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疫情已進入最緊張的時刻。受漁船魚貨輸入的病毒牽連，海南三亞市自8月6日清晨6點起，實行臨時性全域靜態管理。由於這一通告是當天淩晨3:52才發布的，很多人一覺醒來，即便緊急退房也都來不及逃離了，有的甚至都已登機仍被趕下來，8萬遊客困守在這個天涯海角。
但最近的大新聞並不是當地疫情之下的種種困苦，畢竟人們經曆多了，也多多少少有點麻木了，昨天在網上引發熱議的倒是“海南日報怒懟澎湃新聞”的雄文：《對三亞疫情防控帶節奏，某媒體澎湃得太“離譜”！》。
可能部分是因為滯留三亞的不少遊客是上海人，澎湃新聞此前接連兩天的頭條、此條都與三亞疫情有關，海南方麵因此怒了：“請問，你們與三亞究竟有什麽仇、什麽怨，為什麽這麽無視疫情防控大局，這麽竭力的帶負麵節奏？”
它委屈地反問，海南沒做什麽對不起上海的事，為什麽上海的媒體要這樣，“是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搶奪了你們的地位、你們的前途、你們的生意、你們的光環？還是今年上半年海南超10%的GDP增速讓你們臉上無光？”
在它看來，防疫大局之下，所有暴露問題的媒體、提出非分要求的遊客，都是妖魔鬼怪：“疫情是麵照妖鏡，照出了千千萬英雄榜樣，也照出了萬萬千鬼魅魍魎，獅子大張口提無理要求的某些人是鬼魅，喪失新聞人道德帶負麵節奏的某些媒體是魍魎。”而這些人之所以這樣，是因為他們喪失了良心：“心中無美意，眼中無美景。也許，可能，有些人的心已經黑了，所以才隻看到了黑的東西。”
我沒關注過澎湃對三亞的相關報道，海南日報的“怒懟”也沒有指出澎湃哪裏失實，隻是籠統地指責它不全麵、不正麵，言下之意，大概是需要鼓勵、肯定。可能它想要的正麵報道是像這樣，“三亞市民暴雨中撐傘做核酸井然有序”，但愚鈍如我，也分不清這算是高級黑還是低級紅。
當然，我也看到有人寫了《三亞不能批評嗎？》，但也有人說：“受了批評，三亞不能回嘴嗎？”從網易、鳳凰網等平台的留言區來看，最高讚的評論基本兩極分化：有人認為這樣文風的“怒懟”，“從用詞用語，到行文邏輯，都是不合適的，傷害的是包括海南日報自己在內的所有媒體的公信力”；但也不乏有人覺得“罵得好，上海總以為其它地方都是鄉下”，特別是“自己封城搞成那樣，有什麽資格說別人？”
這恐怕是我們都非常熟悉的場景：人們關心的不是事實對錯，而是質問對方的“資格”。這要求對方自己首先在道德上無可挑剔，又或是具備某種特殊的了解，例如“你不是東北人，不了解東北的情況，無權說三道四”，否則別說是批評，就連參與討論的權利都沒有。
哪怕你說的是事實，但在這樣的語境底下，人們在意的不是你講的對不對，而是質疑你別有用心。就像常有人開玩笑說的，“故鄉和母校是隻有自己才能批評的”，同樣一番話，你是愛之深痛之切，但外人來說，就可能被看作是試圖抹黑。在這種內外二分之下，雙重道德標準是不可避免的。
詭異的地方就在這裏：三亞肯定是發生了一些事，但同樣的話，上海的媒體沒有資格說（它們因為碰巧坐落在上海，也就得分擔上海的原罪），但換個地方（例如北京），或許就有資格了。也就是說，一句話有沒有道理、能不能講，要看是誰講的。
這不需要什麽大道理才能明白，每個人都可以無師自通。我家老二有些倔強，每次哥哥糾正他的行為，他就怒喝：“要你管？！”當我們告訴他，哥哥說得沒錯時，他仍悻悻然不服：“哥哥有什麽資格說我？”然後就舉出“上次他也如何如何”，扯到一些不相幹的事上去，如果你跟他說“這一碼歸一碼，現在這事就是你不對”，他繼之而來的也仍然不是認錯，而是質疑大人沒能保持絕對公平：“為什麽你們總是站在哥哥一邊？”
這是昨天的截圖，現在“澎湃新聞，你欠三亞一個道歉”已有近5000讚
因此，這遠不隻是三亞如此，而是我們這個社會普遍存在的人格特質：不承認存在是非對錯的普適標準，一切都要看是誰、在什麽情況下做出什麽樣的判斷。
不難看出，這又會導向一種對權威的崇拜，因為隻有一個公平、道德無暇的權威，才能“以德服人”，讓人心服口服地接受批評。然而，且不說這樣的權威並不常有，就算是權威發話，很多人也不過是口服心不服。也就是說，這種人格實際上意味著拒絕接受任何對自己的批評。
這和中國的“麵子文化”緊密相連，殷海光在《中國文化的展望》中早就曾發現這一點了，他說：“中國文化分子多帶權威性格。……如有人糾正他的知識錯誤，他的自動反應就是覺得向他的聲威挑戰，打擊他的聲威，掃他的麵子。既然如此，還有什麽學問好講呢？”
當然，確切地說，這也並不隻有中國人這樣。弗洛伊德在討論憂鬱症患者的自我控訴時就指出，這些人哪怕在表麵上把自己說得一無是處，但實際上他們並不覺得自己真正做錯了什麽，也就沒有相應的謙卑，因而他又“強烈地要求他人的關心和稱譽，而且表現出明顯的不願接受任何微小的批評”。
我有一種感覺：威權人格在麵對現代社會的眾聲喧嘩時，可能更難調適。因為那明顯不是一種一元、可控、有序的秩序，而難免出現各種讓他們為之心煩的“雜音”。它的辦法則是以攻擊性回應，最好讓人就此閉嘴，就像弗洛姆在《為自己的人》中所說的，“權威要求服從”，“如果有人敢於提出批評，根據這一事實，就可證明這個人有罪”。
盡管這看起來是攻擊性的，但更深一層來看，它其實是防禦性的——或者說，它將自己的反應看作是對他人攻擊的適當回應。卡倫·霍妮在《我們時代的病態人格》中曾道出這種微妙的心態：由於“神經症患者總是不斷地防衛他人”，因此他們往往“將任何批評都解釋為一種侮辱”。
那究竟應該怎麽做呢？這每個人、每個地方肯定都有不同的處境，但我想首先一點，你至少大可不必那麽在意。上海封城的時候，我就注意到了一點：很多地方都很在意臉麵，不乏“護城寶”，但唯獨上海人，看到別人罵上海，好的，我也加入進來一起罵。
後來和一位北方朋友笑談起，他不以為然：“上海人那是真的差，自己也沒法辯解，你還能怎麽的？別人抹黑我老家，說得不對，我為什麽不能回罵？”
好吧，這個邏輯好像也說得通。對於自信掌握了唯一正確判斷標準的人來說，看來是可以自洽地應對任何問題，甚至搞不好，還會有人覺得我那麽說，也是在微妙地表現上海人的優越感。
所以你看，這就是我們的處境：任何批評，都可能由此被消解掉，但也因此，它證明了在這個社會中，批評並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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