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中共在延安開除了一個人的黨籍。
這人叫劉力功，被稱為“知識分子”，一年前入黨，從中共培養軍政幹部的抗日軍政大學畢業后，隨即進入延安黨校“訓練班”，“專門學習了一次黨的建設的課程”，因“黨組織”給予其不合格的鑒定，——“非常自高自大，有不少共產黨員所不應有的觀點”，安排他到基層工作，劉則堅持要去“馬列學院”或回原籍，若不能如願就退黨。
抗日軍政大學每期學習期限為四至八個月，政治教育是其教育的中心。在政治隊中﹐政治課佔三分之二。開設的政治理論課程有：《聯共黨史》、《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哲學》、《社會科學概論》、《三民主義概論》、《統一戰線政策》等，另外還有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等。毛澤東在《關於整理抗大問題的指示》中指出：“學校一切工作都是為了轉變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心的一環。”教育知識青年的原則是“教育他們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克服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教育他們有紀律性組織性﹐反對組織上的無政府主義與自由主義。教育他們決心深入下層實際工作﹐反對輕視實際工作經驗。教育他們接近工農﹐決心為工農服務﹐反對看不起工農的意識。”顯而易見，劉力功未能在這樣的教育里改變自己的思想，他或許隱藏了自己的真實想法，僥倖畢業了，卻在隨後的“訓練班”里暴露了。他終歸要表現自己的本性，因為他還太年輕，不知道面對的是一個火眼金睛的“組織”。我揣想，他一定是口無遮攔地表露自己的觀點，以為組織喜歡真誠坦率的人。他在訓練班裡的言行令黨組織驚駭不已：“思想意識極端錯誤”！這是判決，是對一個不能融入革命陣營的知識分子的死刑判決書。至此，他的命運其實已經鑄定。
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的陳雲在《為什麼要開除劉力功》的文章里坦承，黨組織不讓劉力功去馬列學院工作的理由是，該學院是“黨的比較高級的學校，不能接收像劉力功這樣思想意識極端錯誤的分子”。
陳文稱，“黨組織曾與其談了七次話”。但劉力功竟然還天真地與組織討價還價：不能去馬列學院，就回老家工作。組織認為若放他回原籍，“非但不能對當地工作有幫助，而且有害於事”。這是多麼明白的話，黨組織對不信任的人已經採取防範措施了，一定要將他放置在組織控制嚴密的地方進行考驗，要他去華北做下層工作。沒想到，他最後竟然提出要去“八路軍總部”工作，簡直有點異想天開了，他還以為自己是被黨組織信任的人，是一個可以向上走的黨員。此要求當然被拒絕了。於是，黨組織開除了他的黨籍，陳雲決定以此開展“為什麼要開除劉力功黨籍”的大討論。他最後一次為黨效力，就是被作為教育黨員的反面典型。
就這樣，劉力功作為共產黨的一個敗類留名青史。奇怪的是，其人卻無蹤無影地消失了。我沒有找到他的任何一條信息，不知道他隨後到底是怎樣度過了一生？但我有一個不祥的預感，他的結局肯定不會太好。
“在最後一次談話時，黨組織告訴他，‘個人服從組織’是黨的紀律，要你到華北去做下層工作是黨的決定，必須服從。”陳文的這段敘述才是要點。緊接着，作者斬金截鐵地表述了黨員和黨組織的關係：“究竟一個共產黨員在黨分配工作時有些什麼權利和義務呢？只有說明自己意見的權利，只有在黨決定以後無條件地執行決議的義務。除此之外，決不能增加一點權利，也決不能附加一個條件，否則就違犯了黨的紀律。”
據當事人說，這次討論引起很大震動。延安出現了“三多三少”的現象：講個人要求的少了，服從組織分配的多了；圖安逸比享受的人少了，要求到前線和艱苦地方鍛煉的人多了；自由主義現象少了，嚴守紀律的人多了。
劉力功的悲劇在於，在他沒有明白共產黨是一個什麼組織時，就熱血沸騰地加入了；等他明白過來時，一切都晚了。
