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
科學家顏寧在“2022深圳全球創新人才論壇”上發表演講時宣布，她將辭去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一職，回國加盟深圳協助創建深圳醫院科學院（英文簡稱“SMART”）。2017年，顏寧離開清華大學，“出走”普林斯頓，曾引發社會熱議，時隔5年，顏寧回歸引發公眾廣泛關注和讚譽。應該看到，中國一直堅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不斷加大人才對外開放力度。近年來，隨著中國科研環境日益完善，越來越多的華人科學家學選擇歸國。但也有觀點指出，顏寧作為頂尖科學家，其回歸和融入我國的學術環境並無阻礙，會有很多科研資源的支持。當下，應該把更多目光放到普通海歸群體在國內的學術生存和發展狀況上。這
其中，
不同層次的“人才帽子”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海歸學者的歸國決策、適應融入和職業發展。深入認識海歸學者在“人才帽子”影響下學術場域中的行動，對於理解科技人才的跨國流動規律、科研管理規律、職業發展規律等具有重要意義。本文通過深度訪談等質性研究方法，探討“人才帽子”影響海歸學者發展的機理、邏輯和策略，分析海歸學者回國後在適應、融入和發展中可能麵臨的挑戰。本公眾號特此推出，供讀者思考。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公眾號立場。
“人才帽子”下的資本轉換與再生產
——中國海歸科學家適應融入研究
梁帥｜中國科協創新戰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李正風｜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教授
本文原載《高教探索》2021年第7期
“人才帽子”作為強製性的變量介入到學術場域，影響到海歸學者的歸國決策、適應融入和職業發展。近年來，各級政府通過各種“人才帽子”吸引海外人才並提供特殊支持舉措。不同層次的“人才帽子”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國內學術環境以及其中的規則和製度，並扮演了吸引、區分、評價海歸人才的工具。路江湧指出入選人才計劃有助於海歸學者的適應，其中對工作的助力要更大。例如，全國政協委員、日本留學海歸博士王向朝研究員指出，形形色色的“帽子”與科技資源、職稱、評獎、待遇緊密掛鉤，“由於事關前途命運、事關‘功名利祿’,要想在學術界有所建樹，搶‘帽子’似乎成了不可不做的功課”。
“人才帽子”成為海歸學者做出回國決策時繞不開的因素。
深入認識海歸學者在“人才帽子”影響下學術場域中的行動，對於理解科技人才的跨國流動規律、科研管理規律、職業發展規律等具有重要意義。在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背景下，服務好、管理好、用好各種人才是實現海歸“人盡其才、人盡其能”的重要目標。當前“人才帽子”引發各區域政府“人才大戰”背景下，全麵認識海歸學者在目前學術場域中的行動策略和博弈有助於更全麵的審視當前的科技政策，尤其是“人才帽子”對學術場域中各類海歸人才的適應、融入和職業發展的影響。
按照海歸學者獲得“人才帽子”的方式，一是“一步到位”即直接獲得“人才帽子”的身份進入國內學術場域；二是“戰略迂回”即先進入學術場域再通過資本積累申請獲得“人才帽子”。本文聚焦以上兩類海歸學者，探討海歸學者回國後在適應、融入和發展中麵臨哪些挑戰?“人才帽子”對其發展產生哪些影響?有無“人才帽子”海歸人才的行動策略具有哪些差異?為回答以上問題，筆者主要通過訪談開展研究，考慮到集中化程度和製度一體化程度較高的場域具有較清晰的邊界，可以更好解釋場域規則。同時，考慮到“人才帽子”特殊待遇的區域性、訪談研究的操作性，本研究以山東省為案例研究區域，共訪談30名海歸科技人才，其中有15人獲得省級“人才帽子”(如山東省“泰山學者”等)。
