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人對跨性別門診的印象，大致是兩個極端。有人將這裡當成精神世界的避風港，殘酷生活的逃難所，有人將這裡視為蠱惑、毒害青少年的窩點，以及一群為了掙錢勾結的無良醫生。
大概沒有其他門診，會像這裡一樣，需要日復一日地處理來診者和家屬之間的巨大衝突。
然而，這間小小的房間，只能算是跨性別者的小型「戰場」。僅僅為了成為自己，來診者承受著普通人難以想象的風險。而在他們當中，抗爭最艱辛，情況最複雜的，往往是未成年的孩子。
不同人對跨性別門診的印象，大致是兩個極端。有人將這裡當成精神世界的避風港，殘酷生活的逃難所，有人將這裡視為蠱惑、毒害青少年的窩點，以及一群為了掙錢勾結的無良醫生。
大概沒有其他門診，會像這裡一樣，需要日復一日地處理來診者和家屬之間的巨大衝突。
然而，這間小小的房間，只能算是跨性別者的小型「戰場」。僅僅為了成為自己，來診者承受著普通人難以想象的風險。而在他們當中，抗爭最艱辛，情況最複雜的，往往是未成年的孩子。
夾縫
醫生潘柏林的診室桌子上常備著一包抽紙，旁邊的廢紙簍里，裝過無數家長的眼淚。
有一次，問診剛剛結束，坐在對面的家長帶著孩子離開，在開門的瞬間，家長快速轉過身，偷偷給潘柏林遞過來一張紙條：「你敢再給我孩子開激素，咱們走著瞧！」同樣的威脅，來自另一位來診者的親人：「如果出了什麼問題，她的家人饒不了你。」
有的父親聲淚俱下，把潘柏林堵在辦公室，差點給他下跪：「我寧願這個孩子沒有了，也不想他變成這樣一個不男不女的樣子。」
一位家長迫於孩子的壓力，在性別重置手術知情同意書上籤了字，為了阻止這場手術，只能轉移目標，在醫院多次舉報投訴潘柏林「毒害國家青少年」，懷疑他「有國外勢力滲透」。潘柏林被家長告知：「我會一直投訴下去，直到達到目的為止。」另外一則家長的投訴內容中寫道：「潘柏林為了賺錢，和精神科醫生勾結，給孩子開藥。有的投訴越過醫院，直接打給了北京市民熱線。」
門診的另一位醫生給一個孩子做完診斷，家長突然拿著刀具衝進診室刺向醫生。那名醫生被送走，做了傷口縫合手術，休了一段時間的病假。潘柏林為此做好了心理準備：「沒準哪一天，我們也會遇到這些。」
而在跨性別的孩子眼裡，門診則是一個精神避風港。他們管醫生潘柏林叫「老潘」「潘叔叔」。「以前找他看病聊天，可溫柔了」
「老潘頭髮可愁人啦，不過我們都超愛他的。」來診者們在社交媒體上寫道。遇到心理狀態不佳的跨兒，他們也會建議對方：「到北三院找潘醫生聊聊天，傾訴一下。」
潘柏林接到家長的惡意投訴后，七八個跨性別孩子怕醫院誤會潘柏林，主動給醫院手寫了一份聯名信。「潘醫生的團隊給我們帶來很大的希望，還要承受很大的風險和壓力。」這樣的感謝信，潘柏林收到過不少，一封封被他收藏了起來。
在門診，孩子們被醫生稱為「來診者」，而非病理色彩更濃重的「患者」。無需向什麼人解釋自己與常人不同的想法和行為，醫生們足夠了解這個群體。
這是北京大學第三醫院在2017年開設的「跨性別綜合門診」。潘柏林醫生，是國內第一支跨性別序列醫療團隊的創建者。這支醫療團隊，整合了心理諮詢科、內分泌科、生殖醫學、耳鼻喉科、普通外科、整形外科等專業領域的醫療資源，為跨性別者提供醫療支持。
圖 | 潘柏林在診室
門診里10%的跨性別者，都是14歲～18歲的未成年人。對於跨性別者而言，這是一個特殊的年齡階段。潘柏林發現，有一半來診者，在小的時候，就會自己的生理性別感到困惑，他接觸過年齡最小的來診者，只有10歲。而問題真正爆發、加劇，基本上都在青春期。
