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廷輝則告訴本台：“一個孩子不隻一個補習班，一個補習班大概半小時或50分鍾，每月收費一千多到三千不等，有的孩子一個月的補習費也要上萬塊。富人家的孩子，能夠在年少的時候接受各種各樣的教育、接觸各種各樣的孩子，窮人的孩子永遠是窮人。”#雙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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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亞洲電台 (@RFA_Chinese)
July 26, 2022
“雙減”實施一周年後，中國學生們過得還好嗎？中國政府原本希望減輕學生和家長的負擔，但政策落實一年下來，產生哪些問題？
“雙減”落地後滿一周年的這個暑假，學生們能放開玩了嗎？在湖南長沙，至少吳廷輝接觸到的孩子不是那麽輕鬆。
吳廷輝是教育工作者、一名初中學生的父親，他告訴記者，“我們學校小學生一般是下午3點多放學，放學後70%到80%的人就進補習班，中學生是5點以後下課，中學生、高校生，90%以上都進特長補習班，有體育類、音樂類、繪畫的，五花八門。”他說。
教培地下化與私教盛行 恐使資源重分配
去年7月24日，中國政府為了減輕學生學業負擔和家長開支，出台“雙減”政策，卻首先重創教培行業。
中國媒體新浪財經在26日的報導中援引中國人民大學一份針對“雙減”政策的研究，指從2020年6月至2021年11月，北京、上海、杭州，三個教育重地教培機構大幅度減少，其中，上海減少了近1500家，而杭州的教培減少比例最大，接近70%，可見“雙減”在遏製教培擴張方麵效果顯著。
不過，這個研究也發現，私人教輔機構數量已達70多萬家，遠高於約21萬的公共義務教育學校，其中，2021年的數據顯示，在北京、上海和廣州等大城市，仍約有70%的中小學生參加課外輔導。
知名中國教育專家熊丙奇在接受本台采訪時表示，上層階級的富裕家庭通常采用一對一私教，因此較不會受到“雙減”影響，首當其衝的反而是中產家庭。他分析，“雙減”使部分教培地下化，不僅更加分散、監管難，也成就“賣方市場”，增加這些家長的支出。
“因為是麵臨著違法的風險，而且供給的量減少，如果家長需要，他可能就會提高價格，家長若選擇地下學科培訓，費用可能就會更高。還有就是有的家長會請私教，都可能導致培訓負擔加重。”熊丙奇說。
上海英文媒體“第六聲”（Sixth
Tone）25日報導，“雙減”政策推出後，反而催生龐大的“補習黑市”，使經濟富裕、人脈豐富的中上階層家庭更容易獲得補習資源。報導引述一名居住在
北京市海澱區的家長除了須支付孩子1對3的外籍家教費用，還須安排7歲孩子在暑假上英文、中文、數學、繪畫、芭蕾、電腦和遊泳等課程。這位家長表示，“雙減”讓補習費用更高，以往小孩的英文班學費大約是一年2萬元，現在則是兩倍。
吳廷輝則告訴本台：“一個孩子不隻一個補習班，一個補習班大概半小時或50分鍾，每月收費一千多到三千不等，有的孩子一個月的補習費也要上萬塊。富人家的孩子，能夠在年少的時候接受各種各樣的教育、接觸各種各樣的孩子，窮人的孩子永遠是窮人。”
城鄉資源不配不均 加重校際差距
“雙減”除了使教育資源反向重分配給中上階層家庭之外，熊丙奇認為，“雙減”意味學生更倚賴“校內”教育，但因為城鄉差距伴隨而來的教育資源分配不均，也成了潛在問題之一。
“不同學校的學生，他們的學業成績、學業表現，（可能會）差距拉大，（這政策）更強調學校的作用，但由於義務教育不均衡，會放大學校的不均衡……這樣疊加，可能會導致薄弱學校的教育質量更差，達到學校之間的差距，使城鄉差距、校間差距可能加大。”熊丙奇分析。
北京市政府教育督導委員會8月1日起將施行《北京市教育督導問責實施細則》，其中規範若“雙減”政策落實不到位，政府有關職能部門及其相關責任人將被問責。不過，現階段學生仍麵臨中考、高考等壓力，首要目標仍是增進學業排名、考進知名高校，如何平衡學生家長的壓力和需求，才能夠“治本不治標”？在“雙減”政策出台一年後，外界恐怕仍在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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