理論基礎及研究現狀
場域和資本理論中，每個場域都有獨特的運作邏輯和主要的運作資本形式。當行動者從一個國家流動到另外一個國家，即從一個場域進入另一個場域時，他們原來積累和持有的資本形式會與新的場域不符合，從而產生資本貶值的現象，這需要行動者重新積累新的資本，或者將原有的資本轉換為新場域認可的資本形式，如回流中國的加拿大高級技術移民將跨國社會資本轉換成母國社會認可的資本形式，即維持和擴大其自我發展空間的需求。
海歸學者進入國內學術場域具有不同的方式和路徑。布迪厄指出行動者進入新場域時會麵臨場域內原有力量的競爭和排擠，原場域的主導者通常采取“保守”策略以維持優勢，部分新進入者則采用“繼承”策略以擴大資本數量，提高質量以逐步接近支配地位，而處於被支配地位的行動者通常采取“顛覆”策略暴力式改變場域中的力量格局。“人才帽子”賦予海歸學者類型多樣的資本組合，從而在進入場域時身份選擇、行動策略和資本轉換路徑更有多樣性。
場域內的資本轉換邏輯決定了行動者的資本再生產方式和路徑。海外人才跨國回流也是一種移民類型，國內區域移民研究表明，移民的社會經濟融合是一個通過“資本轉換”來實現資本結構重塑而實現移民自身價值的過程。
南水北調外遷安置區的移民能否順利生活和脫貧致富，主要取決於資本轉換的路徑是否通暢。
因為，資本轉換活動不僅是移民群體能夠在新環境中獲得重生的重要行動策略和邏輯主線，並且轉換活動是否良性循環也影響到移民是否向利於群體的方向發展。
所以，移民需要通過資本轉換，讓移民的資本總量能夠以一種動態的、轉化的形式不斷被生產出來，不斷改變資本類型之間的比例，優化資本結構，從而有效的促進移民的適應和融合。
目前大部分學者主要采用調查問卷、定量量表等方式研究海外人才的影響因素，但這種自然主義範式的研究方法很難深入到動態的過程去理解海歸行動策略背後的動機和邏輯，
而民族誌、訪談等質性研究方法更能深入理解海歸學者回國後麵臨的衝突和權力博弈，考察“人才帽子”對其行動影響的多層次多維度觀察。
同時，流動研究的新範式也要求從流動過程去理解行動者流動過程中的豐富內涵，即從流動過程中的權力結構和權力博弈等考察社會關係的表征和建構。如“學術起步型”青年海歸學者回國後的適應過程中通常采取順應服從，巧妙利用，抵製堅守和逃避退場等4種策略。但是目前學者聚焦“人才帽子”等特殊資助方式對海歸學者影響的研究較少。
總之，“人才帽子”作為強製變量影響到海歸學者的適應融入和發展過程，也影響到海歸學者為維係及提升自身在科學場域內的位置而通過資本積累、轉換和再生產實現資本重構的過程。
部分學者運用資本理論闡釋國內區域移民在適應融入中的行動邏輯，但是對海歸人才特別是高層次科技人才的跨國流動行動策略研究較少，同時缺乏“人才帽子”影響機製的的關注。本文通過訪談等質性研究方法深入探討“人才帽子”影響海歸學者發展的機理、邏輯和策略，總結當前人才政策中的不足並為提高人才政策吸引力提供支撐。
跨國流動中資本轉換的路徑節點
海歸學者，本文主要指海歸科學家，其在跨國流動中存在雙重身份，一方麵是作為一名以科學研究為職業的科研人員，其職業發展需要科研經費、實驗室、設備等資料，也需要國際國內科學共同體的評價和認可；另一方麵是作為社會人的角色，其跨國流動受到家庭、文化等影響。回流人才由於具有母國社會生活史，對社會文化適應障礙較小，但是對學術場域的適應融合及後續科研順利開展具有一定影響。
(一)身份缺失與認可
跨國流動帶來了物理空間的遷移，社會情境的轉換讓移民失去了“他人”的認可導致身份的迷失和不確定，從而因為身份危機而感到身份焦慮。
所以，海歸學者回國後麵臨的首要問題是空間流動帶來的身份缺失問題。如國內外價值觀的衝突、生活方式和習慣的差異、親朋好友的故去和疏遠等都有可能導致海歸學者社會角色缺失。海歸人才回國以後，首要任務便是運用磋商策略去重建新的身份，得到新場域內的“他人”的認可，甚至包括法律、文化、族群等意義上的認可，最終解決“我是誰”這一關於身份的根本問題。
