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精英“去美潮”：美國不歡迎，他們去了哪裡？

2026年初，隨著美伊開戰，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NIST）悄然推行的對外國研究人員進行風險分級的政策又被翻出。根據那條新政，來自中國、俄羅斯、伊朗、北韓、古巴、委內瑞拉和敘利亞的科學研究人員被列為“高風險”，並將面臨部分敏感領域訪問權限終止和實驗室使用受限等諸多限制。

NIST的政策，只是在川普二度入主白宮的這一年多以來，這個長期仰賴全球學術精英的國家的科研界在這位反移民總統的治下所經歷的一次普通的震盪。從試圖限制美國大學留學生數量，到政府研究機構限制非美國籍研究人員的工作年限，一切都讓人不禁懷疑，已經悄悄發生的科學研究人員逃離美國的暗流，是否還會繼續加速？而對於號稱要維持自己科技優勢的美國，在這場人才外流中，還能維持二戰後建立的科技優勢嗎？

01“美國不歡迎你”，從留學生開始

美國擁有一群世界頂尖大學，其科學研究與教育實力，既來自聯邦政府長期穩定的投入，也源自於對全球人才的開放姿態。國際學生、訪問學者不僅構成美國科學研究產出的重要力量，也成為大學及其所在社區的重要經濟支撐。這種「人才虹吸」的良性循環，多年來一直是其他國家羨慕的對象。

但在2025年10月初，美國教育部突然給9所美國大學發出一份名為“高等教育學術卓越契約”的備忘錄，提出簽署契約的高校將獲得“很多好處”，包括在申請學生貸款、科研經費、國際學者簽證乃至稅務方面享受優待。

作為交換條件之一，大學必須對國際留學生做出限制：本科留學生佔比不能超過15%，單一國家留學生不能超過5%。招收的國際學生也應該支持“美國和西方價值觀”，學校需要“篩選那些對美國、其盟友或其價值觀表現出敵意的學生”。各大學還必須應國土安全部和國務院的要求，分享所有已知的國際學生信息，包括違紀處罰記錄。

麻省理工學院率先拒絕簽署契約後，川普政府不僅沒有撤回備忘錄，反而向所有美國大學發起簽署契約的邀請。

理論上，15%的大學留學生上限對絕大部分美國名校不會造成實質影響。因為，國際留學生更多是就讀研究生，有調查顯示排名前114的美國大學裡只有14所大學留學生比例超過15%。

但是，公然提出限制留學生人數，並且要求學校配合美國政府對留學生進行價值觀審查，驅逐所謂對美國價值觀有敵意的學生，無疑是宣示這屆美國政府不歡迎留學生、訪問學者。

留學生也收到了這個訊號，根據國際教育研究所2025年11月的統計，美國2025年秋季入學的留學生較24年同期下滑17%，創下除新冠大流行中斷國際交流外的記錄，背後是至少11億美元的經濟損失，2.3萬個工作崗位的消失。

02針對外國研究員的安全審查與限制

有別於獨立於美國政府的大學還能選擇反對，直屬美國政府的聯邦科研機構，一旦加入反移民大潮，對留學生、國際學者的衝擊更為直接。

包括NIH在內的政府科學研究單位在川普上台後已經有一系列限制國際合作交流的舉措，例如限制外國研究機構、科研人員獲得NIH經費資助等。但就在2月，《科學》報道美國一個聯邦科學研究機構對在美國的外籍研究人員也開始採取限制措施。

涉及的機構，如前文所述的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NIST）。儘管隸屬於美國商務部，NIST是標準的科研院所，以推動測量科學，建立測量、實驗標準聞名。

2025年11月，NIST更新科研安全規則，將外國研究人員進行風險分級，來自中國、俄羅斯、伊朗、北韓、古巴、委內瑞拉和敘利亞的科研人員被列為「高風險」。

而在1月底2月初，NIST突然根據新的科學研究安全規則推出針對國際科學研究人員限制政策：國際研究生和博士後研究員使用NIST實驗室將面臨兩年的期限，到期後可以申請續約一年。所有國際學術、博士後都將在今年受到實驗室使用權限的審查。 「高風險」國家的科學家將在3月31日前接受審查，如果他們在NIST工作超過3年，或從事量子技術或人工智慧等敏感，訪問權限將被終止。

