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底層勞動者眾生相:住家保姆的艱辛

農村女性從事家政行業，如今受到許多地方的鼓勵，這既能幫助落後地區與家庭就業增收，也解決了很多城市家庭工作與育兒的燃眉之急。進城做住家保姆，是許多農村女性第一次走出家庭和家鄉，前往陌生地方開始工作。離開家人，失去既有的人際網絡，迎麵撞上知識與生活方式的懸崖，住家保姆們陷入孤立。節假日無處可去的她們，甚至隻能流浪在街頭。

這是一種人在城市化過程中的痛苦。住家保姆多是40歲往上的女性，她們的城市化過程尤為艱難。

遊蕩

張蘭提著蛋糕出門時，天才剛打亮。光線昏暗，她在沒開燈的屋裏穿梭。作為這個家的住家保姆，她熟練地鋪床、洗漱，窸窸窣窣，發出不足以吵醒雇主夫婦和小孩的聲響。每個清晨她都這麽做，為了讓雇主一家盡快吃上早餐。不過今天整理完內務之後，她需要離開這個家，出門休假。

她小心翼翼從冰箱裏拿出雇主昨天囑咐她帶走的蛋糕，出門前還帶走了前一天的垃圾，輕輕合上了門。在雇主家工作兩年有餘，張蘭對一家人的生活習慣了如指掌。

走出單元門的時候，張蘭打了個冷戰。天津這處高檔小區剛剛入春，樹芽悄悄冒出尖來，風中還殘留一絲冷冽。休假的一天突如其來，她眼神渙散，一時不知道該去哪兒。今天是她兒子的生日，女主人不知道從哪一次閑聊中記住了這件事，昨夜，她把張蘭叫過去說：“阿姨，明天給你放一天假，去陪你兒子過生日吧。”按女主人的意思，她願意把張蘭這周末的假期挪到周中，讓她好好去給兒子過個生日，還提前訂了蛋糕。

張蘭來自陝西安康的農村，今年48歲。她和家人向來沒有過生日的習慣。幾天前她和在天津打工的兒子通過電話，兒子說他生日當天還得上班，沒空慶生。當然，在張蘭心裏，這不足以成為拒絕女主人好意的理由。所以，當女主人通知她休假並送給她蛋糕的時候，張蘭下意識心虛地說了感謝。

來天津7年，張蘭還是不懂得如何跟城裏人一樣放假。她在這座城市裏沒有自己的住處，每月4天休假的日子，她必須在早上7點前出門、趕在晚上7點前回到雇主的家裏。中間休假的12小時不知道該去哪裏，讓假期成了一種折磨。度過假期最安全、實惠的做法，就是在城市的街道裏遊蕩。

圖 |張蘭常去的公園

她歎了口氣，決定先去一公裏外的公園待幾個小時。幾天前張蘭在雇主家擦窗子，遠遠望見那裏的桃花好像開了。晴朗的日子裏，雇主一家總去那裏露營。她需要跟去，去了也是工作，注意力都在兩個孩子身上，根本沒精力關注花開沒開，開得好不好。她對城裏人露營的愛好也不太理解，她覺得隻有吃撐了才會在大太陽底下烤著。年輕的時候她最恨豔陽天，這種天氣埋頭種地，總被曬得頭昏眼花，直不起身子。

在家鄉時，張蘭喜歡逛街。鎮子不大，每家店她都熟悉。重要的是在家鄉，時間都是自己的，想什麽時候回家就什麽時候回家。但是在天津，她不得不出門，又很害怕在龐大的街區裏迷路。於是，她隻到雇主家附近的超市和公園去，消磨掉12個小時的休假時間。

在超市度假，唯一要應對的就是不斷找上來的導購員。被張蘭逐一拒絕後，導購員警惕地看著衣著樸素的她，對著同事擠眉弄眼。她有些慌張，不知道對方是看出她的窘迫還是懷疑她是小偷。她跑到生活用品區，買了一包抽紙離開。後來她在天津換了七、八家雇主，假期裏她一共逛了十幾家超市，臨走前都會買上一些便宜的物品，比如牙刷，毛巾或者一瓶礦泉水。

