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專題報道：“假審判”後的再關押與強迫勞動

根據受訪者向德國之聲表示，被迫認罪後，他們會被安排出席“假審判”，之後被判刑入獄繼續關押。這種過程可能來來回回數次。除了強迫勞動，受訪者更提到被消失的神職人員或是被強奸的婦女。這些恐怖故事若為真，許多維族人恐活在身心受創的人間煉獄。

受訪者向德國之聲表示，當他們被迫從犯罪列表中選定罪名後的幾天，“再教育營”管理人員會將他們一個一個叫去出席一場假的審判。一名女性受訪者告訴德國之聲，她因為在審判過程中太害怕，導致她暈倒被送回房間。

她說：“我因出國旅遊被判刑兩年，而我當下開始覺得十分悲傷。但與其他人相比，我的刑期已經算輕的了。有些人被判刑6年，甚至10年。”她說通常會被判很長年限刑期的，都是從事宗教活動而被關押的人。

她說：“我當時心想，兩年後我可能就死了。”她說其他被判更長刑期的維吾爾人都開始啜泣與開器。她說：“我替他們感到不舍。”盡管她的刑期比其他人短，但她仍失去所有的希望。

雖然她自己未親身經曆“假審判”，但其他有這個經曆的維吾爾人與她分享了相關細節。她說：“審判現場沒有律師或被告，而‘法庭’會一次審判５到６個人。當‘法庭’宣判後，這些人必須坦承犯下違反行為。他們得說：‘我發誓我不會重蹈覆徹。’”

而每個“再教育營”的審判過程也都會有些許不同。在其中一個“再教育營”，被關押的維吾爾人的親人必須在現場，並替他們簽署相關文件。另一個“再教育營”則是一次審判一個維吾爾人，並強迫被判刑的維吾爾人簽署文件，文件內容會細數他的刑期。

其中一個被關押的男子曾經是從中國出口蔬菜到哈薩克斯坦的商人。他告訴德國之聲，被判刑的經驗讓他嚇得多日無法入睡。他相信新疆政府想運用刑期來找藉口證明這些被關押的維吾爾人都是犯人。

4名受訪的維吾爾人都強調他們沒有犯下任何罪行，其中一名男子說他每次想起這段經曆，仍非常生氣。

他告訴德國之聲：“我從沒犯過任何錯，但我仍被關進“再教育營”。”他們稱在三個不同的“再教育營”都目睹“假審判”的情況，而德國之聲也藉由衛星影像與公開資訊來確認了這些“再教育營”的地點。

雖然德國之聲無法確切證實這些“假審判”的狀況有多普遍，但是由於大部分“再教育營”都是由政府管控，所以“假審判”的狀況很可能遍布新疆各地的“再教育營”。德國之聲試圖聯係中國駐德大使館與中國外交部，但雙方都並未回應德國之聲的提問。

“審判”毫無程序正義

數名新疆專家向德國之聲表示，他們認為“再教育營”內有很大的機率會出現“假審判”的情況。

專注研究中國維吾爾政策的英國諾丁漢大學專家圖姆　(Rian Thum)
告訴德國之聲：“這樣的做法與過去幾年中國政府打壓維吾爾人的情況相似，因為‘假審判’讓維吾爾人完全沒有機會替自己辯護，也可以讓政府官員主導一切程序。如果這樣的情況真的發生於“再教育營”內，那麽這顯示新疆當地官員必須要替“再教育營”中的維吾爾人找到罪名來合理化他們為何被關押。”

此外，德國之聲也訪問了數名家人被關於“再教育營”內的維吾爾人，他們都說自己的家人被新疆政府從“再教育營”轉至監獄。

特定案例中，有些維吾爾人會於“再教育營”跟監獄間被多次轉送。一名定居德國的維吾爾人告訴德國之聲，她的親戚被判刑兩次，而在被判刑後，他們往往會先被送去監獄，再轉回“再教育營”。她說：“當地政府似乎把轉送受關押的維吾爾人當作是一種遊戲。”

很多海外的維吾爾人都不清楚自己的家人是否於“再教育營”中被判刑，因為任何在新疆的維吾爾人如果試圖與海外的家人聯係，都可能因此被關進“再教育營”。所以，海外的維吾爾人隻能透過好幾個月的通話過程以及他們所能掌握到的有限資訊來推斷家人的情況。

這些供詞與另外四名從“再教育營”逃離的維吾爾人的說詞相符，顯示“假審判”已成為新疆政府用來“清空”多個“再教育營”的策略之一，而不少維吾爾人都透過這種方式被政府從“再教育營”轉往監獄。

