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注：原文刊載在matters平台
1989年發生學潮的時候，我還在上初中。頭年秋天，我們班來了一位新的語文老師，姓W，畢業於省城的一所著名大學，本科生，因為“不聽話”，被教委發配到我們那所全縣最偏僻的完中教書，而且是教初中。
那次發配對W老師似乎並沒有多大影響，至少在我們這幫孩子看來是這樣。在我們麵前，他總是像1980年代的很多“天之驕子”那樣，瀟灑，陽光，桀驁不馴，雖然長得並不帥，卻是很多同學崇拜的對象。
1989年春天，當全國各地尤其北京傳來學生上街的消息後，W老師有時也會在課堂上給我們講他經曆的學潮，其中一次是因為他們學校保衛處的人抓了一對談戀愛的大學生引起的。他的憤慨在我們班的同學們當中激起了共鳴，那是戀愛自由重新成為常識的時代。十幾歲的孩子，已經到了情竇初開的年齡，班上有幾個比較成熟的同學可能已經在偷偷戀愛了。
W老師也向我們分享了一些與那場學生運動有關的書，例如《河殤》，我記得自己就借來讀過，在周末回家的路上與幾個學妹一邊走一邊討論，激情澎湃。
但是我不記得六四遭到血腥鎮壓後給我們帶來的直接衝擊，也許因為我們忙於準備期末考試，也許北京等大城市發生的事情離我們那所偏僻的學校太遙遠，也許我記憶力衰退得太嚴重，忘掉了很多事情。
到了秋天的新學年，W老師終於爭取到去教高中生，讓我們班的同學大感失望。
那一年，我們班的學生少了一個人，一位S同學沒有來上學，聽說他因為感情的事情自殺了，具體細節我們卻不甚了了。
新學期的教材中多了一本“輔助教材”，是官方對六四運動的敘述，隻記得書中有一幅士兵靠在坦克還是軍車旁邊被燒死的照片，被共匪拿來當作”暴徒“施暴的證據。
不過我們學校對學生的管理似乎並沒有變得特別嚴格。我們的班主任和數學老師不太在課堂上談論學潮，他們更擔心的是我們正常的升學會不會受到影響，因為同樣經曆過學潮的他們知道政府一定會對學生秋後算賬。城門失火，說不定會殃及我們這些池子裏的小魚苗。
事後證明班主任的預見是部分正確的，參加過學潮的大學生即使沒進監獄，也會被分配到非常偏僻的地方。21世紀初，當我大學畢業已經好幾年後，我還遇到過一位被貶到大西北不毛之地的師兄，曆盡千辛萬苦才離開那個地方，談起共匪對六四的鎮壓，仍然心有餘悸。
不過，對我們這些小魚苗而言，六四帶來的直接影響並不明顯，除了那本輔助教材，似乎隻是政治課上那些沒有邏輯沒有事實也沒有知識性趣味性的洗腦教條更多了，什麽”四項基本原則“、防止西方“和平演變”之類，讓我這個不太善於死記硬背的學生感到有點頭疼。
但是有一件事我卻至今記得。1989的秋天，在我們喜愛的W老師改教高中後，他成功地率領他們班的學生，在學校裏搞了一次小規模的學潮。起因很簡單，學校食堂把早餐的稀飯燒糊了，他去找食堂負責人理論，人家不理他，然後他就帶學生去抗議。
這次小規模學潮的影響立竿見影，第二天，全校的老師和學生都吃到了米粒多份量又足的稀飯，暫時告別了以前稀得能照出人影的米湯式稀飯。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僅有的一次搭抗議者的”便車“。它證明，就算在一個隻是部分受民眾監督的團體中，一定限度的民主都可以真真切切地改善普通人的生活——哪怕隻是在極微小的方麵。
我不知道W老師有沒有因此而受到學校或教委的進一步處罰，貌似沒有。幾十年後，我偶爾會到網上搜索W老師的名字，卻隻搜到幾個同名同姓的人。希望W老師一切安好，並且保持了他桀驁不馴的個性。
那一年我們也換了一位年輕的新校長，他的夫人是我們的英語老師。也許新校長更開明一些，不想把事情鬧大，反正最後W老師成了大家心目中的英雄。
如果當時是老校長，估計W老師的日子不會好過。以前的校長是教體育的，夫人教我們政治課，印象中他們兩口子成天拉著一張馬臉，凶巴巴的。
有的時候，隻有年輕一代的掌權後，才有可能改變舊的時代舊的傳統。就目前而言，隻要習瘟豬還在台上，我看不到這個國家的未來有改善的可能。等待我們的也許是大蕭條，以及更糟糕的，戰爭。
至於說到“民主是否適合中國”，我想說的是，漢人的確缺乏民主傳統，但既然同屬中文圈的台灣能把民主搞得有聲有色，那麽，隻要我們肯去做，民主未必就會在這片國土失敗。當然，由於之前漫長的專製統治曆史，可以想見，實踐和實現民主的過程必定充滿曲折甚至yidcd動蕩，但隨著一代又一代人逐漸遠離共匪的專製洗腦，民主必定會被越來越多的人接受。
隻有在一種情況下，民主才是不適合中國的，那就是拒絕實踐民主。
華夏新聞|時事與歷史：談六四：民主不能當飯吃？關於89年的一點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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