這樣的休假方式一直持續到一個下午，她無意間走到一個勞務市場。在一處大橋下擠著一群人，氣質和周圍高樓大廈不搭，他們穿著樸素，走路含胸。一個坐在小貨車上的男人汗衫撩起來一半，手指間夾著煙與傳單，眉飛色舞地介紹著飲料廠、電子廠、服裝廠的需求。張蘭一眼看出他是人群中最有權勢的人。她擠上前去，搶到了一份在食品廠打包蛋卷和麵包的活兒，150元一天。

假期終於有地方可去。接下來很長一段時間，休假時張蘭會帶上健康證，到大橋下等中介用小貨車把她們拉去不同的工廠。她很享受去工廠的那段路，因為在城市裏，她很少有機會能與人平等地坐在一輛車上，輕鬆地吹著風。在雇主家那輛價值百萬的小轎車裏，她總是手忙腳亂地坐在後排照顧孩子。

做臨時工短暫地結束了她的某種窘境。但到每年春天換雇主時，張蘭都要花上一兩個月時間，摸清附近的勞務市場在哪裏。在此之前，在超市、公園裏遊晃的日子仍會複現。

張蘭是村子裏第一個來天津做住家保姆的人。2014年，第一個雇主給了她每月6500元的薪資。這個消息傳回山窩裏的老家，村子裏那些守著貧瘠土地的女人們紛紛動起進城當保姆的心思。

56歲的沈玲和張蘭來自同一個村子，在天津當保姆已經6年。曆任雇主都雇她照顧老人，每個月有4天假。她很快也和張蘭進入了相似的窘境。離開了雇主家，她隻能在街頭遊蕩。起初她還會花30元去小旅館睡一天，三、四次後，沈玲覺得這太奢侈了：“就算一天隻吃一頓，休一天假也得花50塊。”

她開始和張蘭一樣，想辦法找臨時工。之後，沈玲大部分假期都去建築工地打工，一天200元，中午還管一頓飯。可惜她患有高血壓和冠心病，工地大部分工作對她來說強度都太大，她沒堅持多久。加上沒能找到其他輕鬆的活計，她被迫重新在城市遊蕩。

一次，她在小區三條街外找到一個地下通道，那裏擠著拾荒者和流浪漢。沈玲覺得那是個好地方，在大城市，她和這些無處可歸的人沒有區別。那段時間，她總是在休假前一天趁雇主一家出門遛彎，把自己的大水壺接滿，第二天帶去這處秘密基地坐一整天。美中不足的是她沒能如願交到朋友。由於口音不同，很多攀談都無疾而終。

她在這裏找了新樂趣，就是觀察人們的穿著。她企圖從那些快速路過她的鞋子、服裝裏找到自己見過的款式。但這麽過了一天她就覺得無趣了：“看多了，好像都差不多。”

沈玲這份合約在冬天來臨前到期。她請求中介公司幫她找份沒有假期的活兒。

“那隻有（去照顧）植物人了，很累。”中介還沒說完，她就答應了：“行。”沈玲通過取消假期，終於免去了休假的煩惱。

去天津當住家保姆在村裏刮起潮流時，李春梅不心動，“這工作下賤。”當時她這麽覺得。三年前，李春梅的兒子和兒媳結婚後在天津開了一家飯店，她跟著來了天津，在店裏幫忙。結果店裏生意慘淡，反而餘出她這個人手。

圖 | 李春梅兒子的飯店

於是，李春梅的兒子給她找了一份照顧老人的工作，月薪5500元，每月休息三天。她從來沒想過自己不識字還能拿到這麽高的工資，徹底不再想下賤不下賤的問題。有了高收入，兒子、兒媳手裏沒錢的時候也得靠她接濟。李春梅在家裏獲得了不小的發言權。

