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政府不約而同呼籲 撤出中國，所有費用政府買單

當地時間4月10日，美國白宮首席經濟顧問庫德洛向全美呼籲：  

在中國的美國公司應考慮撤離中國，美國政府提供全部的“搬家”費用支持。

  同一天，日本同樣呼籲日本企業撤離中國。並宣布提供20億美元的資金用以支持日企搬回日本，2億美元支持日企搬離中國轉向東南亞等亞洲其他地區。
  此外，美國司法部周五要求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撤銷對中國電信美國分公司的運營授權，禁止其在美國的國際通信服務，因其涉及國家安全。
  這些事情的發生，最早的源頭應該追溯到2018年美國在全球挑起貿易衝突。從彼時起，全球化的軌跡就已經悄然生變。
  盡管中國一直通過各種努力在推動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但作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的美國，想法迥異。如今的美國，是逆全球化的主要倡導者也是最強大的推動力量。
  過去三十年，經濟全球化的迅猛發展，產業分工和供應鏈的國際協作，最根本的動力在於資本在全球範圍內追求：
  成本最優。  
中國作為人口紅利強大的生產國，憑借其強大的要素成本優勢（主要是勞動力），吸引了大量美國歐洲和日本的企業到中國建立工廠，進行製造生產。這種跨國合作的關係，要麽是外資直接在中國國內設立工廠，如富士康（背後是蘋果公司），要麽是外資企業直接與中國本土公司簽訂生產訂單合同。
  不同形式的合作都有，但本質上都是利用中國的人口紅利，提高產品的利潤率。而中國龐大的勞動力市場，也借此迅速變現。對應到宏觀上，是中國經濟總量的迅速增長，中國經濟的快速起飛，直到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然而，隨著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美國國內的經濟社會結構發生了深刻改變。核心的問題在於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擴大，製造業的空心化，中產階級收入增長乏力，民粹思潮開始泛起。特朗普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上台，其對應的是美國迫切希望改變這種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結構。
  在特朗普看來，收入分配結構後麵，對應的產業結構。美國製造業的大量“外包”，是美國中下層人民收入增長乏力的重要原因。因此，從競選開始，特朗普就以製造業回流作為其重要的施政綱領。
  全球範圍內挑起貿易衝突，尤其是與中國之間的關稅戰，是這些背景的自然結果。  
進入到這一階段，全球產業分工和跨國公司跨境的資本配置，就不再是一個成本考量的問題了。  
2018年以來，跨國公司在全球範圍內的生產和經營，不得不考慮關稅和經濟全球化的不確定前景。如何規避這些不確定性，已經成為國際分工必須考慮的因素。換句話說，成本考量不再是一切。這正是特朗普希望看到的。
  而2019年底爆發的新冠病毒疫情，又讓全球化蒙上了一層新的陰影。  
疫情的全球大流行，讓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直接意識到對中國的依賴有多嚴重。這才有了美國總統特朗普多次提到的，“美國不能再依賴任何國家，必須實現全方位的獨立”。這種獨立，自然也就包括了供應鏈的獨立和製造業的獨立。
  因此，可以想象，疫情後的時代，全球化的路徑將更進一步地遭到破壞。“逆全球化”的思潮，無論在西方國家的政府還是民間，都將比疫情前，更加明顯。
  以上就是中國最新一期政治局會議（4月8日）上，提出如下論斷的背後邏輯：  
做好較長時間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  
要注意這裏的關鍵措辭：  
1）較長時間。
  說明不是一個短期的權宜之計，是中長期的戰略規劃。  
2）外部環境變化。  
當然不止是疫情的境外流行和輸入，也不止外部經濟體經濟下滑造成的外需壓力。
  更包括由此帶來的全球經濟政治格局的深刻變化，核心就是“逆全球化”思潮的流行以及全球產業鏈分工的重塑。這將深刻改變中國經濟的長期運行軌跡。
  3）兩個“準備”。  
既要有思想準備，又要有工作準備，這說明戰略上戰術上都必須行動起來。外部的變化，是已經在發生的事實，而且這種變化還會持續很久，思想上要有清醒的認識。
  某種意義上，中國經濟的奇跡，是以經濟全球化為依托的。  
有經濟常識的都知道，全球的需求，對中國商品的消耗有多重要。雖然中國發展至今，外需對經濟的貢獻已經不如以往，但在技術領域，在就業方麵，全球化依然對中國至關重要。
  短期來看，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會直接影響中國經濟當下麵臨的增長壓力。中長期來看，逆全球化會對中國“自力更生”，“擴大內需”提出更高的要求。
  從金融市場的表現來說，逆全球化思潮的流行，必然會伴隨著中美貿易甚至其他層麵全麵博弈的升級，這對市場（尤其是中國股市）可不是什麽好消息。
  2018年的A股熊市，在人們的記憶中，並不遙遠。好在，當下全球都疲於應對新冠疫情的大流行，市場暫時還沒有關注到更長遠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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