他以為自己可以有退黨的權利，但黨組織不會給他這個機會，他唯一得到的權利是被開除。
“黨的紀律”是什麼呢？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報告里講述得非常清楚，那就是：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在1953年8月12日的講話中，毛澤東對此有一個絕妙的補充，他在“全黨服從中央”一條後面說，“這是多數服從少數，這個少數是代表多數的”。無非是說，“中央”具有合法性，因為他代表大多數黨員。
“組織”“中央”兩個詞非常玄妙，既具體又抽象，似人卻類神，一個人其實很難弄明白其確切含義。“組織”，生物學的解釋是，機體中構成器官的單位，是由許多形態和功能相同的細胞按一定的方式結合而成的。在此意義上，組織是集合概念。而黨組織，指的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各級委員會，既是集合概念，貌似是每一個黨員的集結，其實為空集，因為裡面什麼也沒有，他代表自己並僅僅代表自己。黨員和黨組織的關係，每一個中共黨員都應該明白其中的內容。所謂組織就是自上而下的權力傳導機構，此為單向傳導，每一個黨員僅僅是組織律令的接收者；你一旦進入組織，成為其成員，比如黨組成員、支委什麼的，也就擁有了真正的權力，你才會明白組織一詞妙不可言的含義。其實，在組織面前，一個黨員什麼也不是。
至於“中央”，毛澤東在1953年5月19日發出的《對劉少奇、楊尚昆破壞紀律擅自以中央名義發出文件的批評》一文里指出，“嗣後，凡以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電報，均須經我看方可發出，否則無效。”否則無效四字下有着重點。從這個批示里或許可以揣摩出一絲真義：毛澤東在“中央”之上，“中央”不過是個名義，毛澤東認可的才是真中央；在許多時候，毛澤東就等同於黨中央，各級書記等同於黨組織，在具體的人之外，並不存在一個抽象、神聖的組織——黨中央。應該說，黨中央是一個集體意志的體現，是各個大佬達成利益平衡的共同體，黨的領袖既是黨中央的一分子，又是黨中央的代言人。黨是什麼，黨就是一個擁有至高無上權力、且不容懷疑的神靈，誰掌握了權力，誰就是黨，領袖和黨的關係是一而二、二而一。
“黨的紀律”是用來保障其利益的。那麼，何謂“黨的利益”呢？劉少奇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文里如此表述：解放全人類，實現共產主義。“在那種世界里，沒有剝削者、壓迫者，沒有地主、資本家，沒有帝國主義和法西斯蒂等，也沒有受壓迫、受剝削的人，沒有剝削制度造成的黑暗、愚昧、落後等。在那種社會裡，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都有高度的蓬蓬勃勃的發展，能夠滿足所有社會成員的各方面的需要。那時，人類都成為有高等文化程度和技術水平的、大公無私的、聰明的共產主義勞動者，人類中彼此充滿了互相幫助、互相親愛，沒有爾虞我詐、互相損害、互相殘殺和戰爭等等不合理的事情。那種社會，當然是人類歷史上最好的、最美麗的、最進步的社會。誰個能夠說這樣的社會不好呢？”
為了這麼崇高的人類大同的目標，黨對其成員就擁有了絕對的主宰權：“黨的利益高於一切，這是我們黨員的思想和行動的最高原則。”1939年5月，陳雲在《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中要求“每個黨員必須對於民族、對於革命、對於本階級、對於黨，表示無限的忠誠，把個人利益服從於民族的、革命的、本階級的和黨的利益。”在黨員個人的利益與黨的利益的不一致的時候，“每個黨員必須依靠他對革命對黨的無限忠誠，堅決犧牲個人利益，服從革命的和黨的整個利益。每個共產黨員，都要把革命的和黨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革命的和黨的利益高於一切的原則來處理一切個人問題，而不能把個人利益超過革命的和黨的利益。”
