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紙革命”像一道閃電，撕裂至暗，是多麽驚人尖銳，而又短暫和脆弱。我感恩被它照耀，慚愧於自己不是它的一員，沒有為它付出代價。因此我才有了奢侈，從運動的風潮期到報複性的鎮壓仍在擴大之時，一直在孤僻中思忖，想把握運動所打開的社會變化的不確定性。把他人的投身和受難當作搭建或解開謎題的素材是冷酷的，我原諒自己是因為我有所心係，而這種追尋將導向我也更新自己的政治性決定。我想辯論的是以下問題：“白紙革命”與中國女權運動的聯係，它如何標識女權運動的一個重要的階段性，以及在“白紙革命”後時代中女權運動的可能性。
女權運動在其失去勢能之時卻催生出了新一代的革命者
沒有人能拚出白紙運動的全貌，因為大多數參與者隱藏和麵目不清，即使認識其中一些人，他們能分享的也隻是片段的見證。在運動可靠和充分地被參與者首要定義之前，其他人對運動做出全稱判斷是僭越的。當然，有種種跡象——包括眾所周知的在北京被捕的那些女生的事跡，提示女性在其中的突出的比例和領導力，以及她們與女權主義的聯係。總之，不標簽這個運動，有價值的是討論女性的身份和女權主義怎麽促使一些人站到這個運動的前沿。
今天中國性別問題的主要矛盾在於女性——包括各年齡段和階級——比任何時候都更強大、獨立和有自尊，而國家和社會仍然固執地想讓她們停留在從屬的位置上，拒絕為她們的勞動貢獻支付公平對價。因此女權主義才有了土壤，並且代表女性站在衝突的前沿。女性和女權主義的成長與經濟發展同步，現代化對“高素質”女性勞動力的需求的另一麵是製造了父權製的新一代反抗者。
女權主義的資源和空間一直都很有限，直到互聯網帶起大眾化。這不僅指借助網絡能觸及到廣泛的人群，令理念普及，還指互聯網讓女權主義與中國女性的日常生活接軌，展開一個顛覆性別不平等正常化的大型話語工程，為種種無以名狀的女性困境，發展了過於犀利的批判性解釋和反抗策略合集，讓許多人從中找到自己。網絡也製造了許多激烈而影響廣大的辯題，讓女性在一次次激越的為性別而戰中強化認同。
短短十年中，或許數以百萬計的女性認同了女權主義，構建了超越現實桎梏的擴展性的社群，更有力地與父權製作她們個人的搏鬥。盡管也存在粉紅女權和商業女權的維度，但中國女權者公認的畫像基調是日常憤怒不平，這在如此威權加劇的時代是非常特殊的。主要由於被這些女性的戰鬥力所震撼，社會已經被迫承認女權問題很重要，盡管它所做出的回應往往是反動的。
在2015年以後，行動主義——致力於促進社會改變的女權取向，尤其是有組織有策略的——持續被犯罪化。2015年3月的“女權五姐妹”事件隻是一個信號，此後犯罪化的主要表現不是刑事打擊，而是對組織者和活動的持續騷擾、威脅和阻止。配合的是針對“尋釁滋事”和“境外NGO”的法律，將女權組織化的資源和策略打入非法。另一方麵，行動主義的論述在女權社群中也越來越被降權重，競爭不過那些更能操作情緒的博主。根源上是因為，威權不斷規訓了女權主義的邊界，讓人們意識到憤怒也有合法或不合法的形態，也引流了她們消耗憤怒的渠道。