「中度風險」國家的科學研究人員，審查截止日期為9月30日；而「低風險」國家－僅包括「五眼聯盟」和七國集團的科學研究人員，審查截止日期為12月31日。但他們仍受3年的工作時間限制。

包括政府員工與合約工、訪問學者在內，NIST總共有近7,000名科學研究人員，其中約500人為外國科學家，約一半是會直接被這項新政策衝擊的研究生或博士後研究員。

新的限制措施不僅將讓許多研究人員被迫離開，讓一些科學研究計畫中斷，也將形成對國際留學生的實質禁令。

NIST本身不招收研究生，但與17所美國著名大學的合作協議，讓這些學校的研究生使用NIST實驗室完成學業。可是美國博士研究生完成學業的時間很少短於5-6年，3年的時間限制，就是一種封鎖。

03經費削減，精準打擊年輕科學家

無論是要求大學減少留學生，或是在政府科研單位裡對外國研究生、博士後的限制，這些舉措不僅反映了川普政府的反移民底色，也將衝擊瞄向了事業根基最淺的年輕科研人員。

如今，在美國的年輕科學研究人員──無論是否是外籍，要面臨的打擊還不只這些。在過去一年，NIH與NSF，兩個全美最重要的科研資助單位都陷入混亂，取消撥款近8000項，超過1000名NIH員工被解僱。

1月，《科學》雜誌發布了一項統計，顯示去年美國聯邦科研體系流失超過1萬名擁有博士學位的STEM專業人才，佔24年底時美國政府內部博士人才的14%。包括NIH在內的14個機構中，博士離職人數是新聘人數的11倍。

當整個政府科研體系陷入前所未有的動盪時，受衝擊最大對前途也最困惑迷茫的無疑是年輕科學家們。 2月，英國《衛報》報道了這樣兩名美國年輕科學家的故事，其中一名是在NIH從事超級抗藥性細菌研究的博士後伊恩·摩根。

按正常的職業軌跡，33歲的摩根本應開始計畫建立自己的實驗室，成為獨立的科學家。但由於NIH持續凍結招聘，他的選擇變得十分有限，用他自己的話來說現在無論多優秀，也沒辦法申請在NIH建立自己的實驗室。在困境下，摩根決定加入NIH青年研究人員新成立的工會，反對川普政府對美國科學研究的攻擊。

但不是所有年輕科學家都願意等待美國的環境變好。另一位從事寨卡病毒研究的博士後艾瑪·貝·迪金森先前是NIH的研究生助研。找下一份工作時正好趕上特朗普大幅縮減科研經費。當發現自己的同學們申請美國職位都因經費不足被拒時，作為性少數群體的迪金森厭惡特朗普反對多元化、公平和包容，乾脆轉而申請歐洲的職位，最終入選巴塞羅那一家傳染病研究機構的著名項目。

在可預見的未來，迪金森認為自己的未來會在歐洲，“能夠在科研中做真實的自己，對我很重要，而這在當下的美國很難實現。”

04悄然逆轉的人才流動方向

迪金森這樣離開美國的年輕科研人員並非孤例，尤其是許多來自歐洲的年輕科學家，過去美國由於收入高、學術氛圍自由，被他們視為職業發展的首選地，可伴隨經費削減、移民政策變化，不少人決定返鄉。

對此，《時代》雜誌在2月作了深度報道，其中有一位法國生物學家加布里埃拉‧洛賓斯卡的故事。

她在2024年進入哈佛醫學院研究健康細胞如何轉變為病變細胞，但當洛賓斯卡抵達美國後不久，她的美國夢逐漸變成了噩夢，先是特朗普贏得總統大選，接著支付她以及其他成千上萬名研究人員薪水的NIH撥款被削減。之後，川普政府試圖撤銷哈佛大學為她這樣的外國科研人員提供簽證的資格。雖然經過訴訟，哈佛大學被法院允許繼續提供簽證擔保，但洛賓斯卡開始質疑留在美國的意義。