「未成年跨性別者的問題，其實比成年跨性別者更加複雜。」潘柏林說。處於青春期的孩子，更容易產生偏執、極端的想法。在門診，他常常瞥見孩子們胳膊上留下的刀子划痕。採集病史時，潘柏林的一個常規問題，就是有無自殺、自殘行為。90%的孩子的答覆都是肯定的。這個群體的自殺率，是普通青少年的五倍。
而處於這個階段的孩子家長，也有更嚴重的不安感。比起事業、生活相對穩定的成年跨性別者，允許未成年人接受跨性別治療，在他們看來，無疑是在孩子人生的可能性還未鋪展開來時，就引入最大的風險因素，以後找不到好工作，組建不了家庭怎麼辦？他們通常有更強的執念——把孩子「扭轉」過來。最重要的是，作為法定監護人，家長擁有最終決定權。無論是藥物還是手術治療，一個必要前提，是家長「充分知情，並希望、支持接受該治療」。
這個特殊階段的人群，也引起了其他醫療團隊的關注。2021年，復旦大學附屬兒科醫院開設了國內首個跨性別兒童與青少年多學科門診。
潘柏林介紹：「未成年這塊，國內剛剛起步。」涉及未成年人的跨性別醫療更「敏感」，也更容易招惹爭議。
這對團隊中的醫生也是一重考驗。他們本就有本職工作，接待跨性別來診者，多數要靠擠時間加班。不僅工作壓力大，還要面對家長的投訴、威脅，甚至襲擊。另一名團隊重要成員內分泌科劉燁醫生，就曾考慮過退出。潘柏林問她：「這麼多孩子都指望著你，你捨得嗎？」在那之後，她沒再提過離開的想法。
有時候，潘柏林也會陷入左右為難的處境。有一次，一位母親瞞著孩子溜進診室，哭著求他勸孩子放棄用藥：「我們全家因為這個孩子已經支離破碎了，奶奶被氣住院了，家裡又沒錢。大夫，我真的求求你了。」潘柏林擔心引起家庭矛盾，只好答應想想辦法。她深鞠了一躬，匆忙離開。
孩子的身體檢查報告單中，有一兩項指標有異常，雖然並不影響治療，但潘柏林還是告訴對方：「要不然你先去內科看看，調理好了以後再過來好嗎？」孩子停頓了片刻，臉上浮現出失望的神情，轉身離開。
過了幾天，潘柏林在線上醫療平台收到了這個孩子的消息。「謝謝潘大夫上次照顧，我已經買好去廈門的車票，打算自殺，謝謝大夫。」
潘柏林立馬聯繫了干預極端事件的公益組織，才阻止了這場自殺。從那以後，潘柏林認定，哪怕花更多的時間和努力去獲得家長的理解，也不要犧牲孩子的權利去妥協。
最開始，這項工作甚至難以獲得一部分醫生同行的理解。六七年前，對跨性別不了解的醫生，曾認為潘柏林只是想「博眼球」。也有醫生質疑過他：「做這種事，是不是有點損醫德？」
真正接觸到跨性別群體的醫生，看到的卻是另一種景況。
上海長海醫院虹口院區整形外科的主任醫師趙燁德，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提到，自己的老師，是「中國變性手術之父」何清濂教授。「這些孩子在
90 年代求醫無門的時候，跟我的老師是寫血書的。他們自己把手指頭拿針扎破了，寫『救救我、救救我』，我是親眼見。」
錯置
一種常見的質疑是：「孩子是不是上網學壞了？」「會不會受日本二次元的文化影響？」在新信息的衝擊下，家長們顯然更願意退回自己的經驗世界，進行符合認知的粗暴歸因。
現實恰好相反。「其實是因為他們（跨性別孩子）對自己身體產生了疑惑和苦惱，希望尋找了解和幫助自己的科學知識，但他們接觸的社會環境中，沒有人可以解答這個問題，所以他們為了自救，才會從網上找到相關的信息。」潘柏林說。
