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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世界盃決賽前,元首發來電報:要麼贏,要麼死…

如果德尚和他的法國隊能夠戰勝阿根廷,那他將創造一項新的成就:成為歷史上第2位率隊兩奪世界盃冠軍的主教練。

那麼問題來了,誰是第一個?這就不得不提起那位由於種種原因被歷史洪流掩蓋的偉大教練——維多利奧·波佐。

三度挂帥,他改變了義大利足球

了解一個人最好的方式,自然是追溯此人的成長經歷。1886年波佐出生於義大利都靈,自小家境殷實的他先後求學於法國、瑞士和英國,和那個年代的許多歐洲大陸人一樣,他是一名親英主義者。事後證明,這一次英國留學經歷讓他受益一生。

那是一個通訊技術仍然落後的年代,在英國的留學和生活經歷,讓他早於其他人接觸到了先進的足球理念。歸國后,由於彼時的歐洲足球沒有職業化概念,波佐在身兼數職,從事主業之餘,只能將足球當成一種奢侈的愛好。他的倍耐力輪胎公司的部門經理,同時還是一支新成立的足球隊中的球員兼助理教練。值得一提的是,這支球隊的創始人正好是波佐在留學瑞士期間結識的朋友,阿爾弗雷多·蒂克——波佐幫助他在1906年創立了都靈足球俱樂部。

球隊成立5年後,波佐晉陞為都靈隊的執行總監(也就是如今的技術總監),同時他還兼任都靈足協秘書長。技術和職權一手在握,都靈隊很快在亞平寧足壇掀起了一股足球新浪潮。

義大利隊幾乎不到一年時間,他就得到了身居高位的長官們賞識。他的任務是以主教練身份率領義大利國家隊出征1912年斯德哥爾摩奧運會,此時的波佐年僅26歲。可惜他在位時間只有短短3場比賽,由於奧運會上戰績不佳,他很快便引咎辭職。

回到了公司的波佐準備專心運營俱樂部。在此期間他多次前往英倫,從聯賽體系更完善,並普遍開始私底下給優秀球員「棕色信封」(裡面裝著現金,被認為是足球職業化的前兆)的英國足球汲取養分。然而正當他的俱樂部構想逐漸成型之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

波佐以中尉身份入伍,戰場上的實戰經歷豐富了他的戰術理念,也讓他明白了團隊協作的重要性,他開始總結2年前奧運會上的失利原因。此時的他開始意識到,「義大利的足球的落後是因為義大利人只把足球當做一種遊戲,而足球絕不應該只是一種遊戲。」這一點在他日後的執教風格上,開始有些體現。

一戰結束,波佐再度回歸公司和俱樂部。優秀的履歷,上層人脈再配上軍銜加身,為他贏得了第二次重大機會:再度以主教練身份率領義大利國家隊出征1924年奧運會。由於世界盃直到1930年才誕生,因此奧運會是那個年代最高級別的足球比賽。這一次義大利隊確實有所突破,但最終仍然被瑞士隊擋在四強門外——不出意外,大賽之後他再度離職。

波佐再度回歸公司和俱樂部的波佐很快在生活中遭受重大打擊,他的妻子因病離世。一番思想鬥爭后,他索性離開家鄉,放下在都靈的榮譽與身份前往米蘭,以AC米蘭主帥身份重新開始。

很快,義大利足協第三次向他拋出了橄欖枝。經歷了人生大起大落的波佐,此時決定對國家隊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正所謂不破不立,除了洞悉手下每名球員的特點,他還順應時代潮流開始思考引入「歸化球員」,以彌補本土球員在技術層面的群體性不足。

最重要的是,他意識到在義大利身上照搬英國足球的戰術體系,其實並不合適。於是他開始著手改良流行了幾十年、被傲慢的英國人認為是足球唯一正確踢法的2-3-5陣型。

啟蒙後世的戰術革命

英國足球的心臟是誕生了工業革命的英格蘭西北地區,利物浦、曼徹斯特、普雷斯頓、布萊克本、布萊克浦等俱樂部都是早期足球戰術革命的溫床。英國足球博物館就最初建在普雷斯頓,日後搬遷至曼徹斯特。

