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船員耿鍵在馬達加斯加圖阿馬西納港監獄被囚禁的第四年。
他原本可以有一個平穩踏實的人生——繼續當兵，或繼承父親在鋼廠的工作。但因為不喜歡那種「一眼就看到退休」的生活，為生活所迫，他無意中當了海員，又陰差陽錯登上了前往馬達加斯加的貨輪。2019年3月，包括耿鍵在內的15名船員被當地法院以「非法入境罪」判刑5年。2021年11月，其中14名船員又被馬國最高法院以「走私紅木」罪名判刑20年。
46歲的耿鍵覺得自己可能會死在異國監獄里了。相隔一萬多公裡外的撫順老家，年老體衰的母親還在病床上熬著，等他回來。
文 × 陳龍
編輯 × 雪梨王
中秋節前一天，船員耿鍵從非洲島國馬達加斯加的監獄給我傳來兩張照片，說他吃到了手工製作的月餅。自從2018年12月被捕入獄，他和其他13名船員已經在馬達加斯加（以下簡稱「馬國」）圖阿馬西納港監獄被囚禁了3年9個月。
耿鍵再一次和我聯繫，是在20天後的10月7日。在這所監獄里，犯人們的手機被存放在「電話房」，由獄警保管，交了錢就能用。使用頻率不定，使用時間則要看獄警心情，「心好的獄警值班，一周能用兩次；之前一個值班的男獄警，兩三個禮拜都不來一趟。」
被捕緣於2018年的一次航行——有著香港與福建背景的FLYING號貨輪在印度洋上遭到馬國海警船、軍機的多次偵查，後來遭到軍隊襲擊，隨後，貨輪被俘。耿鍵等15名船員於2019年3月被當地法院以「非法入境罪」判刑5年。2021年11月，其中的14名船員又被馬國最高法院以「走私紅木」罪名判刑20年。這批船員中，一半人都在40歲以上。增加20年刑期，加上監獄里傳染病等不確定因素，讓他們覺得自己很可能會死在這裡。
在異國監獄的近四年，遼寧撫順人耿鍵對家鄉的記憶愈發強烈。他做過許多夢，夢到妻子、孩子、父母，夢到過世了19年的姥姥，還夢到一些多年不聯繫的朋友。
有一次，他夢到自己回家了，看見了妻子、孩子和丈母娘。「我就在門外等著，等兩個孩子出來，我一把摟住他們。我蹲下來，親了他們兩下。」然後，耿鍵說，爸爸要走了。孩子沒有出聲，耿鍵獨自走了。妻子過來打了他一下。
他不明白這最後一下是什麼意思，「可能是責怪我。」
2022年中秋節，耿鍵在獄中為大家做的手工月餅。
出海
金黃的月餅像加厚版餅乾，只雕了簡單的圖案，中間點綴幾個洞，看著醜陋但又很誘人。這可是精心製作的——一共消耗了「4公斤麵粉、17隻雞蛋、1公斤白糖、1瓶植物油、1袋奶粉、1斤花生碎」。先把餡炒熟，再用雞蛋兌奶粉做皮，最後烤熟。這是由耿鍵、符偉剛、陳旭東、李以印（四人住在一起）親手製作，給大家的一份驚喜。
「那月餅絕了！大家都這麼說。」船員們的喜悅溢於言表。總共28塊月餅，14名船員每人分到兩塊。這14個人中，包括9名中國人、3名孟加拉人、2名緬甸人。
人數是不斷減少的：2018年10月FLYING號貨輪從新加坡啟航時，船上一共有17名船員；2018年11月被俘時，兩人受傷就醫，隨後設法逃回國；12月，15名船員入獄，被判刑5年；2021年11月，馬國最高法院又以新罪名對船員判刑20年。然而，混亂的司法文件和審判中，卻漏掉了孟加拉船員羅曼（H·M
