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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反革命」父親「劃清政治界限」

  •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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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伊始,我正在本村學校讀小學,父親被戴上一頂「歷史反革命分子」帽子,被從大隊衛生所趕回生產隊勞動改造。

此前,因為有一個會看病的父親,因為有一個賢惠又能幹的母親,因為有一個高中畢業當民辦教師的姐姐,因為我的學習成績十分優秀,因為我們家人口少日子過得比較殷實,在同學、老師、村民們眼中,我是一個人見人誇的「寵兒」:

「那是馮醫生的兒子,長得多帥氣!」

「馮醫生教育的孩子,聰明伶俐,又懂事理。」

「這孩子將來長大肯定有出息!」

……

然而,轉瞬間,籠罩在我身上的所有光環統統消失了,我成了一個「歷史反革命分子」的兒子,一個「黑五類子女」,一個「狗崽子」。立刻,有的老師不待見了,有的同學不理睬了,村民們看見我,好像沒看見似的。

一度時期,一夥同伴聯合起來欺負我。我上地給豬羊割草,常常孤單一人尋不到伴兒。在山溝裡,有的孩子老遠瞧見我,常常故意譏諷我,嘲笑我,辱罵我,扔土坷垃砸我。

有時與同學、同伴爭吵起來,他們就罵我「狗崽子」「反革命分子的兒子」。我聽了很覺刺耳,很感委屈,很不服氣,理直氣壯跟他們爭辯,說我父親是好人,他們便合起伙來揍我。我被迫「自衛還擊」,但身小體弱,常常寡不敵眾,被他們打得鼻青臉腫。

一路心酸,哭鼻子回到家,我故意撒謊,竭力遮掩,不敢也不願讓父母知道真相,不願讓他們看見我受傷。偶爾被父母發現了,他們一邊給我的傷口塗抹藥水,一邊搖頭嘆息,傷心落淚。

儘管在如此境遇下,我並沒有消沉,沒有灰心,沒有破罐子破摔。學校老師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對我們這些黑五類子女有個說法,叫做「出身不由己,道路在選擇」。

當時社會上廣為流傳一則周恩來總理的故事。說是有一次周總理會見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赫魯曉夫盛氣凌人地說:我出身工人階級家庭,而你卻出身官僚資本家庭。周總理含笑點點頭,機智地回答:「是的,赫魯曉夫同志,你說對了,不過,我們都背叛了自己的階級!」背叛家庭,投身革命,周恩來等老一輩做出了表率,我應當向他們學習。

我相信黨,相信組織,我要積極要求進步,我要躋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行列,我渴望加入紅小兵,加入共青團,加入共產黨,力爭做一名社會主義紅色江山接班人。

於是,在申請加入紅小兵組織的時候,在申請加入共青團組織的時候,在遇到各種政治運動要求表態的時候,我就需要公開亮明自己的政治態度:跟「歷史反革命分子」的父親「劃清政治界限」。這種表態,有時說在嘴上,有時寫在紙上。而且,關鍵是要落實到行動上,讓老師、讓同學們、讓組織看到,贏得他們的認可和讚許。

我們村學校組建了一支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我積極報名參加,星期天也不休息,勤學苦練,最終成為宣傳隊的主要演員。學校組織各種校外勞動,比如撿麥穗、翻地、挖渠、給孤山頂上挖泉工地背磚,我雖然身小體弱,但在勞動中咬緊牙關,特別能吃苦,不怕臟,不怕累。每次勞動結束班主任老師總結時表揚到我,心里特別高興。在校園挖地道勞動中,我被班級同學評選為「勞動模範」,在全校大會上受到表彰。

但是,儘管我努力爭取,付出了許多,上小學輪到加入紅小兵,沒我的份;上初中輪到發展共青團員,沒我的份;初中畢業輪到推薦上高中,沒我的份;高中畢業回鄉輪到當民辦教師,更沒我的份……對此,我不敢向組織詢問:這是為什麼?只好拐彎抹角打探,得到的答覆總是那麼一句話:還需要個人努力表現,要經得起組織的長期考驗!