起初每逢假日，她都去兒子店裏或者出租屋度過。但飯店最終還是沒活下來，兒子兒媳關掉店鋪，南下進了廣州的皮革廠打工。李春梅的假期變成了煎熬。後來，她與沈玲取得了聯係，也開始在工地做臨時工。但殊途同歸，這群在城市裏遊蕩的中年女性，最後大都隻能通過取消假期，來消弭痛苦。

陸陸續續地，村子裏越來越多女人到天津找住家保姆的工作。僅張蘭認識的女人，就有十來個。不過，張蘭很少和她們聯係，龐大的城市規模和陌生的環境、規則，讓女人們難以在他鄉建立小團體，群體行動。

無所適從

張蘭提著蛋糕穿過馬路，離公園越近人越多。她暗自覺得手裏的6寸蛋糕在人群中很紮眼。她駝起背來，心想路人指不定會納悶：“哪有一大早拿著蛋糕去公園的？”她加快了步伐，不希望有人留意到自己。她穿過人群，穿過草坪，穿過石子小路，在公園樹林的盡頭找到一把長椅。長椅上落了厚厚的灰，這說明這裏不常有人來，是個安全的地方。

在長椅上坐下來，張蘭開始給兒子打電話。頭兩通沒人接，第三次才接通。“說了今天上班啊。”
電話那頭，炒勺和鐵鍋叮當作響，兒子沒有耐心再聽下去，掛斷了電話。

於是，張蘭切開蛋糕兀自吃了起來。她快速吞咽著，蠟燭和打火機橫七豎八地躺在一旁的袋子裏。

早先，張蘭和中介約定了這個周末的假日去飲料廠做一天工。雇主的好心意外打亂了張蘭的計劃。她怕無故爽約會給中介留下不靠譜的印象，於是拿出手機發語音消息給中介，表示自己由於雇主計劃出遊，無法如約做工。等了很久，中介也沒有回複消息。可能中介根本不在意，後來張蘭繼續跟著他去做臨時工，就好像他不曾看過這條消息一樣。

一直到太陽淩空，張蘭才從長椅上起身。蛋糕還剩一半多，已經開始融化。她決定去吃餃子，一路上走得很慢，生怕走錯迷路。到店後，張蘭和往常一樣，點了最便宜的雞蛋西葫蘆餡兒的餃子，18元。老板為張蘭下單的時候狐疑地看了一眼蛋糕。

“能不能借您冰箱用一下？蛋糕快化了，留給我孫子的，他還在上遊泳課，我下午來取。”張蘭鼓起勇氣撒了謊，把蛋糕交給餃子店老板保管。吃到一半，她開始感到不安：雇主常來這附近，如果和雇主打了照麵就太尷尬了。她加速吃完剩下的餃子離開。

張蘭隻上過一年學，做住家保姆之前，她是典型的農村家庭主婦。2014年，丈夫積勞成疾，患上嚴重的腰椎間盤凸出，從磚廠回到家後無法再從事體力勞動，家裏斷了收入。當時，她的兒女們都在讀高中，家庭開銷不小。張蘭扛起家庭的重擔，在朋友的推薦下，來到天津成為一名住家保姆。

對張蘭和其他住家保姆來說，融入城市很艱難。她們所謂的城市生活，細究起來並不牢靠。她們寄居在雇主家中，沒有自己的空間，落腳地也是工作地。另一方麵，沒有時間和空間反而是一件好事，因為隻有藏在住家保姆的身份裏，她們才是自如的。像張蘭，她在雇主家耳聰目明、手腳麻利，遊刃有餘地捕捉雇主的需求，對方也相當滿意。

對她們中的許多人而言，在城市裏來去自如是個難事。隻要一離開雇主家，走到城市裏，窘迫就迎麵而來。“我走在街上，就像一個完全不懂外語的人被扔到國外一樣。”張蘭說，城市是迷宮，她看所有的十字路口都差不多，不敢輕易探步。