Roman）。今年7月，第一次判刑期滿后，羅曼得以鬼使神差地回到孟加拉。獄中也因此剩下14人。
入獄3年9個月，算上登船航海時間，船員們已經離家4年以上，其中兩名孟加拉船員甚至離家超過5年。
在這所關有1000多人的監獄，人民幣可以辦到許多事——100元可以免受處罰，可以換到條件好點的囚室，其他數額的小費可以代購生活用品、限時使用手機。中秋節的這頓慰藉鄉愁的奢侈大餐，則是4.5萬多阿里亞里（約合人民幣76元）換來的。
金黃的月餅像加厚版餅乾，只雕了簡單的圖案。
2018年底FLYING號出事時，耿鍵才當了幾個月船員。那年1月，他到江蘇連雲港職業技術學院，學習海員專業，獲得了「四小證」——這是最低級的船員級別，不能任職技術崗位。因此，上船后，耿鍵只算二水手，連駕駛台都不能進。
為了考這個證書，中介公司收了耿鍵2.8萬元。後來他了解到，如果自己找學校，只用8000塊就可以。是妻子給他聯繫的中介公司，「（她）尋思，讓我上個船，掙錢。」耿鍵說，一般考「四小證」需要三四個月，但他只學了一個月，「中介公司為了多掙我們的錢，都不給我們辦水手證的資格。」
2018年9月，耿鍵從浙江舟山登上了一艘內海船，跑了20多天。那是他第一次出海。
上船前的若干年裡，耿鍵在撫順郊區幫朋友經營鐵礦，但一直沒掙到什麼錢。眼看一兒一女都上了小學，經濟壓力越來越大。2017年年初，妻子提議，在老家掙不著錢，不如出去闖闖，打個工。耿鍵覺得有道理。
正好大姨姐（妻子的姐姐）的老公是朝鮮族人，在韓國開餐館，每月收入都在萬元以上。耿鍵兩口子商量著，要麼去韓國打工，他們因此給勞務派遣中介公司交了錢。彼時正值韓國計劃部署美軍「薩德」事件，中韓關係降溫。折騰了大半年，花了不少錢，還是沒辦成簽證。
去韓國的計劃眼看要泡湯，中介公司又向妻子推薦了另一項業務：出海當海員。「一個月工資七八千，一年後能掙一萬多。」這家中介公司還承諾，「讓你老公優先上船。」妻子覺得，既然當海員和去韓國收入差不多，還不如直接當海員。經中介牽線，耿鍵去了連雲港學習，很快拿到了「四小證」。
收到上船通知那天，耿鍵正在撫順郊區的礦上。約定上船的當天，他才匆匆趕回市裡。回到家連妻子的面都沒見上，只去父母家裡拿了些簡單的衣服，就去瀋陽趕飛機了。
上船后，耿鍵才意識到，自己非但沒有拿到正式的海員證，而且船上工作既苦又累，每月工資才4000多。2018年9月29日，經大連華商船務有限公司派遣，他乘飛機抵達越南中部的峴港市，與二副劉延忠一起登上了FLYING號貨輪。
印度洋上的敲鐵鏽聲
新冠疫情以前，各大洋上，每天有數十萬船員在忙碌。一艘船上的船員等級往往有嚴格區分。耿鍵屬於最底層船員，很少有人跟他說話。他和廚師陳旭東關係最好——兩人是最後登船的，又都是東北人。
「稀里糊塗。」耿鍵這樣描述出事前的那段日子，「航行方面的專業知識，我一點也不懂。至於這條船到底去幹什麼，更是一點也不知道。」由於不適應海上風浪，他連吐了好幾天。事後回想起一些蛛絲馬跡，耿鍵認為，到新加坡加油、急匆匆徵召自己和陳旭東上船，都是船東臨時決定前往馬國「走私」的「證據」。
FLYING號貨輪在馬達加斯加監獄的15名船員，現在只剩14人。
