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周，自11月11日「二十條」（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發布的《關於進一步優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科學精準做好防控工作的通知》）出台後，各地都做出了不同反應。
既有石家莊嚴格落實后的「有序放開」，也有北京朝陽區撤掉大量核酸點、卻依舊要求持24h陰性證明進出公共場所的「搖擺不定」。在我身處的廣州，則有番禺區，一天2次更改核酸檢測通知的「反覆橫跳」。
測→不測→測，廣州番禺區小區一天「兩變」的通知 丨 圖源微博
各地政府的防疫政策如夜行魍魎捉摸不定，中央文件也如水上浮萍著不了地。
而無論是否「放開」的風口將至，每一個個體當下需要面對的，依然是混亂無序的生活。比如正處於風口浪尖的廣州。
根據官方數據統計[1][2]，10月22日至今，廣州本輪疫情本土感染者數量累計達到約5.76萬例。其中，約九成感染者出現在海珠區[3]，多數集中於康樂、鷺江片區的城中村——這被認為是廣州最大、最密集的兩個城中村片區。
其中，康樂村背靠全國最大的紡織品交易市場「中大布匹市場」，約一平方公里的面積，擠滿了超十萬人口，ta們大多是服裝產業工人。
「待在這裡是沒有希望的，很多人隔離了二十多天，堅持到最後還是陽了。」居住在康樂村，三十多歲的服裝工作室老闆張虹說道。
這周，我採訪了7位康樂村居民，聽過最多的話是「沒有希望」。自10月23日被紅色圍擋物理封禁以來，ta們中的很多人已經熬了二十多天，明天卻依舊不明朗。
數字背後，是一個個具體的人，和ta們無法捍衛的日常。「二十條」於ta們而言，是一個遠方的、空洞的辭彙，重返「舊生活」，還是一種遙不可及的願望。
失序：封控下的康樂村
「情況有些失控」
「握手樓的條件很差，兩個人在過道相遇，一個人甚至要側身讓位。」在張虹看來，這是村外人難以想象的畫面。
另一位被封在村內、三十多歲的紡織工人林佳補充道，「這裡的房型基本都是集體宿舍或單床房，在裡面封一個月，沒有做飯工具，只能靠速食支撐過日子，特別難受。」
城中村是城市的褶皺。自九十年代城市擴張以來，廣州出現大量城中村，至今已有139個。它們是城市化進程中，難以處置的夾縫地帶，緩解了階層分化，容納了大量外來務工人群和底層人民，又長期面臨「影響市容」「安全隱患」等指責。
這裡的樓房間距狹窄，相鄰兩棟樓的同層住戶，打開窗戶便可以握手，因此被稱為「握手樓」。城中村封閉、狹窄、混亂、人員混雜的特點，在疫情期間被放大。
握手樓中的「一線天」 丨 圖源網路
本輪疫情初期，康樂村的情況還算可控。「（康樂西）當時大家還比較自由，工人可以開工，村民也能出門買菜，按照大區域劃分來管理，大家經常擠在一起做核酸。」工人林佳說。
直到十月底，他隱隱感覺到情況「有些失控」。康鷺片區開始實施網格化管理，彼此之間用隔板隔開，各種亂象開始出現。
首先是核酸檢測無法覆蓋全員的問題。規定的「上門核酸」，後期則演變成同一層樓的居民一起下樓去做，感染風險增加。城中村有些居民沒有手機，防疫人員通知時，只是在樓下拿喇叭喊。如果在檢測時間沒有下樓，村民則需要自己測抗原。「但這個抗原不代表官方，無論抗原結果如何，最後都需要核酸複查來確定。」林佳說。
最嚴重的，則是轉運過程中的漫長的排隊。三十多歲的紡織工人李婧和她丈夫確診2天後，等到了轉運的通知。讓她沒想到的是，等待ta們的，是三天的原地排隊。在她提供的視頻里，等待轉運的確診居民拖著行李，蜷縮在由防控隔板和鐵欄杆圍成的狹小空間，隊伍看不到盡頭。
