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結結實實餓了整整一周，”趙梨說。那時是2022年6月中旬，上海長達兩月的全城封控剛結束，她身處黃浦區的一處酒店式公寓，訪談一半以上的時間都在講述封控生活中“吃飯”與“挨餓”的經曆。
即便已經處在“全麵恢複全市正常生產生活秩序階段”
，趙梨仍會在買東西上“犯一些很有意思的問題”：一是執著於在每日優鮮、盒馬、叮咚買菜等電商平台開放新一天物資選購的固定時間瀏覽一遍這些
App，雖然她也“努力讓自己從這個 PTSD
走出來，不要再去琢磨今天平台放什麽吃的了”；二是會在無意間重複購買，於不同平台下單同樣的東西、或是在一個平台上買同一物品兩次，因為封控期間“平台會突然取消訂單，那就盡量多買。”雖然距離上海封城已一年、食物供應早已複常，封控期間的食物短缺仍在上海居民的生活方式上留下了或明或暗的印記。
去年春天，在這座被迫驟然沈默的城市裏，食物匱乏成為大多市民共通的體驗，而身體條件或居住環境的限製使老年人和殘障人士的處境更加艱難。他們經曆的忍饑挨餓成為難以消弭的創傷，在“特別高強度的、每天都要經曆的”匱乏感襲擊之後，趙梨直言自己“還在餘震當中。”
紅棗糕和地瓜：封控中的老年人和殘障人士
2022年3月28日，上海浦東進入全域嚴格封控管理；4月1日，浦西也隨之封控。在這份官方的時間表之外，已退休的宋思女士早在3月14日就被封閉於閔行區吳涇鎮一小區，因為“剛開始說是封控兩天，檢測一下”，所以宋思和老伴“都沒重視”，結果附近的幾個樓棟都出現了確診病例，就一直封控到了6月1日。在全城封控之前，宋女士就已經遇到了一次食物短缺：“剛開始沒有發政府物資，大概一個禮拜沒有新鮮蔬菜，光吃幹菜你想想，總是吃了兩頓以後就不想吃了，你說不擔心是不可能的。”
雖然“上海發布”宣傳口徑中屢屢提及針對老人和殘障人士的“應急特需保供機製”，但具體執行落在了本就疲於應付核酸檢測等日常防疫任務的基層官僚和誌願者身上，導致各區、各街道乃至各住宅區的情況都大相徑庭。當“團購”成為封控期間重要的采購來源時，“手機還玩不來”的老年人便隻能通過政府分發的基礎物資維生。譚昀昀在徐家匯街道做“團長”期間遇到了一戶陽性居家隔離的老夫婦，非常想吃紅棗糕：“那個老先生跟我說他老伴非常想吃甜品，你要知道，如果一個人沒有團購過，那意味著他沒有吃過任何甜的東西，因為政府、街道發的物資都是基本生活物資。一開始我們第一次團蛋糕，都被懷疑是非必要物資，都內心良心過不去了很久，因為讓誌願者幫你送蛋糕這種不是蔬菜、不是肉。那次以後我就覺得，我真的認為甜品是必要物資，絕對的，你看那對老夫婦，他們就是為了吃紅棗糕，他們吃了以後告訴我，多開心，吃了紅棗糕多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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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雖然在物資獲取上存在信息差，但整體狀況仍然優於身體殘障人士。一位視障按摩師向記者講述了同行的遭遇：上海封城期間身處浦東和徐匯疫情最嚴重地區的很多視障按摩師掉了不少體重，他們或是七、八人群租在小區、但與小區居民交往很少，或是住在非小區環境。按摩店老板平時包食宿，自己無需做飯，在封控時也就沒有食物儲備。政府物資要麽沒有、要麽被半盲的同事搶走，食物價格又高到五包泡麵500元。有群租在小區的視障人士，僅從居委、誌願者處得到一盆土豆和地瓜分食，最困難時七、八人每天僅靠一個地瓜維持基本的生存需求，有位97年的姑娘體重在封城期間從120斤降到100斤左右，說自己從未想過會挨餓，沒食物的那段日子經常哭。
