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能結識一知心友人已難，能有－異性知己更難，但若能有一忘年之交的異性知己，則難上加難。現在社會上有個流行詞曰“代溝”，即謂兩人年齡相差超過了一代（一般指20歲以上），他們之間在思想、見解、感情等諸多方面就會出現一條“鴻溝”，彼此產生隔膜，甚至思想上無法交流、溝通了。所謂“忘年交”即在兩個年齡相差甚為懸殊的人之間，不但不存在“代溝”，反而更能有諸多的共識，諸多相通的情懷與感受。甚至到了無話不說的程度。
近年隨著網路和電視劇的“飛入尋常百姓家”，又產生了－個新潮辭彙“閨蜜”。所謂閨蜜，即是“閨中密友”之謂也。最初是女性之間的專用詞語。但隨著社會的進步，這詞語也進入了男女之間，即男女二人間，可以完全相互信任，互相視為異性兄弟姊妹－般。有委屈的時候可以相互傾訴，有感情煩惱的時候可以相互攀談。這樣的友情自然令人艷羨不已。尤其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共當局大搞政治運動，以檢舉、揭發，告密，出賣朋友親人為“進步”表現的年代裡，本人卻有幸遇到了這樣－位忘年之交的“閨蜜”。真是難得的緣份，說來還真有點話長。
一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毛澤東暴政統治下的“土改”運動使我的家庭在經濟上完全破產，陷於家徒四壁的窮困之中。1953年我初中畢業後，由於經濟困難，只好去投考了一個屬一機部的兩年制中專，學習工業統計專業。因為該校不但不交學費，還每月發給12萬元舊人民幣（合今人民幣12元）的助學金。當時一月的伙食費只消5萬元（舊幣。下同），還每周吃三次肉。我一月只用兩萬元錢買點洗滌類的衛生用品，其餘的錢拿去接濟我的父親和姑姑。
我父親37歲才得我這個“獨子”，先前育有一女名韻華，我這位姐姐不滿8歲便患了肺結核，那時沒有抗結核葯，差不多像現在患癌一樣，無藥可救不治夭亡。母親悲傷過度，在我兩歲時便離開人世。父親未再續弦。我的姑姑（父之妹）小時因罹患小兒麻痹症成為殘疾人，終生未嫁，父親將我“過繼”在她名下，她便在家像母親一樣將我帶大。姑姑嚴植芬知書識禮，尤愛文學，從小在文學上對我的熏陶和影響，使我終於走上了文學之途。1950年我祖母去世，一家就剩下我們三個人了。
1953年1月29日我還未滿16歲，便第一次離家外出去讀那個中專，當時（它設在金堂縣）被稱為“參加革命”。對於一個還未成年、一直在親人溫馨呵護下生活的我，對將去投入的這個所謂的革命陣營，非但沒有多少好感，而且是充滿了疑懼和惶惑。早在1948年國共內戰時期，我從父親那裡就看見過一本白皮封面大黑字的小冊子題為《鐵幕下的悲哀》。“鐵幕”就是指的毛澤東暴政統治下，各種血腥恐怖的事件，真是叫人不寒而慄。那時看了還只是恐懼，現在一切都成了現實。誰知道在那個“革命陣營”里等待著我的是什麼呢？不去嗎？無法生存。那時根本沒有個人謀生的途徑，只有去吃“革命飯”。大概正是由於這種惶恐和無奈的心緒，我父親去到成都一座叫“青羊宮”的廟上在神前給我求了一“簽”卜問我的“前程吉凶”。誰知得到的是一張“下下籤”，上面竟然這樣寫著：
“虎入圍場，弓矢齊張，縱能逃脫，難免驚惶”
“簽”上都是所謂的“隱語”，即比喻之類的話，但一看就知非吉言也。父親當時簡直驚呆了，我看見他眼裡閃動著淚花。為了減輕父親心裡的負擔，我裝著無所謂的樣子說：“信他這些鬼話幹什麼？全是無稽之談。”我姑姑也附和著我說：“讀書人別信這些，孔子不語怪、亂、力、神，這簽上的話更不必去當真。”話雖這麼說，可是大家心裡都好像籠罩著一層什麼陰影。所以當我離家那天，他們把我送到成都市北門梁家巷分手時，父親和姑姑都忍不住哭了。我一下也無法自持，於是哭成了一團。這時我心裡想起了《鐵幕下的悲哀》中說的“拆散家庭”的慘劇，沒想到“今朝都到眼前來”了。我邊走邊回頭望著他們離去的背影，不禁想起了中學課本上朱自清先生的散文《背影》，更油然而生了生離死別的悲痛……
二