對於在海外攻取博士學位的海歸科學家，由於在國內的學術學緣關係較弱，在科研工作中亟需解決身份問題。其中，“人才帽子”是最快最方便的方式，獲得“人才帽子”可以解決身份的合法性以及學術的專業性的問題。一方麵因為國家是“符號信用的中央銀行”,它通過簽署所有的委任狀來分配和發布各種位置、聲望，以實現在既定地域和社會場域內作為普遍有效的權力得到承認;另一方麵，在“人才帽子”評選過程中，通過用人單位遴選和專家評審，可以確定學術方麵的專業性，最後在政府組織的申請、答辯、公示等儀式過程中確定其社會角色的合法性，也確定了國家對其社會身份和科研身份的“雙重認可”。所以，海歸學者回國後對於“人才帽子”的獲取有其必然需求。如果他人對其身份缺少“信任”,其社會資本建立、科學資本轉換就會存在障礙，適應融合和職業發展較慢。
我碩博士都在國外。科研方麵，回國後幾乎沒有認識的人，剛回國時去其他單位談業務，很多人認為我是騙子。直到拿到**大學的“泰山學者”,開展業務才算走上正軌，能夠申報項目，得到經費支持。主要是別人認可你，知道你是誰，不覺得你是騙人的。(泰山學者B)
(二)社會關係缺失與搭建
學術學緣關係對於科研人員來說是重要的社會資本。社會資本的載體是網絡，而網絡是依靠一定的關係“結幫現象”形成的網絡，這種主要包括導師、校友、同學等關係形成的關係網絡。
魯曉指出，即便是具有國內教育經曆的海歸學者擁有一些學術社會資本，能夠獲得國內學術領域的部分信任和認可，但歸國後仍然需要重建本土的學術網絡。布爾迪厄在《人：學術者》中總結了學者所擁有的社會資本關係，包括家庭出身、父親職業、畢業院校、師從導師等因素。海歸學者作為要科研為職業的群體，在其學術性資本的結構中，畢業院校、師徒關係、任職院校等都是重要的社會關係。以山東大學的海歸學者為例，對於學術學緣關係進行分析，本科、碩士或者博士任一階段就讀於山東大學的比例高達63%,如表1所示。
跨地域性的流動導致海歸學者原有區域內的社會關係斷裂，需要在新的地方重新搭建社會關係。
宮留記指出關係網絡的存在不是天生的，甚至不是社會賦予的，而是需要行動者不斷的進行時間、勞動的投資，去主動進行社會關係的經營、交往、互動和多次協調才能形成；而實現這一過程需要一係列的物質和符號的交換，所以說社會關係網絡的形成，社會資本的重建是需要牢不可破的物質和象征性交換做基礎的。所以，缺少國內學術學緣的海歸博士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去積累社會資本，但是對於“人才帽子”獲得者可以直接利用“人才帽子”評審過程賦予的“雙重認可”去主動快速的構建社會資本，並且“人才帽子”附帶的科研經費、設備等也賦予了其資本轉換和再生產的優勢。
(三)科研生產資料缺位與再生產
海歸學者的主要活動場域是學術場域，其生產的資本(如論文、專利等)是需要科研生產資料作為保障的，例如科研經費、科研設備、實驗室、招生指標、職稱等，表現為科學資本、經濟資本、社會資本和象征資本等形式。在國內人才政策的支持下，“人才帽子”所附帶的支持條件幾乎囊括了以上所有重要生產資料。如下圖1所示，海歸學者借助於政府“人才帽子”具有兩方麵優勢：一是積累經費、設備和招生指標等科研資本，具有一定的科研主導權和較強的再生產能力；二是實現“人才帽子”向高薪、快速建立社會關係等資本形式轉換。所以，“人才帽子”的優勢能夠為海歸人才提供組成結構優良的資本組合和穩定持續的資本再生產能力。
“人才帽子”直接賦予的多元化資本固然重要，但是較高的資本再生產速度顯得更加重要。因為榮譽稱號與權力結構、社會結構與行政結構具有同構性，體現出鮮明的行政邏輯，所以這種依照行政邏輯製造的榮譽體係對學校進行符號規訓，可以對既定秩序進行加固和再生產。由於“人才帽子”體現的政府意誌和學術場域的評選認可，從而在科研資本向經濟資本(經濟收入、房產等)、社會資本(高層次海歸人脈)、科學資本(科研經費、助手等)、政治資本(院係院長及係所領導等行政職務)等形式轉變中存在優勢。
資本轉換與再生產策略差異
在“人才帽子”獲得方式中，無論是“一步到位”還是“戰略迂回”,海歸學者的在科研、適應和發展的策略中存在較大的差異，主要為以下三種類型。
