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反右運動，已經過去快六十年了，但對此段歷史的研究，還沒有與其影響相匹配的著述出現。像朱正《1957年的夏季》與丁抒《陽謀》算是比較有意思的著作，但其間的研究與判斷，都還有一些可商之處。而宋永毅主編的《中國反右運動資料庫》內容相當豐富龐雜，但也不乏漏收。與此同時，武宜三主編的《1957受難者姓名大辭典》，有不少發現，但尚未完全出籠。反右運動固然是一次全國性的政治運動，但我認為不管怎樣，各省的情況或有差異，應該就此做比較細緻的個案研究。
近讀當代貴州簡史編委會編，貴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出版的《當代貴州大事記》（1949—1995），覺得可以用其間的史料，來研究一下反右運動的運作機制及其後續影響，以便做一個切片式的個案研究。這樣的研究，可以了解官方的說法，以及他們公布的右派數字。不管他們的說法是否有掩蓋，是否準確，至少要將其公布與研究出來，讓更多的人知曉與印證。而各省都有像《當代貴州大事記》一類的官方書籍出籠，加上各縣縣誌（以及校史）所載的右派數字，應該能從中得到相對完整的數字，從而比較他們所說的五十五萬右派的數字是否真是事實。
再者，運動存在地域與時間差異，很多人以為小事，其實要把運動研究得細緻，切不可不注意及此。因為時間差可以研究出文件的傳輸與傳達速度，可以窺看運轉效率。地域差異，可以從中看出各地領導者的一些個體差異，在大一統的中央文件面前有何不同的表現，雖然他們的差異可能不容易發現，但並非毫無研究價值。
同時，既是運動，也得研究其餘波，以及是何時衰減的及其過程。這對研究通過運動群眾來管控民眾的“社會動力學”，包括社會心理在內的政治心理學是有相當益處的。
整風與反右的一體兩面
無論有多少爭論，在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為什麼？》的社論后，就不能稱之為“整風”，而是真正的反右運動的開始。
整風運動於1956年11月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提出，並準備在1957年開展實施的一次政治運動。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做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並於5月1日的《人民日報》刊發了此文件。5月3日與5月6日，貴州省委分別兩次進行常委擴大會議，作出在全省整風的決定，成立省委第一書記周林為首的整風領導小組。並確立5月4日從省級機關和貴陽市機關開始，地、縣兩級插秧后次之，最後於1957年冬至1958年春區、鄉三級分層整風的計劃（P139—140）。
整風與反右的關係，應該有遞進承接關係。官方承認，整風說的是如何在黨組織內進行一次普遍和深入“三反”整風運動——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以利提高馬克思主義思想及改進工作作風，適應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按理說，整風完全是黨內組織及一些人員重新洗牌的自潔兼造神動作，但後來毛澤東將其擴大到民主黨派及其他知識各界，就由黨內整風，向黨外整肅知識分子、民主黨派中不滿共產黨的言論轉變。後來乾脆由黨內整風變為全民整風，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名稱貫穿其後期整風，是其顯著特徵（沈志華《毛澤東的憂慮1957年整風運動是如何開始的？》）。
1957年5月8日貴州省委發出《關於貫徹中央整風運動指示的辦法》，10日，省委整風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召開，“確定各級機關、團體、企業、學校的整風運動，由省委各部直接領導，各地、州、市、縣委都要成立以第一書記為首的整風領導小組”，17日省委把整風從10號的科以上幹部擴大到黨員幹部，要求黨員幹部“鑽研文件”，“歡迎批評”。這個運動持續了多久呢？“1958年6月中旬以後，各級黨組織分別對縣級以上機關、企業、團體和學校陸續進行了整風大檢查。9月，全省整風運動基本結束”（P140）。
