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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省出現"民選"省長 中共政壇最嚴重"民主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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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一九九三年一月之後,中國大陸省級領導班子換屆過程中,接連出現過數次由省人大代表以票決方式否定中央組織部“建議”人選的“失控”現象,被民間稱之為“民主事故”。最有代表性的首推浙江七屆人大上發生的中央指定的省長候選人被“民選”代表打敗

 一九九三年一月中旬,中共浙江省七屆人大一次會議在杭州開幕。按照當時中共中央欽定的浙江省政府換屆“候選人名單”,正省長是等額選舉,即隻提出一名候選人,而副省長則是差額選舉,即候選人比應選出副省長人數多兩名。但在正式選舉開始後,突然有十名代表發難,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規定,候選人名額一般應多於應選人名額。所以,不但副省長的候選人名額應該多於應當選名額,正省長候選人也不應該隻有一名,應該增加正省長的候選人名額。

這些代表們依據的那份《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還是一九八六年的修訂版,其中第二十條規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主任、秘書長,省長、自治區主席、市長、州長、縣長、區長、鄉長、鎮長,人民法院院長,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候選人數一般應多一人,進行差額選舉;如果提名的候選人隻有一人,也可以等額選舉……。

據此,當時出席浙江省七屆人大一次會議的十名代表即將中組部下達的副省長候選人“黨中央建議名單”中的萬學遠推出作省長候選人,與中組部“建議”的唯一候選人抗衡。

我們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中已經介紹過,這個萬學遠本是中組部趕在浙江省七屆人大召開之前從上海市政府秘書長位置上提拔為浙江省副省長的。目的就是要讓他在即將召開的浙江省七屆人大上“陪選”。

“陪選”,是伴隨著中共政權的“差額選舉”出現的一種上行下效的特有現象。中國大陸的一家官網曾刊登《“陪選”現象凸顯法律漏洞》,說是近年來,差額選舉在中國各地推進並不順利,甚至有的地方還想方設法規避差額選舉,或出現鑽法律“空子”的“陪選”現象。不嚴格執行法律的現象更是屢見不鮮。比如,地方組織法提出地方各級人大選舉本級國家機關正職領導人時,“候選人一般應多一人,進行差額選舉;如果提出的候選人隻有一人,也可以等額選舉。”但目前縣級以上的地方國家機關正職領導人的選舉,大多數成了等額選舉。即使有的地方想差額選舉,也被私下做思想工作放棄了提名權;有的地方雖已提出新的候選人,也因被私下做工作,候選人不得不放棄提名。

對於候選人名額和應選人名額,選舉法中規定了一定比例。但這個比例,在有的地方也大打折扣。個別地方就低不就高,甚至暗中安排“陪選”,候選人名單一公布,誰是上級“意中人”,誰是“陪選人”,一目了然。“意中人”與“陪選人”相比,不論在資曆方麵,還是在能力和業績方麵,都具有明顯優勢。“因為,挑選的‘陪選人’越弱,選民給‘意中人’投選票的可能性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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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甚者,有的地方製定的選舉辦法更是於法無據。比如,為了保證上級“意中人”當選,就對聯名提名的候選人的情況隻簡單介紹。甚至把上級“意中人”印在選票醒目位置,其餘按姓氏筆畫為序,或把上級“意中人”和聯名提名的候選人在選票上分開排印,暗示主次,等等。由於差額選舉被“巧妙”處理,差額選舉實質上隻是在選民的配合下完成的一次等額選舉。

這篇當時刊登在中國大陸某官網上的文章雖說是在針砭時弊,但卻又不敢深究,因為這種“陪選”現象一開始就是出現在由中組部導演的省級人代會上的選舉過程中。即我們本專欄上篇文章中所說的,中共中央組織部每次安排省級領導換屆選舉候選人名單前,都要玩這樣一套把戲,即把一兩名本來無意提拔的幹部突然提升,然後把他們安排進差額選舉的副省長候選人名單中,為中組部希望當選的其他人做陪襯。

筆者當年搜集這方麵的資料時,還曾讀到過一篇官網上的文章,說的是北方某縣即將召開人大會議時,縣委書記找到一位女鄉長談話,直接告訴她,這次你的名字被安排進了副縣長候選人名單,縣委決定讓你當這個“陪襯”,是組織上對你的信任,希望你在選舉時自己也不要投自己的票。結果,這位女候選人居然就得了零票。

不知道當年的萬學遠在從上海前往浙江之前是否也被中組部約談過類似內容。而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本以為對他根本不可能有好感的浙江省人大代表,居然把他推舉出來去抗衡中央組織部的唯一省長提名人葛洪升。

說起這個葛洪升,就應該先介紹一下他的浙江省省長的前任沈祖倫。

上月底剛剛去世的沈祖倫出生於一九三一年,是浙江寧波人,中共建政之初曾經擔任過時任浙江省委第一書記江華的機要秘書。這位江華就是日後審判江青等人的那屆最高法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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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祖倫升任江浙省委副書記、浙江省代省長的時間是一九八七年九月,並因此被安排為十三屆中央委員。

一九九零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指定時任浙江寧波市委書記葛洪升接替了沈祖倫。而此時的沈祖倫年僅五十九歲,接替他的葛洪升與他同歲。而被接替了省長職務的沈祖倫此後隻留任了一段時間的省委副書記職務即被安排進了全國政協,由此可見當時的沈祖倫是被中央“棄用”。

