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農村，我們看到了大流行的另一張臉

過去一個月，奧密克戎席卷，南北多個地區先後進入疫情高峰。

首先被看到的是城市：40分鍾才能接入的急救電話；病人在急診等候6小時，從馬路一直排進大廳；剛剛康複的醫生，返崗第一天連續工作15個小時以上；急診留觀室、搶救室、ICU、輸液室被擠得滿滿當當，呼吸機沒了，氧氣也很快用完了。

鏡頭切換，疫情中的農村，缺醫少藥的事實在過去被講述了很多次，人的麵目是模糊的。和城市相比，在鄉村生活的人們沒有更多的可能性和選擇，沒有被擠爆的ICU，更沒有被熱炒上萬元的藥物Paxlovid，他們貼近生存地麵，訴諸內心直覺，被動地承受了疫情呼嘯而過時留下的痕跡。

於是有人構建了想象：沉默的鄉村仿佛不存在城市的焦慮，沒有搶藥潮，沒有重症，沒有疾痛。在一篇赤腳醫生打贏農村疫情逆風局的爆文中，沉默被錯當成了勝利。

日前，官方稱，隨著春節返鄉人群增多，農村的重症高峰即將抵達。

1月初，我來到距離北京100多公裏外的河北農村，看到了疫情在農村展現出和城市裏全然不同的麵貌。

年關將近，北方冬天的陽光下，屋簷下的大筐裏撂著曬幹的玉米，集上的人比一周前多了一倍，村委會門口的廣場散坐著曬太陽的人。

01 隻要這一窩得了病，就是陽的

我最先拜訪了 D 村，距離縣城32公裏，四麵環山，常住人口700多人，65歲以上老人近200人。

外界談論鄉村，“疫情席卷”“返鄉潮之下，重症高峰即將到來”。

但作為風暴中心，這裏一片平靜，沒有核酸、沒有CT、抗原是有限的幾十支，村醫和村民也沒有做抗原的動力，無論是感染、重症、康複還是死亡，都很難有一個清晰的定義，村莊裏的疫情是一片混沌之地。

在這裏，想準確統計有多少人感染新冠，幾乎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城市的醫院管理者和醫生無法掌握宏觀數據，但對於發生在院內的疫情感染進程，總會有一個大致輪廓，院內接到感染者數量、重症比例、數量趨勢……

但村醫很難做出上述表達。這些數據與鄉村匱乏的資源、疾病文化、人情、就醫邏輯彼此糾纏，混沌一片。

村醫被認為是龐大體係的神經末梢，他們被要求摸排查清，將信息回傳中樞。但根據村醫的個體感受，不難察覺，這一結構並非預想般靈敏。

1月初，村醫李營接到鄉衛生院的任務，要求統計感染人數。李營填了5個，其中感染的
65歲以上的老人有4個，另外一個是他自己。

事實上，在我跟著他輸液的半天裏，遇到有新冠症狀表達的村民是這個數據的一倍以上。對於是否感染新冠，李營有自己的判斷，“你看，隻要這一窩得了病，就是陽的”。

但他沒法往上報，沒依據，“村民也不承認”。

李營手裏有兩盒抗原，其中一盒是去年鄉衛生院發的，一盒20支，至今沒用多少。“有人來開藥和輸液，我問要不要做個抗原，人家說，做那個幹啥，不做。”

王家峰與李營同屬一個鄉衛生院，是另一個村的村醫。他報上去的數據是0。“人家說我就是感冒，就是咳嗽，輸個液過幾天就好了。輕點的躲在家裏不出聲，嚴重的去醫院。回頭上麵追究下來，你咋給人家確診的，我咋說？”

他手裏的20支抗原也沒用完，他甚至不覺得有限的幾支能發揮什麽作用：“就算一個人發兩根抗原，但很多人起初都測不出來，測一下，沒感染，再測一根，還沒感染，抗原就用完了。花這個力氣，不如抓點藥吃。”

從12月至今，科學界一直呼籲，提高新冠感染數據的質量，準確、透明，做好監測，幫助我們理解疫情的真實狀況，做好預警和防控。但對於處於係統末端部分的村醫來說，他們很難意識到這一層，“上麵讓你填什麽，你就填什麽。”