公益人花弦是一位跨性別女性（「男跨女」，指出生時的生理性別為男性，性別認同為女性的跨性別者）。對性別的困惑，在她小學二年級時就開始出現。一天早晨準備出門上學時，她突然出現了告訴媽媽：「我不想當一個男孩子了。」連她自己都覺得莫名其妙。花弦挨了媽媽一頓罵，再也不敢重提這個話題。另一位跨性別男性，在接受採訪時回憶，兩歲時，他就告訴父母，自己本來是有陰莖的，不知道被誰剪掉了。
五六年級，花弦看著身邊的男性朋友身體開始發育，變粗的嗓音，新長出的腿毛和鬍鬚，都讓她感到恐懼。她第一次偷偷上網找資料，當時，國內還沒有「跨性別」的概念，她只能搜出來一堆「泰國人妖」之類的信息：沒法正常生存的窮人家孩子、活不過30歲。她在驚恐中關掉網頁，強行壓抑這些可怖念頭。
花弦努力變得「正常」。為了讓自己在男孩中更合群，不因為太「娘」而受欺負，花弦在中學時加入了壞學生團體。這樣的孩子，往往更渴望得到同齡人的接納和友誼。她裝出兇狠的樣子，跟著其他人收「生活費」。在學校公廁里遇到「娘娘腔」的同學，就故意繞到霸凌對象後面扯下他們的褲子。或者猛推一把，讓對方尿在褲子上。
強烈的負罪感折磨著花弦。每回想起這段經歷，都會感到一陣噁心。花弦不明白，明明可以做更好的人，為什麼會被逼著要去當一個壞人？她沒法再強迫自己，於是，很快從霸凌者變回了被欺凌的對象。
家長們常常設想，孩子會不會只是一時衝動？這也是潘柏林需要嚴格甄別的。但他卻發現，跨性別孩子成年之前，至少會經歷長達五六年的性別焦慮。在一次演講中，潘柏林說：「我們認為，無論是順性別還是性少數群體，所持有這種心理性別特徵是與生俱來的，並不是通過後天學習或者環境影響形成的。」
幾乎每一年，潘柏齡總會碰到因為在家自行切除性器官，被匆忙送往急診的未成年人。他們在網上查到了自宮的教學視頻，怎麼買麻藥，購置哪些器械，怎麼打麻醉，從哪個部位剪斷，都有詳細的步驟。然而，很多孩子最終結果，是出現大出血、併發嚴重壞死和感染。
幾個月前，急診收進來一個孩子（「男跨女」）。她按照視頻，成功切除了一個睾丸。想切第二個的時候，已經痛得下不去手。過了幾天，她又買了一些能讓組織壞死的藥物，注射到另一個睾丸上。被家長發現后，才送到了醫院。
有一個孩子不僅切除了睾丸，還切掉了陰莖。父母在家裡慌忙找了半天，找到被丟棄的器官，開車趕到急診。
圖 | 手術
「（這種情況）未成年人更多一些，成年人會有更理性的規劃，也知道這樣做的後果。」潘柏林說。
以前，花弦也加入過「葯娘吧」一類的社群，靠吃走私激素藥物來促進女性性徵。和跨性別孩子一樣，一旦抑鬱症或者性別焦慮發作的時候，葯「都是一抓一大把地吃」，有人甚至直接吞下一整盒。實在找不到買葯途徑，就直接吃獸葯，用藥量全靠自己摸索。
一次常規體檢后，報告剛出來，花弦的媽媽接到了醫生打來的電話：「立刻讓孩子過來住院。」看到體檢報告，連醫生也嚇了一跳，她的肝功能指標超標了三倍以上，肝臟部分，沒有一項數值是正常的。
這些孩子並非不知道後果。最早期，跨性別者們有一個共識，藥劑長期損害身體，所有人可能都活不過三十歲。只是，比起死亡，更讓他們厭惡的的，是在自己不認同的身體里活著。
一些被家長斷絕生活來源的孩子，還會在不法分子的誘導下，選擇援交。用身體交易換來的金錢，繼續買葯、做變性手術。一位跨性別者曾在接受媒體時提到，自己認識的一位葯娘，還被援交對象帶著走上吸毒的道路。
這樣的悲劇本都可以避免。