「前兩天一直沒有車來，昨晚我們一直排到凌晨兩點，實在堅持不住了，就回宿舍休息。第二天起來，看到一些朋友在凌晨四點等到了轉運車。」李婧倍感無奈，「沒有人進行具體的組織和通知，問大白也不知道。就在這裡苦等，也不發吃的和喝的，前天有老人家還排隊暈倒了。」
陽性病人排隊等待
老人暈倒接受醫治
據了解，目前康鷺片區的轉運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轉運到方艙治療的確診患者；一類是轉移到地方市酒店，進行返鄉前隔離的綠碼人員。但不管是哪一類，等待的時間都很漫長。
「很多人待在這裡二十幾天，本來是陰性，到最後也成陽性了。」四十多歲的服裝加工廠廠主李江河這樣說。
剛轉移到清遠隔離的李江河在11月18日凌晨兩點收到通知，凌晨五點上車，八點到達隔離點。在他看來，這算是一次「順利」轉運。事實上，大多數轉運時間長達5、6個小時，「還是因為床位空不出來。」
同時，轉運時間大多集中在夜晚，「白天的時候醫務人員要進場消殺，沒辦法進行轉運。」李江河解釋道。除了廠主身份外，他也是這次疫情的志願者，在村內負責藥品配送。
康鷺片區網格劃分圖丨圖源海珠分局指揮中心
對於隔離在家的村民，物資供應上，也出現了缺少食材與藥品供應，配送人員不足的問題。
據村民介紹，政府每隔三、四天會上門送物資，一次送兩到三天的量，但以速食居多。
紡織工人林佳和妻子、兩個孩子一起居住。在他11月17日發給我的視頻中，一家四口一次收到的食材有四顆娃娃菜、三袋紅薯和一根玉米，其餘均是水、泡麵、自熱米飯和罐頭。「前兩次的（食品類）物資只有速食，量也相對少，我家小孩生著病，沒法一直吃速食。」他說。
四人份物資 丨 圖源受訪者林佳
張虹也反映，自己老公的肚子總感覺空空的，大多數時間還是靠家裡的餘糧：「一天餘糧一天泡麵。就是一餐吃飽一點，一餐吃少一點。」
林佳和張虹的情況已經算好。住在集體宿舍的居民，屋內沒廚房。李婧一般兩三天才去樓下的公用廚房開一次火，「不能總吃速食，吃多了自熱米飯像在吃橡膠。」
而藥物補給幾乎沒有。林佳家裡前兩天測出兩個陽性，「小孩目前還在發燒，但只能靠家裡（之前儲備）的葯。」
一開始，也有人提議在網上採購物資，集中送到康鷺片區最大的出入口7號崗亭，再由志願者送到村內不同的網格點。但只持續了三天，就送不進來了。「即使送到七號崗亭也拿不到，總是卡在最後幾百米，具體原因不太清楚。」張虹說。
處在一線的李江河，為物資送不進來的問題提供了答案，「康鷺片區是城中村，巷子多，地形複雜。外面的志願者不熟悉情況，一天只能送三五單，內部志願者一天能送七八十單，但一不小心就會感染，人手缺乏。」
李江河負責藥物配送，配送的具體流程跟網購物資相似，但有時候一天忙到晚也忙不過來。採訪他的時候是晚上十二點。他剛剛結束了一天的工作，語氣無奈地告訴我：「即使是從早忙到晚，最後也會發現有很多未接來電。」
康鷺區配送指南 丨 圖源受訪人李江河
對於城中村居民而言，反映問題、獲取信息的渠道也十分缺失。
12320、12345、街道辦的電話「基本都打不進去，」即使偶爾接通了，「對方答應會反饋，最後還是推給居委會。也會有人冒著（被感染的）風險去居委會門口敲一敲、喊一喊，但居委會的回答經常是『能力有限、人手不足』。」林佳說。村民們也嘗試過諮詢志願者，但志願者的職責不同，只知道自己負責範圍內的事情。
城中村實施網格化管理后，建立了微信群。「（群二維碼）是我們去做核酸,工作人員給我們掃的。**一個網格里有好多群，這些群的職能也不清楚，也從來沒有工作人員在裡面說過話，很多信息都是我們自己在網上看的。網格化這麼久，具體怎麼管我們還是不清楚**。」