每當我在會上明確表態:要跟父親劃清政治界限;每當我在紙上明確寫道:要跟父親劃清政治界限。其實,最初,連我自己也鬧不清楚,怎樣做才算「劃清政治界限」?怎樣做才能「政治上劃清界限」?劃清政治界限,是不是不稱呼父親為父親了?哪我稱呼他什麼?是不是不跟父親在一個家庭生活了?哪我去哪裡生活?

後來漸漸弄明白,劃清政治界限,就是在政治上跟父親徹底決裂,在父與子中間劃出一條明顯的界線:他是他,我是我;父親是父親,兒子是兒子;父親是一個歷史反革命分子,兒子是一個追求革命的青少年;父親曾經與人民為敵,反黨反人民,兒子要擁護共產黨,做人民的好兒子;父親是一個接受政府勞動改造的階級敵人,兒子是一個紅色江山的未來接班人。

為了在老師、同學面前表現自己與父親劃清政治界限,每當父親在學校做義務活,比如清掃廁所。他干他的活,我讀我的書,即便當面碰見父親,也像沒瞧見一樣,絕然不會主動上前打一聲招呼,問候一聲,喊他一聲「爸爸」。

學校宣傳隊在村裡戲臺演出,父親被大隊治保股幹部支派在戲臺後場燒火爐、打水、看護戲臺、做雜務。在現場,我會接過父親遞過的一杯熱水,我化裝、卸裝會找父親要一盆溫水,我會接過父親遞過來的服裝道具。如此面對面接觸,甚至個別宣傳隊員還會沖父親喊一聲「叔叔」或「伯伯」,我絕然不吭一聲,似乎面前的父親完全是一個陌生人。

好多次,學校宣傳隊應邀上公社、縣城表演節目,如歡慶「九大」召開。父親受派跟隨宣傳隊做看管服裝道具等服務。午間休息,每個人啃吃自帶的乾糧,我和隊員、老師熱熱鬧鬧圍坐在一起,父親和另一個黑五類分子知趣地呆在遠處角落。我沒有勇氣走到父親身邊,關切地問候一聲,那怕給他遞上一杯開水。

我之所以這樣做,全在無聲地表明:我跟「反革命分子」父親劃清了政治界限。

然而,回到家裡,看見父親每天下地勞動歸來疲憊的身影,看見父親半夜三更被喊去做義務活,看見父親沉默寡言一袋又一袋抽旱煙的樣子,我深深地為父親感到難過,感到可憐,感到可悲。他獨自承受著肉體和精神上的雙重負荷。肉體上,他由不會幹農活的醫生演變成一個啥農活也會幹也得乾的農民;精神上,他需要幹那些掃大街、掃廁所等眾目睽睽下丟盡顏面的義務活。

與此同時,在生產隊「大鍋飯」缺糧少錢的情況下,父親還需要設法掙錢來支撐這個家,他是這個家的頂樑柱,倘若這根頂樑柱傾斜了,歪倒了,這個家也就垮塌了。我相信,在內心深處,父親無疑進行過無數次激烈的煎熬和鬥爭。

母親悄悄叮囑我:娃,盡量少惹你爸生氣,為了你們,你爸多次有輕生的念頭。最終,父親以沉默面對著羞辱,以忍耐戰勝了痛苦,以煎熬期盼著未來,堅強地踏破坎坷,盼到了1979年摘帽子的那一天。

聽了母親的話,我禁不住在內心譴責自己,我在學校與父親劃清界限的所作所為,父親知曉不知曉呢?假如他知曉了,他會怎麼想,他會傷心嗎?他會痛苦嗎?他會自責嗎?我這樣做,對得起百般疼愛我的父親嗎?

