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德尚和他的法國隊能夠戰勝阿根廷，那他將創造一項新的成就：成為曆史上第2位率隊兩奪世界杯冠軍的主教練。
那麽問題來了，誰是第一個？這就不得不提起那位由於種種原因被曆史洪流掩蓋的偉大教練——維多利奧·波佐。
三度掛帥，他改變了意大利足球
了解一個人最好的方式，自然是追溯此人的成長經曆。1886年波佐出生於意大利都靈，自小家境殷實的他先後求學於法國、瑞士和英國，和那個年代的許多歐洲大陸人一樣，他是一名親英主義者。事後證明，這一次英國留學經曆讓他受益一生。
那是一個通訊技術仍然落後的年代，在英國的留學和生活經曆，讓他早於其他人接觸到了先進的足球理念。歸國後，由於彼時的歐洲足球沒有職業化概念，波佐在身兼數職，從事主業之餘，隻能將足球當成一種奢侈的愛好。他的倍耐力輪胎公司的部門經理，同時還是一支新成立的足球隊中的球員兼助理教練。值得一提的是，這支球隊的創始人正好是波佐在留學瑞士期間結識的朋友，阿爾弗雷多·蒂克——波佐幫助他在1906年創立了都靈足球俱樂部。
球隊成立5年後，波佐晉升為都靈隊的執行總監（也就是如今的技術總監），同時他還兼任都靈足協秘書長。技術和職權一手在握，都靈隊很快在亞平寧足壇掀起了一股足球新浪潮。
意大利隊幾乎不到一年時間，他就得到了身居高位的長官們賞識。他的任務是以主教練身份率領意大利國家隊出征1912年斯德哥爾摩奧運會，此時的波佐年僅26歲。可惜他在位時間隻有短短3場比賽，由於奧運會上戰績不佳，他很快便引咎辭職。
回到了公司的波佐準備專心運營俱樂部。在此期間他多次前往英倫，從聯賽體係更完善，並普遍開始私底下給優秀球員“棕色信封”（裏麵裝著現金，被認為是足球職業化的前兆）的英國足球汲取養分。然而正當他的俱樂部構想逐漸成型之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
波佐以中尉身份入伍，戰場上的實戰經曆豐富了他的戰術理念，也讓他明白了團隊協作的重要性，他開始總結2年前奧運會上的失利原因。此時的他開始意識到，“意大利的足球的落後是因為意大利人隻把足球當做一種遊戲，而足球絕不應該隻是一種遊戲。”這一點在他日後的執教風格上，開始有些體現。
一戰結束，波佐再度回歸公司和俱樂部。優秀的履曆，上層人脈再配上軍銜加身，為他贏得了第二次重大機會：再度以主教練身份率領意大利國家隊出征1924年奧運會。由於世界杯直到1930年才誕生，因此奧運會是那個年代最高級別的足球比賽。這一次意大利隊確實有所突破，但最終仍然被瑞士隊擋在四強門外——不出意外，大賽之後他再度離職。
波佐再度回歸公司和俱樂部的波佐很快在生活中遭受重大打擊，他的妻子因病離世。一番思想鬥爭後，他索性離開家鄉，放下在都靈的榮譽與身份前往米蘭，以AC米蘭主帥身份重新開始。
很快，意大利足協第三次向他拋出了橄欖枝。經曆了人生大起大落的波佐，此時決定對國家隊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正所謂不破不立，除了洞悉手下每名球員的特點，他還順應時代潮流開始思考引入“歸化球員”，以彌補本土球員在技術層麵的群體性不足。
最重要的是，他意識到在意大利身上照搬英國足球的戰術體係，其實並不合適。於是他開始著手改良流行了幾十年、被傲慢的英國人認為是足球唯一正確踢法的2-3-5陣型。
啟蒙後世的戰術革命
英國足球的心髒是誕生了工業革命的英格蘭西北地區，利物浦、曼徹斯特、普雷斯頓、布萊克本、布萊克浦等俱樂部都是早期足球戰術革命的溫床。英國足球博物館就最初建在普雷斯頓，日後搬遷至曼徹斯特。