在我看來，無論有多少爭論，在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為什麼？》的社論后，就不能稱之為“整風”，而是真正的反右運動的開始。雖然這看上去只是名稱不同，但其實質卻有很大的區別。
當然官方一直提的名稱是包括反右運動在內的整風運動，好像整風運動涵蓋了反右運動，其實整風雖然冠名於前，但實質主要是反右，而真正反對官僚主義等則付諸闕如。因為這個時候正是官員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來將那些曾經的反對者打成右派的大好時機，公器私用，公報私仇，用起來十分嫻熟、得心應手。
從貴州來看，整風運動開始於1957年5月8日，完畢於1958年9月——因為9月再不結束，就無法搞農村人民公社和大鍊鋼鐵的運動——共費時一年零四個月，去掉一個月外，可以說明直接反右時間為一年零三個月。
未予改正右派遠不止六人
很多人說都沿襲只有羅隆基等六位右派不予改正的說法，這說法我糾正了許多次，雖然是錯卻成了難以糾正的“通說”，真可算得上是傳播學上的“習非成是”。
由於檔案並沒有開放，或者說即便開放了，也存在隱匿與特意提前銷毀的嫌疑，故要弄出各省精準的右派數字，恐怕難度還是比較高。
但問題在於，各省右派的數字，不難在官方出版的簡史與大事記里找到——當然我們可以對此數字存疑，但我們卻不能在檔案沒有開放前，不加以利用與研究——因為正如我此前所說，每個省（自治區）都幾乎出了某某省（自治區）當代簡史、或者某某省大事記一類書，下點苦功，就可以搜羅到一些記載右派的數字，做這種事不需要太高深的學術技巧。
早年讀過由王治國、黃一龍等著的《當代四川簡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初版）一書，其它內容都忘記了，唯獨對是書第106頁的註釋一，不能忘卻：“據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複查，全省在反右派運動中受到處分的共64724人，其中劃為‘右派分子‘的50279人；除21人情況不明以外，其餘全屬錯案，一律予以改正。”
由於我與著者之一黃一龍先生相識，所以21位不明情況的人，其實是相當明了的。因為我曾在舊書攤搜到1987年10月31日中共四川省委統戰部印發之《四川省原划右派分子不予改正的名單》共21人，其中第一名就是我研究的“大右派”學姐馮元春先生。
很多人說都沿襲只有羅隆基等六位右派不予改正的說法，這說法我糾正了許多次，雖然是錯卻成了難以糾正的“通說”，真可算得上是傳播學上的“習非成是”。後來又有人在網絡上說全國有包括羅隆基在內的96人不予改正的說法，我不知這說法來源於何處。雖然文中說是“中共中央公布”，但我還是未查到原始出處（《揭密五位終生不予改正的“中央級”右派》）。姑算此數的存在且是對的，那麼四川“21人情況不明”，其實相當明了的不予改正之右派，其所佔人數在全國也是相當多的了。
同樣是上列此文所引，說“1957年和1958年共划右派552973人，1978年後‘改正’552877人”。能把右派總人數55萬精確到個位數，不管是否準確，總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但這552973人，各省所佔情形是多少呢？那就不得而知了。
“壞分子”沒有“平反通知書”
除了地、富、反以外，就是此時大量運用的“壞分子”名目。官方發文件要求不在工人、農民中劃分右派，但整肅依然是嚴厲的，只不過把整肅出來的人用“壞分子”來名之而已。
黃一龍等所著的《當代四川簡史》里說，四川反右運動受處分的64724人，劃為右派分子的50279人，這說明有14445人，雖然不是右派卻也是反右運動所處理的，這個比例相當的大，達22%。
事實上，這批不被劃成右派卻遭處理的人，目前很難知道其被處理的罪名。但以我過往研究的經驗來看，除了地、富、反以外，就是此時大量運用的“壞分子”名目。官方發文件要求不在工人、農民中劃分右派，但整肅依然是嚴厲的，只不過把整肅出來的人用“壞分子”來名之而已。
雖然平反現在看來沒有什麼了不起——平反一說，有很多可以闡釋的政治學意涵，此處不贅——但對於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久經各種運動折磨的右派來說，也有如卸重軛的感覺。我看到很多各類平反通知書，但從未看到過給“壞分子”平反的通知書，可能打成“壞分子”的人，根本就沒有像划右派分子這樣“正規”的憑證。