林佳對此很焦慮。他的家人測出核酸陽性后，一直沒人通知轉移，只能在家等待。
「沖卡」：每天都在發生
「即使是陽性也比封在這裡好」
不受重視的群體、「有些失控」的管理、缺乏保障的物資、等不到的轉運車，似乎一直在挑戰城中村居民的承受閾值。
多位城中村居民表示，大約11月5號起，「沖卡」這一行為頻繁發生。「每天都有人沖卡，每個崗亭和關卡都會**發生。**」李江河說。
「沖卡」大多集中在等待區域，時間也多為晚上。每次參與人數大概「幾十個人」。而沖卡的原因很多：「就是有時候等待太久，太著急出去，就推搡關卡，把隔板給推翻了。還有的人是被關了二十多天，條件很苦，突然一下子陽了，又沒及時送出去，就情緒崩潰了。」李江河說。
11月18日早上4點轉運時，李江河剛剛親歷了「沖卡」現場：領頭的人朝防疫人員喊：「我現在殺人的心都有！」旁邊的居民跟著起鬨：「你們把我們關住，什麼時候把我們放出去？」更過激一點的，「直接拆棚子和防護桿」。
他不確定「沖卡」是否有組織，「或許會有一些人組織，但是是因為ta們不了解情況，就想著鬧一鬧引起注意（來解決問題）。」
張虹也了解到「沖卡」的情況。她對這些村民的行為表示理解，「在居民眼裡，即使是陽性也比封在這裡好。至少陽性可以出去隔離，物資或許有保障，在這裡是沒有希望的。」
據多位受訪者描述，除了條件差、等待時間長，還有一些較為具體的事情刺激ta們的情緒。「有一次看群里的視頻，有老人抱著發高燒的小孩衝出去，跪在關卡面前懇求，但工作人員說上級指令不能違背，視頻里的醫護人員也沒有及時聯繫。」
爺爺下跪求放行 丨 圖源抖音
規模較大的沖卡發生在11月13號和15號，在橋南新街和鷺江十字路口。據社交平台流傳的視頻顯示，橋南新街的沖卡行動甚至掀翻了警車，最後招來了特警。
這次沖卡的具體起因已不得而知，唯一可以確定的是「現場氛圍十分瘋狂」。
據李江河描述，「大家紛紛推倒水馬（路面的塑料圍擋），要求解封。除了拆隔板、工作棚和大聲抗議，肢體衝突也時有發生。」談及那時的失控場面，李江河還是后怕，「大家都失去理智了。」
身為村民志願者的他，兼有兩層身份，「像我們這種志願者，只能一點點幫忙安撫老鄉們的情緒，我知道的，他們真的也不容易。」
大部分沖卡都是小規模，很少起大衝突，且大部分都會被勸導疏散，「有些比較過激的人可能會被送到派出所教育，但很快也能回家。」李江河說。
11.13晚橋南新街
11.15鷺江十字路口
3 村內村外：加劇的地域衝突
「湖北人毀了廣州。」
居住在握手樓里的租戶，幾乎全是來廣州務工的制衣工人。其中，康鷺片區的人八成來自湖北。在工人的反抗與失序的管控下，一時間，矛盾焦點從疫情防控轉移到地域衝突。
康樂村、鷺江村地理排布|圖源騰訊網 細鵬攝
部分本地人認為，湖北人不服管教，「毀了廣州」——「沖卡」行為是「造反」和「無理取鬧」；從方艙解除隔離卻因封控無法回村、流落街頭的居民，是不服管教后的「活該」。
部分網友對康鷺人民的指責 | 圖源微博
據廣州自媒體「越秀山邊」報道和受訪者自述，部分來自江西、福建的服裝行業務工人員，在隔離點復陰后卻沒有「風險解除證明」，無法返回城中村，也有居民出來后「怕封控區更危險」，於是只能選擇「相對舒服的廣州大橋」作為臨時居所。
然而，在11月17日，廣州大橋橋下被封，高1.9米的水馬依次立起，防疫人員也開始在附近24小時不間斷巡邏。這群滯留者再一次無家可歸。據網傳微信記錄，封鎖原因是「影響市容」和周邊居民的投訴。在微博評論區中，來自廣州的、認為這群外地滯留者「沒聽從安排，自作自受」的評論不在少數。
