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到賀宏國的時候，他剛從屋外撿柴回來。3月中旬，遼西平原上遠山近樹仍是光禿禿的模樣，午後陽光稀疏地照進來，還不足以溫暖在炕上午睡的女兒和狸花貓，見他回來，妻子揭開大鍋，開始燒柴做飯。
他的一身打扮就算放在撿柴的人裏也稱得上簡陋：藍色勞動服袖子上的補丁崩了線，褲子上都是土，拉鏈是壞的。賀宏國滿臉髭須，短發花白，看見有人來，一張闊臉上露出謙卑的笑：“來啦？屋裏坐吧。”熱情裏帶著尷尬——說是撿柴，剛剛過去的三個小時，他其實是躲記者去了。
賀宏國的家很簡陋（作者 攝）
在遼寧省綏中縣，賀宏國是一個家喻戶曉的人物。2022年1月25日中午，他和姐夫韓東開著貨車返回綏中過年。返鄉後的第二天，他們回鄉途經的綏芬河市暴發疫情，十天後，韓東的表弟被發現為綏中縣的第一例新冠患者。因為返鄉後沒有報備途經綏芬河市的行程，賀宏國和韓東被確認為引發綏中新冠疫情傳播的“元凶”，半年後法院開庭，他們被判定“拒絕執行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疾病預防控製機構依照傳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預防、控製措施，引起依法確定采取甲類傳染病預防、控製措施的傳染病傳播，後果特別嚴重”，分別被判處四年有期徒刑——這是迄今可查的個人妨害傳染病防治罪公開案例中刑期最久的一例。
判決書和相關新聞通報裏，還提到了此次疫情傳播“後果特別嚴重”的具體細節：感染183人，隔離7865人。全縣判定34個風險區、管控區和密切接觸區，綏中縣財政支出各項疫情應急處置費用1.55億元。
“真的太重了。我們誰都沒有想到會這麽嚴重。”提起判決結果，賀宏國仍然眼裏泛淚。他2022年2月8日作為“密接”被拉入隔離點，結束隔離後即被公安局“監視居住”，半年後開庭判決，看到刑期，“當時就眼前一黑”，覺得人生就此結束。更讓他意難平的是，就在拿到判決書一個多月後，12月7日，國務院聯防聯控機製就發布針對新冠疫情的“新十條”。一個月後，國家針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正式實施“乙類乙管”，最高人民法院等五部門聯合出台《關於適應新階段疫情防控政策調整依法妥善辦理相關刑事案件的通知》，規定對違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疫情預防、控製措施和國境衛生檢疫規定的行為，不再以妨害傳染病防治罪、妨害國境衛生檢疫罪定罪處罰。全國不少正處於偵辦階段的案件都撤案處理，這給了他希望。
“我們就是看放開了，就想是不是可以申訴看看。”賀宏國語氣帶怯，不敢直視來人，說話時不知從哪兒找到一截衛生紙，捏在手裏搓成條，紙屑簌簌落在地上。2023年1月3日，元旦假期結束，他和韓東托了一個曾經在法院工作過的熟人，到綏中縣人民法院提交了再審申請書。拍了拍身上的衛生紙屑，他站起身來問我：“你覺得能改（判）嗎？”
賀宏國的家門口（作者 攝）
“拴車”