四川右派有50279人，佔全國55萬右派的近乎十分之一，四川的人口基數固然大，但反右運動的“烈度”也遠強於它省。在讀《當代貴州大事記》的同時，我讀到譚仲池主編的《長沙通史》當代卷，得知長沙市右派為1620名（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版P156），並說全為錯划。
貴州省共划“右派分子”10082名，1959年至1964分五批為2000人摘掉右派帽子，1980年摘掉全省全部右派分子帽子。對錯划的全部予以改正，恢複名譽（P143）。如果我們能將每個省的右派數字加總起來，就能看出有意思的問題：
要麼符合全國右派552973人的數字，要麼不符合，那麼這裡面的差異是怎麼來的呢？存不存在下面在鬥爭之初誇大數字，平反之時隱匿數字的現象呢？恐怕值得仔細觀察與研究。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針對工農的“反右”
工人、農民又不能不反右（名字當然不叫反右），不能不整風，但又不划右派，故“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則由此展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對不划右派的人所進行的一場運動。
若從6月8日開始才算進入全國性的反右運動的話，那麼我從《當代貴州大事記》一書發現最早的記載就是，7月4日貴州省委發出《關於打擊、孤立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和爭取、團結中間分子的指示》。這說明從反右運動來看，從中央運動到貴州跟隨之間，大約用了近一個月時間。這是下面在觀察上面的風向呢，還是在等上級的指示呢，或許都有可能。或者是此前早有諸種批判，只不過未列入《當代貴州大事記》而已。時間差異與空間傳輸的距離有無關係，由於檔案的不開放，也只能讓人懸揣。
同年8月27日至9月3日貴州省委宣傳部召開全省宣傳工作會議，“會議確定在全省範圍內結合整風和反右派鬥爭，向各階層、各方面進行社會主義的宣傳教育”（P145—146）。到了反右運動推進兩個月後，宣傳部已經公開傳達要向各階層（從上到下的縱）與各方面（打破階層與行業的橫）進行“社會主義的宣傳教育”，這就有了點從深度與廣度上全方位翻烙餅的意味，這不是一句簡單的話。
為什麼不是一句簡單的話呢？這就需要對反右歷史有所了解。反右運動名聲很大，主要在各級機關幹部、知識分子（各級老師、大學生是主要對象）、工商業者等城市人群，而工人、農民又不能不反右（名字當然不叫反右），不能不整風，但又不划右派，故“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則由此展開。
不知貴州情形如何？四川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搞得相當左，許多未成年中學生因為同情右派，說了些真話，或者因為家庭出身成份，就遭到整肅。如王建軍先生主編的《五八劫》（2010年內部自印）及其續編，就通過第一手材料，說四川一萬名學生就有三千二百名學生被打成“三、四類”學生。這兩類學生，無論成績再好，都被剝奪了上大學的可能。這就是反右運動及後續所搞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對人的摧殘。
四個月後的11月16日，中共貴州省委轉批省委統戰部《關於貫徹執行中央在工商界全面開展整風運動指示的意見》，除了小型工商業者不進行反右鬥爭外，“對工商界骨幹分子、一般資產階級分子、其他小型工商業者，採取不同方式進行”（P148）。同年12月3日至5日召開的“中共貴州省第一代次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做出《為爭取我省整風運動的全勝而鬥爭》的決議。從標題就可以看上去，“全勝”與“鬥爭”說的其實就是反右運動。
整風運動比較靠後的，多是方外之人。1958年1月20日中共貴州省委統戰部發出《關於在漢族和少數民族宗教界進行教育問題的通知》，要使分散在全省城鄉各地的教徒教眾，通過這次全民整風，“都受到一次普遍而深入的社會主義教育”（P153）。如前所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對不划右派的人所進行的一場運動。
