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媒用魯迅小說人物寫報道，他們真的懂魯迅嗎？

在被世人遺忘許久之後，孔乙己這個魯迅筆下的形象突然又活過來了。

從表麵上看，他仍然是那個窮酸書生，讀過書但生活淒慘，但在央媒親自下場斥責他“下不來的高台”、“脫不下的長衫”之後，其內涵已經大變——誰都知道，這說的哪裏是孔乙己？分明就是當下進退兩難的大學畢業生，對孔乙己的鞭撻，無非是想說：“你們之所以陷入這樣困窘的處境，隻能怪你自己放不下身段。”

顯然，這回避了對結構性問題的批評，轉而譴責個體不夠努力、不能放低條件，其隱含的意味，一言以蔽之，“點背不能怨社會，命苦不能怪政府”，要怪隻能怪你自己。

談到這些，有朋友感慨：“小時候讓你千軍萬馬擠上獨木橋，恨不能一心隻讀聖賢書，長大了卻又要讓孔乙己脫下長衫。”當形勢大變時，似乎別的什麽都不用改，隻要你能屈能伸就行了，中國人還真是可塑性極強。

一如當下國內的很多現象，這既像是一種保守取向的回應，又像是一種後現代的態度：一切都是你自己造成的，你得為所有過錯負全責，壓力已經從外部轉移到了內部。借用法蘭克福學派學者Volkmar
Sigusch的話說，在那樣的處境下，人不能表現出無助，出現什麽問題，“超級現代人會認為是自己的錯，而不會去怪罪體製。”

然而，這原本應當有一個必要前提，那就是現代自我的成形——個體不僅能認識和感知到自身的獨立性和完整性，並且能自由、自主地行動，基於此，他們才應當為自己行為的後果負責。現在的問題是：你沒有得到這種權利，卻要為並非全然是自己造成的結構性困境負責。

如果說這聽起來抽象，那這麽說吧：當下大學畢業生之所以找不到工作，難道是因為他們清高愛麵子嗎？如果隻要拉下臉，擺地攤就能過上好日子，那現在的年輕人真不在乎。

別看現在社交媒體上許多博主紛紛曬出“脫下長衫後，孔乙己的生活有多快活”，但且不說這些靈活就業的收入不穩定（美國和日本早就證明，靈活就業導致年輕人的貧困率上升），真要做好，除了少數幸運兒，那絕對是開啟hard模式。把這樣艱難的轉型說成隻是“脫下長衫”那麽輕巧，這本身就是脫離實際的口吻。

回頭來說，魯迅當年為什麽要寫孔乙己這樣一個形象？僅僅是為了嘲諷讀書人放不下架子嗎？當然不是。

那一襲長衫，並不隻是無謂、無用的“臭架子”，也是孔乙己的尊嚴。鹹亨酒店裏有身份的“長衫客”可以坐下來慢慢品酒，平頭百姓（“短衣幫”）才站著喝，而孔乙己卻是“站著喝酒而穿長衫的唯一的人”。這點明了他的尷尬處境：他是一個有著“士”的身份，但卻不得不混跡於底層的人物。

人們之所以嘲笑孔乙己，並不隻是因為他的品行，而首先是這種身份上的格格不入。實際上，魯迅交代得很清楚：盡管總因這樣那樣的缺點飽受譏諷，但孔乙己“品行卻比別人都好，就是從不拖欠”。

看客們之所以取笑他，沒有說出來的一層意味是：“你自詡為知識分子，卻與我們為伍。”我媽也有過類似的經曆，當年下鄉，有一句話讓她久久不能釋懷：“什麽老三屆初中生，肚子裏有點墨水了又怎麽樣？還不是和我們一樣下地幹活。”

問題就在這裏：即便脫下長衫，也並不能讓孔乙己免於被譏諷，因為哪怕和我們幹一樣的活，你仍然融入不進去——“和我們一樣”證明你的落魄，當然值得奚落；但就算你真的想和我們一樣，人人都清楚“你還是和我們不一樣”。換句話說，“短衣幫”是一個孔乙己無法加入的俱樂部。

長衫並不隻是孔乙己的麵子，也是他的安身立命的“士格”，而在喪失這一自尊之後，他在那些看客們眼裏甚至連“人格”都得不到，一個酒店小夥計也都不尊重他，其生死無人在意，似乎他是一團空氣，沒有人把他當人看待。