1月6日，村醫們收到了鄉裏的通知：“目前新冠患病率已到80%以上，大家的報表新冠患病率是60%左右，請盡快摸排。”
村醫並不知道，80%和60%的數字從何而來，有著怎樣的意義，他們也不太在意。

感染是不確定的，死亡的麵目也是模糊的。在過去，沒有疫情的年份裏，冬季都是北方農村老人死亡高發的季節。

石輝89歲的嶽母是在這個冬天離世的，但她“應該不是新冠”，因為“不喘”，感覺是“老死的” 。

在他家被打通的兩間寬敞明淨的屋裏，石輝平靜地告訴我，嶽母最後幾天沒怎麽吃飯，家人沒有叫村醫，覺得沒必要搶救了，自己在家一量，血壓都沒了。

三石的母親去世剛過一周，老人84歲，有糖尿病，一直在家服藥，身體原本不錯，日常還能給家裏人做飯。

母親去世後，三石家人去衛生院辦了死亡證明，死因是基礎病。

“去縣城醫院的時候沒測核酸，找不到人做，隻能說我自己感覺跟這個病有關係。”

過去一個月，李營沒上報過“新冠死亡”，對他來說，“城裏的醫生可以根據檢查結果，將死因跟新冠做聯係。我沒憑據，怎麽填？”

攝影/蘇惟楚

相比“感染”“陽了”這類網絡熱詞，走進衛生室的村民更願意陳述症狀，發燒、咳嗽、流鼻涕，喘不上氣。

12月，城市裏，人們熱衷發朋友圈，曬抗原、講述自己生病的過程。農村始終沉默著，生病的人躲閃，“不過是感冒”。在村民的講述裏，還能察覺被外人知道自己感染新冠的恐懼：12月之前，因為疫情，縣城和村封了許久，穿著白衣服的人半夜上門把人拉走，一車一車地拉。

人們的避諱，很大一部分是長久根植的對新冠病毒感染者的歧視。盡管村民的認知經曆了如同過山車的變化，“去年的時候很嚴重；放開那會，聽說是感冒；現在我感覺，80歲以上的人夠嗆”。

02 指南與現實

無法確認新冠感染，那村醫怎麽治？按症狀，發燒、咳嗽、流鼻涕。

李營的做法是，“剛發燒，頭三天不用輸液，吃布洛芬就行，三天不退燒再給輸液。”

他憑經驗做了分類，比較嚴重的病人，上頭孢。不太嚴重的，用阿奇黴素。一般搭配著利巴韋林和地塞米鬆使用，這就是傳說中的四板斧——“退燒藥+抗生素+抗病毒+激素”。

近期，一篇赤腳醫生打贏農村疫情逆風局的文章廣為流傳：“抗生素+抗病毒+激素+退燒藥”四板斧一頓亂拳打死了老師傅，而大城市按照科學方法，不用抗生素和激素，損失慘重。

這篇爆文從科學上講固然漏洞百出。但這也正是鄉村麵臨感染潮的現實困局，也許不科學，也許有風險，但四板斧已經是村醫和村民們最現實的選擇。

中國醫療界最好的醫院和醫生們，在鄉村感染潮來臨之時，紛紛發布了針對基層醫療機構的方案、技術以及建議。

1月以來，北京協和醫院推出了《新冠病毒感染基層診療方案建議及適宜技術》，上海市新型冠狀病毒病臨床救治專家組、國家傳染病醫學中心發布《上海市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診治規範與分級診療流程》（基層醫療機構應急使用簡版）。

這些指南幾乎都不提倡常規使用抗生素，提倡口服的小分子抗病毒藥（阿茲夫定和Paxlovid都屬於這類），以及一般性的呼吸支持。

但回到D村，從診斷到救治，每一個環節，村醫能夠判斷和使用的工具都是有限的。

我跟著李營去了一戶人家，87歲的姚重側趴在床上，大口喘氣，黃白色的麵皮，嘴唇烏紫。他病了十幾天，前一夜，他一宿沒睡，一聲一聲地喊，早晨家人醒來，見他這樣趴著，始終沒換過姿勢。