在當時官方宣傳的流行用語中“革命大家庭的溫暖”是叫得震天響的一句話。就像今天的“X個代表”，“N榮N恥”差不多。可是我自從投入這個所謂的“革命大家庭”以來，就從未體驗到半點的“溫暖”。真正體驗到的只有無情、冷酷、爾虞我詐，乃至你死我活的爭鬥。今天我看到有的人寫回憶錄式的文章時，說什麼五十年代反右鬥爭前，社會風氣如何“正派”，人與人之間關係如何“真誠”。真忍不住想問他一句：你當時是被人“監督”，還是在“監督”別人？在這個所謂的“革命大家庭”里，冠冕堂皇的口號是“互相監督，共同進步”。實則是少數人“監督”大多數人。少數人在“追求進步”，多數人則常處於“落後挨整”的狀態。這些少數人首先是黨員，那是“大哥大”，絕對擁有“監督”別人的特權，其次是團員和一些所謂家庭出身成份“好”的人，他們是“監督”者中的“第二梯隊”，此外還有些家庭出身不“好”，又想追求“進步”的，只好賣身投靠到一、二梯隊去充當“外圍”成員。鄙人既不可能躋身一、二梯隊，又不想去當“外圍”成員，所以處境可想而知了。
那時沒有雙休日，只有星期天是休息日。一到這天晚上學生們便按班級、或分小組召開“生活檢討會”。“生活”如何“檢討”，實在耐人尋味。原來所謂檢討“生活”就是找每個人這一周里的缺點、毛病。說“每個人”不確切，黨、團員那肯定是先進的，所以需要“檢討”的每次都是我們這些“出身剝削階級家庭”的落後份子。人家為了表明自己的追求“進步”，靠攏組織，就在我們這些人身上“雞蛋裡挑骨頭”似的找毛病。比如有一次吃飯時用胡豆（蠶豆）當萊，由於那個胡豆很老，殼很硬，我在吃的時候便將殼出吐來丟了。那些“進步”人士便在生活檢討會上罵我是“資產階級少爺小姐的樣兒，吃胡豆還要吐殼，沒有一點勞動人民的思想情感”，甚至還要聯繫到我的家庭出身，父親是國民黨的反動官吏等來分析批判我的“思想根源”。我實在受不了，便說：“不就是吐丟了幾個胡豆殼嗎？什麼就資產階級、勞動人民了。莫非勞動人民吃穀子不去殼嗎？”這一下不得了，說我“仇視勞動人民”，幾個周開生活檢討會都“請”我當“主席”。諸如此類的麻煩簡直經常不斷。尤其是說話，稍不注意就說你是“政治上原則性的錯誤”（那時還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一詞）。而且我發現那些專門“監督”人的“進步人士”，學業上考試都常不及格，卻成天專門注意別人說了什麼，作了什麼，還拿來記在一個小本子上。就憑這一手“靠攏組織”，人家不但照樣畢業，分配的單位還比我們好。
那個年代的學生，都尚且生活在這種令人窒息的氣氛中，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一個遠離家庭、親人的我，在恐懼不安中找不到任何人可以傾訴，更不可能有人給你半點寬慰，真像生活在一片沙漠里，看見的是狼影幢幢，聽到的是狼嚎陣陣。我好想離開那個什麼“革命大家庭”，我好想家、好想親人，甚至想得在夜裡一個人偷偷地哭。但一切路都被堵死了，完全身不由已，只有任人擺布。也可以說，就是從這個時候起，在我少年的心中已經朦朧地意識到，這個制度是非人性的，反人性的。
三
好不容易盼到了畢業，雖然我業務考試各科成績都名列前茅，但唯有不考試的“政治”一科我是不及格的。所以那些通過補考才勉強及格的，但政治上表現好，家庭出身好，照樣分配在成、渝、昆明等大城市大廠礦里，我則被分配去川南小縣隆昌縣一個新建的廠叫隆昌碳黑廠（後更名隆昌氣礦），是一個用天然氣生產工業原料碳黑的工廠。
臨行前我的班主任老師劉祖貴，是個老教師，把我叫去單獨對我說：“嚴家偉，你人年輕聰明，成績也好，就是政治上要多爭取啊……”說到這裡，他似欲言又止，我已明白了他的意思。中國的許多事，人人都心知肚明，就是不能說穿。
我們有十來個同學，分配到這個廠，半數都是或家庭出身不好，或政治表現落後的。其中好像對我印象特別不好。認為我資產階級思想嚴重，政治上表現落後。這些東西你一離校，檔案便如影隨形跟著你轉到你所在的單位來了。這就是人家對每個人的有效監控。於是廠里人事科不讓我搞統計管理工作，分配我到機修車間一邊作生產記錄，一邊與工人一起學習干鉗工。還美其名曰：先到基層車間鍛煉。一天到晚弄得我筋疲力盡，人家還說我勞動態度消極。
