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22日星期三美東時間5:01，《紐約時報》評論版發表饒毅評論文章：新冠去世的叔叔和肺科醫生的父親。
新冠去世的叔叔和肺科醫生的父親
中文的8因其音似 “發” 而被視為幸運的數字、444似 “死” 為壞數字, 520 似 “我愛你”。
向來討厭迷信的我，非常難過地於5月20日下午4:44分收到微信：紐約皇後區的叔叔厚華 （Eric） 逝於新冠病毒，他74歲。
厚華是藥劑師，很可能從取藥的病人傳來。三月感染後，他病了兩個多月，曾用呼吸機，但最後十天被認為不可治愈後，呼吸機用於救助其他病人。
我家與醫藥關係不淺，我自己現在北京任職有19個附屬醫院的醫科大學。我學醫是因為我有肺科醫生的父親。父親學醫是因為他13歲時，他的母親因簡單的感染而去世。父親沒有預料到，比自己年輕15歲的弟弟逝於自己專科的疾病
（呼吸係統疾病） 。
父親和厚華第一次分開是1947年。父親那年17歲，留在江西南昌繼續學業，兩歲的厚華、其他弟弟和一個姐姐與其父母從上海渡台灣。二戰後，台灣在被日占據50年後回歸祖國，有較多工作機會。
全家未能預見1949年之後台灣和大陸將長期分離。
父親在南昌完成醫學教育、其後還在上海隨最好的肺科醫生獲得研究生教育。但1960年代的文革使他下放到縣城、最後到僅他一個醫生的村莊。1972年，父親到南昌一個主要醫院工作。
1970年代中期，祖父經由斐濟用一個信封含了兩封信寄到父親以前工作過的一個醫院，外麵那封信寫：
敬啟者：犬子饒緯華曾在貴院工作，後去農村，能否轉此信給他。
裏麵那封是祖父致父親的信。居然真轉到了我父親。那時我已十幾歲，現在還記得祖父的用詞和父親讀信時淚流滿麵的情形。
很快，厚華成為他們之間的主要信使。
厚華是我家第一位美國公民，他於1970年代後期到舊金山，被美國的發達所吸引，與他成長的台灣有天壤之別。
1982年，分離35年後的厚華與我父親兄弟倆重逢。父親在舊金山加州大學 （UCSF） 醫學院心血管研究所進修一年，跟Norman
Staub博士做肺水腫的動物實驗，後在舊金山總醫院隨呼吸病和重症醫學的權威John Murray博士見習臨床和ICU數月。
1980年代初期，中國和美國的差別巨大。父親一直非常感謝UCSF給他的培訓、美國人民對他的善良和慷慨。回南昌後，父親建立了全省第一個、全國較早的ICU之一。他還建立了分子醫學研究所，是中國最早的之一、如果不是第一的話。
1985年，我跟隨父親和叔叔們 （那時叔叔Tim/興華也移民加州） 的腳步，到UCSF念研究生。幾年後我弟弟也赴美留學。
1990年代，蘇聯模式坍塌，美國似乎是唯一留存的模式。在美國留學後計劃長期在美國生活和工作，所以我申請了美國公民，於2000年獲得。子女在美國出生。
但發生了9/11事件，美國出現了邪惡的軸線：Dick Chenney （副總統） -Paul Wolfowitz （國防次長
）-David Addington （副總統法律顧問） -John Yoo （司法部律師/“虐待備忘”作者）
。這些人為了自己的目的可以任意作為，將他們的法律 （其實是不合適的法律、不符合法治）
強加於伊拉克、Guantánamo灣基地和其他地方。太多美國人也並不反對。那一時期對我來說證明美國不是很多人以前認為的民主燈塔。
在芝加哥時我開始探討如何放棄美國國籍，2007年回中國之後再繼續，到2011年完成。這一決定為其後的事件所驗證是對的，川普當選總統和川普主義是9/11開始的變化之自然擴展。
厚華從未返中國大陸。
至2005年他於75歲退休前，父親治療了很多呼吸病和ICU的病人。SARS在父親退休前的2002-2003年發生，他預計SARS或類似的病毒還會發生。我和父親還在爭論此次新冠病毒算不算證明了其預計。
新冠病毒流行後，父親經常給我寄如何治療新冠肺炎的建議，讓我轉給其他醫生，包括此次協調早些時候流行中心武漢抗疫的醫學領袖。
我們家在武漢有12位親戚、大部分是母親家的，紐約有6位親戚、大部分是父親家的。在武漢的親戚皆安然無恙，而紐約的厚華去世——去世於當今世界軍事上最強大、經濟上最富裕、醫學上最先進的國家。
美國有兩個月甚至更多時間可以汲取中國的新冠病毒流行經驗，本可以做更多努力降低感染率和病死率。父親很難接受弟弟去世的部分原因是認為自己就可以救助弟弟——厚華如果在中國也許就被治愈了。
當新冠在美國和一些國家繼續凶猛地流行、在中國偶有小發，美國和中國並不在合作，而在競爭尋找疫苗和其他治療方式。
在他一生大部分時間，父親的家庭被政治人物的決定而分離。很長時間，美國是更好的生活之地——如果有幸可以選擇的話。
現在，父親和叔叔再度分離。這次的結果不能說美國好。
作者饒毅為中國北京首都醫科大學校長、北京大學講席教授、北京腦科學中心主任。
注：中文與英文有些許不同。
1）祖父給父親的信，英文刪除了，我在中文保留。
2）舊金山總醫院後因Priscilla
Chan-Zuckerberg做過實習醫生、並捐款後改稱“Zuckerberg舊金山總醫院和創傷中心”。
3）今年三月，退休多年的Murray博士在巴黎逝於新冠病毒。
4）關塔那摩灣的法律問題對我個人影響較大，美國占領的古巴領土，美國在小布什時期決定美國和古巴的法律都不適用於關塔那摩灣，這是明顯的強權，違反基本國際法和人類基本原則。奧巴馬競選時期號稱要關、上任後沒有關閉，持續至今。
起伏的曲線，都是感染新冠肺炎的人們
英文鏈接：
https://www.nytimes.com/2020/07/22/opinion/coronavirus-china-us.html
華夏新聞|時事與歷史：饒毅《紐約時報》評論：新冠期間中美兩兄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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