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畢業的三名女性對話上野千鶴子，為何被罵翻？

近日，北大畢業的三名女性采訪了日本知名女性學教授上野千鶴子，她們推出的B站視頻《北大宿舍聊天x上野千鶴子｜隻要自由地活著，怎麽樣都可以》引爆了女權社群，網上迅速罵聲一片。

縱觀負麵評論，大家的不滿主要在於，麵對一個在女權主義方向頗有建樹和聲望的學者，三個“高知”女性提出的問題竟然如此淺薄，像是沒有做過功課一樣，諸如問上野不結婚“是因為被男性傷害過嗎”的問題更是到了冒犯的程度。而作為已婚女性，她們也全程將對女權主義的討論局限在個人的婚戀上，而非一些更有公共性、批判性的話題，顯得浪費了上野這樣的專家。其中，作為主采訪人的UP主“全嘻嘻”，說到自己在談論婚育話題的時候，遭遇了“女權鄙視鏈”，自稱“有瑕疵的女權主義者”，並表現出想要從上野那裏尋求認同的姿態，招來了女權博主們最多的火力。

在一則微博留言裏，署名為“完顏豬妖”的評論者認為，以一種功利心態進入婚姻當然是她們的自由，但是讓人不適的是，“她們偏偏一定要以‘女性主義’為自己的選擇的生活作注腳、下定義。”

“以蔡全嘻嘻為代表的幾位女性在這場對話中呈現出一種可疑的貪婪。貪婪到迫切要讓最文明的文化層麵也認同自己的生活是‘正確’且‘高尚’的。貪婪到必須把自己的‘婚姻策略’包裝成一種‘進步’。”

精英的恐弱：用“營銷”“策劃”論免責，打造女人為完美受害者

如果熟悉網絡女權的“反婚反育”文化和背後的語境，應該更能理解這個視頻為何讓很多女權主義者深感冒犯。之後全嘻嘻被網友們扒出了更多的“黑曆史”，包括她的網名曾冠了“夫姓”，叫“蔡全嘻嘻”；她曾經的視頻提到，老公婚後性生活頻率需求與她不一致因而想去“購買性服務”（這個說法被批評為“美化嫖娼”）而她因此反省自己；還聊到老公答應丁克又反悔，她擔心老公出軌於是生孩子綁定老公等等，引發了持續的“群嘲”。全嘻嘻也不得不發微博做出變相道歉，承認自己的“落後”、“無知”、“愚笨”。

但是，製造這些“雷點”多少有欲加其罪的嫌疑，搞成網暴也就一夕之間，實在不值得跟風。

全嘻嘻過往的視頻節目內容，很多是圍繞私人生活的話題，和她這次的采訪風格一致，可說庸俗而又乏味——所謂的“主流”，其實沒什麽挖掘的價值。但是在其中一期聊“性別困境”的節目中，全嘻嘻對女權和一些性別議題的思考似乎並不那麽糟糕，還頭頭是道地聊到了反思特權和共情弱勢。

所以，呂頻說她們“傻乎乎”，我覺得剛合適。她們就像年少時班上成績好、性格好、人緣好的女孩子，一路順風順水但中規中矩，沒吃過什麽大虧，和社會也沒大過不去，學習、工作、結婚生子一步都不落下。三十出頭就成為了副總裁和主管——可談吐之間的心智深度竟隻相當於二十出頭時的我。她們的人生是流水線上下來的，自然會用流水線的思維理解女權。仿佛女權主義是一塊賜給現代女性的新式牌坊，是可以贏回來裝點門楣的。

女權群裏一個群友提到，她覺得這三個人有一些“優等生困境”：“因為長期答卷考分獲得價值的這個通路走習慣了，現在覺得，自己在婚戀、女權方麵也要交滿分卷。”

我有同感，認為這還是一種精英意識作祟——“我不但要事業要家庭要自我實現，我還要進步的感覺，要社會影響力，要自己也是個受到承認的女權主義者。”這種“我什麽都想要”、“我什麽都輸不起”的心態，如果放在如今中國這樣一個遍地不正義、不平等的環境裏去審視，可說不僅是傲慢無知，而是一種凸顯道德失能的平庸之惡了。