在矛盾與痛苦的交織中,我儘力幫助父親做點事,給自己心靈一絲慰藉。別看父親看病開藥方從容瀟灑,但他小時候沒上過幾天學,文化水平較低,甚至連一封家信也寫不來。那年月,管制「黑五類分子」的大隊治保股幹部,常常在下雨天或夜晚,把這夥人召集到大隊部,進行政治學習,改造思想。學習主要是念毛主席著作,念報紙。每次學習結束,還要求每人交一份思想匯報。

父親的思想匯報起初由姐姐幫他寫,後來就主要靠我了。寫著寫著,漸漸地,我也摸到了寫這種思想匯報的套路。第一部分寫今天學習了什麼內容,闡述其內容的重要性和現實意義;第二部分將學習內容跟自己過去所犯的罪行聯繫起來進行批判,特別要把自己的過去臭罵一頓;第三部分則要感謝黨和政府的不殺之恩,感謝黨和政府給自己生活的出路,給自己飯吃,給自己勞動改造、重新做人的機會,要寫出感激涕零、痛改前非的深度來。

像這樣的思想匯報遞交上去,我想治保股幹部不會一份份仔細看,因為那時候大凡農村的正派人,是不屑於干治保工作的。治保股幹部經常率領一幫人,以巡夜、護青為名,乾著抄家、抓人、打人的勾當。他不會看每個黑五類分子遞交的思想匯報,更不會一份份仔細看完,頂多溜上一眼,數一數誰沒有交上來,誰的匯報文字寫得長就判定是寫得好的。當他每次看到遞交上來的一摞思想匯報,是不是會產生一種大權在握、居高臨上的優越感來?

可憐的父親心裏最清楚,他頭上的這頂帽子給家庭和子女帶來多麼大的影響。他每天謹小慎微地活著,盡心儘力做許多力所能及的事情,似乎在一點一滴彌補過錯,不,是在贖罪。我參加學校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母親給我縫製了黃上衣藍褲子的演出服裝,父親特意跑十多里趕集,買回一條價格不菲的武裝帶,供我表演時使用。我登臺表演節目出盡風頭,父母親打心裏為我驕傲!

我在本村初中畢業後,上高中實行貧下中農推薦制度,全班50多名學生,公社只給了四五個名額。父親打探到,大隊推薦委員會由大隊黨支部、革委會幹部和12個生產隊貧協組長組成。他不敢找大隊幹部,厚著臉皮找過幾個此前關係處得不錯、能說上話的貧協組長,央求他們幫幫忙,能在會上推薦我上高中。拜見貧協組長時,父親沒忘送上一捆自己自留地栽種的旱菸葉,聊表心意。

還真不錯,據說在推薦會上,確有幾位貧協組長提到我的名字,說我的畢業考試成績名列前茅,把這樣的好學生推薦上去,能給咱們村裡增光。但是,此言一出,當場就被「極左」的幹部否決了:就這幾個名額,咱們貧下中農子女都不能全部上,哪能輪到黑五類子女?沒能被推薦上高中,我痛苦,父親更傷心。他老人家重男輕女思想嚴重,感覺女兒讀完了高中,兒子因為自己的一頂「帽子」讀不成高中,心痛!

這樣的父親,我咋跟他劃清政治界限?

我沒能被推薦上高中,心灰意冷回鄉參加勞動。這無疑會給家裡掙工分,減輕父親的負擔,還可以幫父親干許多家務活。可是,父親見我身小體弱,擔心經受不起生產隊的艱苦勞動,苦口婆心,勸我再復讀,等待上高中的機會。我不同意,父親說:娃,即便復讀一年後上不了高中,年長一歲,再參加勞動,身體也會結實點。我沒能拗過父親,重回本村學校復讀。

這樣的父親,我咋跟他劃清政治界限?

1973年,憑藉鄧小平二次出山「智育回潮」的機遇,我遠赴姐夫姐姐工作的陽曲縣泥屯鎮考上了高中,因路途遙遠花銷太大,就轉學回到家鄉的閻景中學。由於兩地春季和夏季招生的錯位,我的學業跟不上,希望留一級,跟隨下一屆學生扎紮實實學點知識。那時候學校秩序比較混亂,壓根沒有留級這一說。父親找到學校一位領導央求,該領導回答,現在學生都在混哩,你孩子留級做啥?我們保證給你孩子發一張畢業證。

父親無奈,又想盡辦法找到當年的一位醫療界同事,這位同事跟萬榮縣教育局局長楊剛關係不錯。楊局長給該校領導寫了一封信,父親拿著這封信,星期天冒著酷暑騎自行車找到校領導在農村的家,校領導看信後,這才同意我留級,跟隨下一屆同學從頭學起。

這樣的父親,我咋跟他劃清政治界限?