在2018到2020年，行動主義者已經無力設置女權議程，但仍然能通過她們對輿論的把握和職業化操作，從地下策動地上，將一些已經浮現的焦點關切轉化成有規模的動員和倡導。2020年12月，弦子訴朱軍性騷擾案一審開庭招致數百人庭外聚集，這是一樁驚人盛事，昭告女權和“米兔“的動員力。在這年代，敢於站出來、身體在場的人是如此罕見，而給她們做行動練習的機會也很少，這些人就是下一次最可能會出現的人。不過，這一年有最多流量的是在年底達到頂點的“性別對立”現象，它顯示網絡女權的主流被與反女權男性網民的罵戰所牽扯，看似激亢的對峙背後，是默認國家責任——“房間裏的大象”的不可言說和對行動改變路徑的失望。
中國的當代女權運動其實一直守在一個不去觸碰政治——政權合法性的界限內。它的起源是一群有正義感的體製內學者關心在改革開放中被剝奪的底層女性，希望通過協商而非施壓的方式來促進法律資源對女性的釋放，及執法者態度與行為的改變。
當學者重新回到體製，運動被NGO——一個如今已經在中國近乎消失的行業——短暫接管和轉向麵對大眾的策略性動員，然後在大眾化時代成為青年城市女性寄托怨憤的載體。在這個過程裏，運動確實選擇性地增強了對體製的批判和挑戰，但始終主張的是女性的社會、經濟和文化權利，路徑則是在承認國家權力的前提下以法治為杠杆的性別平等改變。運動從未放棄協商，盡管為了開啟協商而不得不施壓。當然運動中的人有個人的觀點，然而這不意味著他們能將其注入到運動當中。
既然絕大多數參與者是帶著想消除身邊性別不平等的感性願望而來，而絕非政治反對，這就決定了運動中溝通的主流。但更深層的其實是，人們共識了合法性邊界內的活動，期望通過盡用有限空間而爭取女性權利，當然前提是仍有空間。在意識到國家對性別平等的承諾並不可追究之後，女權主義者仍然堅持留在政治的中間地帶，因為她們認為這能最大化她們的運動並更符合女性的當前利益。
問題在於法治討論和改革的空間不斷被關閉，民意也日益失去撬動改變的功能。例子之一是2021年年初民法典出台設置“離婚冷靜期”，罔顧女性網民對離婚自由和家庭暴力問題的強烈擔憂，立法者巋然不動，聲稱“不必過度解讀、應正確看待”雲雲。在中間地帶被縮減的大趨勢下，女權主義者逐漸失去政治安全區，更進一步暴露在有組織的政治汙名運動中，被諡為“敵對勢力”、“網絡毒瘤”等等。
自從習近平上台以來，許多其他運動都被鎮壓，不再具有大眾能見度，包括人權律師和勞工運動。而女權運動中為刑事迫害所付出的代價要小得多，運動的規模甚至還一直在逆勢擴大，盡管一定要首先歸因於無數女權主義者的忠誠勇敢智慧，但終究還是因為運動沒有失去正當性。
就運動的成果而言，它確實極大地改變了無數參與者自身，它也強有力地衝撞了社會，並且改變了和女性權利有關的公共討論的版圖。然而，事實證明，它沒有能力改變國家，或者更細致地說，如果將國家的改變區分為實質、程序和結構三個維度，實質性的改變有——考慮到一些個案的解決和一些局部的法律和政策的改變，而程序和結構的改變則基本沒有，而且還越來越不可能，隨著運動本身被剝奪正當性和被反向運動所耗竭，更是因為這個國家的大勢。
肖美麗事件在微博熱搜榜迅速攀升至前三 （ 網絡圖片 ）
2021-2022年女權運動進入一個特別艱難的階段。2021年4月，因一起偶然事件引發的對女權主義者的大規模網暴，對處在風暴中心的少數女權行動主義者來說，後果遠不僅是失去了網絡賬號，而是她們被迫沉寂離開運動前沿。大眾所不知的是，警察深入介入了這一事件，並且沿著網絡暴力指引的線索，部署了嚴厲而漫長的監控。事件還在女權主義者當中製造了廣泛的恐懼，導致社群活動進一步縮減、保密和相互孤立。今天如果一個人沒有機會進入深層的女權社群，在公開互聯網上已經很難找到女權社群活動的信息了。