不久，她收到一家名為AITHYRA的奧地利生物醫學與人工智慧研究所的邀請。當她聽說奧地利科學院發起了一項名為APART-USA的博士後資助項目，專門針對打算離開美國的科研人員，她便申請了。

截止2025年9月，已有25名候選人入選APART-USA，而洛賓斯卡則是其中一員。

奧地利不是唯一想從美國挖牆腳的歐洲國家，歐盟撥款5億歐元用於「選擇歐洲」計劃，旨在吸引國際研究人員；德國馬克斯·普朗克學會啟動馬克斯·普朗克跨大西洋計劃，為有意離開美國的科研人員提供就業機會；法國政府也宣布撥款1億歐元招攬國際科學家。

對洛賓斯卡如今工作的奧地利來說，歷史讓它深切知道科研人才流動意味著什麼。時間倒回100年，維也納曾站在科學的最前沿，血型在那裡被發現，宇宙射線在那裡首次被識別。但兩次世界大戰摧毀了奧地利的科學研究，二戰後大量高素質人才移民美國，更讓科學中心徹底轉移到了大西洋的另一邊。

因此，在奧地利科學院院長海因茨·法斯曼看來，美國的不穩定局勢對科學界來說令人遺憾，但也為奧地利重振科學輝煌提供了契機，APART-USA這類項目，就是嘗試改變科學移民流向的佈局。

05離開美國，不只在科學研究圈

震盪並不只是在高校象牙塔或聯邦實驗室。移民服務公司Envoy Global的一項調查顯示超過一半的跨國公司在2025年因簽證延誤或拒簽，失去了在美國的外國員工。

這些人才流失的根源都是川普政府收緊包括H-1B工作簽證在內的各種合法移民路徑：2025財年獲批的約40萬份H-1B簽證申請中，絕大多數是續約而非新申請。伴隨而來的技術人才流失讓許多大型企業必須考慮在美國境外建立人才中心。

在與韓國簽署的關稅貿易協定中，讓川普引以為傲的是韓國承諾未來對美國投資3,500億美元。但在當下，在矽谷創業的韓國留學生和韓裔美國人正越來越多地將總部遷回韓國或在韓國建立生產基地。

更令人震驚的是，不僅是留學生在減少，年輕科學家選擇去歐洲、亞洲，跨國公司沒法聘請外籍員工，特朗普治下的2025年，以移民立國的美國，出現了遷出人口遠大於遷入的反向移民潮。根據公共政策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的計算，去年經歷了自1930年代大蕭條以來從未出現過的淨移民負增長，預計人口將因此減少約15萬。

而根據《華爾街日報》2月25日的深度調查，離開的不只移民，越來越多的美國公民選擇移民國外。

暴力犯罪、生活成本和動盪的政治局勢都是讓許多普通中產階級美國家庭選擇拖家帶口離開美國的因素。例如，56歲的邁克爾勒布朗是Adobe和派拉蒙的創意製片人，在他8歲兒子就讀的洛杉磯學校發生第二起槍擊案後，他帶著兩個孩子搬到了葡萄牙。半年後，他的妻子，一位學術顧問，找到了一份向新來的美國人推銷房產的工作——在葡萄牙，大約58%的外國購房者來自美國。

2008年經濟衰退期間，蓋洛普曾調查美國人有多少人想離開美國，當時的比例是十分之一。而在去年，這個比例上升到了五分之一。其中，40%的15至44歲美國女性希望盡可能永久移居海外。這超過了蓋洛普在2023年的調查裡，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女性中，希望移民的比例，37%。

似乎，即便是對一些美國公民來說，新的美國夢也成了不再生活在美國。

而當美國從虹吸全球人才轉變為反向輸出移民，美國還能維持二戰後建立的科技優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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