在船上，耿鍵的工作是維護船體，具體說，就是敲銹、刷油漆、打掃衛生。海上航行常遇風浪，海水進入船艙，容易腐蝕金屬，造成船體生鏽，威脅行駛安全。作為二水手，他得每天拿鎚子，在艙板、甲板上漏鐵的地方敲打，把鐵鏽敲打下來后，用角磨機拋光，再刷兩遍漆，「有點像修車廠、汽車美容店的工作」。這樣可以延長船體壽命。
穿越印尼雅加達附近的巽他海峽，在印度洋上航行的2個月里，FLYING號沒有停靠過任何港口，耿鍵連拋纜繩這種最簡單的工作都不會，也不懂航標、地理海域。「除了下雨，我們四五個人每天都要拿把小鎚子敲銹。」
天氣好的日子，叮叮咚咚的敲銹聲此起彼伏，回蕩在FLYING號周圍的海面上，很快被一望無際的印度洋的濤聲吞沒。角磨機的噪音很大，船員們會戴上耳塞。耳塞丟失后，耿鍵就用棉花代替。鐵鏽會噴在身上，因此還得戴上防護眼罩、兩層口罩。有幾次，迸濺的鐵鏽碎片劃破了耿鍵的臉。「每天幹完活洗澡，臉上全是銹，鼻子里也有，鐵鏽還會吸入肺中。」
2019年，記者在跟蹤調查這起案子時發現，FLYING號幾年前有過赴馬國走私紅木的案底，在福建一家造船廠重新刷漆后，再次投入航運。本次事件發生時，該船的體系文件屬於香港海凌船務有限公司，背後控制者則是香港蓮華國際貿易有限公司。福州商人楊建豐、巫秀青夫婦是直接的承運商。
在航的17名船員，包含11名中國人、4名孟加拉人、2名緬甸人。他們上船的時間跨度很長，主要集中在2018年3月至8月，其中兩名孟加拉人早在2017年就簽合同上了船，而耿鍵、陳旭東則是被臨時徵召，在開船前緊急上船。
最後一名船員陳旭東從新加坡登船后，按照楊建豐、巫秀青夫婦的指令，FLYING號貨輪立即出發，前往馬達加斯加。根據船員們事後多次陳述，在印度洋航行的前1個多月里，他們不知道航行的目的，船舶也始終沒收到船東的「航次指令、代理信息、貨物信息」。這明顯不同尋常。
2018年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FLYING號在靠近馬達加斯加的公海海域逡巡，先後遭到不明海警快艇詢查、偵察機拍照偵查，楊建豐都指示逃離。以大副申文波為代表的船員們因此質疑此次航行的目的非法，要求返航，申文波當場提交了辭職信，船員們又集體簽署了一份「不做違法行為」的《聲明》。但楊建豐命令船長於天財、船東代表胡敬運（也是楊建豐的姐夫）再次開向馬國。
2018年11月，對FLYING號拍照偵查的馬國偵察機。耿鍵拍攝。
12月18日凌晨，FLYING號遭到馬國軍方密集的槍炮襲擊，雙方在印度洋上展開了三四個小時的追逃。FLYING號的船體、駕駛台被槍炮打得遍體鱗傷，17名船員被俘獲。其中船東代表胡敬運、二副劉延忠被子彈擊中受傷。船舶靠岸圖阿馬西納港后，二人被送醫治療。後來，疑似在楊建豐的運作下，利用律師和保外就醫讓他們潛逃回國。
FLYING號靠岸后的一個多月里，剩下15名船員只能在船上等待，他們都認為，不管是什麼事，都與船員無關，「楊建豐和大使館肯定會解決。很快就能回家。」但胡、劉二人逃回國后，馬國突然將剩下的15名船員逮捕入獄，並在2019年3月以「無害通過」（Le
passage de non inoffensif），即非法入境罪，對他們判刑5年。
兩三次減刑后，他們本該在2022年下半年刑滿釋放。但就在2021年11月，馬達加斯加最高法院「打擊販運紅木和烏木特別法庭」以「走私紅木」罪名對他們追加起訴，再次判刑20年。