在天津七年，她換過七、八個雇主，但始終說不清楚在哪個區，隻能含糊說出附近有什麽醫院、幼兒園叫什麽名字，雇主常去的商場是英文名，她也念不利索。在城市裏，張蘭常常感到無所適從。乘坐電梯、過馬路、打車、購物時開口說話、拜托小區保安開門、被雇主孩子追問書本內容，無數個這樣的瞬間，她都像突然被掐住了喉嚨。

大城市的規則不為這些從山裏來的女人而設。理解城市的規則，對於這些中年進城的住家保姆們來說過於困難。文化水平所限帶來的不便，在走出家門後隨處可現。一個人的時候，張蘭很少搭公交。大城市的公交線路圖在她眼中不是四通八達，而像一張蜘蛛網一樣盤雜，讓她頭疼。真正需要外出辦事的那幾次，她都選擇打車，盡管這不便宜，但也比走丟了好。張蘭其實不識字，為了不暴露自己文盲的事實，她有時候她會提前讓兒子把具體地址通過微信發給她，上車的時候，一言不發地把手機伸到司機眼前讓司機看，寧願司機把她當聾啞人。

剛開始打車時，她認不出“空車”和“有客”的牌子，不少出租車疾馳而過，留她局促地在原地招手。在老家安康，出租車司機往往不甘於隻載一位客人，即便車上有人也會大聲攬客，張蘭從不看車內有無客人，隻問順路不順路。在大城市，這麽打車根本行不通。後來，兒子告訴她紅色的就是有客，“看見綠色牌子再招手。”

張蘭不願在晚輩麵前展現出在城市生活的無能，總是努力遮掩。向兒子求助的時候，她都會補上一句：“我都知道，隻是忘了。”她看不懂雇主的文字信息，不得不頻繁請求兒子幫她翻譯和回複，這偶爾也會招致兒子的不耐煩。有段時間她下決心自己學識字。

雇主一家出門後，她有時間就偷偷用雇主家孩子的點讀筆識字。女兒聽說了，從網上給她買了點讀筆和識字書。但忙碌的工作將她的時間盤剝得所剩無幾，張蘭很少有時間學習。每天給孩子們洗完澡，已經接近十二點，她才拿出書來看一眼，沒多久就昏睡過去。識字計劃爛尾後，張蘭徹底失去在假日探索的興趣，她再度在城市的迷宮裏找不到“出口”。

圖 |張蘭女兒買的識字書

李春梅也嚐試過像城裏人一樣去享受城市的生活。2021年春天，她刷短視頻得知附近公園即將舉辦放風箏的活動，於是計劃去看看。邊走邊打聽，她好不容易找到地方，卻沒有人放風箏。她在公園幹坐了一上午，才發現自己記錯了地方。事後，她有些自嘲地說：“笨人還是不要瞎跑，跑丟了還給人添麻煩。”

在街頭遊蕩的時候，李春梅會遇見同小區其他保姆。起初她還會撒謊說自己正要去購買日用品，後來遇見得多了，便不再解釋，對方也會心地問：“你休假也沒地方去嘛？唉，我要是跟你同一天休就好了，我們買點零食去公園。”

從村裏來天津的時候，沈玲花了一個多月才適應了整天關在高樓裏的日子，“屋子太小了，急死人了。”活動範圍的驟然縮小，讓突然脫離土地的她開始感到孤獨。

為了疏解這種焦灼，沈玲以質樸的方式尋求同住一個屋簷下的人們的慰藉。她竭力在雇主家表現得主動熱情誠懇，認真擦洗家具、準備飯菜，主動和老人們講述自己家鄉的見聞，還托老家親戚寄來特產送給雇主。最初無處可去的日子裏，她隱約向雇主透露自己的境況，主動要求不休假。但老人卻有不同想法：“人不能隻工作的，得休息，何況合同上寫的是26天，你多做幾天我也不會給你薪水。”她明白，雇主也需要一個沒有外人的假日。雇傭關係橫在中間，雙方終究有隔閡。