1884年,普雷斯頓足球俱樂部首創了「2-3-5陣型」,在業界它還有另一個更響亮的名字「金字塔陣型」。到了19世紀90年代,2-3-5成了英倫所有球隊的標準陣型,並借著大不列顛強大的海運與殖民在全球範圍內流行起來。

與6~8名進攻球員配2~4名防守球員(還被鼓勵積極前插)的原始足球不同,2-3-5首次以整體思維思考足球,它首次讓球隊陣型達到攻守平衡:當球隊防守時,兩名防守球員負責看守對方的內鋒(通常有2~4人);而中場的三名球員則負責防住剩下的幾名前鋒。位於中軸線的中衛球員,是這個陣型的關鍵人物,不僅協助球隊的進攻組織,還需要盯死對手最具威脅的進攻球員——中鋒,被認為是日後「自由人」角色的雛形。深受殖民文化影響的烏拉圭和阿根廷,就在1930年第一屆世界盃上使用這個陣型,並分別取得冠亞軍。

阿根廷與烏拉圭但這個陣型存在破局難題,即當對手和你使用同一陣型時,很容易成為「長刀互捅」。於是如何從本方禁區將皮球快速傳到對手禁區,避開「長刀」攻擊,用「短刀」快速結束戰鬥的戰術思想,開始在奧地利、捷克、匈牙利一代流行,他們被稱為「多瑙河學派」。

「多瑙河學派」的代表人物是奧地利國家隊主帥邁爾斯和當家球星辛德拉爾。他們的巔峰之作,是從1928年到1933年間創造了連續14場的不敗神話,是歐洲足球史上第一支稱得上「偉大」的國家隊。「多瑙河學派」的基礎仍然是2-3-5,但團隊更講究短傳與個人突破,神來之筆是將一名進攻球員回撤到中鋒身後——此舉被認為是前腰這一位置的雛形。

而我們的主角波佐,此時則開始在義大利國家隊身上實驗一種攻防更為平衡,攻防銜接更為流暢的新陣型——2-3-2-3,業界被稱為「條理陣型」(Metodo)。Metodo的戰術基礎仍然是2-3-5,但它是「多瑙河學派」的衍生產物,因為它不僅保留了前腰的概念,還多配上一名前腰協助進攻組織。

波佐真正劃時代的改造是在後防線上,他意識到球隊需要壓制對方的中場以取得人數優勢,於是3名中場在防守時會適時回撤,並在兩名中衛身前形成第一道屏障。

新陣型較之以往的陣型,Metodo加強了防守能力,並首次提出了「攻防轉換」的戰術概念。是日後鏈式防守、快速防反和4-3-3的思想土壤。

如今的足球是一場模仿遊戲,波佐所處的那個年代信息擴散速度還並不算快,於是,他依靠這套獨創戰術接連征服了1934和1938年兩屆世界盃。

內外交困下的成功衛冕

一戰後的義大利與德國內憂外患紛爭不斷,經濟下行嚴重,百姓民不聊生。民眾此時急需要一名領袖,依靠「強人政治」來統籌國家散落的凝聚力,擺脫國家頹廢的現狀。因此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出現並不是一種偶然。

墨索里尼是個搞內政和經濟的專家,在他的治理下義大利發展很快,修建了國家的現代基建:火車站、郵局、法庭、大學、工廠、療養院……下一步,他計劃藉助體育的力量來傳播自己的法西斯主義——足球這樣的情況下被動成了他的重要宣傳工具。

波佐於是義大利主辦了第二屆即1934年世界盃,與以往的「遊戲」不同,這是波佐人生經歷中第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大考」:領袖給他布置的任務是奪冠。在通往奪冠的道路上,主打2-3-2-3的義大利隊連克傳統強隊,1/4決賽階段他們1-0小勝西班牙晉級。之後的半決賽,他們擊敗了如日中天,主打「多瑙河學派」的奧地利,涉險過關。