在醫院，對於初次來診的跨性別孩子和家長，潘柏林都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去進行家長宣教。「你們的孩子沒有病，也不需要扭轉，事實上需要轉變觀念的，恐怕是你們……」潘柏林語氣溫和，對面的家長臉上掛著淚，顯然還在努力理解。如果家長能夠慢慢接受的，潘柏林會跟家長、孩子一起探討可以幫助孩子的醫療選項。
實際上，並非所有孩子都需要進行激素或者手術，如果孩子願意先嘗試通過非醫療手段，包括化妝、改變服飾、聲音訓練等，能接納自己，就不必再往下走。如果通過嘗試發現不行，再考慮青春阻斷治療。
那是一管能停止或減緩孩子青春期的藥物，每月或每三個月注射到體內，給正在發育的身體按下「暫停鍵」。一旦停葯，身體還會繼續正常發育，是一項溫和可逆的治療。這相當於設置了一個「體驗」環節，讓孩子探索、思考自己內心的真實需求。
但也有一些性別焦慮嚴重的孩子並不接受這種方案：「不能變成想要的性別，那有什麼用？」如果對方年滿16歲，在家長的許可下，也可以酌情採用激素治療（用外源性激素，讓身體轉變為ta希望的性別特徵）。這是跨性別者需求最大的環節，在這方面醫療資源極度匱乏的現階段，也是最混亂的環節。
治療全程要在醫生的指導下進行，通過定期檢測，才能確保藥物在安全範圍之內使用。潘柏林要求啟動治療的孩子嚴格按照醫生建議服藥，並且按時隨訪，但也會碰到過一些不遵守的孩子。「曾經碰到一位跨性別女性，情緒波動很大，焦慮的時候，會無法自控地大量服藥，有一次複診發現ta的激素水平高出應有水平十倍。後來，我們專門安排了心理工作者長期跟進，後來她才逐漸停葯，慢慢地把激素水平降了下來。」
03 親權
潘柏林的門診桌子上，摞著一沓跨性別科普資料，以便家長離開時帶走一份。「他們也許不會看，但如果哪天心情平復時看一看，也許會有更多的理解。」
家長宣教是跨性別門診中最重要的環節之一，這項工作需要充足的耐心，解釋起來，往往一兩個小時就過去了。潘柏林知道，家庭是孩子第一個接觸的社會環境，如果連父母都不能理解支持，那麼這個孩子註定幸福不了。
北京同志中心與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共同發布的《2017中國跨性別群體生存現狀調研報告》顯示：1640位可能或確定被父母或監護人知道跨性別身份的受訪者中，僅6位未遭受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絕大部分人，都有過被拘禁、毆打、掐斷學費、逐出家門、送往強制扭轉治療的經歷。
花弦是北同文化（性多元公益機構）的志願者，她和其他公益人一起，創建了青年跨性別者危機干預網路。為了救助孩子，她與無數的家長打過交道。在這個過程中，也讓她看到了中國親子關係的複雜底色。
一些極端的家長會對孩子放出狠話：「當這種不男不女的人，你還不如去死呢。」
對未成年的孩子來說，這無疑是致命一擊。「任何職場的、校園的、社會的打壓，都趕不上父母的一次打擊。」花弦說。一些孩子真的聽從了父母的話，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
有些父母，只有到了孩子的病床前，甚至親眼看到孩子的屍體，才會開始反思，自己是不是真的錯了。
但花弦也碰到過例外。一位跨性別女性自殺后，父母對著她的屍體，依舊喊的是「兒子」，就連她的墓碑上，也刻著「愛子」二字。在這樣的家庭里，自始至終，她都沒有成為過自己。