從賀宏國所在的加碑岩鄉往東行70公裏，就能抵達綏中縣城。在城北的六股河大橋上，你必須十分小心那些“大車”——大紅色的解放“勾六”“悍V”、銀色福田“歐曼”、亮綠色的一汽“淩河”，帶著十餘米的車掛隆隆駛過，揚起灰塵、煤煙和柴油味——這座始建於1979年的六車道跨河大橋是國道京撫線的一部分，也是綏中縣接入全國高速路網的最主要通道。2021年之前，每天平均有19460輛車從這座橋上駛過，其中近四成是重型卡車。
如果不是因為那場風波，賀宏國的那輛咖啡色車頭的“解放”仍會是其中一員。2019年，他湊錢和一位同行合夥買下這台連車帶掛13.5米長的“大家夥”，產權一人一半，掛靠在後者所在的車隊。2021年起，姐夫韓東受車隊雇傭成為這輛車的司機，兩人開始搭夥。
在綏中，像他們這樣的人被稱為“拴車的”。地處山海關入口，綏中交通路網發達，自20世紀80年代起就是聯通華北和東北的物流中心，2010年行業達到繁盛期，營運貨車總量占葫蘆島全市貨車總量的50%以上，市區一半以上人口從事貨運行業。“那時候聽說你是開車的，給你介紹對象的人都排長隊。”不止一位司機用這句話佐證他們彼時的榮耀地位。
綏中曾是聯通華北和東北的物流中心（作者 攝）
加碑岩鄉村民賀宏國和韓東的駕駛史都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此前，這對姻兄弟一直擁有類似的命運。和村裏大多數男丁一樣，他們十五六歲還沒讀完初中就出門打工。賀宏國身材高大，為人靦腆，被招入市裏的鐵路公司，主要是鋪軌、背沙，工資30元，日結。四五個月工期結束後，再在工地上另外找活兒；韓東為人要更機敏些，他在沈陽附近的一家私人鐵廠裏學到了煉鐵的手藝，從此輾轉在東北、河北和山西的各個小鐵廠，煉製“除了矽、碳、錳外沒有一項合格”的粗製鋼。2010年前後，二人都成了兩個孩子的父親，日子過得緊張起來。汙染嚴重的小型鋼廠陸續被取締，沙土工賺得實在太少，回家找不到活兒幹的韓東聽朋友講起“拴車”的經曆，決定自己也去考個駕照。
剛學會的時候都是給別人的車當司機，一年到頭跑下來，車主按月發工資，開始是五六千，慢慢漲到八九千，收入不像行業裏其他人那麽高，但“靠技術吃飯”，勝在省心。賀宏國有時候一年隻跑10個月，剩下的時間繼續打零工。加碑岩鄉地處縣裏西北角的山區，是離縣城最遠的鄉鎮，為了給孩子找個好地方上學，他倆把父母留在鄉裏，陸續在城裏租了房子。孩子上學，女人顧家，男人跑車——賀宏國的妻子韓迎春告訴我，直到現在，這仍是當地最基本的家庭分工模式。
但在那個滾動在車輪上的“男人世界”，還有一個隱秘的上升階梯：當司機—攢錢買車—出車賺錢—雇人開車。階梯的末端指向尚不明確，不過大家都知道，綏中城裏那些大汽貿城和大車隊的老板，開始都是靠“拴車”發家的。在車隊司機口中，還流傳著更精彩的階層跨越故事：當地有能人通過開車、養車賺來的錢進入商界、政界，最終徹底擺脫了司機身份，成了“人上人”。
兩兄弟裏，還是機敏的韓東先邁出這一步。2016年，他和朋友湊了34萬元買了一輛二手“前四後八”，準備自己當老板，兩人合夥開車，不用給司機開工資。朋友聯係好固定貨源渠道，專門從東北往成都拉“凍貨”，載著成噸的雞腿鴨腿，一個月跑兩趟半，反複斜穿整個中國。但車剛開沒幾個月，2016年9月，“史上最嚴限載令”施行，中國使用了12年的貨車超載超限標準噸位全線降低，“治超”前，韓東開的這種9.6米貨車原來能拉25噸貨，之後隻能拉18～19噸，去掉車貸、油費、保險費，跑一趟的純收入還不到原來的1/3，隻能勉強把賬目平掉。一年後見不賺錢，他倆就把車賣了，韓東回到車隊繼續做司機，好在折抵車損後，沒有虧本。