浦東一處視障按摩店的周邊出現陽性後，雖店內沒有新冠確診者，但十多個員工爭取店內隔離無果、被要求轉移到方艙，轉移後又無人照料，沒有吃食，也斷飲用水四天，被迫上抖音求救但視頻都很快被刪。
從變黑的土豆“讀懂中國”
除了老年人口、殘障人士這些因身體條件在通常狀態下就較為邊緣的人群，非小區住民在上海全城封控中也遭受了嚴重的生活失常、食物短缺。他們通常自己不做飯，依靠外賣或外食解決吃飯問題，封城期間自由流通的市場被迫失靈後，如何通過或正規或違規的渠道重新接入市場、倒逼政府負責則成為“吃飯”與“挨餓”的分界線。
趙梨當時所住的黃浦區一酒店式公寓因為住戶少、無法湊滿商家起送標準，不僅沒有團購這一上海市民在封控期間最主要的物資渠道，政府物資也是“每天大家輪著給居委打電話折磨他們、控訴居委”求來的諸多“令人絕望的、難以描述的東西”，如居委在“控訴”下第一次發放的政府物資裏的土豆都發黴了，趙梨眼睜睜看著土豆在冰櫃裏進而變黑後，決定留下其中一隻開紫花的當作“上海封城的罪證之一”和“觀賞植物”養著，她說“每次看物資的時候，都會覺得在這裏讀懂中國。”
由於4月中下旬的政府物資質素惡劣、囤積的庫存也無法得到補充，趙梨隻能忍受饑餓、盡可能地節省，雖然吃食並非完全消耗幹淨了，但無法得到補給的精神折磨同未能吃飽的肉體折磨疊加在一起，構成了她對饑餓的感知。為了補充身體所需，她不得不翻找出家裏買咖啡送的糖：“我長期跳舞和健身，非常注意控糖。但我有段時間真的東西不夠吃了，我覺得那是非常難堪的、很難以回憶的一種難受的感覺。我朋友說你吃飯的時候吃然後加一口糖，耐餓，所以我真的那個時候在吃糖，而且這糖得省著吃，因為我一共才十幾包糖。”
所幸在饑餓之苦達到頂峰的時期趙梨加到了一個回族人的物資采購群，同公寓的外國人紛紛逃離中國後也留下了巨量物資，於是封城前從未自己動刀做過飯、甚至沒有筷子的她在鄰居的周濟下開始學習做飯。她向記者直言上海封城期間的物資匱乏不是因為糧食減產，就是“人為的控製、讓人挨餓。當人餓的時候、沒有力氣的時候，就比較好管理。像我，一個堅決不做核酸的人，他說：你現在餓得不行了對吧？現在你做核酸你可以出去買麵包，那我肯定做啊。那種挨餓的感覺是人可以做一切沒有尊嚴的事情，隻是為了要口飯吃。”
拿饑餓來控製人、要求做核酸的事的確發生在了去年春天的上海封城中。汪駱和那時住在鬆江區車墩鎮一處批發市場的生活區，大多住民都是外來務工者，“旁邊還有富士康和一些工業園區，有很多幹日結工的，還有送外賣的、跑貨拉拉的、跑滴滴的，或者做生意的也有很多在那裏住的。”租期上可以日租也可以月租，租住環境上有群租也有公寓房，大多沒有做飯條件。生活區從3月7日便先行開始了為期14天的封控，汪駱和按照鎮上的說法囤了14天物資，樓下的食店仍可以正常做外賣，也可以下樓到超市買東西，因而3月份飲食上並無大礙，囤積的物資也沒怎麽動。
到了浦西4月1日伊始的統一封控時期，樓下的店鋪“都不讓營業了，全部關閉了，當時居委也沒說買東西囤東西，也不知道。”
汪駱和仍有3月7日那一輪先行封控剩下來的物資勉強撐一撐，但周圍的年輕人很多“都說封個幾天就沒有囤東西”，隻能晚上從樓下超市的小門偷偷買點物資，但超市的存貨“一天就賣完了。”
租住在區內的不少年輕人都是希望來上海找份工作，結果一封控“估計工作也沒找到，錢也是花得差不多了”，於是有很多人聚集抗議，“有的小青年他爬到樓上、趴窗戶上一直站著。”迫於壓力，街鎮同意安排生活區內住民每日的餐食，但領餐和做核酸是綁定在一起的：“有的時候過個幾天做一次核酸，給你發個餐票，每天早晨有防疫人員在樓下等著到點以後吆喝一聲，早晨給你發一個包子、一個饅頭，再發一桶泡麵或者發一袋泡麵。到晚上五點多的時候，防疫人員再過來，再拿個喇叭吆喝一聲下來領盒飯了。給你的飯票上麵有日期，幫你領一次、劃一次日期。”雖然有政府發放的一日三餐，但汪駱和總還是吃不飽，解封後離開上海回山東老家時，他從哈囉出行上找的順風車，同車的“四個人沒有一個說上海好的，都是挨餓的，當時很多人吃不飽飯。”
