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六四後楊軍（左一）和李雋（左三）組織悉尼的中國留學生舉行示威抗議活動。
31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89年6月9日，澳大利亞時任工黨總理霍克在國會大廈發表了至今仍讓很多人難以忘懷的演講。
他對6月4日淩晨在中國北京天安門發生的屠殺行動表示震驚和憤慨。
中國留學生李雋當時在澳大利亞，這位學運領袖回憶說，她在電視機前觀看霍克總理的演講，曆史似乎定格在霍克涕淚交加的那一刻。
“他跟我們追求民主、自由的人站在了一起。而且給我們在這些在澳洲的學生一種保護，給予我們臨時簽證。當時我是非常、非常感謝他的。”
據霍克回憶錄記載，當時這個給予2.7萬在澳中國留學生延長臨時簽證並提供人道保護的決定出自霍克本人，此前他並沒有和內閣就此事展開討論，而後很多政府官員出來反對，認為這不可行，風險太大。
另一位1989年在悉尼的留學生學運領袖之一楊軍在接受ABC中文采訪時說：“我們這一代人永遠也不要忘記澳大利亞政府和澳大利亞善良的人民給我們的幫助”。
“這是我們發自內心的[感謝]。我們是永遠懷著一顆感恩的心，去感謝澳洲政府和澳大利亞人民。”
收到三顆子彈
澳大利亞的六四學運領袖楊軍與時任工黨總理霍克在一起。
楊軍和李雋對那段人生中最悲傷而又難忘的日子保持緘默多年。
楊軍曾經在1976年參加“四五”天安門反四人幫運動。他說從1989年四、五月間的學生和市民遊行開始，他就到當時中國留學生聚集的各大語言學校組織人們聲援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
“我是1989年3月抵達澳大利亞的。我當時其實也沒有任何組織，我就是到各個學校去做講演，希望留學生走上街頭，能夠支持北京的學生，支持他們的那種請願活動。一直到‘六四’屠殺，我就不由自主地被推到上了所謂的學生領袖的位置。其實我就憑著一腔熱血。”
“六四”大屠殺發生後，楊軍說他在示威活動上喊出了“打倒中國共產黨”口號。
楊軍告訴ABC中文，不久之後，他收到了三顆子彈及一封信。信中寫到“楊軍，小心你的狗頭！”。
“我多次在[當年的]集會上說，我是在明處，你們是在暗處。我今天站出來敢反對共產黨，你們這樣一個強大的政府，我就已將生死置之度外了。你們夠膽就向我開槍，用不著給我寄子彈。”
李雋於1989年2月抵達澳大利亞，原本隻是想開闊一下自己的視野。沒想到“六四”卻讓她成為當年的澳大利亞學運領袖之一。
至今李雋還清晰記得她被告知解放軍開槍的那一刻。
“我的一個外國朋友，他是在淩晨的時候給我打的電話。他帶著哭腔告訴我說軍人開槍了。我一聽到這個，腦子一懵，馬上眼淚就不由自主地落了下來。”
當年四、五月間看到學生和市民上街遊行，在廣場上絕食，跪在人民大會堂前呼籲與中國領導人對話，李雋和其他很多人一樣希望看到一些開明的中共領導人能進行政治改革，給人民一定的權利。
她說她之所以走到台前是因為“六四”後到中國駐悉尼領館前遊行時，沒有人願意站出來，於是她站了出來。
“在這樣一個震驚世界的事件麵前，等了很長時間，沒有一個人出來說一句話。後來我自己覺得實在是忍不下去了，我就跳出來了，我就領導了那天的活動。我出來以後，也有很多人跟著就出來了，喊口號的，臨時組織一些活動，還有捐款呀。”
當時就成立了中國學生聯合會。從此，李雋也走上了海外民運之路。
她說為了民運，她做出了不小的個人犧牲。
1989年離開中國時，孩子隻有五歲半。
“我再次見到他都12歲了。這六年多的時間裏，中共就是不給他發護照，不讓他出國。”
“孩子很小，他是不知道的，但是對我來講，這個損失是非常大的。我錯過了他最關鍵的成長期，而且帶來了很多的問題。母子之間的感情，還有他在國內的一些遭遇，這是一生的痛。”
吃了“六四”人血饅頭
在堅持數年之後，李雋和楊軍都離開了海外民運，這裏麵有無奈，也有感到遭到背叛。
他們告訴ABC中文，海外民運隊伍中也存在著不民主、隻顧一己私利的機會主義者。矛盾和糾紛讓民運組織不再是他們想象中的團體。
李雋開始經商，楊軍開始教音樂。
楊軍說：“‘六四’，那麽多市民，那麽多學生犧牲了，我們海外的這些人我們什麽都沒做。我們無非就是喊了幾句口號，我們做了我們良心上應該做的一點事，但是最後得利益的就是我們這些人。我們四萬多中國留學生全部都留在了澳洲。”
他覺得他們這批得益者是“吃了‘六四’人血饅頭的”。
“中國有句話叫做忘記曆史就是背叛，”楊軍說。
李雋認為，當年的中國留學生選擇留下來，是在用腳投票。
“他們為什麽想留在澳大利亞，而不想回到中國。那是因為他們認為澳大利亞比中國好。澳大利亞除了經濟富足之外，它還有平等、自由和民主，”她說。
現在“六四”已經過去31年了，新的兩代人都出生了。
“這對很多人來說已經很遙遠了，而且很多年輕人完全不知道‘六四’是什麽日子，發生了什麽，”李雋說。
“六四”後代
1999年在悉尼出生的王天地一直不知道他與“六四”會有什麽聯係。直到兩年前。
目前就讀於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曆史專業大學本科第四年榮譽學位的王天地在兩年多前偶然聽母親提及“六四”以及與父親參與“六四”悼念活動，自此王天地逐漸更多地了解“六四”與澳大利亞華裔移民的曆史。
王天地的父親參加六四一周年活動的一幕曾被主流媒體捕捉到。
在接受ABC中文采訪時，王天地說他的父親Andrew和很多那個年代的中國留學生一樣，在1988年從上海抵達澳大利亞學習語言。
“我後來聽說我父親悼念‘六四’天安門大屠殺一周年的一張照片刊登在西澳的報紙上。後來我在澳大利亞國立圖書館找到了這張照片。”
正是這張照片讓他決定將今年的研究論文題目定位“六四”對澳大利亞移民政策的影響之上。他計劃對這所謂的“四十千”中國留學生及第二代進行采訪，以了解這兩代人對“六四”事件的記憶。
王天地說從他個人的角度來看，他的同齡同學中有不少澳大利亞華裔第二代，他們對“六四”知之甚少。就連他本人都是因為母親閑聊時才聽說他父親也曾親曆了澳大利亞學運及悼念“六四”的活動。
他說雖然霍克總理在允許中國留學生留在澳大利亞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當時內閣同意給予六四前後抵達澳大利亞的中國留學生四年臨時居留及基廷政府決定給予中國留學生永居都顯示澳大利亞政府和人民的善良與同情心。
他說這不僅僅是一個人的決定，而是一個國家做出的人道主義決定。
“如果不是這個決定，我可能也不會出生。除了我在學術上的興趣之外，我與‘六四’還有著千絲萬縷的個人聯係。這讓我對‘六四’的認知和研究有著重要的象征意義。”
華夏新聞|時事與歷史：我們是“吃了‘六四’人血饅頭”:學運領袖憶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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