凄風苦雨憶反右

緣起

友人史若平先生向我約稿，要我回憶一下右派分子當年的親身經歷。說實話，對40 年前那場劫難，以及此後22 個凄風苦雨的苦難春秋是怎麼度過來的，我從不願想，也不敢去想。痛定思痛，瘡疤是最怕觸摸的，要不是史兄的屢屢見催，可能這段往事將永遠在心底了。

我不同意《天雲山傳奇》和《牧馬人》對右派分子遭遇的描述。因為在那裡，右派分子所受到的至少還是人的待遇，只是比他原來的規格降低了一些罷了。比如《牧馬人》吧，儘管主人公被安置在小破屋裡，生活簡陋，但和周圍普通農民的水平也差不多；除此而外，還多了一分人情味：冬天，群眾要牧馬人一起進山放牧，目的是為了保護他；支部書記不讓他進山，也是想保護他，最後書記拗不過，還把自己僅有的皮大衣送給右派分子帶上禦寒。而事實上右派分子受到的卻是非人的待遇。

解放區的天……

1949 年底，我們華東新聞學院的31 位青年學生，唱著「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登上京滬列車北上到老區來幹革命，受到黨組織的愛護和培養。我們是從舊社會過來的，厭惡透了爾虞我詐的行為，乍到老區覺得革命隊伍風氣一新，於是「把一切交給黨」，一身輕快，只知奮力拼搏，各項工作都奔在前頭。在「幫助黨整風」時，真心誠意地建議黨「為了避免有些肖小分子利用黨的威信打假報告，今後少搞群眾運動，而改由職能機關辦案，」求得少出偏差少傷害人。不想竟因此罹下「反對黨的歷次群眾性政治運動」的彌天大罪，連努力工作竟也成了「是為騙取黨的信任，以達到販賣資產階級新聞觀點、篡奪黨對新聞工作的領導」的莫須有罪名。在青島市二屆二次人代會上逼我交代「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主席」的思想動機。當時我住在金口一路，西窗面對小青島，記得是9 月8 日或9 日，我徹夜圍著桌子轉幾圈坐下來檢查，實在寫不下去再起來轉，總共也沒寫上百十字，直到天亮，我走到西窗前，剛巧看到蘇聯放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亮點從燈塔頂上冉冉掠過，我不禁長嘆一聲：「時代已進步到征服外層空間了，怎麼我們的社會竟還是這樣！」我攬鏡自照，原來的滿頭青絲，一夜間竟染上一層清霜：發梢全白了——原來頭髮是從發梢白起的——這使我想到，伍子胥過昭關的故事絕非完全虛構。

非人待遇

青島的右派分子大多是集中到嶗山修月子口水庫，時間正好是大刮共產風的「大躍進」，起初強調「不但要吃飽，而且要吃好」，最後那幾年是餓死人。我們第一批是1958 年7 月21 日到夏庄報到的，「機關大隊」隊部設在夏庄，而人卻住在白沙河北岸的營子老百姓家。我們東邊的鄰村叫沙溝，電影《葡萄熟了的時候》外景就是在那兒拍攝的，因此到處慕名去參觀，頓頓餃子招待，客人用的被褥都是表裡三新，不幾天全村就折騰得自己連地瓜蔓都吃不上了。

我們的第一步工作是在夏庄東山蓋了五排簡易住房，一個中隊百十來人擠在一排，用鵝卵石在土地上鋪幾個方，上面墊張席，一小隊人住一方，人就排芋頭般擠在上面睡覺、開會乃至開鬥爭會，方與方之間留出通道；一下雨，通道成了水溝，人只好蜷在「方」上重演「諾亞方舟」。

起初還好，我們每個人每月還是58 ～59 斤的糧食定量，干一天活每天再加半斤。主食雖是地瓜干卻還能吃飽。1959 年開始，口糧一下減成30 斤，副食更談不上，在如此勞動強度下，連肚皮都填不飽，還談上什麼營養，因此幾近半數患了肝炎，更多的人浮腫。得了肝炎的也一樣勞動和吃自己挖來的草根樹皮。至於勞動的強度，我舉個實例：在一個短時期和我們一塊修水庫的有個一萬人的「三支隊」，他們全是從東北伙房水庫調來的勞改犯，他們的頭頭就經常用我們的勞動量來督飭勞改犯，這就不難理解右派所受的苦難了。那時，即使是颳風下雨，甚至大雪，一般都是不停工的。就是右派分子自己，在勞動時也不願乍干乍停。記得那年冬天，我們在鳥衣巷砌攔沙壩，用獨輪車推運石頭，工地拉得十多里長，跑熱了就沿途脫衣服，最後多數人只剩下背心和褲衩，汗還淋淋下。要是見到隊長拿出哨子準備吹哨休息了，都推著車子拚命加快腳步往前跑，否則停下休息，穿不上衣服，準會凍成冰棍的。

勞動是黑白兩班倒，勞動下來就是不開鬥爭會也得照例開會。夏天還好，冬天棉襖上的汗水、雨水經體熱蒸發，滿屋瀰漫著又酸又餿的氤氳之氣，實在憋得人噁心。壯勞動力好些，最可憐是當時就已六十來歲的老頭子，體力上既拼不過人，思想上更難轉彎，加之右派分子之間也是蛆拱蛆，樂得拿他人當靶子，在領導面前聲嘶力竭地大聲「批判」，以顯示自己的「進步」。數九寒天，空中飄著小清雪，卻還叫老弱到膠州灣趟水撈海菜。自行車廠一位姓于的右派凍得大便失禁，拉在褲襠里，他脫下褲子擦試，一方面是凍木了，另一方面也是想與其活著遭罪，還不如死了拉倒，在水裡蹲下慢慢往下沉。這一下更不得了，說他以死對抗改造，被拖出來，「斗」得個一佛出世，二佛涅盤。那時夜班邊吃飯還邊開會，很多人坐在抬土筐上，手端著飯碗，顧不上吃就睡過去了。