但是，B站選擇了她們本身就說明很多問題。一些博主爆出“內幕”稱，視頻實際上是B站和某出版社聯合策劃的對談活動，是為了宣傳上野的新書。在活動前期，出版社編輯曾在某女性社區為這個策劃征集給上野的問題，強調希望“破圈”，並且在視頻上線之後邀請其他博主進行推廣，其營銷用的標簽集中在“戀愛腦”、“婚姻”、“女性成長”、“原生家庭”、“情感”等熱詞上，唯獨沒有“女權主義”或“女性主義”。B站深諳女權主義是流量密碼，卻又不願意給女權主義正名；為了更順暢地消費一個“正能量”化的女權主義，就需要“消毒”所有關於它的“反動”危險因子，於是選了三個總是圍著自己的私生活打轉的主流已婚女性，設計了一套止步於自洽、自我承認、自我和解，實則異常自戀的問題，就一點不出所料了。

以此為基礎，又有人質疑——全嘻嘻在采訪上野時表現出的愚鈍，都是為了引爆流量而精心設計的，她的“新世相副總裁”身份被拎出來證明其是營銷方麵的老手；實際上，這個曾經在大學時期寫過很多“關注社會議題”，有“反叛意識”和“獨立思考能力”文章的“學霸”，不可能真的是個軟弱的“嬌妻”。

對全嘻嘻的動機的揣測是無法證實的，但它微妙顯露出網絡女權社群在批評這樣一個女性時的焦慮——首先焦慮的當然是“女人為難女人”，其次是，一個如此優秀的女性怎麽還會困在婚姻裏打轉呢？她一定是演出來的。她是狡猾的、是厲害的、甚至是可惡的，她玩弄了我們所有人，她賺得盆滿缽滿，她“贏了”，但是她絕不可能卑微地糾結於婚姻裏那些真實的煩惱。

然而，怎麽不可能呢？這不恰好說明，哪怕是上位階層的女性，在婚姻體製裏照樣摸爬滾打、一地雞毛嗎？
來自“女權主義者”的輿論竟然也在變相掩蓋女權的議題，通過誇張地放大全嘻嘻的能動性，為慕強的心態添磚加瓦。她們看上去是站在全嘻嘻的對立麵，實際上跟她有如出一轍的“恐弱”焦慮。

之後，B站推出了第二個男性UP主和上野的對談視頻，當發現這個男性竟然問出了比三個北大女性更有水平的問題時，一些女權主義者指責平台在策劃中充滿惡意，欲揚先抑地去“踩女人捧男人”。

通過將問題再次導向她們最熟悉的性別對立敘事，女權主義者也進一步緩解了批評全嘻嘻時產生的焦慮——畢竟，她是平台“陰謀”的受害者，“無論女性做什麽，都會被汙名化、被打成二流、被視而不見、被打回原點。”這句來自上野的話被用來加碼某種“女人是完美受害者”的意象。但是這也豁免了全嘻嘻們“同流合汙”的責任，使得女權社群針對精致利己主義的批判失焦。

這就是一些網絡女權主義者困守
“女本位”時的極致功利心的體現：女人擁有絕對的主體能動性，卻又同時是完美的受害者，且“按需切換”，所以她可以為所欲為，但又得到全然豁免，不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這不是真實的女性，也不是女權主義，而是偽裝成女權的精英的暴政，是附身我們的暴力的幽靈，是傾慕強權的人自身欲望的投射。

女權主義的議題，總是來自於觀察有著一定的能動性的女性，與父權體製之間的互動。因此，她們的際遇才能指引我們去揭露和介入結構性的不公。

女權主義者的智慧在於如何平衡地理解女性個體的“主體”和社會“結構”的關係，並識別其中的權力動態（power
dynamics）。在上野與鈴木良美對談的新書《始於極限》中聊到這個話題的時候，上野寫到：“主體也許能夠暫時超越結構，但不可否認的是，結構的壓力對主體有壓倒性的優勢……我們試圖采取一種不否定主體能動性和多樣性、也不為結構性壓迫開脫的方法。”

“主體作為個體越是堅持“自我決定”，結構就越能被免責。在結構上處於劣勢的人確實有可能在短期內反過來利用其劣勢從結構中獲利，但長遠來看，這將導致結構的再生產。”

因此，隻有當女性的經曆被還原，盡量接近現實時——她既不是完美受害者，也不是“咎由自取”的主犯——體製在一個人身上運作的方式，才將無所遁形。

這就意味著，精英意識會完全架空女權的議題，蒙蔽我們對女權主義的理解。如果一個女權主義者不去反思和超脫精英意識，就無法和現實中的女性相遇，更無法觸及富有公共性的女權議題；ta唯一在做的，就是將其隱秘的特權欲無節製地四處投射，膨脹了自己。