2022年1月徐州“鐵鏈女”震驚了整個中國，然而從女權的角度看，這一事件是巨大的挫敗——真相始終未明，“鐵鏈女”被變相囚禁，除了幾個小人物被示眾性地懲罰之外，性別暴力的係統性不受追究。烏衣的被捕令女權社群創痛，所釋放出的信息是：沒有組織化背景和經曆的個人行動者如今也被刑事迫害。以及，警察的騷擾和威脅擴展到許多“普通”的女權主義者，因為她們試圖發起小小的抗議，甚至隻因為發朋友圈。當有經驗的組織者退出之後，“普通”的女權主義者承擔起責任而又遭遇清除，我甚至悲觀地認為，類似“鐵鏈女”事件的最大的效應是將被激發的抗爭者一重重暴露在威權麵前，而最終實際加強了統治的穩定。
2022年8月，弦子訴朱軍性騷擾案二審開庭，距2020年12月一審開庭隻有一年半，數百人聚集法院門前的盛況不再，不是因為人們不想去支持弦子，而是沒辦法組織也很少有人能到場。弦子案的最終敗訴是又一味苦澀，象征著“米兔”運動最終還是敲不開法治的大門。在過去幾年裏，像弦子這樣的當事人，她們將抗爭經曆貢獻出來，代替被迫低調的活動家而成為運動的樞紐，然而她們也因敗訴、網暴、禁言……而節節淡出了。
在這一年，我作為組織者的業務前所未有地寡淡，而且我也幾乎停止了對運動的公開討論，一種黑暗的感覺縈繞不去，不知道女權運動還能往何處去，雖然它仍擁有那麽廣大的社群，卻不再有機會和可行的路徑。當“二十大”即將召開，我覺得惡心……
另一方麵，很快就證明至關重要的是，女權在這一年的挫敗促成了許多人的終極覺醒。其實在技術上，也和短視頻的直觀衝擊性有關，徐州“鐵鏈女”和唐山打人事件創造令萬千女性一起經曆了“道德衝擊”的時刻。所謂“道德衝擊”，指人恍然意識到自己被不公正對待而重新認知世界。女性被遠程喚起的不止是同情義憤，而是性別命運深處的恐懼和絕望：我也將和她們一樣被如此殘酷對待，而國家原來不會保護我。這些人意識到了與所生所愛的國家之間並無契約；或者說，在內心深處，她們的自我認知走向和宰製性的意識形態的決裂。
中國河北唐山燒烤店圍毆事件 （ 網絡圖片 ）
人們記述了她們在這個過程中的自我掙紮甚至危機，因為在宰製之外，渺小的個人極難找到立足點。就這種狀態而言，“政治抑鬱”其實隻是一個可說出來的詞匯。從這種狀態而走向“白紙革命”的人，隻能是少數中的少數，她們升華了在女權運動中積累的憤怒，並且完成了足夠程度的自我政治化。回顧以上曆史，最令人感慨的是，女權運動在其失去勢能之時卻催生出了新一代的革命者。
“白紙革命”何以成為可能以及它所開啟的可能性
“白紙革命”讓我從消沉中驚起，至今我還在體會從中學習到了什麽。首先我重新意識到那個最基本的事實：社會永遠不會死亡，沒有人是百分百的服從者，人們永遠都在尋求反抗。每個人都心懷恐懼，被以往的鎮壓所教訓，這並不可恥。然而人們心中仍有不會被威權穿透的領地，即使他們表麵上服從沉默，隨波逐流。這當然和他們在多大程度上是這個政權的持份者及被其綁架有關係，中國中產階級的困難就在於依賴體製所分配的資源，而家庭將維穩延伸滲透到無可逃的私人領域。
