努力很可能是無效的
中美洲國家的曆屆政府，也試圖改善這些痼疾，可惜效果不彰，體製性的痼疾根深蒂固。全球氣候變化造成的災害環境頻發，更是讓這些貧窮脆弱的國家不成比例地遭受打擊。
美國各屆政府並非沒意識到美國的“邊境危機”，根源並不在美墨邊境。就在6月10日。拜登和多位美洲國家宣布了“洛杉磯宣言”（Los
Angeles
declaration）。在這個新的一攬子合作協議中，美國將會加大對人口拐賣和跨國犯罪的打擊力度，增加合法的難民和臨時勞工的額度。相應地，美洲其他國家也將在移民到達美國之前，安置更多的移民，減輕美國邊境麵臨的壓力。
6月7日，美國副總統哈裏斯也宣布，美國將承諾投資19億美元私人投資，促進中美三角洲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
在缺乏係統性國內改革和根本的全球治理結構變革的前提下，這些修修補補的小動作，實際成效十分可疑——在“洛杉磯宣言”中，美國增加的幾萬人年度額度，比起每天就有幾千人試圖非法入境的總數，實在是杯水車薪。
拜登當局的做法，對於提高他的政治處境也不見得有什麽好處。就在聖安東尼奧市慘劇公諸於世的當天，得州的共和黨州長阿伯特立刻就譴責拜登政府的“開放邊境”政策是慘劇的元凶——哪怕白宮對“42條”的廢止因為法院的一紙禁令，還並沒有生效。
畢竟，遇害者隻是不會主張自己權利的遺體，而政治和媒體卻是由活人把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