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撤回的“影響三代入黨”通知,為何仍值得反思？

作者丨趙宏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8 月 30 日中午，河北承德高新區疫情防控指揮部發布撤銷公告，宣稱之前 ”
疫情防控辦公室未經研究審核，擅自發布相關涉疫政策，法律政策依據不足，予以撤銷 “，並 ” 對此造成的影響向社會公開致歉
“。雖然這份撤銷公告發布及時（當天），但此事過程及其反映出的問題仍值得複盤與思考。

被撤銷的通告稱，鑒於該區疫情防控形式嚴峻，為進一步管控疫情傳播渠道，降低傳播風險，決定采取如下防控措施：

其一，對能夠提供轄區內有關發熱、咳嗽等症狀人員信息，舉報村醫私自為發熱人員治療以及 2022 年 8 月 22
日以來有承德市外行程但未按規定報備人員的，經核實後按每條有效信息獎勵舉報人 500 元；

其二，對故意隱瞞行程、拒不配合流調的，列入失信人員名單；若涉疫人員是黨員、領導幹部親屬的，一同追究黨員、領導幹部管理不好親屬的政治責任。涉疫人員是企業家的，列入銀行黑名單，不得申請各類貸款。涉疫人員是個人的，列入高新區個人失信記錄黑名單（三代以內旁係親屬不得參軍、不得入黨、不得報考公務員及事業單位等）。

上述通告一經發布，隨即引發輿論喧囂。尤其是針對個人故意隱瞞行程、拒不配合流調的行為，決定將其列入失信人員名單，甚至將處罰範圍擴張至涉疫人員三代以內旁係親屬的做法，明顯逾越了法治的界限，如後續公告所言，產生了惡劣的社會影響。

將涉疫人員列入失信懲戒名單於法無據

高新區疫情防控指揮部的防控指令看似極端，但並非孤例。

縱觀迄今一些地方政府出台的各種防控政策，所適用的懲戒方式大致含三項：

其一，對個人不遵守防控指令的行為，按照《治安管理處罰法》第 50 條第 1 款第（一）項的規定，將其歸入 ”
拒不執行人民政府在緊急狀態下依法啊發布的決定、命令 ” 的範疇而予以行政拘留；

其二，將不遵守防控指令、不服從防控要求的個人列入失信黑名單，予以失信懲戒；

其三，搞連坐，即將處罰的範圍從涉疫人員本人擴張至其親屬。

這三種方式，都欠缺法律依據，也違背了法律的一般要求。就《治安管理處罰法》第 50 條第 1
款第（一）項而言，此前已有諸多法律學者一再提示，本項所說的 ” 拒不執行人民政府在緊急狀態下依法發布的決定、命令 ”
中的 ” 緊急狀態 “，絕非一般意義上的應急狀態，而是《憲法》和《突發事件應對法》中所指的 ”
對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國家安全、公共安全、環境安全或者社會秩序構成重大威脅的 ”
特別重大突發事件，其宣布主體也隻能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擅自宣布本地進入緊急狀態，或是將 ” 應急狀態 ” 混同於 ” 緊急狀態
” 而恣意突破法律，且要求公民承擔更高的服從義務，不僅於法無據，也極度擴張了《治安管理處罰法》的處罰範圍。

除去肆意擴張對《治安管理處罰法》第 50
條的解釋外，很多地方政府常用的疫情管控方式還包括將涉疫人員作為失信聯合懲戒對象，高新區疫情防控指揮部也是如此。而這類做法，同樣於法無據。

作為一種明確包含了道德譴責的懲戒機製，失信懲戒所針對的主要是在經濟往來中不遵守誠信的個人，其想要解決的也是長期以來民事債務人欠債不還、不守信用、逃避債務、規避或抗拒民事執行等社會頑疾。一旦行為人被列入失信名單後，眾多行政機關就會聯動實施包括限製消費、禁止任職等多項懲戒措施；因此，失信懲戒也被實踐證明是一種相當有效的懲戒方式。由此，各地政府也開始逐漸擴張對信用懲戒的適用。

