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女學生古特金遭殘殺，法院判定凶手受到“不公刺激”而動了殺機，因此予以減刑。消息傳出後舉國嘩然，質疑此舉加劇侵害女權，死者家屬更斥正義已死。
土耳其層出不窮的性別暴力事件，及刑法中高度爭議的“不公刺激”（unjust
provocation）概念，在女學生古特金遭殺害後，再次掀起討論。
來自土耳其西南部木拉省（Mugla）的古特金（Pinar Gültekin）2020年遭前男友奧澤（Cemal Metin
Avcı）毆打後勒死。奧澤試圖焚屍滅證未果，便將屍體棄置垃圾箱，再以混凝土覆蓋。古特金27歲年華，戛然而止。
土耳其檢察官原本要求判處奧澤加重無期徒刑（aggravated life
imprisonment），法院今年6月基於奧澤受到“不公刺激”，將刑期減為23年，引爆舉國怒火，也再次觸發土耳其社會在世俗化與伊斯蘭化兩派勢力角力下，對“殺女”問題（femicides）最深沉的無力感。
根據土耳其女性協會聯合會（TKDF）數據，2020年有409名女性遭謀殺，2021年則至少367人遇害，意味著日日都有女性命喪黃泉。
“自由日報”（Hurriyet Daily
News）6月引述非政府組織報導，今年1月發生26起殺女事件，2月23件，3月及4月各為24件。
5月則有35名女性命喪配偶或家人之手。
土耳其女性安全疑慮，除了與根深蒂固的“男強女弱”性別觀有關外，國際人權組織“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5月指出，土耳其政府打擊女性暴力的方式是家長式的、保守的，也未將防治家庭暴力視為促進婦權或確保性別平等的一環。
此外，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數據顯示，土耳其女性勞動參與率最低，經濟依賴使女性更難抽離虐待關係。
“不公刺激”概念更無益緩解女性所麵臨的暴力威脅。
土耳其刑法第29條規定，任何人因不公正的行為而在憤怒或極度痛苦的狀態下犯罪，罪刑若須判處加重無期徒刑，應處以18至24年有期徒刑；罪行若需判處無期徒刑，則處以12至18年有期徒刑。
究竟何以構成“不公刺激”，由法官裁量。土耳其女權平台“我們將阻止殺女”（We Will Stop Femicide
Platform）發言人遜尼丘魯（Dilber
Sünnetçioğlu）指出，法官之所以能自由劃定“不公刺激”意涵，是社會性別不平等的產物。在男性主導的社會中，人們普遍認為“男性比女性更重要”。
男性受到“刺激”的原因大同小異：她沒有看顧家庭、她忽視孩子、她騙了我等原因。例如2020年，寇馬茲（Ersin
Korkmaz）刺女伴博茲（Nurgül
Boz）44刀奪命。受審時，寇馬茲表情哀戚，再三向法官強調自己悔意什深，盼獲減刑，並辯稱博茲不忠在先，“激怒、挑釁”他，才發生憾事。
除了“不公刺激”外，法官還可以根據“被告的行為良好”斟酌減刑。良好行為定義為何？不明。
古特金遇害後，土耳其總統艾爾段（Recep Tayyip
Erdogan）發推文哀悼。他寫道：“當我們得知古特金被惡棍謀殺時，我們痛苦不堪。我鄙視對女性犯下的所有罪行”。對許多女權運動人士而言，這話聽來空洞。畢竟土耳其政府在落實“伊斯坦堡公約”方麵難見具體進展。
“伊斯坦堡公約”正式名稱為“歐洲理事會女性暴力與家庭暴力防治公約”（Council of Europe Convention on
Preventing and Combating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Domestic
Violence），2011年在伊斯坦堡通過，要求簽署國政府立法防治針對女性的暴力，包括家庭暴力。
土耳其是伊斯坦堡公約首波簽署國，於2014年生效。宗教團體等保守派堅稱，公約鼓勵離婚、破壞家庭和諧，而且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LGBT）社群也引用公約的平權理念爭取社會認同。土耳其去年退出“伊斯坦堡公約”，對百年女權運動而言，無非另一迎頭痛擊。
土耳其司法部長博茲達（Bekir
Bozdag）今年6月對“不公刺激”的界限提出質疑，並稱“應該確定”相關案例的做法。要說這是翻轉土耳其女權的一道曙光，或是政務官眼見眾怒難遏而開口頭支票，或許為時過早。
但是至少“不公刺激”爭議再躍上台麵，土耳其社會被迫直視女性在現行政治氛圍及宗教製度下受到的鉗製，及殺女事件的幽微難言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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