但就我掌握的史料來看，四川的佛教界和道教界，均有在1957年劃成右派（關於成都佛教界右派情形，請參看拙著《古蜀之肺：大慈寺傳》最後一章，四川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並因此自殺的人，不知貴州是否有所例外？
一般說來文革中右派的遭遇，並沒有令人意外之處。但文革開始時，卻也有例外的情形發生。
1966年9月29日中共貴州省委發出《關於堅決貫徹執行〈十六條〉決定在運動中不整學生的通知》，“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大學、專科學校、中學和小學學生中的問題，一律不整，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運動後期酌情處理”（P286）。
文革時，政界、文藝屆和新聞界的右派分子
凡運動初被學院黨委和工作組打成“反革命”、“反黨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人，應一律平反，恢複名譽。
這個通知的內容非常有意思，“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運動後期酌情處理”，這為那時的右派分子參與革命似乎網開了一面。為什麼呢？這時的造反派運動，已經由幹部及軍隊子弟所組成的保皇造反派，轉變成了平民為多的新造反派。
平民當中別說紅五類，就是“麻五類”乃至“黑五類”，都因受到各種權利壓抑，都想爭取造反機會。自然頗受壓制的“右派分子”中的一些人，也想趁機出口氣。雖然“後期酌情處理”留有可能被“秋後算賬”的嫌疑，但對於打成右派的年輕人，也不乏有僥倖藉此一搏的人。
但“即使真正的右派分子”這詞裡面，還說明文革運動中互斗常襲1957年的“陳詞”——“右派分子”，而非真是該年代所划的“真正的右派分子”。因為1966年11月13日發出《關於堅決進行平反工作的緊急通知》，按照中共中央批發的中央軍委、中國人民解決軍總政治部《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通知的精神，凡運動初被學院黨委和工作組打成“反革命”、“反黨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人，應一律平反，恢複名譽（P286—287）。這說明祭出1957年把一些人搞臭搞死的“右派分子”這一名稱仍然很有威力，在文革中被拿來作為整肅敵對派別的便利武器與靶子。
要“把混入文藝團體中堅持反動立場的地、富、反、壞、右（不是指家庭出身）清除出去”。
1967年3月2日，貴州省革委會發出《正確對待幹部問題的十項通告》，把幹部大致分為四種：好的，比較好的，有嚴重問題但還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分子，少量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對‘一小撮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要發動群眾把他們鬥倒、斗垮、斗臭”（P293）。
這裡面所說的“右派分子”不排除1959年至1964年間被摘帽的2000名右派，重新當上領導的可能，但絕不是彼時真正的右派分子在“幹部”的職任上，這裡所說的“右派分子”或許是互相鬥敵需要的借用。3月3日貴州省革委會邀請省、市文藝界代表討論如何貫徹執行《中共中央關於文藝團體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規定》，要“把混入文藝團體中堅持反動立場的地、富、反、壞、右（不是指家庭出身）清除出去”（P294）。
這裡的右是指真正的右派分子，這個說法可能是指五七年代被打成右派分子（有可能摘帽了）卻還“窩藏”在文藝界的人。
對那些不適合在新聞單位工作的人，應一律毫無不保留地清除。
成為一枚“運動員”后，“運動員”最應該注意的就是，一旦有事情，就會受到諸多連帶性懲罰——陪絆、陪斗等，常是顯而易見的事。事實上，這只是專政者付諸行為的一種結果，其實專政者常在文件里，預防性地做了布置與防犯。
