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過新冠連對象都找不到了？“歧視病”得治治了

上海有一位媒體記者，做了一個有趣的試驗。他到相親角相親，在“個人條件”上寫明自己曾感染過新冠，已經痊愈。

結果正如大家所預料的。他的“相親”碰壁了，有人說“曾經陽性的不要”，一位來自河南的家長代表則聲稱：“得過新冠的結婚最好找得過新冠的。”

這位家長代表的擔憂，和一個傳聞有關。疫情剛開始的時候，有傳聞重症患者康複後可能有後遺症，影響生殖能力就是其中之一。後來，大量患者都康複了，也證明這個傳聞沒什麽道理，但是這種和性有關的小道消息，卻已經占領一些人的腦容量。

這個“試驗結果”比前段時間上海有用人單位在招聘時表示“陽過的不要”還讓人沮喪。它意味著對陽性的恐慌，已經深入到我們社會的肌理之中。

如果說企業擔心“複陽”會傳染，影響企業運轉的話，相親角大爺大媽的態度則更能代表“社會麵”。這種恐慌情緒已經深入骨髓，有時候甚至以玩笑的形式表現出來。

每日人物公號今天發表一篇《新冠陽性康複後，我經曆了什麽》，講述一個家庭感染後的經曆。其中有一個細節提到，主人公的女兒在小區裏玩耍，小夥伴們問“樂樂，你媽媽是不是得過新冠？”據說，這是小區誌願者告訴小朋友的，“樂樂和媽媽都得過新冠，所以你要戴好口罩。”

這可能是好心，但卻毫無疑問是一種“侵權”。疫情中，類似的事情幾乎每天都在發生。我們在防疫，也在時刻“孤立”我們的鄰居，有時候這種孤立甚至是以“為了大家”的名義來實現的。

兒童是最單純的，他們對同伴的無心嘲笑是社會歧視的曲折反映，也最讓人擔心：當兒童開始區別對待自己曾經陽性的玩伴，說明全社會的歧視到了讓人觸目驚心的程度。

就在今天，我所在的成都一小區也發生了幾乎是同樣的事。一個磨刀人在確診前曾到過小區磨刀，現在小區被封控了。在業主群裏，很多人指責找人磨刀的鄰居，讓他站出來。

這種事不會上新聞，也不會引起輿論波瀾，它就是我們的日常。

不管是因為擔心疾病本身，還是因為擔心封控影響自己的生活，這種指責和怪罪，最終都導向一種結果：我們正在把疾病道德化，得了病的不僅是“患者”，也是“壞人”或者“有問題的人”，患者可以康複，但是“壞人”這個標簽很難去除。

蔓延全社會的歧視氛圍一旦形成，想改變起來非常困難。簡單的“講科學”“講政策”，已經很難扭轉局麵。我們現在必須麵臨這個新課題：如何讓社會公眾從對新冠的恐慌中退出？

舉例來說，國務院已經明確要求不得對曾感染新冠的人進行就業歧視，很多企業在招聘的時候也不再提“陽性的不要”，但是那種隱性的歧視依然存在，我們隻能盡量為每一個病人保密。

這讓人想起艾滋病病人的遭遇。全球性的對艾滋病的歧視形成之後，媒體和各國公共衛生部門經過很多年努力，都很難消除公眾的“芥蒂”。印象中很多年前中國的衛生部副部長曾專門和艾滋病人一起吃飯，在媒體上發布照片，來宣傳艾滋病不會通過吃飯感染。

2022年4月，上海世博方艙，一名小患者好奇地看著方艙。

現在，新冠似乎正在麵臨這種“道德化”的風險。這是防疫的一個副產品，也是一個悖論：要取得防疫的成功，就必須提醒這種疾病是可怕的，從而激發起每一個人的“防範心理”。要求人們保持社交距離，就必然會產生人對他人的警惕。

在媒體的報道中，似乎也存在一個悖論。媒體的報道原則應該是尊重病人的隱私，不要讓公眾知道具體是哪個人患病，這樣才能保護他，讓他免於被指責的困境。因此，媒體在報道患者故事的時候都是使用化名，包括上述那篇《每日人物》的報道。而這種匿名，又強化了疾病的神秘性。

美國社會的一些情況可以參考。疫情在美國傳播之後，很快就有很多明星感染。一些NBA球員在感染後麵對媒體，講述自己的感受，過幾天症狀消除就恢複上場比賽了，這給公眾一種積極的心理暗示：得了新冠，也不是什麽大事。

由於新冠在全世界的蔓延，很多人的周圍都出現了感染的朋友，大家一起交流，這不僅對患者是一種支持，也有利於減少社會性的恐慌。“我有一個朋友感染過，很快康複了”，這種人與人之間的交流連接，也是對病毒的打擊。

究竟是保護新冠感染者的隱私，先是把他們“篩查出來”，然後再把他們“隱藏起來”？還是在對方同意的情況下，提高一點新冠感染康複者的“社會能見度”，讓社會聽到他們真實的聲音，讓更多人了解，即使得了新冠也不是天塌了下來？這是一個有意思的問題。

真正的平等，自然是建立在真正的尊重基礎上。社會應該保護每一個人的隱私，但如果有感染者願意站出來講述自己的故事，我們也應該支持他。

在當下的環境中，如果你的朋友曾經感染，在他康複後請他吃飯，來一個擁抱——這是微小卻有意義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