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東京港區，有一間小小的法律事務所，叫“一瀨法律事務所”。
它坐落在兩座高層法律大樓之間，和周圍豪華氣派的建築相比，顯得有些格格不入。
74歲的日本著名律師——一瀨敬一郎就住在這兒。
● 一瀨敬一郎
與日本大多數律師的高收入、高地位不同，一瀨沒什麽錢，為了節省開支，他平時吃飯、睡覺、工作，都在這間狹小的律所裏。
27年來，他一直在堅持做一件事：免費幫二戰中受害的中國人打官司，狀告的對象是日本政府。
從“731部隊細菌戰”訴訟案，到“重慶大轟炸”訴訟案，再到發起“中國文物返還運動”，他幫助無數中國人在日本發聲，要求日本政府認罪、道歉和賠償。
這是件注定孤獨、注定艱難的事情，有日本同行罵他“賣國賊”，罵他是“中國人的狗腿子”，但他從未動搖。
這也讓很多人感到好奇：為什麽一個日本人會如此熱心地幫中國人起訴他自己的政府？他執著的背後，又有著怎樣的故事和隱秘？
一瀨敬一郎出生於日本熊本縣，第一次來到中國是在1995年。
那時的他47歲，到哈爾濱參加一場法律研討會，遇到了一群從浙江義烏偏遠山村來的農民，這些人都是日軍731部隊細菌戰的受害者。
他們向一瀨講述了自己當年的悲慘遭遇。一個老人說，自己一家14口，一夜之間死了12個，僥幸活下來的2個，餘生也被後遺症折磨得痛苦不堪。
一瀨大感震驚，他問老人，這麽多年了，為什麽不去日本起訴政府？
老人瞪大了眼睛：政府也是可以告的嗎？
一瀨點頭。他看到老人的眼睛裏浮現出光亮，但很快，那道光又黯淡下去。
老人告訴他，我們一輩子生活在農村，連城裏都沒去過幾次，又該如何千裏迢迢跑到國外打官司呢？
老人的絕望，讓一瀨感到一種難以言明的難過，他從來不知道日軍在中國犯下了那麽多的罪行。日本國內很多人在刻意回避那段曆史，右翼勢力甚至通過篡改教科書等手段，企圖把當年的罪惡從下一代的記憶中徹底抹去。
“我開始思考自己的國家，”一瀨說，“一個否定曆史、欺騙民眾的國家，到底是一個怎樣的國家？從那時起，我意識到上天給了我一項曆史使命。”
從那一刻起，一瀨下定決心，要憑借自己的法律專長，幫助中國受害者討回公道。
同年12月，一瀨前往浙江當地的村子，開始搜集細菌戰受害者的證據。
然而，這個過程遠比他預想的艱難。
因日本人的身份，當地村民對一瀨充滿了敵意，根本不相信一位日本律師會為了幫他們維權而跟自己的國家作對。
一個老太太甚至指著一瀨和翻譯的鼻子，罵他們“鬼子進村”，讓他們滾出去。
這種刻在骨子裏的仇視，讓一瀨的心情非常複雜。
● 1997年3月，一瀨敬一郎在浙江省義烏市稠江街道下轄的崇山村考察
不過，他沒有放棄，而是頻繁地赴當地考察，在村幹部的協調下，挨家挨戶地調查走訪。
他羅列了詳細的問題清單：受害者發病的時間，感染的症狀，治療的藥物，對藥物的反應，受害者臨終的痛苦……
嚴謹細致的工作、誠懇的態度，漸漸打動了村民，村民們開始相信一瀨是真的要幫大家。
● 一瀨敬一郎向細菌戰遇難者紀念碑默哀懺悔
可與此同時，另一個問題也接踵而至。
由於年代久遠，一些老人已經很難回憶起當年的情況，無法提供有力的證據。
還有一些老人出現記憶失真。比如，一位老人聲稱他親眼看見日軍飛機在頭頂播撒鼠疫病菌，“播撒像煙霧一樣的東西”。
但事實上，無論是從日軍的作戰報告，還是當時的疫情調查，都顯示這是不可能的。當地的鼠疫病菌其實是從其他遭播撒的地區二次傳播而來。
證言和曆史資料相抵觸，如果在法庭上提交的話，隻會壞事。
為此，一瀨隻好與熱心的中國民間人士一起，通過多種渠道廣泛搜集資料，再反複與證人確認核實。
● 一瀨敬一郎在東京法院就侵華日軍細菌戰進行訴訟，左邊為中國細菌戰受害者訴訟原告團團長王選
經過近兩年的證據籌備工作，1997年，在一瀨的幫助下，108名細菌戰受害者正式在日本東京提起訴訟，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和賠償。
這是一條從未有人走過的路，漫長而艱難。
此後的10年間，該案反複經曆“開庭、敗訴、申訴”的循環，一瀨一直往返於中國與日本之間，尋找新的證據，並提交給法院。
隨著訴訟工作的進行，一瀨的名聲也不脛而走，許多人都知道了有一個日本律師，在幫著中國人打官司。
2003年，一群“重慶大轟炸”中的受害者主動找到一瀨，請他作代理律師。
麵對老人們的請求，一瀨沒有拒絕，接下了這個案子。
● 一瀨敬一郎在重慶調研“重慶大轟炸”訴訟案
於是，從2005年到2015年的10年間，他先後50多次從日本飛赴重慶、四川等地，向日軍大轟炸中的受害者們調研取證。
他不收代理費，就連每次來中國的路費都是自掏腰包。