這份新判決讓船員們感到絕望。大多數船員覺得，用不了20年，他們就會死在監獄里。
「loser」
今年，大部分船員都花了點兒錢，住到了環境更好的小監室——畢竟在這個監獄里，沒什麼是錢不能解決的事。為了省錢，耿鍵還住在一個300多人的大監室里。
馬國位於南回歸線上，屬於熱帶島嶼。天熱的時候，操場上的沙子燙腳，監室里瀰漫著熱烘烘的汗臭，「晚上一進監室，簡直就是地獄。」這裡的一大問題是沒有乾淨的飲用水。離監獄不遠的地方，就是一個大糞池，15米外有一個地下井抽上來的自來水管。犯人們在這裡洗漱、洗菜、刷碗。「1000多人都用這種水洗澡，能好嗎？」不少人得了皮膚病，一些人出現了尿血、尿道炎。
事發那年，耿鍵42歲。他回顧之前的人生，覺得自己算得上一個「loser」（失敗者）。
船員們在馬國監獄囚室中的生活場景。
但實際上，他本可以有份踏踏實實的工作，和看起來還算光明的未來——1993年年底，耿鍵到大連武警部隊當兵，1996年年底複員回到撫順，被分配進父親所在的新撫鋼廠。
他年輕，是黨員，有著在當時看起來不算低的工資，但年輕氣盛的耿鍵不喜歡那種「一眼就看到退休」的生活。他想辭職，爸媽不同意，但耿鍵聽不進去，執意要離開。最終，工廠支付8000元買斷了他的工齡。隨後，他做起了個體經營，去酒店打過工，擺過燒烤攤，開過冷麵店。2004年至2007年，耿鍵開了一家網吧。網吧規模不大，只有40台電腦。
那是單機遊戲CS（反恐精英）流行的年代。網吧里聚集著大量玩CS的少年。在北方，這款遊戲又被稱為「半死」。不久，上面出了規定，說是學校200米以內不能開網吧，文化局、公安局隔三差五發來管理文件，申令不許向小學生開放，否則就封網吧。
「成天提心弔膽，這不敢那不敢的。」耿鍵不懂電腦技術，設備更新、營業規模也不如同行。「周圍幾家網吧都是150台、200台電腦，配置也好。我是租的門市房，人家是自己的門面。」加上電費、光纖網費成本高，耿鍵的網吧倒閉了。
作為一個有著大量鋼廠、石油廠的老工業城市，在市場化改制過程中，撫順像是計劃經濟時代遺留下的孤兒，「工廠不行了，工人都下崗自己做買賣了，買賣又不好做」。
耿鍵父母耿永海、劉麗華。2022年7月。攝影
陳龍。
在家待了一段時間后，耿鍵去了距離撫順市區幾十公裡外的一家私人鐵礦，幫忙做機修、採購等雜活。礦上經常沒日沒夜，也沒假期。快要出礦的日子，得連著忙三天三夜。耿鍵原以為在礦上能掙到錢，但沒想到收益也不好。那七八年裡，老闆很少給耿鍵開工資，偶爾讓他撿一車礦石拉去賣，抵作工資。
「其實走到今天，我在監獄里尋思，一切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我當初有很多其實很好的機會都錯過了，有時候也怨不得別人。自己應該為自己的選擇負責。」
耿鍵說的「好機會」，主要指兩件事——在大連當兵，在鋼廠上班。在鋼廠，他每月只上15天班，另外15天找別人頂替，自己在外面開冷麵店。他覺得人生有無限可能，自己肯定能幹出點事兒來，總想著「出人頭地」，多掙點錢。
而「那陣要是留在部隊也挺好」。在部隊里，他當組長、班長。當時，大隊長說，如果能考個軍校，留在部隊，前途一定很好。但受限於文化程度，耿鍵只能複員。