“這得去醫院，已經是重症了，”李營說。

臨床上重症的判斷需要檢查炎症反應和免疫反應，需要抽血化驗和影像學手段。

此外，北京三甲醫院的一位急診醫生跟我講起她判斷的重症標準，其中一條是，血氧飽和度在90以下。

但在村醫這裏，他沒有血氧儀，隻有聽診器和雙眼。李營判斷重症的唯一標準是，“你看，嘴已經發黑了，嚴重缺氧”。

我們聊起抗生素和激素的使用，如何確定是否為細菌感染。

在大醫院裏，司空見慣的輔助手段是，血常規、尿常規、胸片、症狀體征陽性部位的超聲檢查等。

但對於李營和他的病人來說，這些都夠不上。李營判斷是否存在細菌感染的標準近乎原始：“一些老人發燒好幾天，聽肺部有水泡一樣呼嚕呼嚕的聲音，再問問痰的顏色，是不是黃痰。”

給退燒藥和感冒藥、輸液，是李營能做的有限的治療。

衛生室裏還有什麽？血壓儀、擔架、消毒鍋。他沒有呼吸機，也找不來氧氣。衛生院從前給配了簡易呼吸機，即外界稱呼的“球囊”，需要人工擠壓送氣。但沒人教他怎麽用，“根本也使不得”，閑置很久了。

除了衛生室和村裏的私人診所，D 村老年人能選擇的診療也不多。

一直以來，鄉鎮衛生院被視作農村醫療的中堅力量，根據2021年11月底全國醫療衛生機構數，中國鄉鎮衛生院共有3.5萬個，村衛生室共有60.8萬個。在日前見諸報端的講述中，不難看出，各地鄉鎮衛生院的醫生們正努力應對疫情，他們中的一部分正感受著疫情的衝擊。

但在我拜訪的這一區域，包括村醫在內，人們向上就醫會越過鄉鎮衛生院往縣醫院走。村民談及，過去三年，鄉鎮衛生院更多在搞公衛，“不看病，做了三年核酸”。

我去了三次 D
村上級的鄉衛生院，大樓安靜，兩輛救護車在院裏停著。一樓門診往上，除了工作人員，看不到其他人。二樓住院層，護士站燈火明亮，護士們或坐或站，閑聊著，病房處在暗影裏，房門緊閉，異常安靜，通道黑洞洞的。

村醫李營往往建議人們去縣醫院。距離村莊
30多公裏的縣城有三家公立醫院，包括一家三甲醫院。在這波疫情中，這是村裏老年人能夠得上的最好的診療條件。來這裏住院，報銷比例比鄉衛生院少20%。

我拜訪了縣裏唯一的三甲醫院，這裏的病床從12月27日開始緊張，樓道兩側全是加床。收治病人不分科室，心血管內科的病房裏，除了一位心腦血管疾病的患者，剩下三位都是“跟新冠相關”，平均年齡80歲，家屬說，“醫生講，肺是白的”。

攝影/蘇惟楚

普通病房裏，醫生給的手段大都是：輸液、服藥、吸氧、做霧化。

一位12月28日入院的病人家屬告訴我，入院沒幾天，醫生說，沒有激素了，家人在外麵找到8支，“剛把激素用完，炎症控製住了”，醫生又說，化痰止咳的藥也沒了。

在我的跟訪中，三石的母親是為數不多的，發病第三天就被送去縣醫院救治的老年村民。

他們在縣裏的三甲醫院待了三天，一直輸液，“越輸感覺越厲害”，醫生加了氧氣，也打了激素。最後一天，醫生下了病危通知，“重症是進不去了，醫院治不了，讓回去。”

三石拿著片子跑去其他醫院，“大夫說，肺已經全白了，拿來也看不了。”

對於“白肺”的治療，過去幾周，北京協和醫院、朝陽醫院、上海同濟醫院的大夫們先後提到，可用的手段是吸氧、糖皮質激素，必要時需聯合托珠單抗或巴瑞替尼等藥物。如果病情危重的患者，需要插管使用呼吸機，甚至接受體外膜肺氧合（ECMO）治療。

但在這個縣城最大醫院的ICU裏，一台ECMO都沒有，進價太貴，一台100-300萬，平常用到的機會也並不多。

三石聽兒子說過抗病毒藥物，但縣城的大夫說，自己也沒見過，“去市裏打聽也夠嗆，隻能去北京問問”。

1月初，李營和王家峰收到鄉裏的通知，附了一條鏈接：“學習小分子抗病毒藥物的使用”。李營打開簽到，沒細看課程，“這個藥長啥樣，我都沒見到過。”