不過體製的捆綁是有差序的，而且不以單一標準。那些受過高等教育，在大城市獨立生活工作，不在體製內就業，不像草根階級那樣為基本生計所困，又沒有“軟肋”的“最後一代”，是最自由的原子。原子尋求他們的棲居，人們不斷退守，當那些更具有公共性的活動被太多叫停，政府又開始監控小規模的讀書會、放映會……於是更進一步，私人的聚會，另類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就成了政治化的載體，而這些載體更隱蔽，不容易被穿透。當然這不能一概而論，我的意思是，這個社會將永遠有相對自由的原子和他們的組合及其迭代，而這就意味著國家永遠無法安於它的全能。
“清零”政策的一個致命錯誤在於，它沒有對各群體分而治之和有張有弛，而是將絕大多數人幾乎無差別地壓製到一個極端狀態，無論他們是外賣員還是白領，這就製造了所謂“大數”危機，即潛在反抗的基本盤很大，而且各群體因有相通的訴求而可以呼應起來。“白紙革命”也很明顯表現出執政已經失去自我調整和協商改變的可能性。上街是最後的決定，然而人們總會被逼到一個時間點，除了上街之外別無選擇。
學者們說，並非壓迫深重才有反抗，相反，是哪裏有機會才有反抗。白紙運動確實發生在宣布放鬆的“新十條”出台之後，然而實際的執行卻是收緊的，這種狀態刺破了人們最後的耐心。不過對“白紙革命”來說動力主要並非來自被識別出來的機會，而是另外兩個因素：無法再繼續承擔的不行動的損失，以及正義感，幾乎是注定地，一場發生在大城市的人禍觸發了這兩點。
彭載舟在四通橋的行動驚天動地，當時我卻以為他隻是孤膽英雄，而那些在廁所裏張貼他的口號的人也過於分散了。事後看來，沒有孤立的行動就沒有最後形成聯結，雖然遺憾的是中國從來不缺少彭載舟那樣的先鋒，但隻有他一個人被看見和被響應了。其實一切都是因為人不是嗎？國家已經可以做到廣泛而深入地監控全社會，可以鎖定每個人，並且將紅線前移到威脅發生之前，預警和提前撲滅。那為什麽在大城市的中心還能爆發幾十年未有的抗議？
彭載舟在四通橋的懸掛的橫幅 （ 網絡圖片 ）
第一，有經驗的組織者已經被識別出來和被盯死，站出來的新一代卻還沒有。第二，人們已經學到了要使用牆外聯絡工具，對這些工具上的通訊監控隻能依靠人工滲透，導致反應速度比數字化監控微信要慢得太多。第三，關鍵在於速度和規模這兩個參數的乘積，即，隻要能在足夠短的時間內聚集到足夠多的人，就能突破警戒，隻要有不需太多交流的共識作為基礎。再次強調，這樣的突破是罕見的，其參與者也隻是少數中的少數，然而全麵鎮壓在讓反抗變得特別艱難的時候，另一方麵也讓反抗引起統治危機的門檻變低，幾百人、幾千人和一些白紙就足夠，這可以說是威權統治的悖論之一。
以往地方政府總是被設置為執政的背鍋俠，而在”定於一尊”的製度之下，所有人看清了，”清零”是所有人服從一人的意誌，因此“白紙革命”也共識是對那個人的直接挑戰。雖然總是捕捉任何不安的痕跡，“二十大”的順利舉行讓我以為中國將進入一個超穩定極權時代。但他原來沒那麽強大——這是一個極大的泄密。他不敢拿他的權力冒險。
華爾街日報說習近平看了亮馬橋抗議的視頻就決定放開“清零”，這和習在與其他國家領導人的談話中提到放開是因為“年輕人”不能忍受相一致。我再次確認了行動者應有的信仰：一切皆有可能。以及，要給予行動足夠的承認，雖然事後分析放開“清零”有經濟因素，有疫情已然失控的考量，但不可否認，而且最珍貴的是，有一些人付出了行動才真正讓改變發生。