想平等時就平等：“女權主義”成為體製內獲利者的還價工具

在我看來，如果全嘻嘻真的曾是一個對社會問題充滿批判精神的年輕人，那麽更值得問責的是，中國的社會、市場和類似B站的平台是怎樣通過審查、淘汰、規訓和宣傳，去挑選和塑造出一批批更符合主流價值、更適合消費的流量生產者和買單者。

在2020年B站“獻給新一代的演講”《後浪》裏，老前輩何冰慷慨激昂地對年輕人極盡溢美之詞，畫麵則充斥著出國旅遊、賽車跳傘、漂流潛水、漢服手辦……這是一個圈養自戀狂的溫床，年輕人的欲望被包裝精美地呈現，但是，他們身上那些危險的、有顛覆性的“逆鱗”卻被剪除和埋葬。

何冰直視鏡頭大言不慚地說：“你們擁有了我們夢寐以求的權利，選擇的權利。”三年之後，當三個北大女性在視頻裏尋求上野承認她們選擇婚姻的自由，觀眾可說既視感拉滿。

這樣一個乏善可陳的內容，卻引發了超高熱度，當然有賴於如今女權社群的規模和能量；但是它被不值當地置於我們注意力的中心，更是因為現實中更重要的、嚴肅的女權主義議題無法被看到、傳播和討論。

有微博評論：“……時至今日“女權主義”能上熱搜也隻能以這樣的形式了吧。想想也難過，國內原本不缺有能力和上野進行高質量深度交流的女權主義者，然而她們現在連網絡賬號都保不住，甚至漂泊海外無法回國。”長久以來，女權社群都難以指望在一個“更有價值”的題材上展開相稱的智慧的輸出，更別提通過輿論推動社會的改變。在全嘻嘻們欣喜著“隻要自由地活著，怎麽樣都可以”的時候，參與白紙運動的女權主義者們身陷囹圄，甚至不被大眾所知。極權壓境之下，現實中的女權運動幾乎看不到出路，一切的通道似乎都已關閉了。而這次獲得“全民關注”的，僅僅又是一場虛無而消耗的罵戰嗎？

女性在戀愛、婚姻和生育中所麵臨的問題當然是重要的女權議題，所以如果圈外人把這次女權主義者們發出的批評，僅僅理解成對婚育女性的攻擊，是非常遺憾的。在“激女”的社群之外，很多女權主義者並不持有強烈的反婚反育立場，對婚育女性一直持包容和團結態度。其實，將女權主義當做某種指導標準去審視男性和親密關係，以獲得更好的婚姻、戀愛和性體驗，也是社群裏滿常見的實踐。隻是說大家多少還有自省之心，沒有意圖也沒有機會這樣大大咧咧地把心思曝光在公眾麵前。

進入了婚育的女權主義者的焦慮也很常見，早先就有人寫下《成為女性主義者，有什麽用？》、《生了孩子的我，還配做個女權主義者嗎？》之類的文章，討論自己作為女權主義者在婚育生活中的博弈、妥協和掙紮。

而對於其中所表現出來精英女性對女權主義的消費和劫持現象，女權活動家呂頻早有警醒，早前她曾在社交媒體寫道：

“（中產階級）異性戀女性無窮無盡的煩惱和糾結的根源，在於她們不離開異性戀體製或放棄紅利，而隻想將自我利益在其中最大化。而女權主義因此被選擇性使用來作為討價還價的工具。如貝爾胡克斯所說：想平等的時候就平等；或者被當做其欲望敘事的合法化載體、情緒垃圾桶。”

“‘想擁有一切’是一種特權思想，盡管有一些時候被包裝成女權主義，畢竟商業女權主義的重點就在於主張中產以上女性的‘自我實現’。但是在這個體製下想擁有一切本身就是不正當的，而且一定是得基於剝削的，在男人和女人都一樣。”

對此，呂頻直言：“女權主義是指引女性鬥爭和解放的哲學，不是女性幸福方案提供商。‘幸福’的概念是體製化的，是女權主義所批判的。”“女權主義也不是既有資源體，對個人不存在給與和承諾。”