綏中城裏的貨車（作者 攝）
沉默寡言的賀宏國則在三年後才實現了自己“拴車”的夢想。2019年年中，他拿出自己的多年積蓄，和城裏車隊的一位朋友湊錢買了輛新車。此時，韓東曾經擁有過的那種“九米六”已經基本退出長途貨運的曆史舞台，停在縣裏各大汽貿城門口的暢銷貨成了3米多高、4噸重的大型牽引車頭，再配一個十餘米長的半掛車鬥，辦完車險等手續，一套下來需要60萬元。賀宏國出了30萬元，擁有一半所有權。他的計劃很簡單：自己出車，不用付司機工資，這輛車每個月大概能給自己賺兩三萬元。刨除生活開支，如果一年結餘10萬塊，三年下來就能收回成本。
也是那一年，韓東把十年來開車攢下的錢拿出來，貸款在城北買了一套80平方米的二手房，離兩個孩子上學的城郊九年一貫製學校不到一公裏。“運費行情不行了，買車太擔風險。”他已經放棄了養車的念頭，安於輾轉在不同的車隊、駕駛著不同的車、與不同的搭檔走南闖北的日子，隻要每個月能拿回9000元工資，還上房貸，養活孩子就行。
噩夢
他倆誰都沒想到，迎麵撞上的會是新冠疫情。
2020年4月底，賀宏國剛開上不到一年的新車被封在了高速公路的服務區裏。韓東則在一趟去新疆拉橘子的途中被堵在卡口排了整整5小時的隊。整排大車把路口封實，一一檢查司機手機裏的健康碼和核酸證明，車流緩緩移動，他全程沒有下車，也沒有休息。
他們的綏中同行，為另一家大車隊開車的司機劉波遇上過更煩心的情形。2021年，他去河北拉一車玉米到福建，30噸貨出庫消殺就用了兩個半小時，“消毒水把苫布都噴花了”，可一路輾轉兩天三夜到了站，交警在高速路口一看是河北來的貨車，就讓他們馬上折返，原來他們離開的地方已經封城，他隻好乖乖接受檢測、隔離，一趟下來，車主還虧了2000塊。
新冠疫情期間，對大貨車的消殺成為常態（視覺中國供圖）
盡管經常遇上疫區路口封堵延誤行程，到了取貨地點不能下高速，每到一個地方都得出具核酸證明等種種麻煩，好在直到2020年底，運費還沒有大受影響。賀宏國過完年算賬，發現養車收入雖然不像當初預期的那樣理想，但好歹“沒虧錢”。2021年初，韓東受車隊雇傭，成了他的新搭檔。兩人合夥開車，最大的好處是省出休息時間，可以多裝水果、蔬菜等減免高速費的新鮮貨物，一上路就不再停車，一個人困了就換另一個人開。因為實在太累，在車上，這對姻兄弟基本不說話，不聊天。
2022年1月25日，正是北方的農曆小年，也是韓東和賀宏國出門跑車4個月後首次返鄉。二人特意從武漢接了一單往東三省跑的貨單，先到牡丹江，再到綏芬河，然後是東寧、錦州，四天三夜的行程。車裏先是包心菜，後來變成胡蘿卜、玉米，到綏中才終於空下來。兩人掰著指頭數到家的日子，車速也比往常快了些。前一天晚上還沒到最後的送貨地點錦州港，韓東就提醒妹夫記得做“返鄉報備”。填寫返回地時，倆人沒多想就都寫了最後的返回地是“錦州”，略過了途中經過的其他4個城市，“我們沒多想，都覺得從哪兒回來就從哪兒報備吧”。