改變根本沒有發生在製度層麵，這當然不是抗議者的錯，但或許也告訴我們，激情革命的效應有限。客觀來說，“白紙革命”像給一個已經卡住不動的係統按下了強行重啟鍵，當這個係統重新運作起來，它甚至還輕便了一些，而且還再次清除了一些異議的威脅。報複性刑事迫害的程序是如此“合規”，幾乎到了荒謬的程度，顯示抗議作為異常之事，正在被威權的日常化運作所從容吸收。時間流逝街市太平，在獄中的人將被遺忘了嗎？甚至從未為人所知，在監獄之外的參與者吞咽著恐懼。
幾十年來，一代代人的犧牲都被絞進這個製度，我們還有什麽正當性去鼓勵年輕人勇敢呢？我其實一直是一個爆發性革命的懷疑者，盡管我敬重“白紙革命”的參與者，但革命本身的意義在我看來主要是某種指示器，指示的是：策略終結了，此外其他一切行動的可能終結了。但革命本身又是無法策略化和籌備的，而鼓吹革命是不道德的。仍然接受革命所給的教育，但拒絕就這樣對中國的未來預言，我還是想回到自己的初心，設想女權主義可承擔的責任。
女權主義在“後白紙革命時代”的承擔
我想讚美那些維持運動的哪怕菲薄的努力。當運動不斷一層層被解散，它的承載就落在那些最微小的單元上。人們仍然在努力連接，並且為運動做功。我看到許多匿名的女權主義者創建了個人或者夥伴的項目，往往是非常有創意的。可能她們還沒有來得及壯大就被消失或者耗盡了，但這些項目層出不窮，且是今天運動的主要底層形態。如果運動不能總是波瀾壯闊，那我接受它很多時候是暗流和地火，最重要的是能否始終接觸到人，並且為人維持著空間。既然統治者所致力的就是讓人們分離和相互不信任，那麽，所有能夠為社群創造社會資本的情感勞動就帶有抗爭性。而且這些連接維持著身心的健康，這非常重要——最終人們拚的就是能否有力氣和長命，堅持下去。
我還想讚美女性不婚不育的集體決定，從它為社會變化準備著更多女性參與者的角度。不婚不育是女性的消極抵抗和非暴力不合作，當她們意識到這個製度不允許協商。在這個意義上，她們確實已經創造了這個國家可能最主要的危機，一個人口負增長的國家還能擁有大國霸業嗎？但這個危機本身並不需要慶祝，我的關注首先在於它證明了女性和女權的強大，在這無限封殺的年代，在社會運動退潮之後，女權主義還可以用不婚不育來建立戰線和顯示它對女性的影響力。而更具有深遠意義的，是不婚不育將從父權結構的底層——家庭和日常生活中解放女性被束縛的身體、時間、頭腦……有更多女性將因此成為自由的原子，長遠看來這是多麽激動人心的趨勢。
我寄希望於“白紙革命”能激活女權主義的思想更新。非常遺憾的是在這麽大的社群中，卻似乎已經看不到什麽能激發思辨的討論，缺少實踐就缺少靈感，迫害讓人們自我防禦和抱團取暖，審查讓人們無法暢所欲言。其實女權主義是可以隻支持簡單的思維邏輯，並且形成思想閉環的。然而，作為一種思想武器，女權主義的魅力在於，它提供了一種尖銳透辟的批判視角加配套的術語，之後還要進一步將其自身複雜化。
我不想做隻用一套話術以不變應萬變的偷懶的人，尤其渴望發展女權主義的這樣的功能：為這個國家最重要的問題提供解釋。“白紙革命”就是打破了思想的閉環不是嗎？在這個暴力和不知希望何在的時代，我會堅持自己的信仰，但更想走出去。我意識到“白紙革命”所留下的命題是巨大的不確定性，在此刻的感受遠遠好過覺得一切注定，但不知前路何在的感覺是惶恐的。我想去擁抱它，並且仍然寄希望於女權主義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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