1968年9月1日，貴州省革委會召開常委會議，決定《新貴州報》、貴州人民廣播電台、新華社貴州分社要做好清理階級對伍的工作，“堅決清除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叛徒、特務、反動文人和地、富、反、壞、右分子”，對那些不適合在新聞單位工作的人，應一律毫無不保留地清除（P319），自認為正確無比的宣傳機器旁邊，豈容敵人酣睡？
運動應激障礙、經濟懲罰和多餘的人
秦書田被運動整得家破人亡后發瘋，在運動早結束后，還敲着破鑼連說“運動了！運動了！”
一枚老“運動員”就如同被傷病纏身的人一樣，只要天氣稍壞，就會隱隱作痛。這樣的痛會跟隨你一輩子，這也就是運動式治國，至少在明面上結束多少年後，有很多人一聽到“運動”二字，依舊有很大創傷應激障礙的原因。
最典型的莫過於《芙蓉古鎮》里的秦書田，被運動整得家破人亡后發瘋，在運動早結束后，還敲着破鑼連說“運動了！運動了！”。1969年4月22日貴州省革委轉批省清理階級隊伍領導小組《關於加強對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和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管理問題的幾點意見》（P327）。這與上一年的通知真可謂如出一轍，時間變易，而整人辦法並不更改。
“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現行反革命分子”，他們在銀行的存款，按規定應實行凍結。
如果上述做法還屬比較雷同的常規性專政的話，那麼凍結銀行存款，則是通過管住你肚子卡住你的胃，來管住你的思想與行為，讓你束手就擒最具象的鎖命策略，因此我非常注重研究右派分子受懲處中的經濟性懲罰。
1970年12月21日省革委轉貴陽市革委《關於處理被凍結在銀行的儲蓄存款的請示報告》。主要內容的第一條就是“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現行反革命分子”，他們在銀行的存款，按規定應實行凍結（P341）。很多右派在夾邊溝、新民農場、長壽湖、興凱湖等勞改場所集體做苦役，恐怕有銀行存款的不多，而不多的一點又被凍結，的確是陷人於死地的節奏。
“多餘”人口需要轉移時，把最賤的“運動員”作為“先遣部隊”，那是阻力最小，獲利最大的選擇。
對成為“運動員”的人之限制，那真是讓你驚訝得無所不在。如中蘇交惡，如城市就業能力不足與承載人口的能力下降，“多餘”人口需要轉移時，把最賤的“運動員”作為“先遣部隊”，那是阻力最小，獲利最大的選擇。1971年2月10日貴州省革委疏散辦《關於1970年城市人口疏散下放工作的總結報告》里說，截1970年12月底，全省已疏散城市閑散人口和遣送“五類分子”共107350人，報告要求今年疏散和遣散13萬人，遣送的人中當然少不了殘留的“五類分子”（P344—345）。
看文件與聽報告，都因級別不同，因成份不同而有所不同，對現在許多人來說，這彷彿是一則笑話。其實現在聽報告，看文件，依舊存在着許多特權，因為信息特權依舊在政治經濟生活中普遍存在，不然防火牆對你獲取信息的阻礙與傷害，你就無法很好地理解。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到蒙古溫都爾汗被摔死，成為當時的大事件，連我這位那麼偏僻山鄉的幼小野童，都讀到了“反革命政變綱領”《“五七一工程”紀要》。但這在彼時作為1972年中央四號文件，對此還是有一定的傳達級別的：先是幹部，后是群眾，“除地、富、反、壞、右和反動資本家外，均可閱讀中央4號文件”（P353）。
同理，1972年8月14日貴州省委發出《關於擴大傳達中央批林整風彙報會議文件的通知》，“除地、富、反、壞、右和反動資本家外，均可聽取傳達”（P359），歧視隨處可見。
作為運動治國的反右運動，“烈度”有多大？
除了戶籍制度的高度鎖定外，還要管住你住房與肚皮的單位制度，以及監視你的街道及居委會制度。這樣的制度設置合起來發力，才使得文件的傳達、命令的執行與傳輸，變得有效率。
運動治國是一種值得研究的治理社會的方式，可惜中國的學者似乎視而不見。物質都可能自行運動，作為有自由意志的人自然更不例外。但人的運動，有自身的需求、慾望、生存邏輯，他們受到自己的職業、教育、能力、居住偏好等方面的影響，其運動選擇與群居，都是根據自身利益邏輯出發而做出相應的選擇。
如居住你可以按自由遷徙的原則，讓人們自行理性調節，“自由運動”。但統治者不喜歡你的自由選擇，自然就會把城市與鄉村搞成兩張皮的二元戶籍結構，用戶籍制度就將人從大活人變成不能挪動的樹樁。這在1958年1月開始生效的全國戶籍制度后，就成了一種我們無法改變的生活現實，歷時達五十七年之久，到現在還沒有實質性改變的跡象。