1884年，普雷斯頓足球俱樂部首創了“2-3-5陣型”，在業界它還有另一個更響亮的名字“金字塔陣型”。到了19世紀90年代，2-3-5成了英倫所有球隊的標準陣型，並借著大不列顛強大的海運與殖民在全球範圍內流行起來。
與6~8名進攻球員配2~4名防守球員（還被鼓勵積極前插）的原始足球不同，2-3-5首次以整體思維思考足球，它首次讓球隊陣型達到攻守平衡：當球隊防守時，兩名防守球員負責看守對方的內鋒（通常有2~4人）；而中場的三名球員則負責防住剩下的幾名前鋒。位於中軸線的中衛球員，是這個陣型的關鍵人物，不僅協助球隊的進攻組織，還需要盯死對手最具威脅的進攻球員——中鋒，被認為是日後“自由人”角色的雛形。深受殖民文化影響的烏拉圭和阿根廷，就在1930年第一屆世界杯上使用這個陣型，並分別取得冠亞軍。
阿根廷與烏拉圭但這個陣型存在破局難題，即當對手和你使用同一陣型時，很容易成為“長刀互捅”。於是如何從本方禁區將皮球快速傳到對手禁區，避開“長刀”攻擊，用“短刀”快速結束戰鬥的戰術思想，開始在奧地利、捷克、匈牙利一代流行，他們被稱為“多瑙河學派”。
“多瑙河學派”的代表人物是奧地利國家隊主帥邁爾斯和當家球星辛德拉爾。他們的巔峰之作，是從1928年到1933年間創造了連續14場的不敗神話，是歐洲足球史上第一支稱得上“偉大”的國家隊。“多瑙河學派”的基礎仍然是2-3-5，但團隊更講究短傳與個人突破，神來之筆是將一名進攻球員回撤到中鋒身後——此舉被認為是前腰這一位置的雛形。
而我們的主角波佐，此時則開始在意大利國家隊身上實驗一種攻防更為平衡，攻防銜接更為流暢的新陣型——2-3-2-3，業界被稱為“條理陣型”(Metodo）。Metodo的戰術基礎仍然是2-3-5，但它是“多瑙河學派”的衍生產物，因為它不僅保留了前腰的概念，還多配上一名前腰協助進攻組織。
波佐真正劃時代的改造是在後防線上，他意識到球隊需要壓製對方的中場以取得人數優勢，於是3名中場在防守時會適時回撤，並在兩名中衛身前形成第一道屏障。
新陣型較之以往的陣型，Metodo加強了防守能力，並首次提出了“攻防轉換”的戰術概念。是日後鏈式防守、快速防反和4-3-3的思想土壤。
如今的足球是一場模仿遊戲，波佐所處的那個年代信息擴散速度還並不算快，於是，他依靠這套獨創戰術接連征服了1934和1938年兩屆世界杯。
內外交困下的成功衛冕
一戰後的意大利與德國內憂外患紛爭不斷，經濟下行嚴重，百姓民不聊生。民眾此時急需要一名領袖，依靠“強人政治”來統籌國家散落的凝聚力，擺脫國家頹廢的現狀。因此墨索裏尼和希特勒的出現並不是一種偶然。
墨索裏尼是個搞內政和經濟的專家，在他的治理下意大利發展很快，修建了國家的現代基建：火車站、郵局、法庭、大學、工廠、療養院……下一步，他計劃借助體育的力量來傳播自己的法西斯主義——足球這樣的情況下被動成了他的重要宣傳工具。
波佐於是意大利主辦了第二屆即1934年世界杯，與以往的“遊戲”不同，這是波佐人生經曆中第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大考”：領袖給他布置的任務是奪冠。在通往奪冠的道路上，主打2-3-2-3的意大利隊連克傳統強隊，1/4決賽階段他們1-0小勝西班牙晉級。之後的半決賽，他們擊敗了如日中天，主打“多瑙河學派”的奧地利，涉險過關。