在疫情防控期間，將違反或抗拒疫情防控指令的行為人列入失信名單，也進入很多地方政府防控措施的手段選擇。但這種懲戒措施的合法性，同樣闕如：

首先，在目前我國整體的社會信用體係建設尚未成熟時，個別地方政府擅自出台關於社會信用的規定，擴大失信行為的打擊範圍，本身於法無據；

其次，違反或抗拒疫情防控指令的行為，也與經濟往來中缺少誠實信用毫無關聯，將其作為失信行為懲戒違反 ”
禁止不當聯結 ” 的法律原則；

再次，隨意將涉疫人員列入黑名單，不僅讓其接受與之過失根本不相稱的懲戒，還會侵犯個人的名譽榮譽乃至人格尊嚴，是對公民尊嚴的漠視。

防疫不能搞連坐

除濫用失信聯合懲戒等手段外，這份被撤銷的通告引發公眾譴責的另一原因在於，針對涉疫人員的處理中，明確寫入了連坐機製。如涉疫人員是黨員、領導幹部的親屬，就要一同追究黨員、領導幹部管理不好親屬的政治責任；而涉疫人員是普通個人的，就要讓其三代以內的旁係親屬均不得參軍、入黨、報考公務員及事業單位等。

這種一人犯法、家屬親友鄰裏都要連帶受罰的連坐機製，一直以來都被作為野蠻陳舊的製度而予以批判，其原因不僅在於它將處罰懲戒肆意殃及無辜，還在於這種方式幾乎是重刑主義的極致代表。在連坐製度下，”
人人自危，戶戶自保 “，” 互相監督，彼此告發 “，最後帶來的隻能是人與人之間信賴的喪失和社會整體凝聚力的崩塌。

古代中國自商鞅變法時施行連坐製，但這種陳規陋習在清末法律變革過程中已被破除；過去了百餘年後，連坐仍舊被一些地方政府重新撿起，用以懲戒和打擊違背疫情防控的行為，這已經不能被簡單評價為失智之舉。它在很大程度上表明，遵守法律界限、依法行使權力、保障個人尊嚴，還遠遠沒有成為很多地方政府做出決策時的基本思考，甚至沒有形成對其采取各類防疫措施的法律屏障。

地方政府搞連坐，無非就是想借助懲罰的擴張，給想隱瞞行程、拒不配合流調的人員施加壓力，希望他們顧及懲罰對親朋好友的影響而主動配合防疫。但這種隻考慮應急績效卻不顧可能對個人權利的侵害，也不考慮可能造成的惡劣社會影響的做法，卻嚴重損傷了個人對政府的基本信賴，與現代法治的基本主張悖離。

所幸的是，因為輿情喧囂，承德高新區疫情防控指揮部迅速撤銷了通告，這種知錯就改的態度值得鼓勵，遺憾的是，通告隻字未提，攸關公眾基本權利的防疫政策是為何如此唐突出現的。

法治若失序更危險

我們難以想象，如果沒有輿情喧囂，上述疫情防控政策果真實施執行的話，對於法治和人權會造成何種衝擊。

疫情防疫三年，此類極端事件一再發生。同樣在本月 30 日，河南三門峽市某縣在已連續 7
天全員核酸且沒有發現任何感染者、沒有任何疫情風險的情況下，進行三天的全域靜態演練，要求在演練期間嚴格小區人員出入管理，嚴格限製道路車輛通行，嚴格控製社會麵人員流動，嚴格管控公共場所。疫情防控指揮部說明，此次演練的目的是
” 為了檢驗該縣疫情防控應急處置能力和廣大居民的防護素養
“，但這種隨意的政策背後，完全沒有考慮封控、靜默等措施給普通人的生活和自由帶來的負麵影響。

此類事例一再提示各地政府，防疫必須在法治的軌道上進行，而不能為應急績效的考慮無所不用其極，更不能肆意突破法律界限，采取各種極端方法。

上述毫無法律依據的指令，不僅會給公民權利造成極大影響，還會引發公眾情緒的對立和矛盾的激發；最終，不僅無助於防疫目標的達成，也會徹底損及政府的形象。

我們常說，法治的失序是比瘟疫更可怕的災難，因為法治所要維護的是個人身處任何狀態甚至是在緊急狀態之下也不能被徹底吞噬的自由和尊嚴；而對依法防疫的堅守，也是希望借由法治所內涵的限製和約束政府權力的要素，維護個人權利和尊嚴不為各種原因掏空或貶損，這一點即使是在應急狀態之下也絕不容輕易突破和放棄。

疫情防控三年，公眾也身心俱疲，但仍舊積極配合政府的各項政策；各地政府要汲取這些極端事例的教訓，審慎出台疫情防控政策，尊重而非漠視疫情之下每個個體的權利和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