其實，沈玲在天津並非無親無故，她的微信好友裏就有八九個在天津的住家保姆。來天津前，她設想過假期和她們相聚遊玩，但真來了才發現，天津太大了，大家分散在各個區，出門對每個人來說都不容易，放假日期還要由各自雇主確定。“人家哪天空了就讓你放假，我也說不準。人在屋簷下，哪能不低頭。”沈玲說，她們幾乎從未在假日相聚過。

城市生活的反噬

種種跡象表明，鮮少有住家保姆成功地對自己進行城市化改造。城市化改造失敗後，住家保姆們以一種模糊曖昧的姿態，穿梭在城市生活之中。

每一任雇主，都曾對沈玲的生活習慣提出異議。雇主不理解為什麽沈玲不習慣用洗臉巾，也難以容忍她總是做多了飯，導致剩飯。曾經有位雇主一直要求沈玲少做點飯，聲稱要健康飲食，結果，一家人盛完飯隻剩一兩勺，沈玲作為家中唯一做體力活的“成員”，總是吃不飽飯。這成了她唯一期待假日的理由：在假期，她做自己的主，可以吃上兩頓飽飯。

在雇主家，沈玲始終小心翼翼。在工地打零工那陣子，她回雇主家前都要在工地附近的澡堂花15元洗一次澡，換一身幹淨衣服再回家。髒衣服也不會直接帶回去，洗完澡她要洗衣服，搓掉髒衣服上的泥灰，濕漉漉地裝進塑料袋帶回雇主家。怕雇主看不慣滴水的衣服掛在陽台上，她總是等夜裏所有人都睡了，才小心翼翼把衣服掛到陽台上，第二天在所有人起床前把自己的衣服收回來。

她擔心雇主們發現自己放假沒有去享受生活。但其實沒有人在意她假日去了哪裏、做了什麽。雇主們隻是在意，自己的陽台是不是濕噠噠的，潮氣太重的話，他們的關節會疼。

與此同時，住家保姆們不可避免地被城市生活改變。盡管和城市生活格格不入，她們對生活的認知和感受卻在無形中被大城市的種種塑造著。回到鄉村，她們身上隱藏的城市印痕顯現出來，格格不入。

李春梅羨慕雇主們的家庭和睦。雇主的家庭成員間的親密程度超過她此前所能想象的極限。有一年情人節，雇主家的男主人給女主人買了一大捧花。晚上一家人出門吃飯，李春梅悄悄拿著花拍了幾張照。不過這些照片她沒發在朋友圈裏，她知道即使發出去也沒有人會相信這花是送給她的。

她還羨慕雇主一家人總是輕聲細語，笑意盈盈。有一次雇主炒股一天虧損了七十萬，一家人還其樂融融地吃著晚餐。她想到自己家總是因為錢爭吵，似乎每個人都對彼此不滿。她的家庭成員們總是怒氣衝衝，大到彼此借錢不還，小到門口倒地的掃把沒人扶起來，隻要他們願意，這些都可以成為吵架的主題。

在城市做了3年保姆後，她回家過年，和家人更加看不對眼。李春梅總是抱怨家裏太冷、太空，冬天水管裏流不出熱水，被煙火熏得烏黑的牆壁也變得刺眼。春節期間，她總是在飯桌上唉聲歎氣，抱怨一家人關係冷漠，平日很少聯係，一年就團聚一次也都各自低頭玩手機。

這些在底層生活了大半輩子的女人，成為住家保姆後相當於誤闖了另一個階層的生活。他們帶著原生生活的晦澀，深度參與著中產家庭的日常生活。不斷對比產生的落差感，進而演變成憤怒，反噬著她們和她們的家庭。

成為住家保姆之前，張蘭從未感覺生活的艱苦。那時候她的兒女孝順、家人身體健康，就已經讓她知足。她最大的理想不過是給兒子在小城買一套房，讓兒子成為城裏人，女兒嫁給城裏人。