進城、還車，二人各自返家，約定過完春節再繼續出車。誰料情況陡轉，兩天後，也就是27日，韓東看短視頻時得知綏芬河市暴發疫情：26日，當地報告新增本土病例15例，27日關閉全市營業場所，啟動第三輪全員核酸檢測。韓東把消息轉給賀宏國，兩人心懷僥幸，“是我們到家後那兒才有的疫情，應該沒什麽事”。2月2日，大年初二，韓東在縣醫院查了核酸，見是陰性，也就放心地去同鄉的妻弟家“回門”，直到3天後，他的妻弟王某被查出核酸陽性，成為綏中縣首例被發現的新冠病毒感染者。
庭審中，他們返鄉後的種種舉動成為案件爭議的焦點之一。究竟是不是故意隱瞞行程？庭上，韓東和賀宏國都說自己不是故意的。上報“錦州”是真的覺得那是“返綏地點”，到家後得知綏芬河有疫情而不上報，兩人都承認是覺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時還沒有經曆過什麽‘封城’，不像後來弄得那麽嚴格，我是真的沒有那個防範意識！”
另一個說不清的問題是溯源過程。庭審現場，韓東的辯護律師張盛光提出，韓東1月25日返回綏中縣，2月10日才檢出病毒陽性，距離他從綏芬河疫區返回已經17天，並不能合理排除其返回綏中縣後感染的可能。韓東記得，自己在法庭自辯時也曾提出這一疑問，請求“把我體內的病毒抽出來鑒定一下，看看到底是在哪兒染上的”，“但他們說做不了這種鑒定，我之前沒得是我體質好”。
賀宏國則對“西安”耿耿於懷。他說，2022年春節前，縣裏曾用大巴車從高速公路出口接回一批在陝西西安鐵路上幹活的工友，其中也有不少加碑岩鄉的村民，過年前，他和妻子在街上見到過他們，大家都沒做防護措施。他發現，除了自己的親屬，後來確診病例中還有很多是這些人。
盡管心存疑惑，兩人最終決定認罪。“沒辦法，誰讓攤上這個事了。”韓東說，起訴階段，他們曾被叫到檢察院去簽認罪認罰具結書。“檢察官問我，認罪不？我說認。又問我，認罰不？我問怎麽罰？檢察官說量刑3年。我問，實刑還是緩刑？檢察官說實刑。我感覺有點多，就沒簽字。”法庭認罪時，法官也問了賀宏國同樣的問題，他記得自己的回答是：你們說我有罪我就有罪，“然後人家說我不能這麽答”。
法庭外，綏中縣城已經“凍結”了整整半年。一位當地的輔警告訴本刊，2月5日出現疫情當晚，綏中縣就啟動了“一級警戒”，六股河大橋和進出高速全部關閉，立即開始全員核酸檢測。韓東和賀宏國所在的加碑岩鄉王家店屯，全屯90%的村民都被分批運送到葫蘆島市的隔離點進行集中隔離。作為感染“元凶”，韓東的隔離流程也稱得上萬無一失，他先是在錦州的傳染病醫院治療了14天，又被轉運到葫蘆島的康複中心待了8天，出院前又被檢出“指標不正常”，於是在葫蘆島市的傳染病醫院隔離18天，最後是在東戴河的康複中心待15天。等隔離全部結束回到綏中，已經是春天了。這期間，綏中縣官方發布疫情問責通報，對包括上至縣衛健局領導、下至村網格員的21人，給予誡勉談話、黨內警告、黨內嚴重警告等處分。4月23日，公安局上門，給韓東送來一份監視居住通知單。
接下來的日子，韓東想不起是怎麽過的。心裏裝著事，他整夜整夜睡不好，總是突然就開始發呆，10月開庭前再見到妹夫賀宏國，見對方和自己一樣已經白了一半頭發。聽妹妹說，賀宏國和他一樣，也是整天在炕上躺著發呆，村裏有人叫也不出門。城裏已是一片蕭條，他們偶爾出去一趟，見人多的地方就自覺躲開，“怕見人，跟得了什麽病似的”。