(一)改革擴張型策略
“改革擴張型”策略體現在海歸學者在進入學術場域時，利用“人才帽子”及其附帶的學術權力主導(院係)學術場域的改革和發展，實現單位和自身的資本數量不斷提高、資本結構不斷優化的過程。
獲得“人才帽子”的海歸學者在經費縱向多級配套、領導的政績考核、學科評估等原因而獲得較高的資本配置權和主導權，並且在學術場域內處於中高層的層級，處於競爭的優勢位置。
實施“改革擴張型”策略的“泰山學者”一般聚集在學科建設不健全或者發展空間較為廣闊的普通高校，而不是競爭較為激烈的985高校或者“雙一流”高校。因為普通高校院係內的(院係)學科場域結構還沒有完全形成，場域結構不穩定，存在很大的調整空間，同時原有的科研人員由於科學資本積累較少而通常采取“保守”策略。引進的“泰山學者”雖然是場域新成員，但是一般兼具學術權力和政治權力，通常擔任改革者或者建構者的角色，在資源獲取和調配上有較大的自主性，以場域主導者的身份來實現場域標準、規則的製定。例如，院係研究方向確定、學科發展方向、生源指標分配、成果的申報和獎勵、人才招聘等。由於“泰山學者”具有場域規則製定的權力，如院係改革、研究方向變革、人員招聘等，規定了院係場域內主導資本的形式，保證了場域成員和院係科學資本的順利再生產。例如，助力申請“雙一流”學科或者申報國家級科研平台等。
985高校雖然平台會好一些，但是人才集中，高層次海歸較多，空間相對受到限製，因為它已經形成了一些比較固定的研究方向，你很難將自己的興趣、研究嵌進去，隻能跟著他們走，很難打破原有的東西。普通高校的學科雖不是很強，但做事的空間非常大。(國家級人才計劃獲得者)。
進入985高校(山東大學和中國海洋大學)的海歸學者，由於高校具有較高學術威望和科學資本的教授較多，場域結構穩定、行動者競爭激烈，所以即便是在“人才帽子”支持下，也很難獲得院係主導者或改革者的身份，一般以“單打獨鬥”或者與其他學者合作的方式，通過時間的積累實現科研資料的再生產。
(二)合作依附型策略
“合作依附型”是指海歸學者在缺少良好資本結構的情況下，通過與其他科研人員合作的方式實現資本積累的過程。根據訪談調查，采取該策略的海歸學者通常是青年學者、博士後、講師等，並且缺少科學資本、社會資本和象征資本等，體現為資本結構較差和再生產能力較弱，主要是因為青年學者科研時間較短，發表論文或專利數量較少，科學資本積累不足；同時缺少“人才帽子”,用人單位匹配資本較少，在進入場域時由於處於劣勢位置不得不以“繼承”策略不斷調整自身的資本結構。特別是缺少國內學術學緣的海歸學者，由於缺少基於社會支持和信任的社會資本導致資本轉換和再生產過程較慢。所以，資本結構不完善的海歸學者在進入國內學術場域時，大多數采取“依附型”或者“合作型”策略去實現資本再生產。
學術場域中的海歸學者，在職業發展中為維係以及提升在場域空間的位置，就必須不斷的再生產出場域內行動者普遍認可的資本形式，或者能給自己帶來最大成功的資本。
所以，海歸學者為實現資本結構的優化需要不斷的進行資本轉換，即通過科學資本再生產的方式。加入“帽子學者”的科研團隊是建立社會資本的方式之一，也是積累科學資本的重要途徑。“泰山學者”擔當負責人或者學術帶頭人的團隊中，能夠為普通海歸學者提供經費、辦公室、實驗室、招生指標等再生產資料，而海歸學者作為團隊成員需要拿出時間進行交換。
我在國外讀博士，回來誰也不認識。我們團隊負責人有國家級人才帽子，社會圈子、教育圈、學術圈等比較廣泛，可以幫助申請基金、聯係合作，實力非常強。在一些國家級的課題我們可以擔任子課題負責人，其實山東大學也不一定有這種機會。一方麵是自己以前的方向緊追國際前沿，另一方麵要承擔這邊團隊的責任。借助團隊負責人的知名度和號召力，現在我申請課題順利，職稱也排上了。一段時間以後，成果會出的非常快，對你3-5年之後去拿一頂“帽子”是非常有幫助的。(教授G)
借助學術學緣關係是大部分海歸學者積累資本的方式。社會資本的再生產預先假定了行動者對社交活動所需時間和精力的投資，以及經濟資本的花費，才能實現在交換活動中的被肯定。所以學術學緣關係和“人才帽子”的相同點之一是能夠解決社會關係建設中的“信任”問題。海歸學者與國內導師的合作，減少了科研能力中的信任確認的成本而提高了雙方的合作效率，促進青年海歸學者實現資本再生產和積累。