人生境遇每況愈下，耿鍵慢慢失去了方向感，任何機會都想要抓住，包括之後上船、在大海里討生活——這是他之前從沒想到過的未來。
「就這麼一個獨生子。當年他當兵，為國扛槍，對他抱老大希望了，指望他將來出人頭地，起碼有工作好好乾。」耿鍵是1976年出生的。1979年文件下來后，作為黨員的耿永海夫婦帶頭執行了獨生子女政策。唯一的兒子曾經是父親耿永海的驕傲，如今再說起這些，耿永海覺得特別遙遠。他當時尋思著，要是兒子學歷好，能進軍校；如果在部隊考個法律證書，複員后能進公安局工作，「誰成想，現在到非洲坐牢去了。人的命運就是這樣。」
家裡的相冊至今收藏著耿鍵當兵時的近200張照片，每一張都風華正茂，充滿希望。
過去20年，耿永海兩口子一直在給兒子投錢——開網吧，耿永海支持了6萬；去礦上，耿永海出了幾萬，讓耿鍵買礦車。去連雲港參加船員培訓，耿鍵也問父親要走了1000元。「他就沒掙過什麼錢，（我們）凈搭錢（倒貼）了。」現在進了非洲的監獄，耿鍵打電話，還是問父親要錢，「爸，我沒錢吃飯。」每個月，耿永海都從退休金里，拿出500元或1000元，轉給耿鍵。耿鍵買斷工齡下崗后這些年，也是父母幫他交社保。
20出頭當兵時的耿鍵。
快樂時光
實際上，出事後的近兩年裡，耿鍵一直沒敢把實情告訴父母。妻子也幫他瞞著，老人問起，就說「現在海上沒有信號」。
2020年8月，9名中國船員的國內家屬相約去福州，向省市兩級部門投訴船東楊建豐涉嫌走私犯罪、陷害船員的行為。家屬們提出，每家出一個代表。這下耿鍵犯了難。電話里，他暗示妻子，能不能請岳父岳母作為代表去福州，妻子說，「我媽也在家照顧孩子」。耿鍵沉默了，他甚至一度想請鄰居出面去福州。
思索再三，耿鍵決定還是讓父親出面。此時，妻子才告訴他，2019年7月，耿永海出了一次嚴重的車禍。
退休后，耿永海有三個愛好：唱歌、吹笛子、野外打漁。那天，他騎自行車去郊外，在一個路口拐彎時，被大貨車掛倒，連人帶車被拖行了20米。事故造成耿永海頭部、右胳膊嚴重受傷，還斷了6根肋骨。他的一大塊頭皮被磨掉，「再拖行一段，（可能）腦漿都要出來了。」幸運的是，撫順二院一位外科大夫醫術高明，揭開頭皮，利用頭皮的「抻勁（彈性）」保全了完整的頭部外形。「我特地跟他說，我愛唱歌，老出頭露面，希望盡量保證我的美觀。」
「要是我顱腦震蕩受損，成植物人了，就廢了，今天就不能跟你說話了。我兒子的事兒，我也管不了了；還有我老伴，沒人照顧她，俺們家就敗了，徹底完了。」耿永海感嘆，「老天有眼」，給這個家留下了一絲生機。
耿永海年輕的時候就愛好笛子、口琴，「那個年代，3塊錢的笛子就很好了。」他說自己頗有點兒音樂細胞，聽到一首歌，找來曲譜看看，很快就能學會。上世紀90年代，耿永海買了一台落地音箱，「這低音大音炮，在山上（鋼廠家屬樓）一放，老遠都能聽到」。
如今，音箱放在家裡，成了古董。
耿鍵繼承了父親的音樂細胞。在礦上幹活那幾年，寂寞時，他就在唱吧APP上唱歌，並結識了同好——來自吉林和廣東的兩位大姐，三個人沒事就在微信群里嘮嗑。
唱吧APP截圖。2019年入獄后不久，耿鍵還相信「終有一天，自由自在，還能伸手碰到天」。