決賽場上，意大利對陣捷克斯洛伐克。波佐的前腰戰術在加時賽階段發揮關鍵作用：抓住捷克斯洛伐克後衛體能下降、精神不集中的契機，意大利隊一次直傳刺穿對手防線，前鋒一蹴而就，2比1！意大利隊獲得了1934年世界杯冠軍。賽後他被歡慶的球員們扛在肩膀上的畫麵，永遠地留在了世界杯曆史影像集中。
被隊員舉起來的波佐盡管墨索裏尼幾乎滿足了他所有的外在條件，但球場上的波佐絕不容許外人插手，哪怕是領袖也不行。4年後，他躊躇滿誌地帶領意大利前往法國，踏上衛冕之路。
隨著墨索裏尼與希特勒影響力與日俱增，歐洲範圍內的反法西斯聲音也在增強，意大利球員也因此成了球場上的法西斯主義犧牲品：隻要意大利球員一拿球，全場就爆發出噓聲。在權力巔峰瘋狂的墨索裏尼不容許其他人的質疑，因此他在給球隊的出征電報中威脅道：贏球或者去死！(Vincere
omorire!) 。波佐和他手下的球員們已經沒有退路。
贏球，或者去死1/8決賽對陣挪威，意甲曆史射手王皮奧拉直到加時賽才完成絕殺，2比1艱難晉級；四強戰對陣東道主法國，意大利人收縮防守，波佐的戰術再次奏效，皮奧拉梅開二度將東道主淘汰出局；半決賽場上，意大利2比1擊敗了尚未摸索到足球正解的巴西隊。
決賽場上，波佐再一次遇到了一支“多瑙河學派”的隊伍——匈牙利。作為波佐最為倚重的“前腰”，梅阿查兩次精妙短傳完成兩次助攻，幫助意大利最終4比2完成衛冕，波佐因此封神。事實上自波佐接手的1929年到1939年的10年間，波佐刷領的意大利除了收獲兩屆世界杯，還將一次奧運會和兩屆中歐國際杯（歐洲杯或稱歐錦賽的前身）收入囊中。能阻止波佐和意大利隊的，隻有突然爆發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波佐與意大利
空難摧毀了他的球隊
1948年，在位19年的波佐選擇離開教練席，但他並沒有遠離足球場。退休後的波佐回到家鄉都靈，並趕上了信息潮流，在La
Stampa報（原名《皮蒙特報》）成為一名體育記者，甚至還親自前往現場報道了1950年巴西世界杯。值得一提的是，La
Stampa是意大利現存曆史悠久的報紙之一，1867年創辦於都靈，發行量僅次於我們更為熟知的《晚郵報》和《共和國報》。
波佐擔任記者期間，他遭遇了人生中又一場痛苦的道別。1949年5月4日，剛結束拉丁杯比賽的都靈足球隊乘坐飛機從葡萄牙返航。此時暴風雨來襲，飛機多次降落失敗，當飛行員再次嚐試著陸，卻釀成了彌天大禍。飛機撞在了都靈市郊海拔670米的蘇佩加山上，全機包括18名都靈球員在內的31人全部遇難。
由於當時沒有DNA識別技術，空難發生後的第一時間，波佐還被要求趕到現場去指認屍體。要知道，這些麵目全非的屍體都是經過他一手提拔進國家隊的弟子，其中還包括大批都靈隊嫡係。威震歐洲足壇的“大都靈時代”隨著此次空難落幕，以都靈隊為班底的意大利國家隊也元氣大傷，自此走下神壇。1968年，恢複了近二十年元氣的意大利隊終於在本土奪得歐洲杯。老人心願已了，在幾個月後安祥辭世。
1986年，波佐誕辰100周年之際，都靈體育場更名為維托裏奧·波佐市政體育場（2006年又重新更名為都靈奧林匹克體育場）。2016年他的家鄉小鎮蓬德拉諾，為他專門開設了一座波佐博物館，用來銘記他的偉大成就。
波佐媒體如今報道那個年代的意大利隊，仍會標簽化地配上意大利隊集體敬納粹禮的照片，據說那是波佐的要求，是他堅稱的愛國主義——盡管我們無從考究他是否真心。如果堅持從道德的維度來衡量，波佐的偉大始終無法擺脫爭議，這無疑是一種屬於足球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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