見過雇主家的生活後，她開始對過去的貧窮有了新的認知，並時常痛恨這樣的貧窮。

張蘭的雇主年收入在千萬以上，本打算雇一名高中學曆的住家保姆。張蘭麵試時撒了謊，她隻讀過一年書，她謊稱自己是高中學曆，否則很難得到這個機會。好在她做事利索，為人誠實，在雇主家中也做了3年。

有時候她在猜，可能聰明的女主人已經察覺出來她學曆“造假”，隻是看在她勝任這份工作的份上，從未提起這件事。她跟著雇主旅遊，住過3000元一晚的酒店，但這些都和她無關，假日無處可去的時候，她還是會去住幾十塊一天的旅館。

圖 | 張蘭住過的便宜旅館

張蘭剛入職的第一年，女主人就為她準備了蛋糕和一個價值兩千的手鐲。她從沒有收到過這麽貴重的禮物，擔心自己還不起，又沒有場合佩戴，再三推脫。女主人無奈之下，說出一句：“也就我們一件衣服的錢，收下吧。”

後來，她漸漸明白，這些善良，對於富有的雇主們來說很簡單。作為窮人想要展現同等的善意，其實是一種奢侈。她的女主人是一名家庭主婦，已經多年不工作，每天都忙著給身邊各種人解決困難。她以讓身邊所有人開心為樂，這其中也包括張蘭。

在腦海中，她常常幻想自己也擁有這樣殷實的家境。張蘭深知不可能靠自己過上這樣的生活，便經常給兒女們講述雇主家的富有，激勵兒女努力工作，“將來也讓我沾光。”在女兒看來，母親成為住家保姆後變得更加“虛榮”。

過春節的時候，張蘭會在來客人的時候，擺上高腳杯，倒上燒酒，煞有介事地教這些農民晃杯。多數時候，高腳杯都擺在櫃子裏，旁邊是一堆裝農藥的瓶子。

這在農村引來不少人笑話。其實，當天張蘭準備了紅酒，在丈夫的暗示下才換成燒酒，否則畫麵會顯得更加荒誕。

客廳的茶幾上，橫躺著一隻塑料的“翡翠白菜”。在城裏打工的這些年，張蘭家擺上了各種各樣像這樣的仿製品。

張蘭的兒子到天津工作後，打車去母親的雇主家不過半個小時。但他不願意和母親見麵，控訴母親每次見麵都隻聊雇主家小孩，總拉著他買玩具，這讓他感覺自己也在給雇主家當保姆。張蘭反駁道：“那還不是為了賺錢給你買房子。”

感歎一家人關係冷漠的同時，張蘭又念叨起雇主家的生活。這個城市家庭每天都從塘沽區的學區房趕回濱海新區的別墅，為的隻是和老人吃一頓晚飯。她又擔憂起自己的晚年生活，揣測自己臥病後兒女不會前來看望。

在雇主麵前，張蘭卻一直在表演家庭幸福的橋段。她時常告訴女主人自己的一雙兒女是多麽恭順，一家人在一起的時光是多麽溫馨。以至於她經常撒謊，比如兒子給自己發了紅包，女兒每天都要給她煲電話粥，實際上是她主動撥過去。可這也沒什麽錯，張蘭隻是羨慕另一種生活罷了。

在超市消耗掉一整個下午，張蘭決定回家。她返回餃子館，拿走了剩下的蛋糕，在路邊長椅上又吃了幾口。牙齒開始隱隱作痛，她不敢多吃，停下叉子，看著蛋糕陷入糾結。丟掉可惜，帶回去又會被質問，她實在不想在一個城市人麵前展示自己的悲涼。最後，她起身把蛋糕扔進了垃圾桶。

回到家後，她主動和雇主說，今天和兒子吃了火鍋慶祝。隨後熟練地為一家人準備晚飯。

她的身影靈活地在雇主家的客廳、廚房穿梭，時不時還與女主人談笑，那個呆滯的女人重新生動起來。

*文中人物信息有模糊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