吉林大姐「小猴子」說，耿鍵唱歌很好。再多了解一些后，「小猴子」發現，這是個「很仗義、熱心」的人。當年，礦山附近的村子里有一些行動不便的老人，耿鍵就去義務幫忙，「弄柴火，收地，幹了一天，人家說管飯，他說不吃，就走了。」
2018年12月，FLYING號被馬國軍方扣留在港口的一個月里，船員們還經常在船上唱歌——彼時，他們都以為很快就能回國。一段保留下來的視頻里，大家沉浸在印度洋金色的夕暉下，緬甸船員小嚴在甲板上彈吉他、唱歌。那是他們最後的快樂時光。
耿鍵和國內兩位大姐的交流也沒中斷過。「小猴子」見證了他從考證、上船、出事、入獄到被加刑20年的整個過程，「今天碰到鯨魚、海豚了，海上下暴雨、遇到大風浪了，今天吃什麼了，都發些視頻，跟俺們嘮。」在「小猴子」看來，馬國似乎是把之前FLYING號所做的非法罪行都算在了這批船員頭上。
「如果能回國」
早在耿鍵在撫順礦上幹活的時候，「小猴子」就常聽他說，「想和妻子、孩子好好過日子。」然而「掙不到錢」，成了壓在耿鍵身上的大石頭。
FLYING號出事後的近兩年裡，妻子兩頭瞞——對公公婆婆瞞著丈夫入獄的事兒，對丈夫瞞著公公車禍手術的事兒。直到車禍兩個月後，耿永海脫離危險期，逐漸康復，她才在電話里告訴了耿鍵。彼時，隨著耿鍵等人回國的希望一點點消失，妻子帶著孩子，開始逐漸脫離這個家庭的視線。
監獄里很長時間才能用一次電話。妻子把公公受傷的照片發給他。「當時我一看，我爸耳朵上邊，那麼大一個窟窿，身上全是傷痕。」耿鍵扔下電話，一個人跑到監獄廁所里，嚎啕大哭。那一陣，他實在太痛苦。即將失去妻子、兩個孩子不說，還差點失去了父親，「要是我爸沒了，或者他要是殘疾了，我媽（沒人照顧）就完了。」
74歲的耿永海。2022年7月。攝影
陳龍。
2020年8月，為了讓耿永海去福州，耿鍵妻子只能對老人透露實情，但她沒有直接告訴他們，而是讓一位耿鍵的朋友去說。「說是他們的船讓人家扣了，又是開槍射擊，又是非法入境判刑什麼的，差點沒把命給搭進去。」耿永海老兩口嚇壞了，「這怎麼還戰鬥去了呢？」
當兩個殘酷的「秘密」不再是秘密，雙方都解脫了不少。「耿鍵，不行咱倆離婚吧」。2020年8月的一次通話中，妻子說。雖然是商量的語氣，但耿鍵知道，妻子內心承受著多大壓力。那陣子，學校老師經常問孩子，「你爸為什麼一回都沒來給你開家長會？」孩子支支吾吾。一想到孩子說，「我爸在馬達加斯加坐牢呢」，耿鍵就覺得揪心，「如果這件事傳到學校去了，對孩子的心理傷害得多大。」
「本來她那點工資養活兩個孩子就已經很難了。」耿鍵對妻子說的最後一句話是，「你把孩子照顧好就行，不用操心我。」
那以後，他再也沒給妻子打過一個微信電話，他想與孩子撇清關係。「我能跟他們說什麼？孩子不知道才好，一點不知道才好。雖然我很想孩子，我父母也想孫子孫女，但我不想再給她添一點壓力。」困在非洲鐵窗里，這成了耿鍵留存的唯一一絲自尊。
他也跟父親把當年的事攤了牌，「我告訴父母，我媳婦也是有壓力，才安排我上的船。我怕我爸媽因此埋怨我媳婦，特意叮囑他們，不要埋怨，將來我跟我媳婦能一起過也好，不能一起過也好，等我回家再處理。」
耿永海、耿鍵父子的日常溝通。
耿鍵的姥姥姥爺去世后，留下一套40多平米的房子，成為耿鍵的婚房。因為耿鍵妻子有單位，單位可以代繳暖氣費，幾年前，這套房子轉入她名下。耿鍵上船前不久，妻子賣掉這套老房子，用自己的公積金買了一套新房，也放在自己名下。