德國之聲得到的數據顯示，自2017年起，新疆當地的監獄關押人數丶逮補與起訴的數量都大幅上升。一些維吾爾人從監獄被釋放後會被轉至強迫勞動，或是繼續留於“再教育營”內。

消失的維吾爾人

澳大利亞政略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員魯瑟 (Nathan Ruser)
向德國之聲表示，“再教育營”分成３個等級：低度安全戒備丶中等安全戒備與高等安全戒備。被關押在低度安全戒備“再教育營”的維吾爾人大多會在受過職業訓練後，被送回社會中。在中等安全戒備的“再教育營”中，大多數維吾爾人會被關上3至5年。在高等安全戒備的“再教育營”中，大部分維吾爾人會被關上很長一段時間，而魯瑟表示，新疆政府基本上不打算釋放這些高等戒備“再教育營”中的維吾爾人。

魯瑟還指出，大部分低度安全戒備的“再教育營”自2018年底，便開始移除許多監控設施，而他認為，新疆政府這麽做是為了讓關在那些“再教育營”中的維吾爾人更快的能融入新疆的勞動人口。許多維吾爾人會被迫在鄰近或是新疆以外地區的工廠工作。

此外，魯瑟也觀察到高等安全戒備的“再教育營”仍持續運作，而且不少這個等級的“再教育營”自2018年起還擴大規模，顯示大部分被關在這類“再教育營”中的維吾爾人都未獲釋放。

德國之聲無法單方麵證實維吾爾人在受過“假審判”後，是真的被送往監獄，或是被送往高等安全戒備的“再教育營”。其中一名受訪者表示：“有些人受審完後就消失了，而我們都不能問他們被送往哪裏。”

盡管如此，可確認的是絕大多數維吾爾人在受審後，都會消失。有些人在晚上被以銬上手銬與蒙著眼睛的方式帶走，其他人則是被帶離“教室”後便再也沒有現身。

然而，４名受訪者都表示，過往曾擔任非官方認可神職人員角色的維吾爾人，通常會被判刑10年以上，而這些人往往都一定會在被判刑後消失。研究人員也指出，被政府認定為過於宗教虔誠的維吾爾人比其他人更可能被送往監獄，因為他們會被視為“無法受轉化”。

其他維吾爾人則是被送往集中勞動營。一名受訪者向德國之聲表示，她曾在一個手套工廠工作過，而研究員表示大多數的工廠都是由新疆政府資助在個村落建造的，一些工廠專門替國外公司的供應鏈生產物品。

身心受創的經曆

然而，也會有些維吾爾人被當局從“再教育營”轉入軟禁在家，但他們的一舉一動都受到嚴密監控，他們的人身自由也受到許多限製。

一名受訪者說：“被軟禁在家的維吾爾人無法自由移動，我們也不能與任何人交談，甚至不能去拜訪親戚。我們隻能待在家與去村中的政府辦公室。”

他與他的妻子曾數度被迫在數百人麵前，承認自己的“罪行”，而他也被迫要稱讚共產黨，並感謝政府給他一個機會接受教育，藉此來改變他的生活方式。然而，他說他於“再教育營”內沒學到任何東西。

另一名受訪者則說，她被送回家軟禁後，每周都得招待不同的共產黨黨員。她必須替在她家過夜的客人煮飯，並款待他們。她對於時常要招待不認識的男女感到非常不舒服。此外，她每早都要去參加升旗典禮，然後還要無止盡的上政治思想課與中文課。她說：“這樣的生活真的很累人，我無時無刻都覺得很累。”

最終，德國之聲訪問的4名維吾爾人都因為有家人在哈薩克斯坦，或是擁有哈薩克斯坦永久居留權或國籍，而被準許離開中國。但“再教育營”中的經驗，對他們造成巨大的身心靈創傷。所有受訪者都有明顯的創傷後壓力症，症狀包含失憶與失眠。

當他們在受訪中回憶“再教育營”的經曆時，他們的情緒會在憤怒與哀傷間徘徊。一名女性受訪者告訴德國之聲，有好幾個月，她每晚會被迫要去一個小房間陪同其他女性去洗澡。雖然她害怕與這些女性交談，但她說很明顯的，這些女性都被“再教育營”的守衛給強奸了。此前，其他維吾爾倡議者也提出相似的指控。

另一名女性受訪者則說，她曾在被拷問時，遭訊問人員重擊腹部，導致她現在無法生育。她說：“我丈夫說我變成另一個人了。”此前，她曾熱愛社交與參加派對，但現在，她開始討厭人群。另一名男性受訪者也表達類似的空虛感。他說：“我對親戚或孩子都沒有任何的感情，我以前曾深愛我的孩子，但現在我感受不到任何東西。我已失去生存下去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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