沒有請律師，庭審時來的兩位是“法院指派的”，前後隻見過兩麵，其中一次是簽委托書。開庭那天，兩家人都去了，但還是因為“疫情管控”，誰都沒被準許進入法庭，韓迎春和嫂子隻好陪父母在門外坐著等。
拿到判決書已經臨近10月底，兩人都還抱著一線“坦白從寬”的希望，想著頂多一年半載也就回來了，但在大門口翻開最後一頁，眼見判決書上寫的刑期是“四年”。
“我當時就把判決書合上了，不知道自己是怎麽到的家。回家後我老婆問我怎麽樣，我說你自己看吧，她看了一眼也沒再看，一直說，怎麽這麽重……這個扣我始終解不開，這個坎過不去，我感覺就算罰也不能罰這麽重……”韓東的聲音越來越低。
滑落
2023年3月4日下午，我接通韓東的電話，那頭兒氣喘籲籲：“我正背著沙呢，一會兒說啊！”後來，他告訴我正在做自己過去一年裏的第一份“工作”：朋友的工地缺人，讓他去頂兩天班，上午一個人灌了五車沙子，下午用水泥和好砂漿，砌了個三室一廳的水暖地麵，鋪完紅地磚，兩天賺了400塊。
父母都已年近七旬，大兒子正在讀高三，小女兒剛上初一。知道家裏出了事，兩個孩子回來都靜悄悄的。身份證和駕駛證都上交了，沒法出門跑車，每個月還有2000元房貸，家裏的日子一下子緊張起來。兒子甚至提出不想繼續上學，要出門打工給妹妹掙學費，被韓東給勸了回去。妻子過去偶爾在縣城做家政，給裝修完的房子打掃衛生，現在成了全職工作。兩口子當著對方的麵，誰也不提“那件事”，韓東幾次見她偷偷抹淚，也沒出聲。
賀宏國的情況更糟糕。車跑不了了，但車貸還沒還完，擺在那兒每天折損近1000元。兒子在鄰縣讀大學，縣城裏的房子要交房租，實在負擔不了開支，他們一家人搬回了加碑岩鄉的老房子，女兒的學籍也轉回了村裏。2022年年中，合夥人提出把車賣掉。賀宏國沒再去城裏看那輛曾經承載自己生活希望的車，他說自己拿回車錢一算，前兩年約等於白跑，最後還是虧了。
2023年3月一個有風的下午，賀宏國的妻子韓迎春坐在炕頭向我講起這所房子的曆史。兩人結婚時住的瓦房十多年前就塌了，他們和另外一家人盤下村口這間供銷社的空房，改成民居。房前就是村口的小河，屋後是一塊地，養了狗和雞。如今，除了出門上學的兒子，全家三口擠在左邊一間廂房裏，走廊那邊的一間則住著賀宏國的父母。2022年那次疫情導致的全鄉隔離，他的母親住在隔離點單間裏沒人照顧，不慎摔傷了股骨，做手術又花了三四萬塊。
這個動作麻利、聲音洪亮的女人自嫁進門來就是家裏的主心骨。丈夫離家打工的二十多年，一直是她在料理著家裏的一切，照顧他們的孩子、父母、玉米地，出事後，那些賀宏國不敢接的電話，都要由她來回。村裏鄉裏上門訓誡，也是她出麵應對。在她眼裏，丈夫老實勤懇，沉默寡言，一門心思隻知道開車，每年在家的日子不超過20天，兩人平時隻能通過微信發定位報平安，有時候路過綏中，來不及說兩句話，拿上換洗衣服就得走。她想不通，為什麽折騰了幾年，家裏的日子反而越過越倒退了呢？
她的丈夫賀宏國知道，滑落並不是從2022年才開始的。他還記得自己第一次開車上路的情形，那是2014年，他40歲，拉一車砂糖橘從綏中去哈爾濱，一路上看什麽都新鮮，在高速上開到100公裏/小時，覺得整個人都“打開了”。偶爾和韓東聊到車，兩人都挺興奮，比起他們之前做過的活計，開車幹淨、賺錢不少，還能到處走走，“就當旅遊了”。那時，他們能整整開24小時，從不覺得累。
但疲憊感很快找上來，最先出問題的是胃，因為飲食不規律，他們都患上了胃病，出車得隨身帶藥；接下來是腰，賀宏國到第二年就不能繼續“長”在車上了，他得了腰椎病。
