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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人被封鎖線圍著，頸項掛上號碼牌，每個參加者都有一個獨立編號。他們在眾多警察監督之下遊行，高喊著預先批準的口號。
這些並不是遊街示眾的罪犯，而是正在行使“集會自由”的香港市民。此情此景出現在昔日有“遊行之都”之稱的香港，引起各界嘩然。
在過去兩個周末，香港接連有超過十場集會遊行活動，是疫情“限聚令”解除後首批，也是《國安法》自2020年6月實施後的首批獲警方批出”不反對通知書”的活動。
警方施加了前所未見的要求，包括嚴格規定參加者的服飾及加入《國安法》條款。有主辦方形容相關限製荒謬和極度侮辱，掛牌如同“猶太人戴臂章”。
港府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回應稱，有關識別不帶有貶義或歧視，強調不會秋後算賬。他批評有人把掛牌做法形容為“掛狗繩”，是“刻意抹黑警方”，目的是要挑動市民對特區政府的不滿和仇恨，危害國家安全。
有學者預料，警方的限製措施會常態化，長遠改變香港遊行文化。
“遊行之都”有了新規
圖像來源，GETTY IMAGES 警方要求遊行人士拉著封鎖線自我圍封，參加者說感到極大侮辱
4月2日的多場集會遊行多數是宗教性質、慶祝和籌款活動。警方對每一個活動均施加國安條款，列明必須符合《香港國安法》，確保不會構成不利國家安全。
當局對部份活動施加服飾限製，如在杭州旅港同鄉會主辦的“喜迎杭州第19屆亞運會”集會及遊行，以及發展局海濱事務委員會主辦的慶祝複活節遊行，都要求所有參加者穿著大會上衣、貼上識別貼紙，或戴上主辦方提供的帽子及襟章。
多家教會舉辦“棕枝主日”巡遊，活動中參加者必須手持棕枝。另外，有至少5個活動被警方要求參加者遵從《禁止蒙麵規例》，不準戴口罩。
一星期前的3月26日，有新界將軍澳居民發起反對填海的遊行，警方要求所有參加者佩戴號碼牌，禁止佩戴口罩和穿黑衣，並壓低人數上限在100人。過程中，整條遊行隊伍被包圍著，市民不能夠中途插隊加入，傳媒也不能在遊行隊伍當中采訪。
主辦人陳展浚事後在電台節目批評有關做法不合理，參加者感到被標簽，好像“被人圈養的豬”、“猶太人戴臂章”，沿途有些隊伍外的居民想加入聲援，卻不敢參與。
陳透露，警方事前檢視所有遊行相關的屋苑通告、臉書帖文和標語，“每一條banner（橫額）都要看過”。他反問：“要做那麽多才批準遊行，究竟《基本法》賦予我們的權利是不是已經有一個新的解釋？”
“掛牌遊行”會否常態化
圖像來源，GETTY IMAGES 主辦方原本申請300人遊行，警方把人數限製在100人，不讓隊伍外的市民中途加入
根據《基本法》第27條，香港居民享有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
保安局長鄧炳強被問到“掛牌”等遊行條件會否常態化時表示，現時社會表麵上平靜
，但仍有人想趁有活動舉辦時“挑動亂子”，作危害公眾安全的行為。他說當局會因應新的社會環境作風險評估，如有需要會采取有效措施。
香港社會政策及公共行政學者鍾劍華對BBC中文分析指，以往香港公民社會百花齊放，市民可以充分表達意見，現時警方擴大權力並沒有法律基礎，而且“比中國大陸去得更盡”，但當局以“國安”帽子壓下批評聲音。
他預料有關限製措施會變成常態，長遠是為了改變香港的遊行文化。“想慢慢培養一種認知，就是你要接受警察是會看你的口號、要掛牌，甚至要你實名製。這樣，政治訴求就不能毫無顧慮地表達，不會有反對政府的遊行，隻剩下那些呼應政府的活動——到時候他（港府）可以向全世界說，香港仍然有集會自由啊，隻不過是那些（反對政府的）人自己不搞罷了。”
在鄧炳強開腔定調前的一周，香港主流媒體都曾對警方安排提出質疑。
圖像來源，NURPHOTO 遊行在警察錄影監督下進行
香港《信報》政治專欄“餘錦賢”指出，警方施加的限製忽視了“相稱性”，文章引述民主派人士稱，擔心“掛牌”隻是第一步，遊行實名製才是警方的最終目標，並指相關針對性條款等同對“遊行”兩字添上負麵標簽，剝奪參加者“免於恐懼的自由”。
《明報》社論指警方矯枉過正、做法奇特，遊行掛牌觀瞻很差，參與者如有被侮辱之感，完全可以理解，“倘若‘掛牌遊行’成為新常態，隻會有損香港作為開放社會的形象，為他人所竊笑”。
網媒《香港01》評論文章也批評，客觀上掛牌和拉封鎖線的觀感很不理想，“對集會遊行的過度規管或許很穩妥，安全係數最高，但完全無助社會化解怨氣”，呼籲官員麵對民怨時應“直視問題，回答社會”。
中國官媒香港中通社則刊出建製派人士高鬆傑文章指，“上班要掛員工證、出席活動戴名牌”，一個人如果是光明正大，根本不用怕遵守任何規則，因此“絕對支持香港警方合情合理合法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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