受訪人裏經曆最為坎坷的是餘娜，她輾轉的隔離經曆長達4個月。2月從香港入境，在東莞完成14天集中隔離後，被老家拒收，於是飛至上海，本打算在上海的酒店完成剩下7天的居家隔離，但卻在第6天被確診新冠，被轉移到方艙住了13天，兜兜轉轉直到3月末才從黃碼酒店恢複自由身，尋到了黃碼酒店附近的一處願意接受確診康複者的快捷酒店住下後，轉眼又是浦西統一長達兩個月的封控。
餘娜說自己所處的快捷酒店是“三不管地帶”，封城前期沒有街道辦或居委會的管轄和幫助，主要是同酒店管理人員接洽，雖然也有活動範圍較大的好處，但在5月前從未收到過任何政府物資。酒店會包一頓早飯，但早飯從封控伊始的“又有蛋炒飯又有雞蛋又有菜又有粥”的豐盛，逐漸減少至楊浦5月靜默期間的“隻剩下一根油條和一碗米飯。”午飯和晚飯則需要另外解決。一開始酒店幫住戶聯係到了一位配餐阿姨，但餘娜懷疑是“黑心的關係戶”，因為餐費一漲再漲、食物質素卻逐漸從正常兩個菜跌落至“一點點飯，而且是那種很差勁的飯，全是胡鍋巴的飯上麵一點點番茄炒蛋加一點白菜絲。”不堪忍受現狀的餘娜在酒店群內提出更換供應方，酒店的回應是“有本事你們自己找”。
在嚐試美團團餐因不達起送標準失敗後，餘娜在餓了麽上找到了一個個體戶：“就住我們對麵社區，真的是良心商家，30塊錢一份兩葷兩素，吃得不錯。但是大概5月中上旬到下旬這段時間，楊浦區疫情突然爆發，每天都是幾百例，控江那邊瞞報導致其實數據都是假的，就靜默了。外賣小哥等人員都不能流動了，這個良心商家也被社區的人給舉報了，我們就吃了兩個星期泡麵。他跟我們說他也非常難過，知道我們在挨餓，但他再一次被舉報就要被吊銷營業執照。”
除了酒店內人員的食物極度短缺，餘娜提到靜默期期間酒店的前台有分享說附近醫院的一位保安沒有食物：“醫院也不管他，他太餓了，走了大概一點幾公裏到我們酒店去前台求吃的。我們酒店前台就把能找到所有的吃的都給他了，跟我們講：太可憐了，都找不到吃的。”
在團餐供應個體戶被舉報中斷服務後，餘娜向記者表示自己隻能早上吃酒店包餐大幅減量後的油條和米飯，中午吃泡麵，“晚上就不吃，可以節省一點。”這樣度過了兩周，回到老家時才發現暴瘦了12斤。
封城一年後：饑餓的餘震
上海全城封控伊始的一周年後，趙梨離開了上海在海島療養。汪駱和在江蘇一家公司工作，問及上海封城期間印象最深的事，他說：“就是沒吃飽飯的感覺，餓得慌，進入社會還從來沒有吃不飽飯；還有一個人在屋裏沒法出去的空虛、煩躁的感覺”，但總之“事情已經過去了。”
入職了上海一家國企的餘娜正在糾結要不要入黨，“我們國企入黨的人特別多，同一期進來的幾個校招生雖然都知道入黨在國企容易晉升，但我們都不樂意入黨。我也想逼著自己入黨，可我提筆就是寫不下去入黨申請書。”她繼續談到對中國未來的預期，覺得在一個越來越極權的國家裏，有“黨員”、“國企”這些身份的保護會更安全，因而還是會“逼著自己去寫一份申請書、去寫思想報告。”
入職後餘娜有主動問過幾個同事在上海封城中的狀態，有位基層員工和她訴苦，講自己那時被留在國企大樓值班，回不了家又日日加班，“但他不愁吃，他無法理解為什麽我在那段時間甚至挨餓了兩周，每天就吃一碗泡麵，瘦了12斤，他沒有辦法接受。”當問起她在國企的工作感受，她直言“體製內還是很舒服的”，隻覺得在體製內待久了很難去“體會外來務工者、因機緣巧合留在上海自費住酒店的人和睡橋洞的這些人的利益，他沒有痛過，他以為大家都跟他一樣有吃的。”
回訪她重提上海封城的經曆時，她一再表示自己心態很好、比較樂天，講著講著就開起玩笑來，說覺得“已經走出來了，反正一輩子很短，忍一忍一會兒就死了。”記者隨她一道笑起來，卻不知這笑是否合時宜，那感覺比悲傷快樂，但比快樂悲傷多了。她最後說：“大家可能覺得在封城期間所有人都受了一定的苦，所以就沒有人在意你究竟受了什麽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