我們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中已經介紹過,這個沈祖倫本是一九八八年二月一日在浙江省六屆人大上以高票當選省長的。八九學潮時,他曾經打電報給中共中央,希望中央對妥善處理學潮有個明確的態度。但也並不是像外界所傳,他曾致電中共首腦反對戒嚴。如果是這樣的話,他的黨籍恐怕早都沒有了。

當然,也還有另外一種說法,就是在位時頗具改革意識的沈祖倫在支持民營經濟方麵被李鵬和姚依林等人認為“在背離社會主義公有製方麵走得太遠”。八九年“六四”鎮壓之後,保守派代表宋平親自指示,用“政治立場”堅定的時任浙江省寧波市委書記葛洪升頂替了沈祖倫。

一九九零年十一月,  浙江 省七屆人大常委會舉行第十九次會議,對外宣布接受沈祖倫辭去省長職務,決定葛洪升為副省長、代省長。

接下來,葛洪升又順利被中央安排為十四屆中央委員。與他同齡的沈祖倫則被迫退居二線。在當時那種紅色恐怖的氣氛下,浙江省人大代表們敢怒不敢言,氣一直弊在肚子裏,直到一九九三年一月再次召開省人大,終於有了拿葛洪升出氣,向中共高層表示抗議的機會。

令當時的江澤民、李鵬,以及時任中組部負責人萬萬沒有想到的是,被他們強行安排接替浙江省長位置已經過了兩年多時間的葛洪升,居然仍然被浙江省人大代表們記恨,在省七屆人大一次會議選舉過程中,人大代表們自行推舉出來的省長候選人萬學遠的得票數,竟比葛洪升高出近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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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後中國大陸官網上曾經刊登過一篇標題為《關於“民主事故”》的文章,說的是一九九三年一月,各省市區召開了新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中央在黨的十四大前後製定的省級人事調整方案基本都得到落實,但在浙江和貴州則發生了重大意外。中央提名的浙江和貴州省長候選人—葛洪升和王朝文落選省長,原定的副省長候選人萬學遠和陳士能則意外當選省長。如果沒有記錯的話,這是一九四九年以來直到現在也是僅有的省長指定候選人落選事件。

文章詳細記述說:當時浙江的這場選舉是在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五日,投票結果出來後,省人大不敢宣布選舉結果,一麵放電影讓代表們“休息”,一麵急電中央谘詢對策。誰知中央也從來沒有遇到過這種情況,商量對策花了四個小時才回複:尊重人大代表們的選擇。浙江這邊廂趕緊中斷正在放映的第三場電影,正式宣布萬學遠當選省長。可憐的萬學遠顯然沒有思想準備,他打電話給上海老領導汪道涵說:“不好了,我闖禍了!怎麽會選我當省長?我怎麽能當省長?”

眾所周知,中共地方各級黨委的第二把手,也就是排名第一的副書記都是同級政府的一把手。但是,當時的萬學遠連個浙江省委常委都不是。而落選省長的葛洪升則是在落選之後依然被保留省委(第一)副書記的黨內職務,直至上調國務院。

如上牆內官網文中還說:就在當時這場發生在浙江人大選舉會議上的“民主事故”發生的三天之後,貴州省七屆人大選舉也發生了類似事件。

貴州省當年的人大選舉一樣也是由中組部隻指定一名省長候選人,即當時已經是在任省長和省委副書記的王朝文。這位王朝文不但是貴州土生土長的地方幹部,而且還是苗族人。但在省七屆人大一次會議選舉時,貴陽市和遵義市代表們聯合發出動議,聯名推薦副省長候選人陳士能作為省長候選人。這個陳士能也是和當時浙江方麵的萬學遠一樣,是中組部的空降幹部。結果是,中央指定的王朝文落選,陳士能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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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無論是當時浙江的萬學遠,還是貴州的陳士能,在意外成了“民選”省長之後,表麵上看是被中共當局尊重了“民意”,但兩人都是好景不長。在省長位置上坐了三兩年之後,即先後被中組部以“工作需要”為名,調進國務院係統擔任部委副職,萬學遠被調任人事部副部長兼外國專家局局長,陳士能被調任輕工業部副部長。隻不過當時這兩個人都被保留了正省部級待遇。當時之所以趕在中共新一屆全國黨代會召開的前一年即把這兩個從省長崗位上調離,原因就是不能讓他們在省長的位置上就地當選全國黨代表並進而成為新一屆中央委員。

筆者曾經聽一位采訪過陳士能的中國內地記者介紹說,這個陳士能與當時的萬學遠還不一樣。他被中組部從國務院係統的副部長平級外放至貴州省的目的並不是為了“陪選”,中組部當時的希望是在他擔任一段時間貴州省副省長之後,即能在省人代會上順利當選一次副省長,而後就是正省長接班人培養對象了。沒成想他陳士能意外成為“民選”省長,反而令中組部方麵從此將他視為異類。

據說對於當時這兩省接連發生的人大選舉意外,中央高度重視,為防止這類“民主事故”再次發生,當月二十七日,中組部在京召開部分省區市領導班子換屆選舉工作座談會,時任中組部副部長張全景做了《切實加強黨的領導,保證領導班子換屆選舉順利進行》的講話。從那以後,中共省級人大和政府換屆一直都是堅持省人大和省府一把手隻“推薦”一名候選人,但再也未出來過一次人大代表違逆上意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