被多個國家立法禁止的扭轉治療機構，在中國依然有著廣闊的市場。花弦曾經和其他公益人扮演成客戶，進這些扭轉機構暗訪。在經過病房時，她看到教官正在體罰學生。一個孩子被踹倒在地，被迫吃下泔水。
每一個省，或者一個地級市，總會有那麼幾家以戒斷網癮為名目的機構。在探訪一家已經搬空的校區時，在那些留下來的桌椅上，花弦看到很多學生刻下的字，「還有XXX天，我就可以出去了」。有的人寫下對教官的恨，有些則是幾樣菜名，是孩子們最想吃的東西。
最難的，不是收集機構違法犯罪的證據，而是說服家長把孩子帶走。
花弦試過報警，但只要家長支持機構，只需一句表態，就能輕鬆化解所有人的努力，讓孩子繼續接受「治療」。面對孩子的創傷，老一輩的人有足夠自洽的邏輯：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
「前人革命怎麼過來的，軍隊怎麼訓練的，這點苦都吃不了，以後怎麼適應社會呢？？」
對於強大的親權，公益人們也毫無辦法。「在國內，未成年人的父母有非常大的權利，可以掌控孩子的一切。」花弦說。
扭轉機構每個月收費高達一兩萬。很多家長需要繳納三到六個月，甚至一兩年的「學費」。
哪怕確認孩子正在經受虐待，一部分家長也會猶豫不定。合同已經簽了，一旦接孩子出來，這筆不小的開支就打了水漂。權衡之下，他們開始安慰自己，也許機構是為了孩子好。遇到這種情況花弦便會勸對方：「錢你不用擔心，到時可以打官司要回來。」他們這才同意接走孩子。
心疼有時也來自於家長。一位父親是癌症晚期病人，他不敢告訴孩子自己的病情，只能偷偷化療。家裡經濟狀況不佳，孩子沒想過靠自己攢錢，只是一味要求父親出錢，讓自己做變性手術。為了孩子，這位父親連飯也捨不得吃，有時就靠喝幾口粥對付一頓。作為志願者，花弦也不能把家長想隱瞞的實情透露給孩子。
她開始反思這種家庭關係：孩子不是父母的私人物品，但父母也不應該是孩子的「供體」。
在很多家庭中，親子之間的互相理解，甚至對彼此的了解，都是稀缺的。無論是過度控制，還是一味付出，平等意識、獨立個體，這樣的概念，彷彿都不曾在這樣的關係模式里出現過。
04 彌合
花弦手機里躺著一個特別的「家長群」。跟花弦以往遇到的一些父母不同，他們既不會「上來張口就罵」，也不會動手攻擊志願者。他們中，有的是已經接受孩子出櫃的家長，有的是希望幫助孩子的求助者，有些則是既不支持，也不反對的「中間派」。
從建立至今，北同文化的家長群，用了四年的時間，才慢慢發展到將近400人。不少父母，正是由潘柏林這樣的跨性別友好醫生推薦過來的。
接觸跨性別群體十數年，潘柏林意識到，和孩子一樣，父母也是需要幫助的重點對象。”孩子出櫃，相當於把父母鎖在柜子里。」
在門診里，得知孩子是跨性別者，幾乎所有家長的第一反應都是自我反思，他們回溯撫養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揪住幾個不相關的細節責怪自己。有的單親媽媽認為，兒子是因為缺少父愛，經常和自己待在一起，才會變得「女性化」。也有的父母反省，自己缺少給孩子的陪伴，又或者打罵了孩子，沒把孩子養好。潘柏林只能一遍遍幫助他們們理解，這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現象，孩子沒錯，跟父母的撫養也沒有關係。一聊起來，往往一兩個小時就過去了。