管理社會時，若不喜歡且不尊重“自然（由）的運動”，就喜歡改變“自然（由）的軌跡”，來有利於自己的統治，獲取統治者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要改變這一切，要人為地植入統治者的意願而成社會運動，來達成自己的目的。
除了戶籍制度的高度鎖定外，還要管住你住房與肚皮的單位制度，以及監視你的街道及居委會制度。這樣的制度設置合起來發力，才使得文件的傳達、命令的執行與傳輸，變得有效率。齊步走的運動型共振，才能得以出現：大型團體操與閱兵場面，你見得多，就是這樣來的。
我們很難將一場人為的社會運動，科學地劃出具有準確數據的“震級”。但對一場運動的“烈度”各方面做仔細的複合研究，可以反推出該運動的“地震震級”。
貫徹着管理者（統治者）意志的社會運動，按理講，是很好的社會學（社會運動與組織社會學）、政治學（特別是政治心理學）、政治經濟學的題目，可是至今研究中國當代史的人，很少從這個角度做出較好的著述。社會學者趙鼎新的博士論文算是其中比較好的社會運動分析，他還分析了古代儒法國家的動員體系（主要是軍事動員及作戰能力等）如何運作。
但上個世紀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九年三十年來的中國運動——我的朋友劉火兄在所著《隨風飄渺》一書里統計出有43個運動，但我覺得遠不只此，因我已發現他尚未統計到的——卻沒看到富有着力點的研究。大約是檔案不開放，不好進行數據分析，無法在更為精妙的程度上用社會科學方法來統攝的緣故。
我當然不是學界中人，也沒有那個能力（財力與精力）來做一系列的數據分析，只是有點想法。我想借用地震上的“烈度”一詞，來對運動成形后，給人所產生的影響，作為一個觀察角度來提供一種研判。稍知地震知識的人，都知道震級與烈度是有區別的，前者更為明顯而精準，後者是更多複合因素的共同結果，而且其中因素稍有變化，就會產生不同的結果，很難統一。我們很難將一場人為的社會運動，科學地劃出具有準確數據的“震級”。但對一場運動的“烈度”各方面做仔細的複合研究，可以反推出該運動的“地震震級”。我們假設什麼樣的“烈度”符合什麼樣的“地震震級”——自然這也是為研究方便而做的一點社會學假設。
反右運動波及跨各個階層，農民及工人雖沒有划右派，但壞分子就是這個時候多起來的。波及具體人數為552973人，涉及家庭，以平均每家五口人算，近三百萬人。反右運動的“地震烈度”與“震級”只能算是僅次文革十年。
由一場運動的“烈度”最終推算出該運動的“震級”，我認為有如下具體指際，茲羅列出來，以利諸位探討：1：運動發起者為誰？2：中央層級領導執行小組及核心為誰？3：動員層面（從橫的來看，黨內還是全民，行業系統還是跨行業齊動；縱的則是從中央到地方，地方由省到哪一個層級）；4：地方動員層面是否每層級都成立了主要領導為核心的某運動領導小組？5：運動時長（如文革十年，其實是大運動套小運動；如反右一年半，還是更短）及後續影響（如右派在文革中的影響，以及很多的右派22年後才能平反等，當然最壞的是死無葬身之地），6：波及面如何（全國性波及，還是行業性波及與行政體系內波及）？7：波及具體的人數（死、傷、勞改、勞教、開除、劃成某分子等）及家庭（離婚、子女前途等）。
依據上面七個方面的“烈度”來看，可以對反右做出如下的回答，是毛澤東發起的，在中央層級成立以鄧小平為核心的整風辦公室，統領全國。
動員層面是全國性的，且資料表明縣級以上至省級的各層級幾乎都成立了第一領導（相應的各單位均如此）任組長的反右領導小組。運動時長為一年半，但波及時長達22年，為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九年三十年的幾十個運動中最久遠的運動。
反右運動波及跨各個階層，農民及工人雖沒有划右派，但壞分子就是這個時候多起來的。波及具體人數為552973人，涉及家庭，以平均每家五口人算，近三百萬人。這樣的“地震烈度”與漫長的文革十年中的大運動套小運動，各地多規模的武鬥相比，應該較小，但反右運動的“地震烈度”與“震級”只能算是僅次文革十年。就每個省所划右派人數來看，貴州省可能算是“烈度”相對較小的省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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