「要是有一天我回國了，真跟媳婦離婚的話，我一分錢也不能要，什麼東西也不能拿。」耿鍵覺得虧欠妻子太多。經歷過無數次恐慌、憤怒、害怕、焦慮、絕望后，他無數次想過回國。為了回國，船員們嘗試過許多辦法，甚至被騙去了不少錢。而在ITF（國際運輸工人聯盟，又稱海員工會，1896年創立於倫敦）駐馬國分會一名女牧師的長期關懷下，他們仍然對回國保留著一絲殘念。
「如果有一天能回國，如果能（向船東楊建豐索賠）拿到賠償金，我也會給妻子。那是給孩子的。」但就目前加刑20年的情況看來，回國以及給妻子孩子補償的想法，也許只是耿鍵的「一廂情願」。
一萬公里的距離
用Google地圖測量，耿鍵的老家撫順，距離省會瀋陽僅40公里，與馬達加斯加相距1萬多公里。
FLYING號出事後的一年內，船舶體系背後的公司從工商信息系統中消失，船東楊建豐夫婦隱身匿跡，就連把多名船員派遣上船的大連華商船務有限公司也在2019年5月緊急變更了註冊資金，將原來的200萬減至5萬，幾近變成「空殼公司」。之後兩年，船員們曾寄希望於幾位在馬國實力雄厚、身份顯赫的華僑華商，但除了多次被騙、偶爾被探望外，也再沒有實質性結果。
馬達加斯加距離遼寧撫順，1萬多公里。
耿鍵早已默認了與妻子兒女分離的現實。他唯一的軟肋，就是年邁的父母。2019年耿永海出車禍住院，兒媳帶著兩個孩子去醫院裡看過他。從那以後，老人再沒有見過孫子孫女。
耿鍵的母親劉麗華原本心臟就不好。耿鍵上船后，她幾乎每周都要住院，糖尿病、高血壓、冠心病、血黏稠、慢性腎功能不全等狀況併發。家裡的桌子上、柜子里堆滿了葯。為了省錢，他們托侄子在外地、網上買葯，當地三十塊錢的葯，網上買只要十幾塊。
「知道這件事，對我媽簡直是要命。」耿鍵說，母親得知他入獄后，病情急劇惡化，轉為嚴重心衰，即心臟病晚期。上個廁所都得耿永海抱著，「上完喘半天氣，一動就心衰」。這兩年，因為心臟不舒服，她幾乎每天夜裡都不能躺下，「整夜坐在床上，邊打盹，邊喘氣。」
這之前，耿鍵做過關於父親的夢——父親出車禍前一天，他夢見父親躺在一個掛滿白布的房間里。「在鐵床上，就像死了一樣。我就使勁哭喊著爸爸。」爸爸被他喊醒了，但卻不看他，起身直接走了。耿鍵覺得，這像是相隔萬里的心靈感應。他害怕這種「感應」，每次夢見媽媽，他都擔心是不好的預兆。
劉麗華還在熬著，「他能早回來一天，我興許還能看見；他回來晚了，我就完了，看不著了。」耿永海在一旁鼓勵老伴，「就得有這個意念。要麼可能早就堅持不住了。」
發稿前的10月10日，耿鍵收到母親最新的照片。
300多人的監室里，耿鍵收到過父親發來的照片和視頻——母親瘦多了，眼珠子凸著，目光也有些獃滯，胳膊和腿上垂著皺巴巴的皮。今年六七月份，劉麗華一度進了醫院，神志模糊中喊著耿鍵的名字。耿永海錄了小視頻，發給兒子，「耿鍵，你再不回來，怕是見不到你媽媽最後一面了。」
一萬多公裡外的圖阿馬西納港監獄里，耿鍵看著視頻，哭到雙眼模糊，咬著牙對父親連說「對不起」——但他只能面朝牆壁，「不想讓非洲人看見我們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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