● 一瀨敬一郎（右）調研“重慶大轟炸”中“六·五”隧道慘案舊址
四川某地村民在重建房屋時，挖出了一枚日軍轟炸時留下的啞彈，一瀨得知後，比所有人都要激動。
他將這枚啞彈作為重要物證，在法庭上做出了展示，令日本法庭不得不承認，這是日軍轟炸的“原始證據”。
● 日軍轟炸時留下的啞彈
不過，雖然證據確鑿，一瀨代理的這些案子還是全部以失敗告終。
法庭給出的理由是，無論是細菌戰，還是大轟炸，都屬於國家戰時行為，“法律沒有賦予被害人個人直接向加害國請求損害賠償的權力。”
對於這個理由，一瀨並不認同。
他認為，法庭依據的是戰前法律，而根據戰後總判決，這個法律並不完全適用。
所以，即使審判已經結束，一瀨還是在繼續圍繞相關日軍侵華暴行進行艱難取證，一有進展，就向法院提交新的證據。
● 一瀨敬一郎律師（左站立者）邀請專家討論對未來731問題的研究
判決結果雖是“敗訴”，但一瀨和原告團也取得了重大成果——
日本政府首次對日軍在浙江等地使用鼠疫菌和霍亂菌發動細菌戰的事實予以認定，同時也對轟炸重慶的事實予以認定，這在國際社會引起了巨大反響。
並且，日本政府迫於壓力，對參與731部隊細菌戰的人員，取消了所有學位和功績。
這是一瀨和他帶領的原告團，在經曆無數個難眠之夜後，迎來的一道曙光，將中國民間對日訴訟事業，推進了重要的一步。
事實上，一瀨對二戰時期受害者的幫助遠非如此。
南京大屠殺、慰安婦、鄂西會戰廠窖慘案等一係列訴訟案中，都能找到他活躍的身影。
跨國訴訟流程繁瑣，集體訴訟案件更是資料眾多，一瀨常常工作到深夜，幾乎將所有的時間和精力，都花費在了搜集證據、幫助受害者起訴日本政府上。
在他看來，幫助中國受害者站上日本法庭，控訴日軍的暴行，堂堂正正地要求道歉和賠償，是一件值得花費任何代價去做的事情。
此外，他還在關注流落日本的中國文物。
他發起“中國文物返還運動推進會”，要求日本政府歸還戰爭時期掠奪的中國文物。
“那些從中國擄走的文物，現在就堂而皇之地陳列在日本的博物館裏，這很奇怪。日本人不能對此置之不理，有責任將其物歸原主！”
● 一瀨敬一郎（右二）參加“中國文物返還運動推進會”緊急集會
推進會成立後，初步鎖定將近年來呼聲最高的四件文物，作為首批要求返還的對象。
包括現存於日本皇宮的“中國唐鴻臚井刻石及碑亭”、靖國神社外苑的兩尊“中國石獅”、以及山縣有朋紀念館收藏的一尊“中國石獅”。
● 唐鴻臚井刻石國內遺址
就在今年4月，一瀨和其他成員還在日本眾議院舉行了“要求返還擄日中國文物緊急集會”，吸引了100多名日本民眾參加。
“隻要這些原本屬於中國的文物還停留在日本，真正的日中友好就無從談起。”一瀨如此說道。
對中國毫無保留的親善態度，讓一瀨遭到了部分右翼分子的騷擾，甚至威脅。
麵對重重難關，他從未退縮。
有人問他，為何如此熱心地幫助中國人？
他回答：“我認為對於日本在戰爭中的加害行為，政府采取的態度是遠遠不夠的，謝罪、賠償，這些做得都不夠。作為一名律師，我想用我的專業知識幫助中國受害者。”
同時，他也透露了一個藏在內心深處的“隱秘”：他的父親一瀨彌助，二戰期間也曾侵略中國。
“我的父親當時不是職業軍人，他中斷了半年的大學學業，隨日軍去到中國戰場。作為戰爭參與者的孩子，對於那場戰爭，我沒法做到漠不關心。”
一瀨的父親當年從中國的東部沿海，一路打到廣西桂林，戰後回國後，卻從不肯多談自己在中國的經曆。
或許正是這種源自內心深處的歉疚，讓一瀨甘願為戰爭受害者們付出一生繁華。縱然在一次次的挫折與失敗中碰撞得頭破血流，也依然奮不顧身、與他們並肩向前。
如今的一瀨敬一郎已經74歲，每天仍然為了案件和文物奔波忙碌。
他的妻子曾是他的得力助手，但於3年前去世，從那以後，他開始獨自生活和工作，吃住都在律所裏。
律所裏擺滿了各種貼著標簽的書籍，以及一箱箱的訴訟文件，大概有生之年，他都會與這些文件打交道。
在他眼裏，訴訟本身的勝負似乎已不再關鍵，關鍵的是，他在用這一場場看似毫無勝算的訴訟，提醒所有人，提醒所有日本民眾，不要忘記當年對中國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這場為了真理和正義的戰鬥，注定坎坷，但他並不孤獨，他的背後，有著無數中國人的支持和堅守。
● 參考資料
[1] 央視網｜重慶大轟炸民間對日訴訟原告團一瀨敬一郎：為了和平執著到底
[2] 環球時報｜首次！日本民間組織要求日本政府歸還掠奪的中國文物
[3] 南方周末｜中國民間對日索賠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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