青島自有氣象記錄以來的最低氣溫曾到過-17℃。有一天我和植物油廠一個姓董的在開挖的水泵房基工地值夜班，我們穿著水靴正在冰碴子里幹活，忽聽廣播喇叭清脆地傳出月子口水文廣播站開始廣播：現在的氣溫是-18℃。起先我們雖然感到冷，可尚能支持，一聽已超記錄，馬上就覺得冷徹骨髓，但又無可奈何。

人命危淺

砌水庫大壩需要開山取石，鋪了鐵軌，運輸工具叫「軲轆馬」，這種東西就像是大的平板車，用四個鐵輪卡在軌道上，空車得由人推著爬坡，載車則靠下坡的慣性衝力越滑越快。板車上的石頭碼得比人還高，一個人背靠石頭站立車前沿，手中扳著碗口粗的一根扣在鐵圈上的原木，若遇緊急情況就全力往後拽，用作制動。工地上常常出現這種情況：「軲轆馬」一個接著一個，只要前車出事，後面的一緊急剎車，則滿車石頭一輛接一輛地漫天拋撒，工地上上演「天女散花」，一片驚叫，押運員因此傷殘是常有的事，而預后措施則從未之聞。

大概是1960 年秋天吧，我們從月子口趕到溫泉療養院開挖下水道。天黑了，下著大雨，洪水暴漲，兩個「右派」奉命外出一直沒回來，後來發現時已溺死在溝里，「上面」還不許聲張，就好像根本沒有發生什麼事一樣。說實話，那時死個右派分子真比死只豬不如。

我們在姜家坡青島農場勞動。那是1960 年春節放假，我已是家破人散、無家可歸的人，所以隊里命我在工地留守。我們住東間，房東父子住西間，當時是不許我們暴露身份的，和房東相處，彼此也是「道路以目」，從不打招呼。放假后，只剩我們三個人，一連幾天，我再沒見過房東大爺，只見他二十來歲的兒子（姓什麼，叫什麼名字都不知道）成天有氣無力地坐在門檻上呆翻白眼，後來才聽說大爺幾天前就已死在炕上，可兒子和村裡都無力把屍體搬出去，我們就和死人同住在一起好幾天，幸虧是天寒地凍時候。

和死神擦肩

我至少有四次死里逃生，兩次是開挖水泵房基：已下挖到離地面三層樓高的地方了，再由人抬著兩筐摞起來的凍土在懸空的橋板上搖晃著走，進度既慢又不安全，於是採用桔槔的辦法，先在崖頭樹一根桿，再加根橫桿，用繩由一個人拉著一筐一筐往上吊，由我站在崖邊，等筐吊上來拽一把，再讓別人抬走。時間既久，凍土層經壓再加冰水淋漓，整個崖頭連同桔槔和我一起跌落下去，工地一片驚叫，而坑底鎬頭杴钁遍地，我竟然像坐升降機一樣，未受任何損傷。

開挖水泵房基必須向外大量翻土，隨著深度的加大，只好在一定高度加上橋板，像接力棒一樣一層一層向外翻。我站在「二行台」上，和前次的情況相仿，「二行台」的土層受壓解凍，塌方了，我隨土層崩落被埋在下面，左手腕因此脫臼，又得不到任何治療和休息，至今已無法複原。

第三次是我用地排車拉著一塊千多斤重的大石塊在平地上跑，路上有道淺溝，車一顛，石頭突然飛起來砸到車把前，竟連我的頭皮也沒傷著。

第四次是我推著一獨輪車大石頭上到坡頂，拐過彎來下坡時才發現迎面也有一車石頭在上坡，眼看就要撞車，我趕緊歪向路旁衝去，由於車重翻了個底朝天，車襻一帶，我竟整個撲到正在飛轉的車輪上，石頭飛滾，我卻僅腿上劃破一塊皮！

反思

右派分子編成的「機關大隊」，人們不管在哪裡，一眼就能看出誰是右派分子來：臉和手腳最黑，穿得最破爛不堪，而大多數戴著眼鏡和手錶，走在路上老低著頭，孩子見了都用石子擲我們：「打反革命！」

其實，勞動也是建設祖國，因此，再繁重的勞動我們並不感到冤，可氣的是管理的隊長張口閉口：「別人勞動是為了建設祖國，對你們是強迫勞動，是改造，在你們是為了贖罪！」一樣勞動（實際上大不一樣），卻是兩樣標準，這就很難令人口服心服了。再說，這筆歷史上的糊塗賬，到底要到什麼時候才能說得清楚！

以上都是我親歷的掛一漏萬的追記。

平心而論，反右派鬥爭的後果是加大了我們與先進國家之間的差距。毫不誇張地說，假如當年能採納人們的善意進言，則完全可以躲過文化大革命的劫難；因為反右的「勝利」，更加助長了嫉賢妒能、說假話逢迎、掩飾真相的做法，使黨內的不正之風從量到質都愈演愈烈。

來源: 往事微痕

作者: 楊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