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才是真正的“崖山”

有這樣一種說法“崖山之後無中國”，說的是公元1279年2月，在廣東江門崖山海域，南宋殘軍與元軍展開最後廝殺，結果宋軍大敗，陸秀夫背着9歲的少帝投海自盡。為了不使戰艦落入敵手，宋軍將數百艘戰艦自行鑿沉，超過10萬眾的南宋軍民，包括太后、丞相、官員、士兵、婦女、百姓，不願服從殘暴的蒙古政權，紛紛蹈海自盡……元朝所編的宋史客觀的記載了這段史實：“七日之後，海上浮屍以十萬計……”。此役為南宋最後一戰，大漢民族、大宋帝國的精英階層喪失殆盡。此役之後，文化意義上的中國，不復存在；政治意義的中國，也從此消失；民族意義上的中國，也由於漢族主力的消亡，而消失了。揆諸史實，這種說法有理，卻稍嫌過分——因為宋朝的滅亡，可以說是亡國，也可以說是亡種，但尚未亡教，因為此後，無論是文化載體的書籍、文人，還是文化土壤學校和文化符號的文字，都還能延續下來。

真正的“崖山”，恐怕還得再等將近七百年，到“四人幫”猖獗的文革時期才足以當之。

按明末清初重要的思想家顧炎武在其著作《日知錄》中的定義：“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改姓易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文革就是一場“率獸食人，人將相食”的亡天下時代，也是將真正文明禮義的中國人便成野獸的時代。

這場持續的十年的政治運動切斷了中國人在文化上與其歷史的聯繫。這場運動過後，中國大陸成了一片文化的瓦礫場，在這裡已經很難找到傳統的中華文明的痕迹，這是一種文明的戛然而止。從表現上看，文革對文化的摧殘首先是對知識分子的迫害，可是影響更深遠的是對傳統價值觀的顛覆，文革把美麗的變成醜陋的，高貴的變成低賤的，獨立的變成附庸的，思想的變成盲從的。文革把中國人從文化上變成了野蠻人，變成了不受道德和倫理約束的人群。這場運動過後，中國人從此和歷史上的中華文明失去了文化上的聯繫。在場運動中，中國的知識分子及其他階層的人們失去獨立的人格和獨立思考的權力，中國人被在思想上被閹割了。對文化思想的閹割如此，對文化硬件的毀滅也觸目驚心：首先是焚書，在“破四舊”的運動中，舊文化當屬被清除之列，而首當其衝的就是那些承載“舊文化”的書籍，那時候除了“雄文四卷”語錄、“紅寶書”、馬恩列斯著作之外，不屬於四舊之書普天之下還找不出幾本。文革中究竟燒了多少書，至今沒有個準確數字。僅以寧波為例：江浙一帶人文薈萃，明清兩代五百年著名的書畫家大部分都出在那裡，留存至今的古籍也特別多，破四舊的成果也就特別大，僅寧波地區被打成紙漿的明清版的線裝古籍就有八十噸之多。中國文化在二十世紀的六十年代遭到了空前的厄運。其次是坑儒：文革中，文化領域的大批人士被打成“牛鬼蛇神”，受到嚴重衝擊和迫害。田漢、趙樹理、蓋叫天、周信芳等人被迫害至死，鄧拓、吳晗、范長江、翦伯贊、嚴鳳英、老舍、楊朔、馬連良等幾十名文化界名人因不堪迫害，含恨自殺。教育、科學領域的一大批知識分子受到殘酷迫害。到1968年底，中科院僅在北京的171位高級研究人員中，就有131位先後被列為打倒和審查對象，全院被迫害致死的達229名。上海科技界的一個特務案，株連了14個研究單位，1000多人。受逼供、拷打等殘酷迫害的科技人員和幹部達607人，活活打死2人，6人被迫自殺。很長時間裡學校關閉，學生停課，從1966年到1976年，十年沒有組織過正式高考，交白卷也可以上大學。文革使一代人的教育被耽誤，使國家的人才隊伍出現了斷檔。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因此，建國后無論文學藝術，還是科學技術，都沒有象元朝那樣有世界級水平的成果。基於此，廣東名作家秦牧對文革後果有這樣的描述：“這真是空前的一場浩劫，多少百萬人顛連困頓，多少百萬人含恨以終，多少家庭分崩離析，多少少年兒童變成了流氓惡棍，多少書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勝古迹橫遭破壞，多少先賢墳墓被挖掉，多少罪惡假革命之名以進行！”而歷史學家周予同就更直截了當：“五千年祖國的優秀文化從此將被湮沒了！”謂之“亡教”，不亦宜乎？