乍看起來，魯迅是在批判孔乙己，但在我看來，他真正批判的其實是那些看客們——對於孔乙己的處境，沒有一個人能感同身受，隻有隔膜、冷淡、嘲諷，包括小說中的“我”。在此，他以一種冷峻而克製的筆觸，展現出一幅真實到可怕的散沙化社會景象：人與人之間缺乏聯結，人們對他人的生死全然無動於衷。

諸如孔乙己、祥林嫂、阿Q這樣的人物，千百年來在中國社會上一直都有，但從未有人寫過這一群像，直到魯迅將一束光投射到他們身上，他們的生活處境才第一次被“看見”了。魯迅之所以是魯迅，就在於他把國人長久以來視為理所當然的無意識存在，轉化成了令人震驚的反思對象。

這是魯迅作品中反複出現的主題。在著名的“幻燈片事件”後，魯迅就意識到，改造中國社會的首要前提，就是批判那些對同胞遭遇麻木不仁的“看客”，喚起人們的共情，因為這種共情才是產生聯結、促成行動的基礎。

1926年，在《紀念劉和珍君》一文中，他沉痛地說：

有限的幾個生命，在中國是不算什麽的，至多，不過供無惡意的閑人以飯後的談資，或者給有惡意的閑人做“流言”的種子。

對魯迅來說，這是一種莫大的悲哀：且不說尊嚴，人的存在本身都“不算什麽”了，錐心泣血的痛苦，對看客們而言不過是談資。錢理群在《遊戲國裏的看客》洞悉了魯迅何以對此耿耿於懷：

整個中國就是一個“大遊戲場，大劇場”，一切真實的思想與話語一旦落入其中，就都變成了供看客鑒賞的“表演”。魯迅在他的小說中反複描寫的“看客”現象，就是一種全民族的“演戲”與“看戲”。

這樣的全民表演，是一種極其可怕的消解力量：下層人民（祥林嫂、孔乙己們）真實的痛苦，有理想、有追求的改革者、精神界戰士（夏瑜們）真誠的努力與崇高的犧牲，都在“被看”的過程中，變成哈哈一笑。

阿Q

當然，魯迅所謀求的並不隻是讓這些小人物博取廉價的同情，至少他在對他們近乎悲憫的共情之下，對他們身上的弱點、缺陷也從不有所隱諱。這就是魯迅：他既呈現真實的國民性，但又並不因此而拒絕給予同情。他們都是人。

然而，近些年來，對魯迅筆下人物的理解卻帶上了一種迥然不同的意味，所謂“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原本是對阿Q這種人物既有共情又具批判的審視，但現在這句話的意思通常都側重在“可恨”上——“別看那人很可憐，其實必有可恨之處”，這就阻止了對他人的共情，倒是更接近於“受害者有罪論”了。

有朋友和我說，他最反感的一句話，就是“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因為他一位中學老師就經常把這句話掛在嘴邊，用以為自己拒絕同情他人辯護。這背後隱含著一種絕對化的道德觀：“隻有毫無可恨之處的人，才值得同情。”然而，且不說這樣的人未必存在，這也意味著對“同情”設定了極高的門檻，完全違背了魯迅的本意。

同樣的，祥林嫂原本是一個遭際悲慘的女性，周圍人對她隻有膚淺的關心而談不上有什麽深切的同情，但到現在，“祥林嫂”通常被用來挖苦那些囉嗦哀怨的人物，倒不如說更讓人敬而遠之。

至於《藥》裏的“人血饅頭”，本來是血淋淋地表現烈士的流血犧牲都無法觸動愚昧的國民，然而在這些年的輿論場上，這個詞常常倒是被用以阻止你深入探究。一有什麽慘烈的公共事件發生，如果你發聲關注，就可能被扣上這麽一頂帽子，仿佛隻有你沉默不語，讓這事就這麽過去，才算是對死者及其家人的尊重。

魯迅已遭到背叛。像這樣的種種誤讀，意味著人們和魯迅之間已產生了距離，一道深不見底的鴻溝橫亙其間。雖然魯迅的經典看似仍是鮮活的，但它已得到重新闡釋，以適應全新的社會需要。

從某種意義上說，魯迅作品已經獲得了“經”的地位，而任何一個社會的發展，也確實需要對經典的全新的闡釋來“適今”，並在現實的創造性實踐中深化理解。不過，這種與時俱進不應該是拿魯迅來為現實辯護，而應當是通過對魯迅的重新理解來開辟新的可能。

以中國思潮更新迭代的速度之快，不同世代的人有不同理解也不算意料之外，甚至究竟有沒有魯迅的“本意”也眾說紛紜，然而，如果當代對魯迅的解讀竟然走向了他曾經批判的那一麵，那這種誤讀，難道不是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