被水馬圍起來的廣州大橋
大橋被封后，流浪者無處可去丨圖源網路
疫情防控政策似乎成為一堵高牆。牆內牆外，分別是曾一度因包容著稱的「老廣」，和被現代化放逐的廣州「異鄉人」。這是廣州的城中村第一次被如此公開、強烈而赤裸地邊緣化，ta們成為被遺棄的「孤島」。
李婧已經離開家鄉湖北，來廣州生活了十幾年，「雖然工作很臟很辛苦，但這麼多年還是有感情」，「這麼一搞，太失望了」。
張虹雖是廣東人，談到這些情況也不免激動：「利益衝突時，ta們（城中村居民）當然會選擇反抗。」
她停頓了一晌，嘆了口氣，「只是希望能得到政府關注，解決問題，居民其實很怕被廣州遺忘。都是老百姓，何必呢？」
城中村的融合與改造一直是各市的難題。疫情加速了階層與地域間，不同人群的分裂。當本地人開始站在高位發表指責，城中村長期費力營造的「融合」也蕩然無存。
撤離：疫情下的城中村民，去向何方？
「離開了康樂，不知道能去哪裡。」
11月13日，康鷺片區的村民收到了一封「疫情遣返告知書」，要求綠碼、陰性的外鄉人員在周邊地市進行隔離后，有序返鄉或投靠親友。這是疫情以來，康鷺片區城中村居民的第一次大規模撤離。
遣返康鷺片區務工人員的告知書 丨 圖源網路
告知書中也提到，「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經過近30年的發展，康鷺片區已經成為全國聞名的來穗務工人員的創業港。」
服裝產業，是康鷺片區城中村的經濟命脈。據統計[15]，行業高峰時期，這兩片區的商鋪約2.3萬間，多為紡織業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光是康樂村，就含制衣廠、倉儲企業5200多家，養活了大量來自外地的工人。
其實，早在這次疫情前，離開廣州的工人已經越來越多。這幾年，隨著疫情發展，城中村賴以維繫的服貿經濟也日益式微。
李江河從湖北老家來到廣州開服裝加工廠已經十幾年了，當時和他一起來的幾十個老鄉，如今只剩下不到30人。「前幾年經濟好，手下的工人旺季一個月能賺兩萬塊錢，最拼的時候工人只睡四五個小時，就算淡季也能賺個萬把塊」。
而隨著經濟下行，「一對夫妻一個月才能賺一萬塊」，是旺季工資的四分之一。制衣工人劉貝，證實了李江河的說法，「（我）現在每天工作12個小時，不休息也只能賺6500（元）。說實話，很想離開這裡。」
城中村居民雖然多年生活於此，卻始終如無根浮萍。「我們（外來人）雖然是這邊的生產主體，但真正的產權還是在本地人手上。如果真有什麼變動，ta們押金、租金一退，機器設備一清，我們就什麼都沒了。」李江河說。
然而，即使不會永遠留下，受訪者都一致認為這個「亞洲最大的服裝基地」不會那麼輕易散掉。
短時間內，ta們還是會選擇留在這裡工作。
因為，「離開了康樂，不知道能去哪裡。」
盪鞦韆的婦女 出品
「盪鞦韆的婦女」於2022年11月8日成立。在這一年，我們經歷了自己所處平台的坍縮，失去了一片陣地。現在，我們重新聚集在一起，準備把鞦韆盪起來。
作為一個由女性青年人自發組織的寫作團體，我們受過一些人文社科教育，相信民主、自由、科學與女性主義。
我們不掛靠任何機構，沒有內部審查，不自我定義，寫作我們自己想寫、想看的東西。
在虛無的深淵中游泳，以尋找存在；
在壓迫的結構下呼吸，以重尋自主的精神；
重新定義蕩婦，相信「相信的力量」。
如果你也相信，就一起把鞦韆盪起來吧。
探索更多來自 華客 的內容
訂閱即可透過電子郵件收到最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