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李紅勃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4月7日，“豐縣生育八孩女子”事件相關案件在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宣判，虐待、非法拘禁小花梅的董誌民，和拐賣小花梅的時立忠、桑合妞、譚愛慶、霍永渠、霍福得等人，受到法律懲處。
這一牽動人心的社會事件，從一開始就陷入了輿論漩渦，成為極具社會效應的“影響性公共事件”。它不僅引發了公眾的持續關注，還引發了拐賣刑罰的學術爭論。判決通告之外，在“新華視點”記者的《後續情況六問》中，還提及了與此案件相關的小花梅子女的生活保障等問題，回應了部分網友的擔心與顧慮。
無論如何，當事人的未成年孩子是無辜的。他們不是悲劇的製造者，而是受害者；對於他們來說，被“裹挾”進公共熱點事件，被公眾圍觀和討論，是一種不幸和煎熬。
在類似事件的討論和處理過程中，這個問題不該被我們忽視。在公共討論中，他們應該被善意地“忽略”和“隔離”，並在事件處理中得到特殊的照顧和保護。
孩子可能麵臨什麽樣的困境？
在拐賣婦女、強迫婚姻等類似案件中，從涉案兒童的角度看，一旦案件成為影響性的公共事件，都可能給孩子成長帶來不良影響，甚至令其陷入困境。
首先，公共討論可能引發價值衝突。
對於社會和法治發展來說，熱點事件的出現提供了一個機會，使得我們可以發現問題，進行反思，推動製度或觀念革新。不過，當具體事件涉及到未成年人個體時，則有可能將其推進輿論的漩渦，從而對其私生活和正常成長帶來侵擾和傷害。
在涉及孩子的熱點事件中，有時存在著公眾利益和孩子利益的衝突。一方麵是公眾對於事件真相的知情權和表達自己觀點的言論自由，這些權利往往通過數量眾多、傳播能量大小不一的媒體來實現；另一方麵，則是涉事孩子免於被打擾和被關注、正常成長不受影響的權利。
當這兩種價值和利益發生衝突時，無論是人性的選擇，還是製度的設計，孩子成長的利益要優先於公眾知情和言論的利益。
因而，在公共熱點事件的討論中，都要注意把孩子“隱藏”和“隔離”起來。換句話說，公眾知情權和言論自由的實現，要把對孩子的不良影響降到最低作為前提，這是現代社會的基本共識。
其次，案件處理可能帶來倫理困境。
在拐賣婦女、強迫婚姻等相關案件中，違法犯罪的一方應當受到法律的製裁，這點毋庸置疑。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案件的處理也可能對涉案兒童的成長產生消極影響，並且引發倫理困境：對肇事父親的製裁，可能導致孩子無人照料；對被拐賣女性的解救，可能導致母子分離。
一方麵，是父親被監禁後孩子的照料問題。在不少精神和智力障礙女性被拐賣或強迫婚姻的案件中，婦女是無民事行為能力的精神或智力殘障者，如果父親因收買被拐賣婦女罪、非法拘禁罪而獲刑入獄，那麽，他們年幼的孩子誰來照護？這會成為一個現實的難題。
另一方麵，是婦女被解救後的親情悲劇。婦女的自由與尊嚴不可侵犯、不可被物化、不可被買賣，這是文明社會的絕對律令。拐賣婦女或強迫婚姻，不僅是人性之惡，還會讓被拐賣婦女陷入難以擺脫的倫理困境。在現實中，有多少女性是在被拐賣後，因為有了孩子而選擇妥協，又有多少人即使被解救回家鄉後，也要時刻承受著拋棄孩子的心理創傷。
因此，我們當然主張對買賣婦女這種人性之惡進行嚴懲；同時在懲治犯罪時，也要盡最大可能去消除惡的後果，把案件對孩子的影響和傷害降到最低。這既是為了無辜的孩子，也是為了悲傷的人母。
事件平息後，不能煙花散盡
“兒童在一切情形之下應在最先受保護與救濟之列”，“關於兒童的一切行動……均應以兒童的最大利益為一種首要考慮。”這兩個原則，分別在聯合國大會1959年《兒童權利宣言》和1989年《兒童權利公約》有明確規定。
根據“兒童最大利益原則”這一國際共識，在涉及孩子的公共熱點事件討論和處理中，該如何選擇和取舍呢？
第一，在事件討論中，媒體和公眾應清醒地意識到，應該樹立尊重和保護未成年人權利的意識，堅守比例原則。
民主製度和信息技術，給每個人參與公共事件討論提供了政治基礎和技術途徑，使得我們可以進入盧梭意義上的“通過討論形成公意”的時代。但公共討論絕非沒有禁忌，一旦涉及到孩子，則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就會對公共討論形成起碼的限製，也劃出了基本的紅線。
涉及未成年人的熱點事件的報道和討論中，媒體和公眾都應自覺尊重孩子的隱私權、生活不受侵擾權，要堅持用比例原則，厘清報道和討論的邊界；對涉案兒童的相關信息披露，一定要必要和適度，可以使用化名時，絕不出現真名；可以報道城市時，絕不出現街區；可以隻介紹基本事實時，絕不出現案件細節；等等。
第二，在事件處理中，行政和司法機關在辦理相關影響性案件時，要把保護孩子、避免其受到次生傷害等因素考慮進去。
從來沒有絕對獨立的執法和司法，尤其是影響性案件發生後，通過媒體引導和聚集起來的民意，多多少少都會對案件的處理、裁判產生影響；而在案件處理或判決之後，媒體的報道和關注還有可能再掀起新一輪討論。
因而，執法機關和司法機關在案件處理中，必然要考慮民意並予以回應，但在涉及孩子利益的問題上，則必須堅決貫徹“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則。
一方麵，在案件的調查、審理、文書公開等各個環節，對輿論關注有所保留，把涉及孩子的信息進行必要的刪減和技術處理。另一方麵，在案件實體問題處理中，比如在追究涉嫌違法犯罪的父親的法律責任的同時，把孩子未來的撫養、照顧等因素考慮進去，既讓有罪者受到製裁，又不至於讓孩子陷入困境，從而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
在事件平息後，不能煙花散盡，徒留個人命運的飄零。
對那些在熱點案件中受到影響的未成年人，要為他們提供有效的保障和幫扶。
國家需要懲治違法者，公眾需要了解真相；而對那些無辜的孩子來說，他們最需要的則是政府提供的社會保障，來自社區鄰裏的關懷，還有在地社會機構的心理輔導、教育支持和生活幫助。唯有建立起有效的支持係統，才會讓本已不幸的孩子感到安全和溫暖，不再擔憂與恐懼。
我們看到，在“新華視點”記者的《後續情況六問》中，小花梅長子董某港告訴記者，前幾年他們已經有了低保、醫保，政府也幫弟弟、妹妹辦理了困境兒童救助；弟妹都在上學和上幼兒園，村裏“愛心媽媽”經常到家裏來幫助洗衣、做飯；鎮裏村裏的幹部也常到家裏看望。
再洶湧的潮水，終究也會退去；再火爆的公共事件，遲早也會被大眾忘記。當媒體和公眾紛紛散去，那些孩子們還在原地，繼續自己的生活。
因而，涉及孩子的公共熱點事件，為避免公眾因過度“熱情”和“正義”而傷害到孩子，為避免他們有一天可能會痛恨大人的複雜世界。媒體、公眾和執法機關應謹記：不要給孩子生活帶來太多打擾，尤其是在父母的監護缺失時，他們需要的不是被憐憫和被討論，而是需要被尊重和被理解，以及觸手可及的關照與陪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