王家峰聽完了課程，他隻覺得麻煩，“這個藥聽說不便宜，在農村會有人買嗎？” 最近，村裏常用的一種感冒藥漲了 5
塊，他聽了滿耳朵抱怨。我遇到的一位村民正是因此轉向選擇幾塊錢的退燒針。

03 身病與命病

大流行進入第四個年頭，目前流行的奧密克戎毒株變得相對溫和，疫苗以外，人類用高效藥物、重症醫學等多種現代醫學的手段，能將它的危害降至最低。

這場人類和新冠病毒的戰爭，在一些農村老人身上是隱形的，他們認為這是一種自然選擇的過程。在鄉村，不隻一位老年村民跟我講，“扛得過去就扛，扛不過去是命”。

在許多鄉村老人身上，疾病被分成兩種：身病和命病。

當病毒作用於身上，引起一些輕微的症狀時，比如咳嗽或者流鼻涕，他們吃些藥，甚至不吃。如果身上的疾痛已經嚴重影響生活或勞作了，他們會求助衛生室，打退燒針、靜脈注射。

李秦就是前文中嫌藥價貴的老人，65歲的他和妻子先後生病，妻子沒吃藥，他發燒，身上痛，當天就去衛生室打針，比輸液還便宜，“輸個液好幾十，打針才幾塊。”

問他打的哪一種針？他不知道，隻覺得有用，上午兩點發的燒，打完針沒一會兒就退燒了。

李秦並不能理解肌肉注射的風險和副作用，也無法理解這樣的操作可能讓免疫係統難以發揮作用，隻覺得“有用，能治病”，燒退了，他的病“就好了”。

攝影/蘇惟楚

村裏，像李秦這樣的老人並不少見，三位80歲以上的老人跟我講述當時的驚險，大都是“一直燒”，“身上沒勁兒，吃不下飯”，“最後還是扛過了。”

當村衛生室的手段無法應對新冠病毒的時候，那就是命。鄉土的就醫邏輯與疾病類型、生計、倫理緊密相關。

三石的母親被送去了縣醫院，但姚重沒有。

結束上門輸液的工作，村醫李營當天又返回姚重家勸說，“情況很不好，比前一天還不好，如果今天不送醫院的話，熬不過三天。”

“歲數大了麽，有點病扛不住了，”姚重的妻子答。

李營說，“不去醫院就得準備後事了。”

姚重妻子說，後事已經備好了。

奧密克戎襲擊之下，65歲以上的老人被認為是重點高危人群。在距離D村100多公裏外的北京，醫生們告訴我，急診和重症裏躺的大都是八九十歲的老人。在這裏，人們認為，與病毒的抗爭，現代醫學還能最後一搏，我們有抗病毒藥物、呼吸機、ECMO。

哪怕資源緊缺和匱乏，城市裏的人還能喊，搶藥，買呼吸機，找重症床位，渠道五花八門。

但在資源有限的村莊，很多重病的老人無法感受現代醫學奮力一搏的力量。

村民們普遍建構了一種解讀邏輯：“好多人不想給孩子增加負擔，在家養著吃點藥。農村不是城裏，七八十歲的老頭老太太，沒有勞動力，城裏有醫保，有養老金退休金，活一天拿一天錢，所以家裏人更願意救。”

村裏人普遍認為，更值得救的是孩子，父母帶著孩子去北京輾轉求醫的故事，帶著辛酸、慶幸、驕傲的口吻被講出，在村莊裏，這樣的經曆我聽過不止一個。

探訪村莊的當天下午，我收到李營的信息：“那個病人（姚重）病危，快要停止呼吸”。

在河北農村，有一個講究，人死後，要在門口放三隻炮。出殯時，白事兒體麵的標誌之一是，鞭炮要響。

我走的時候，鞭炮聲停了，村莊恢複了原本的生活質地。午後，許多人走出家門曬太陽，放寒假的孩子嬉笑做遊戲。整個村莊露在外麵，跟疫情有關的，僅有村口三間被廢棄的彩鋼房，封村時，村民住在裏麵守著，防止有人偷偷溜出去。

部分受訪對象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