所以，對於沒有“合作依附”、“人才帽子”、學術學緣的海歸學者，隻能耗費大量時間和精力搭建社會關係，如經常性參加學術會議、擔任期刊審稿、國內博士後崗位等。
(三)邊緣堅守型策略
“邊緣堅守型”是指沒有足夠資本或者無法順利實現進行轉換以及資本再生產的海歸學者采取的一種策略。這類海歸學者中有“泰山學者”,但更多的是普通海歸學者，采取邊緣堅守的策略實則是無奈之舉。對於普通海歸學者，一般是剛剛獲得博士學位、剛剛入職的青年學者，由於在進入學術場域時科學資本積累不夠、學術網絡不寬、象征資本不足，隻能堅守在場域的邊緣化位置，通過時間、勞動和經費進行慢慢積累。
基礎研究的特點是影響資本短期轉換和再生產的重要因素。獲得“人才帽子”的海歸學者都需要簽訂包括考核要求的協議，例如論文數量等考核指標。
在目前政府的人才工作目標責任製考核下，高校院所為追求政績盲目追求引進人才數量，重視成果數量，從而缺少人才和成果質量的考核。特別是長期性、不確定性和高投入的基礎研究領域，難以短期內給單位或領導的縱向政績考核增添資本，長此以往難免會在單位內部落得單打獨鬥的局麵。
我在美國待了十多年，在工作中形成一種習慣，就是必須做點基礎性的、原創性的東西。如果不這樣做，我覺得還不如去公司。但是基礎性研究需要很長時間，出成果慢一些。有的老師一年十幾篇文章，我這可能兩年出一篇文章，或者很多年都沒有文章出來，所以很難得到單位重視，一些頭銜等榮譽、帽子也拿不到。不過，我倒還希望保持這種沒人幹擾這種環境。如果別人太重視你了，反而打亂了節奏，沒有時間和精力去做想做的事情。(教授A)
人才政策的周期性資助特點也是影響資本轉換的重要因素。山東省的“泰山學者”周期為5年，部分訪談者指出，第一期的資助經費在建設實驗室、購買設備等過程中幾乎消耗殆盡；如果在政策資助期限內，不善於利用“人才帽子”帶來的資本結構優勢，不花費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就難以建立學術社會資本和產出相應的科學資本，那麽在“人才帽子”期限到了之後，得不到持續性資助，那麽就會在科學研究、學術交流等方麵存在很大困難。
討論與結論
海歸學者的盡快適應和順利融入國內學術場域以實現人盡其才是我國人才政策的目標，也是“人才帽子”的重要作用。
海歸人才的適應融入過程就是通過資本轉換來優化資本結構，打造資本再生產能力的過程，以達到科學資本持續增長，以維係以及提升學術分層的跨越。在海歸學者發展過程中，根據自身科學資本、資本結構以及“人才帽子”附帶資本情況，其資本轉換策略表現為改革擴張、合作依附和邊緣堅守等策略三種形式，也凸顯海歸學者在歸國初期麵對的適應和發展困境。海歸學者存在身份缺失、社會關係斷裂和科研生產資料缺乏等情況，所以“人才帽子”為海歸學者進入國內學術場域後提供了“信用保證”,為其擁有的國內外、場域內外的各種資本轉換提供認可，可以縮短資本積累、資本轉換和再生產的時間積累。更重要是，在“人才帽子”的支持下，海歸學者需要在特定的政策支持周期內實現原始資本轉換和資本積累，形成資本再生產的持續能力。
目前國內以“人才帽子”為表征的人才政策作為強製性的變量介入到學術場域，特別是“有了帽子就有了一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國內學術環境，影響到學術場域的進入門檻、評價標準，以及各種資本的積累和轉換路徑。
“人才帽子”作為我國重要的吸引人才的重要工具，要充分發揮其對海歸人才適應融入的保障作用，提高普惠性政策的覆蓋，而不應該將其區別化和符號化。
對於沒有獲得“人才帽子”的海歸，用人單位應該提供一定的科研經費和資料，保證其在進入國內學術場域時能夠正常開展科學研究，助力實現資本轉換和資本結構重塑以打造資本再生產能力，盡快適應和融入國內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