對我來說，女權主義當然無法回答我人生中的所有問題，我不指望、也不預設女權主義有這個權力和義務，畢竟女權主義都沒法為女性提供一套父權之外的體製和基礎設施。我在生活中經常做出“不女權”的事——有些是感到被迫，但也有些是順勢滑入舒適圈、抱著僥幸心理攫取紅利。但我感激的是，女權主義始終提供給我一麵鏡子、一些覺察的視角和批判的語言，讓我在卷入這個體製的時候保持清醒、睜大眼睛，去不斷做出反思，並將這些反思貢獻出來，推動對女權議題的探索。

借用呂頻的話說：“女權主義者的自我洞察，不是將自己刻畫成‘百分百的女權主義者”，相反，是要在自己所有不達女權主義的地方做上標記。這其實是個人政治的最關鍵一步，即用一己不完美的種種反思，來指涉那一個總是積累中且無法由任何人說出來的女權主義。”

而受到全嘻嘻們崇拜的上野，正是在她們聊到的新書《始於極限》裏，通過戳破鈴木不願在性產業裏承認自己受害的“恐弱”焦慮，明確指出精英意識讓女性遠離女性主義：

“沒有什麽比‘自我決定’更能滿足精英女性的強烈自負，也沒有什麽比這四個字更能讓女性遠離女性主義。”

“正視自己的傷痛吧。痛了就喊痛。人的尊嚴就從這裏開始。要對自己誠實，不要欺騙自己。一個人若是不能相信和尊重自己的經曆和感覺，又怎麽可能相信和尊重別人的經曆和感覺呢？……自稱受害者不是軟弱的表現，反而是強大的證明。”

視頻裏的上野是個很溫柔的人，她察覺到了年輕人“得了便宜還賣乖”的心機，但是仍然選擇包容，也許因為對她這代人來說，新一代的能夠自由生活的女性太難得了。

而“完顏豬妖”的評價就沒有這麽留情了：“但人類所有自欺中，都含有清醒自知的成分，這就是為什麽在蔡全嘻嘻她們極力向上野這位‘東亞女權掌門人’求證時，會對自己為防老公出軌增加性生活頻率以及生孩子綁定丈夫這些關鍵事跡避而不談。她無法將這些信息坦然地交由上野做出判斷，那樣，自己的‘女權牌照’必然岌岌可危。或許也正是那種自卑，才讓她們自覺得到‘掌門人’的肯定之後，會如此激動甚至流淚。”

在我看來，這種“自欺”所催生的尋求承認的需求簡直又可悲又可笑。畢竟，這有什麽重要呢？誰在乎呢？拋開“女權主義的要求”不談，她們似乎都陷入了某種當代精英人士的困境——打心底相信“成功”意味著一切、“成功者”的一切行為、一切代價都可以被正當化。這讓她們深陷在父權、威權和資本主義合謀的體製裏無法自拔，當遭遇的那些不堪難以消解，又不得不消費各種“主義”給自己做心靈按摩和精神麻醉，就像很多人熱衷的禪修和身心靈修行活動一樣，所謂治愈、賦能都是為了回過頭能可持續地和體製共舞。她們有沒有想過，“解放”的出路和自己以為的正好相反？例如並非爭取成為一個“幸福的強者”，而是先誠實麵對自己的脆弱。

所有運動退卻之後，“反婚反育”草根們的釜底抽薪

近幾年的極權的重壓，顯著改變了中國女權運動的圖景。在社會環境尚且友好時，女權運動主要由行動者們推動，而“反婚反育”的主張一直處於邊緣地帶，不僅是因為它容易導致對婚育女性的歧視，也因為“反婚反育”是一種消極抵抗，它要求女性自身履行“非暴力不合作”，但基本不謀求男性和社會的改善，對體製沒有直接的問責。因此，當行動派的女權主義者受到嚴厲打壓時，“激進女權”、“精英女權”、“粉紅女權”等泛女權社群在社交媒體上仍然有相當的活躍空間。

今天，當建設性的民權和女權運動紛紛退潮，人們普遍失去了反抗的能動性的時候，反而是“反婚反育”的大軍正在將極權體製釜底抽薪，這使得我們正視到草根女權社群的影響力。呂頻稱讚女性們不婚不育的集體決定：“她們確實已經創造了這個國家可能最主要的危機，一個人口負增長的國家還能擁有大國霸業嗎？”同時，她認為這個趨勢有深遠意義：“不婚不育將從父權結構的底層——家庭和日常生活中解放女性被束縛的身體、時間、頭腦……有更多女性將因此成為自由的原子，長遠看來這是多麽激動人心的趨勢。”