同年7月，劉少奇在馬列學院所做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演講中進一步發揮道，“根據這個原則（指黨的利益高於一切），在每個黨員的思想和行動中，都要使自己的個人利益和黨的利益完全一致。在個人利益和黨的利益不一致的時候，能夠毫不躊躇、毫不勉強地服從黨的利益，犧牲個人利益。為了黨的、無產階級的、民族解放和人類解放的事業，能夠毫不猶豫地犧牲個人利益，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這就是我們常說的‘黨性’或‘黨的觀念’、‘組織觀念’的一種表現。這就是共產主義道德的最高表現，就是無產階級政黨原則性的最高表現，就是無產階級意識純潔的最高表現。”
他還神諭一般地推論道：
“我們的黨員不應該有離開黨的利益而獨立的個人目的。黨員個人的目的只能是和黨的利益相一致的。”
“一個共產黨員，在任何情況下，能夠不能夠把自己個人的利益絕對地無條件地服從黨的利益，是考驗這個黨員是否忠於黨、忠於革命和共產主義事業的標準。”
服從，奉獻，犧牲，而且是絕對地無條件地。劉少奇給出的是一條何其壯烈的人生之路。一個什麼樣的人才能做到這一點呢？誰願意自己只成為革命的工具而不享受革命果實的那一個人呢？
1939年，也就在劉力功被開除的這一年，毛澤東送給時任關中地委書記的習仲勛一幅字，上書“黨的利益在第一位”。習將這幅約一尺長、五寸寬的漂白布“長期帶在身邊”，自稱“成了鼓勵我努力改造世界觀的一面鏡子”。（見《習仲勛文集》）
1940年3月19日，陳雲在抗日軍政大學第五期學生畢業大會上講話時，接續劉少奇的話語，更明確地表示：“個人對組織，少數對多數，下級對上級，全黨對中央，服從是無條件的。”無條件服從，這是對黨員和組織關係最透徹的表述。
除了服從，還得心甘情願地接受批評。在《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一文里，陳雲說，“虛心地接受黨的批評是一個黨員進步的必要條件。好的共產黨員，對黨的每個批評都必須以誠懇的態度、愉快的態度去接受和了解，以改正自己的錯誤。”這進一步闡明了組織對黨員的精神教父般的地位，黨員會錯，但黨永遠不會錯。
如此這般的定義，已經明晰地給出了共產黨的性質：他不是尋常意義上的政黨，而是一個準宗教化的精神組織；自入黨那刻起，一個人便喪失了作為人的基本權利，比如信仰自由言論自由等；成為一個革命的卒子，個人的一切幸福榮譽皆由組織的賞識認可而來；對黨組織必須無條件地精神臣服，持續進行思想改造，才能得到更進一步的認可。或者說，他們成了“特殊的人”，黨的人。韋君宜晚年在《思痛錄》里坦承，“共產主義信仰使我認為，世界一切美好的東西都包含在共產主義裡面了，包括自由與民主。”她顯然錯了。
當然，但凡接受這一套遊戲規則、被組織認可的人，就能從組織那裡獲得自己想得到的世俗的一切，儘管是“以革命的名義”。交出了思想和靈魂，你就徹底自由了。
這些從列寧那裡引進的黨的紀律，其實質是要消滅個體心靈，在組織規定之外的人的情感、意志、願望，統統變成了見不得人的東西，變成了必須要剷除的毒素。劉少奇所謂的修養要求便順理成章地出籠了：“我們在思想意識上的修養，是一回什麼事呢？我認為這在基本上就是每個黨員用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去同自己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意識進行鬥爭；用共產主義的世界觀去同自己的各種非共產主義的世界觀進行鬥爭；用無產階級的、人民的、黨的利益高於一切的原則去同自己的個人主義思想進行鬥爭。”
按照這樣的標準，做一個合格的共產黨員，就是要使自己剔除人性，只有黨性，或者說黨性壓倒了人性，成為一個依附於組織甘願被組織主宰的機器。劉力功正是一個無法消滅自我的例子，個體頑強的存在使他與革命要求格格不入，他無法做成一顆真正馴順的螺絲釘，便只能被毫不留情地清除了。他的根深蒂固的人性是他無法成為合格的共產黨員，這是他的不幸么？
在這個黨領導一切的體制下，不入黨，你將不會有光明的前途；入了黨，就將變成另一個人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