除了對文化載體知識分子進行定點清除外，文革還對文化的土壤學校進行了近乎連根拔起的毀滅。按官方說法：1966年5月，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毛澤東關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左”傾錯誤論點，炮製了一個教育戰線的“黑線專政論”，全盤否定17年的教育工作。此後，於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召開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期間，在張春橋、姚文元等人直接操縱下編造的一個《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又對17年的教育工作做出了荒謬的“兩個估計”：一是所謂教育部門的領導權不在無產階級手中，推行了一條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毛澤東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基本上沒有得到貫徹執行；二是說什麼原有教師隊伍中大多數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由於上述種種原因，教育領域在十年動亂中，成為重災區。除了對各級學校領導幹部和教師，特別是一些學術上有成就的專家、教授，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身心受到極大的摧殘，有的被迫害致殘、致死外。最駭人聽聞的舉措當數學校停課與大學停辦。

1966年下半年，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央發出通知，高考推遲半年，大中學生“停課鬧革命”。於是先從城市，后達農村，全國中小學大學一律停課鬧革命。8月下旬起，北京、上海、天津以及全國大大小小的城市街巷裡，到處都是一隊隊“破舊立新”的紅衛兵。紅衛兵們先對人們的衣着穿戴和“陳規陋習”實行“革命”，西裝、領帶、高跟鞋、喇叭褲，統統在革除之列。隨後，學生們便開始掃蕩所謂“封、資、修”的各種名稱字號。沒有人敢阻攔學生的運動。誰阻攔，誰就是反對紅衛兵小將。反對紅衛兵小將，就是反對“文化大革命”。這是擔當不起的罪名。學生們想到哪兒就到哪兒，到哪兒就把“造反有理”的口號喊到哪兒。直到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布通知《關於大、中、小學校複課鬧革命的通知》，要求學生返校複課，學校恢復招生，“邊上課邊鬧革命”。學校才恢復上課，然而，上的也只是階級鬥爭這門課。高校就更是重災區：文革開始，高等學校由1965年的434所減為1971年的328所，減少106所。其中原有政法院校6所被全部撤銷，原有財經院校18所被撤銷16所。被撤銷、裁併、搬遷的院校都遭到嚴重損失。在十年動亂中，高等學校有四年停止招生(1966～1969)，創造出了人類歷史上的“奇迹”——便是在血雨腥風的八年抗戰，中國大學也沒有創造出這樣的“奇迹”來！1970年和1971年開始試點招收工農兵學員，每年只招4.2萬人。後來雖然有所增加，但是招收的學生大多數只有相當初中甚至不到初中文化水平。學制由“文革”前的4～6年縮短為2～3年。學生在校期間主要的任務是所謂“上大學、管大學、改造大學”，開門辦學，上階級鬥爭這門“主課”，所以也並沒有學到什麼知識。

最後來看看對文化符號文字的破壞。著名作家流沙河有言：“每一個正體字都可以證明自身的存在，而每一個簡體字都沒有證明其存在的理由。”歷史上，漢字由繁入簡，皆基於自身內在演變，有跡可循，一目了然。近代中國的漢字簡化運動，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背景下，由一批冀望全盤歐化改變中國的激進者做推手的，喧鬧妄為，令人側目。對中華文化園抱有信心的政府，是不會聽之任之的。民國時期的簡體字萌動，是在遵從正體字地位前提下的微小變動，正體字仍為標準規範漢字，繁簡都作為規範漢字使用。1935年8月21日，國民政府教育部公布《第一批簡體字表》，列出324字，當年十月，教育部頒發訓令推行《第一批簡體字表》，但第二年即停止執行此令。由此可見，在那個時代，中華文化仍舊具有強大的凝聚力，它拒斥那種一味追求效率的所謂改革。建國后強行推行的簡化字卻將文字變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甚至近乎荒唐。例如：“愛”由“心”而生，無“心”豈能有“愛”？“聽”靠的是“耳”，無“耳”怎麼能“聽”？“廟”是朝拜之地，“由”怎麼能引出“廟”？“說”是由“口”而出，無“口”靠什麽“說”？“義”之內涵是“將羊當做禮物無私奉獻給朋友”，而“義”卻怎麼也體現不出“義”的含義……。於是因為使用簡化字，我們已經很難明白古人的真實意思，傳統文化因此發生斷裂，比如研究古文字學的“小學”失傳。簡化字閹割漢字和漢語，造成字與意的斷裂，將意象豐富便於識別的漢字，弄成了准拼音化的字符，意義皆由外力所強加，學會此種文字根本無法閱讀古籍，也無從體會漢字之美，中國文化品格的養育更無從談起。幾年前，台灣前行政院長劉兆玄提出正體字申遺的主張，認為正體字保留着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而斷代式的大陸簡體字使漢字的象形、會意等漢字之美的特質與意蘊消失殆盡。

“崖山之後無中國”，稍嫌過分；“文革之後無中國”，庶幾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