狹窄的車頭是司機在旅程中唯一的活動空間（蔡小川 攝）
疲勞駕駛是潛伏在旅程中的野獸，最累的時候“用冷水拍、毛衣針紮都不管用”。劉波所在的大車隊裏，流傳著司機開著車把髒衣服臭襪子放在駕駛台前醒神的笑話，他還記得自己有一次困極了，滑進服務區就睡，車沒停好，保安伸手到車裏打耳光都沒把他叫醒。他說，在這樣疲憊的狀態下行車，“每年綏中司機都要在外麵‘送掉’兩三百人”。
比起開車犯困，更讓車隊裏這群十年以上駕齡的司機們困擾的反倒是那個實時監控疲勞駕駛的機器。上車後，司機要把實名製的行車卡插進“北鬥”，駕駛4小時，車卡會提示司機應立即休息，否則就要扣分，經常疲勞駕駛，車輛保費也會隨之上漲。“誰不想休息，可是你到服務區看看，不用說大車，就是小轎車，我問你，你能進得去嗎？”劉波說。無法進入服務區，就意味著必須下高速停車休息，可這樣一來，運輸時效就無法保證，像韓東曾經開過的那種專門運輸快遞的貨車，每遲到1分鍾，就要扣掉運費5元。
貨車司機在高速路口疲憊等待（視覺中國供圖）
就算沒日沒夜趕著把貨運到，在站點也要有些技巧才能順利過關。有時候對方要求司機幫忙裝卸，不及時就要扣運費。還得打點好進場保安和卸貨工，買瓶飲料、塞包煙，否則對方找點借口使絆子都是常有的事。有一次韓東開著貨車往武漢拉凍肉，因為沒給裝卸工買早餐，對方故意卸貨延遲，天氣炎熱，貨化得快，他急得跳腳。到了庫房，對方非說他們的貨缺數，一箱三百五百，整車算下來一趟活兒等於白幹。他那天氣急了，還報了警。
對於貨車司機們來說，忍受疲憊、風險、管製的動力隻有一樣：超出一般打工的高回報。以前，在“沒什麽產業”的綏中縣，很少有工作能像貨車司機一樣，每月固定有至少七八千元的收入。但現在天平傾斜了，那些靠超出旁人的勤勉掙一口飯的司機們發現，自己的努力再也得不到原先的報償。
在韓東的記憶裏，在他買下二手車的2016年，大部分貨車車主都雇得起兩個司機，很少有“夫妻車”，更沒有人人隨車帶鍋碗瓢盆，但近幾年，司機們慢慢舍不得吃服務區的快餐，改在車上自帶電飯鍋和小冰箱。一人開車一人做飯，全程不用下高速。“拴車”的車主們也越來越傾向於自己開車上路，親自支付車貸、油費、保險費。
如今，“下車吃飯”已經成為司機貨運旅程中的奢侈
運費一直在降——多的時候每年能降10%——對此，每個司機都有自己的歸因方式。劉波的一位同事認為問題出在近年來湧現出的互聯網貨運平台，他懷念過去各地仍有信息站的年代，“那時頂多單給一筆信息費，可現在這個手機軟件一出來，它把你算計到骨頭裏了，比如你去的路上感覺能賺個5000塊錢，再回來拉貨的運費就隻讓你保個本”。旁邊一直在抽煙的司機還提到政府建設的物流園，認為這是規劃問題，市裏的周邊行業過於零散，很少有真正符合標準的配套和維修公司進駐其中，整個行業都是各賺各的錢，“誰也不關心拴車人的死活”。
“有本事的人”都早早脫身。2010年，綏中縣還有3萬餘人從事汽車運輸業，到2022年隻剩下1.5萬人。“現在在綏中，幹什麽都比‘拴車’強，幹維修的、賣二手車的、弄貸款的、做保險的，連掛苫布的都發了財，都圍著車轉，可就是車不賺錢。你說奇不奇怪？當然，有了疫情，大家都拉倒。”劉波總結。2022年，他工作的店麵關了半年多，車隊裏的司機都被封在高速上，沒有貨可拉，還得給司機開工資，每輛車每天損失近1000元。車隊的一位司機掏出手機展示了那年6月流傳在綏中“司機圈”裏的一條短視頻。畫麵裏，一位司機把車停在錦州的高速路口，跪在地上哭訴：“我爸的病危通知書下來了，我核酸做了，我傷到誰了，我回不去啊……”