一位陪著孩子來看診的母親，曾在潘柏林面前哭訴：「我們全家因為這個孩子已經支離破碎了，奶奶被氣住院了，家裡沒錢，這件事又沒法跟親戚說。」
隨著跨性別在國內的普及，能給跨性別孩子提供幫助陪伴的公益機構也開始出現，能理解性多元的年輕人也越來越多。相比之下，在老一輩人的世界里，父母們是孤立無援的，如同獨自在絕望的荒原中跋涉。
再開明的家長，也經歷過至暗時刻。在公益機構「北同文化」的平台上，一名跨性別父親曾寫下自己的經歷。
面對孩子的出櫃，他強撐著做了簡短的表態：「不管發生什麼情況爸爸媽媽都永遠愛你。」私底下，他上網查詢，越查越不敢查下去。一個人躲在沒人的地方失聲痛哭。「那一刻，覺得你就是擁有再多的金錢、再大的權勢、再大的能量也都無濟於事，超出認知，超出能力，不知所措。」
接下來的時間裡，他維持著孩子上網課、興趣班的正常生活。孩子不在身邊時，把自己一個人關在書房，把菜端進書房，打開一瓶白酒，邊吃邊喝邊哭，直到迷迷糊糊地回到自己的卧房，轉天，迷迷糊糊睜開雙眼，走到小區附近的洗浴中心，泡澡，發獃，流淚，吃午飯，然後回家。
一個多月後，他前往北京，找到跨性別友好醫院和公益機構求助。
圖 | 潘柏林成立的跨性別醫療序列團隊
潘柏林常在門診里碰見這樣無助的父母。團隊里的心理諮詢醫生，也能為家長們提供幫助。但光靠醫療團隊，難以解決所有家長的問題，「現在更多還是依靠社群的力量」。他多次參加過家長宣傳講座，還在在2020年自行籌款，發起了第一個針對跨性別的公益基金「栢林基金」，支持公益社群。
在北同文化的家長群中，既有像潘柏林這樣的醫生，也有律師、心理專家。群聊消息通知時不時彈出：「可以進行性別重置手術嗎？」「學歷證書還能修改性別嗎？」「被歧視了怎麼辦？」「未來怎麼求職就業？」在這條註定並不平坦的道路上，每個階段的家長們都會遇到不同的問題。
每個月，志願者們都會組織家長交流分享會。有時候，還沒等志願者們回復，那些入群更早的活躍家長，已經發出了一大串的文字分享，講述自己是怎麼走過來的。剛進群時，有的家長也會感慨：「我怎麼沒早點知道這些群？」其實，這類家長往往早已經接納孩子，甚至陪著孩子做完了變性手術。他們需要的，只是能夠說說話的同齡人。
在現實生活中，他們無法跟老人解釋清楚子孫的轉變，朋友一句「孩子結婚了沒」的寒暄，都讓他們無從回答。第一次到學校說明孩子的情況、外界投過來的異樣眼光……唯有在這些經歷相似的父母身上，才能理解彼此的酸楚和艱辛。無數條孤獨的線交匯在一起，他們獲得了一個彼此支持的網路。
有一次，一位家長剛進群，就著急著發問：「有沒有什麼比較好的扭轉機構推薦？」很快，其他家長的信息紛紛彈出，勸說他不能這麼做。一樣的道理，從同為家長的人嘴裡說出，總能讓對方更好接受。沒過多久，他又出現了，提問的內容變成了「這麼吃激素才能不那麼傷身體？」「孩子想做手術，應該去哪兒比較好？」不久之後，花弦看到他在群里吐槽：「給孩子重新起名真難啊。」這是最讓志願者們感到欣慰的時刻，那意味著，又一個跨性別孩子得到了家庭的接納與支持。
「路漫漫」是一位父親剛入群時起的名字，代表了他當時的心情，「灰色的，無助的，前途叵測，看不到希望」。後來，他把名字改成了「征途」。人生路遠，他選擇和孩子一起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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