女權主義在“反婚反育”的議題上所麵臨的挑戰，是意識到在婚姻製度和主流體製之外，女性生存空間的狹小。終究還是那個問題，尤其是在中國，當資源全部向體製內——包括主流的生活方式集中的時候，這個社會就會對不進入體製的人有強大的懲罰和規訓力。這是太年輕的人（還未進入社會並背負生存壓力）、長期居住海外的人（生活在一個更包容多元的社會裏）、以及精英階層的人（有充足的個人資源去應對環境的壓力）很難有切身體會的。

一個簡單的道理：人們之所以被卷入這個壓迫的體製、承受剝削，是因為想要獲取生而為人的基本需求，以及人生的價值和意義。女權解構了父權製的壓迫邏輯以及它所構建的“意義”——例如“浪漫愛神話”，但女權主義並沒有提供一個另類的體製去接住女性的情感、欲望和意義感。那麽當“自由”的女性進入一個荒野裏，當她的身體、精神都麵臨極大的孤立和匱乏的時候，這才是女權主義的真正邊境，也直接通往了和這個威權社會、時代對峙的場合。

在中國的環境下，一個女性選擇不在家庭裏獲取經濟、性欲和情感的滿足（畢竟質量很差），那麽她們來到市場上，996、充斥性別歧視和性騷擾的垃圾工作、在蕩婦羞辱和厭女文化中的約會軟件上滿足性愛，真的就能夠重建她們的尊嚴嗎？當被卷入更殘酷的競爭裏，一路奮鬥成“強者”就能消除她們的“脆弱性”嗎？女性（其實是所有人）不正是因為在這個社會大環境下受盡挫敗和羞辱，才更向私人關係裏尋求庇護和慰藉嗎？

就像魯迅所問：娜拉走後怎樣？當女性遭遇的“外麵的世界”是一片荒蕪的時候，她如何抵抗住滑落回家庭和體製、至少安於一些基本的個人需求的強大衝動，反而堅持留守，甚至向更遠更深處走去（那裏是連女權主義都無法提供答案的地方），方才體現一個女權主義者的擔當。我怕我沒有勇氣做到這一步，但是我感謝女權主義把我推到了這個位置，並且真的目睹有一些前輩正行走在邊境之外，她們啟發了我對新世界的想象。

在這樣的語境下，不管是去說“女權主義是包容的，女權主義者選擇不結婚還是結婚，隻要自由就好”還是“女性無論怎樣選擇，都會被懲罰”都是一種粉飾之言。當然不是說這些話是錯的——它們簡直是對的，而是我們在說這些話的時候，能否洞察到自己的僥幸與苟且？

女權主義者的責任感，也就是說相對於“普通女性”來說，你為什麽自認為是女權主義者？這種責任感難道不是來自於去清醒地覺悟到選擇意味著一切、選擇造成了改變嗎？——甚至選擇去選擇也是一個課題。我選擇拒絕紅利、選擇接受懲罰、選擇與脆弱為伍，我選擇過匱乏的生活、也選擇一種免於恐懼和剝削的生活。這並不是因為我們很“高尚”，而是因為我們堅信這終將符合自己和更多人的利益。“反婚反育”難道不正是因為，女性在婚姻體製裏那些現實的痛苦嗎？如果女權主義提供給女性的結論是：結不結婚都一樣（無論是一樣好還是一樣慘），看你個人意願就好，那我們在說什麽廢話呢？當我們罔顧“房間裏的大象”，又從何定義女性個體的自由？

在這個意義上，女權主義才超出了它“心靈按摩”、“時尚單品”、“父權製頭花”的功能，顯示出革命性的力量。波米說過：“我們和這個時代互為因果。”糟糕的大環境其實早已經把抗爭的前線壓在了每一個個體身上。看上去，這仿佛是每個人的妥協乃至墮落都可以被原諒的時代，但實際卻是要求我們每一個人守住自己的價值、倫理和責任的時代。每一個體麵人的潰退都會是我們所有人的潰退。當我們發現自己無法再躲在女權主義溫情的、治愈的、“賦權”的庇護下，當它向我們揭示了殘酷的真相和抗爭的真意，要求我們放棄特權、不斷反思、履行責任的時刻，我和你們一樣被震懾，被“勸退”，甚至因為膽怯想要落荒而逃。但因為我今天看到了草根女權社群所形成的強大聲浪、同道正在遍地開花的景象，我也會欣慰於你我已經不再孤獨。當我再一次站到選擇的邊緣的時候，我希望自己的表現不會太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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