我問，那他最後及時回家了嗎？在場的司機誰都不知道。
等待
到3月28日，韓東和賀宏國的第二份“監視居住”通知單就該到期了。去年10月收到判決書後，“因為疫情原因”，他倆並未被立刻收監。對韓東來說，這既是幸運，也是一種不幸。幸運的是他們還能在家裏和一家老小過個春節，甚至可以出門背幾趟沙補貼家用。不幸的是，他依然無法確定四年刑期究竟什麽時候開始，是否還會開始。
為什麽當時不上訴？我問。賀宏國說聽別人講上訴會判得更重，他並不知道上訴不會加刑。韓東的理由更多是一種被生活反複錘擊後的無奈。他告訴我，2015年他曾因為“過失損壞軍事通信罪”被判刑8個月。這個拗口罪名的來由卻很簡單：他開著一輛老板的車去哈爾濱拉貨，不知道車上裝了專為逃避公路管製的信號屏蔽儀，同時也屏蔽了當地部隊的軍事信號。“你說上訴有用嗎？”他覺得自己已經習慣了，也知道該如何應對這一切。他拒絕接受律師的幫助，隻反複固執地說一句：“相信國家，相信法律。”
不過，2022年12月7日，優化落實疫情防控“新十條”發布後，綏中縣的解封還是給了他們希望。賀宏國的家裏終於恢複了以往的喧鬧，女兒在老房子的玻璃上貼了張“年年有餘”的剪紙，韓東正在讀高三的兒子也終於恢複了學習狀態。在整整一年的等待和不甘後，他們終於決定遞交再審申請，盡管依然沒有請律師。
2020年2月，“兩高兩部”印發《關於依法懲治妨害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違法犯罪的意見》後，北京市大興區檢察院副檢察長張海軍和檢察官高爽在《檢察日報》上撰文，認為涉疫情犯罪的因果關係比一般刑事案件的因果關係更難認定。因為“一般刑事案件中，行為和危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係是顯而易見的，而病毒傳播過程無法感知”，疫學因果關係理論僅根據流行病學原理作出高度蓋然性的推定，尚不足以排除合理懷疑，與疑罪從無原則不符，可能導致擴大處罰範圍。
2023年1月8日，中國政法大學刑法學教授羅翔在自己的公眾號“羅翔說刑法”上提到該案時評論，鑒於一審判決已經生效，《關於適應新階段疫情防控政策調整依法妥善辦理相關刑事案件的通知》的出罪規定（把有罪判為無罪或重罪判為輕罪）就和他們沒有關係了，但司法機關可以為他們積極尋找減刑和假釋的機會，因為“有溫度的司法應該在法律變更之後，積極地進行補救，而不是無動於衷”。
距離遞交再審申請已經過去兩個月，本刊在綏中縣人民法院得到的回應是“正在走程序”。截至發稿前，韓東和賀宏國還沒有等到法院的回應。3月7日深夜，韓東去幫朋友的貨車卸貨，躺在車頭鋪位上，他和我在電話裏談起再審後的計劃，兒子馬上就要考大學了，他想繼續跑車供他到畢業，之後他就去工地打工，再也不瞎折騰了。賀宏國卻再也不想碰車了，那天送我離開前，他輕聲嘀咕了一句：“開車傷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