決賽場上,義大利對陣捷克斯洛伐克。波佐的前腰戰術在加時賽階段發揮關鍵作用:抓住捷克斯洛伐克後衛體能下降、精神不集中的契機,義大利隊一次直傳刺穿對手防線,前鋒一蹴而就,2比1!義大利隊獲得了1934年世界盃冠軍。賽后他被歡慶的球員們扛在肩膀上的畫面,永遠地留在了世界盃歷史影像集中。

被隊員舉起來的波佐儘管墨索里尼幾乎滿足了他所有的外在條件,但球場上的波佐絕不容許外人插手,哪怕是領袖也不行。4年後,他躊躇滿志地帶領義大利前往法國,踏上衛冕之路。

隨著墨索里尼與希特勒影響力與日俱增,歐洲範圍內的反法西斯聲音也在增強,義大利球員也因此成了球場上的法西斯主義犧牲品:只要義大利球員一拿球,全場就爆發出噓聲。在權力巔峰瘋狂的墨索里尼不容許其他人的質疑,因此他在給球隊的出征電報中威脅道:贏球或者去死!(Vincere
omorire!) 。波佐和他手下的球員們已經沒有退路。

贏球,或者去死1/8決賽對陣挪威,意甲歷史射手王皮奧拉直到加時賽才完成絕殺,2比1艱難晉級;四強戰對陣東道主法國,義大利人收縮防守,波佐的戰術再次奏效,皮奧拉梅開二度將東道主淘汰出局;半決賽場上,義大利2比1擊敗了尚未摸索到足球正解的巴西隊。

決賽場上,波佐再一次遇到了一支「多瑙河學派」的隊伍——匈牙利。作為波佐最為倚重的「前腰」,梅阿查兩次精妙短傳完成兩次助攻,幫助義大利最終4比2完成衛冕,波佐因此封神。事實上自波佐接手的1929年到1939年的10年間,波佐刷領的義大利除了收穫兩屆世界盃,還將一次奧運會和兩屆中歐國際杯(歐洲杯或稱歐錦賽的前身)收入囊中。能阻止波佐和義大利隊的,只有突然爆發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波佐與義大利

空難摧毀了他的球隊

1948年,在位19年的波佐選擇離開教練席,但他並沒有遠離足球場。退休后的波佐回到家鄉都靈,並趕上了信息潮流,在La
Stampa報(原名《皮蒙特報》)成為一名體育記者,甚至還親自前往現場報道了1950年巴西世界盃。值得一提的是,La
Stampa是義大利現存歷史悠久的報紙之一,1867年創辦於都靈,發行量僅次於我們更為熟知的《晚郵報》和《共和國報》。

波佐擔任記者期間,他遭遇了人生中又一場痛苦的道別。1949年5月4日,剛結束拉丁杯比賽的都靈足球隊乘坐飛機從葡萄牙返航。此時暴風雨來襲,飛機多次降落失敗,當飛行員再次嘗試著陸,卻釀成了彌天大禍。飛機撞在了都靈市郊海拔670米的蘇佩加山上,全機包括18名都靈球員在內的31人全部遇難。

由於當時沒有DNA識別技術,空難發生后的第一時間,波佐還被要求趕到現場去指認屍體。要知道,這些面目全非的屍體都是經過他一手提拔進國家隊的弟子,其中還包括大批都靈隊嫡系。威震歐洲足壇的「大都靈時代」隨著此次空難落幕,以都靈隊為班底的義大利國家隊也元氣大傷,自此走下神壇。1968年,恢復了近二十年元氣的義大利隊終於在本土奪得歐洲杯。老人心愿已了,在幾個月後安祥辭世。

1986年,波佐誕辰100周年之際,都靈體育場更名為維托里奧·波佐市政體育場(2006年又重新更名為都靈奧林匹克體育場)。2016年他的家鄉小鎮蓬德拉諾,為他專門開設了一座波佐博物館,用來銘記他的偉大成就。

波佐媒體如今報道那個年代的義大利隊,仍會標籤化地配上義大利隊集體敬納粹禮的照片,據說那是波佐的要求,是他堅稱的愛國主義——儘管我們無從考究他是否真心。如果堅持從道德的維度來衡量,波佐的偉大始終無法擺脫爭議,這無疑是一種屬於足球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