看著父親為兒子的成長費心勞神,不辭辛苦,想到自己卻要與父親「劃清政治界限」,我心裏像打翻了的五味瓶子,真不是滋味。

我「留級」後,再一次滿懷熱忱向團組織遞交了申請書,每次都會附上要跟父親劃清政治界限的表態。可是,過了一個學期又一個學期,仍然沒有音信。有次班級團支部討論我的入團問題,團員們在肯定我成績的同時,提出了三點不足:一是有點自命清高;二是不愛搭理女同學;三是不積極參加體育鍛練。其實我並不清高,只有自卑。

有天下午,我因感冒獨自在宿舍休息,同學們在教室開班會。會後,史建群同學悄悄告我說,剛才班主任賈華老師講話,提到你雖然不是共青團員,但根據你的各方面表現,已經完全符合一個共青團員的標準了。終於望見跨入團組織門檻的曙光了,我激動得一夜失眠。

那時,我們農村孩子讀高中,將生產隊分的全年口糧交到糧站,國家給每個學生每月補足32斤糧食。但在學校食堂上灶,吃的多為玉米麵高粱面,白面稀少,且吃不飽,同學們只好每週回家背饃充飢。

閻景中學校舍佔用閻景鎮李家大地主的莊園(現已改建為旅遊景點),我們一個班男生居住在一座四合院內。一天,我正在北房宿舍休息,院子裡有同學高聲喊道:「印譜,印譜,你爸爸來了!」我聞聲跑出來,身後幾位同學也跟隨跑出,北房、東西廂房的同學,有的擠在門口,有的隔窗觀望。我心裏明白,大家好奇地想看一看,馮印譜「反革命分子」的父親長啥模樣。

我甚感窘迫,面對父親脫口而出:「爸,你咋來啦?」

趕了三十里路的父親站在台階下,說:「我來趕集,你媽新蒸的白面饅頭,讓我給你捎來。」

「我還有……」從父親手中接過饅頭布袋,我沒有讓父親進北房看看我的宿舍,沒有讓父親進宿舍歇會兒腳,沒有給父親打一杯開水喝。反而,內心深處,只希望父親快快離開宿舍,離開班級同學們的視線。

父親看我的表情,似乎讀出了什麼,也感覺到了什麼。「……那我就走了,集上還擺著旱煙攤,托別人在照看,學校灶伙食差點,家裡有饅頭,一定要吃飽……」

我點點頭,默默送父親走出宿舍大院,望著他的背影漸漸消失,心裏翻滾著苦澀的浪花。

1976年1月,高中畢業前夕,經歷了數年(包括初中階段)的「長期考驗」,在賈華老師和入團介紹人馮義榮、馮海泉,以及全班同學幫助下,作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獲得閻景中學校團委特批後,我終於成為一名光榮的共青團員。

十年浩劫,有政治的混亂,有經濟的崩潰,有生命的凋謝,有文物的毀壞,有道德的淪喪。而最嚴酷的傷害莫過於人性的泯滅。「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宏論,造成了職工鬥爭領導,妻子揭發丈夫,兒子痛毆父親,學生打死老師的一幕幕慘劇。我跟父親之間雖然沒有發展到那種程度,但是在各自心靈深處造成的傷痛,就像密林中兩隻遭受暗箭射中的豹子,蟄伏在地,默默地用舌頭舔舐一次次滲出鮮血的傷口。

勤勞、坎坷一生的父親1998年患肺癌謝世後,第二年母親臨終前告我,我是他們的養子。

嗚呼!每每想起父親對我無私的愛,心中陡然湧出一種莫名的內疚和負罪感。九泉之下,親愛的父親,您能原諒不懂事的兒子嗎?

2013年8月草於凌空書屋,2014年11月修改,2019年1月27日再改

作者:馮印譜

 來源:新三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