1955年春有一次搞什麼安裝搶修突擊，連續加班，累得我身體實在無法支持了。要請假必須有醫務所醫生的診斷證明，否則免談。我抱著試一試的想法去到醫務所。先看到的是那個什麼張主任，一臉不耐煩的樣子對幾個要求請病假的人說：“你們體溫正常不發燒，我不能給你開病假條，要不然領導追究下來，我都要倒霉。”我見此狀，便走到另一間屋去，看見坐著一個中年女醫生，不但儀態端莊，面容慈祥，且說話和氣，我這人有點“以貌取人”的習慣，便覺這位女醫生應是個心地善良的人。我當時完全是一副孩子模樣，怯生生地向這女醫生說自己：“頭痛、頭昏、周身乏力……”卻一時還未敢把想請病假說出口。誰知那女醫生忽然問我：“你說話口音像是成都人吧”？我連忙說是。女醫生說：“我也是成都人，老家就在西門長順街，你呢”？我說：“我家在西門撫琴台街”。女醫生笑著說：“哎喲，隔得好近，街坊鄰居啊”！接著她又感嘆似的說道：“離開成都二十多年了，好想回去看看，就是沒時間。”那時，過春節也只放三天假，交通又不便。我說：“我也成天想家呀！”於是他又問我家裡還有什麼人，甚至笑著問我結婚沒有？我說：“我才17歲呢，哪有資格？”她笑著說：“明年就夠資格了”。那時沒有計劃生育，沒有什麼“晚婚”，18歲就可結婚了。
我們越說越投機，於是她小聲問我：“是不是累倒了，想請一天假？”我紅著臉點頭默認。她抿嘴一笑說：“我看你也沒什麼大病，就是身體顯得單弱點，斯斯文文像個女孩樣。”邊說就給我開了一張診斷證明書，上面寫著：上呼吸道感染。查T.38度。下面署上醫生的名字“熊先蓉”。就這麼一天病假，也可讓一個快被奴役式的勞作壓垮的人緩過一口氣來。這是我到所謂的“革命大家庭”中來後，第一次有人這樣主動關心和幫助過我。因此“熊先蓉”這個名字便永遠佔據了我心田中的一個位置。
以後我們上下班相遇，總要互相點頭打個招呼，我開始很有禮貌地叫她“熊阿姨”，她連忙悄悄對我說：“別這樣喊，人家聽見又是什麼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了。”那年代就這麼可笑又可怕，於是我只好叫“熊醫生”。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接觸不斷增多，彼此都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原來她的丈夫姓劉，是國民政府的一個軍官。1949年共產黨佔領隆昌後，第一個被殺害的就是她的丈夫。這時熊醫生才三十二歲，但已育有四個女兒，一家的生活重擔就壓在她身上。幸好熊醫生早年畢業於成都醫士學校，而那時共產黨是奇缺醫務人員，因此她才有了一個“參加革命工作”的機會。否則，你一個“反革命份子家屬”討飯去吧。就這樣她含辛茹苦地帶著四個女兒過著十分清苦的生活，我幾乎沒看見她穿過一件新衣服。聽她講她與丈夫劉先生也是包辦婚姻。憑她的才貌完全可以另成新家。但中國的女性，就這樣富於奉獻和犧牲的精神，矢志不回頭。
四
1955年秋，老毛借整肅胡風在全國掀起了“肅反”惡浪。即要肅清一切“反革命份子”。隆昌碳黑廠當然也不例外。它當時是一個近千名職工的中型國營企業，屬化工部，對外稱303廠。於是一些所謂重大嫌疑的便直接關起來隔離審查，已形同囚犯。另外還有一些人，領導覺得你“可能有問題”或一貫表現不好的，總共約有六、七十人，便弄來集中成立了一個美其名為“職工學習隊”，集中住宿，進行學習，星期天才准回家。熊醫生和我這一次不期而遇都被“圈”進隊里來了。所以熊醫生看見我，都有點吃驚的悄悄問我：“你還是個娃娃，關肅反運動啥事啊，怎麼也弄到這來了？”現在回想起來，當時領導確實“慧眼識人”，肯定認為我雖還未滿18歲，但一貫思想反動，已屬“反革命份子”的接班人或第二梯隊成員了，足見黨的英明偉大，偉大英明！
不過正是這長達三、四個月的“集中學習”中，使我有機會和熊醫生進一步成為了“忘年之交”的好朋友，在那個黑暗的年代裡真是不可多得的好時光。
我和熊醫生恰巧分在一個小組，一組約八、九個人。說實話，當時的運動還沒有像反右、文革那麼野蠻。何況我們這批人，他們只是對你懷疑，不放心，把你“掛起來”審查，並沒抓到什麼憑據，所以只是學習報紙、文件，動員你向組織“交心”。比如熊醫生就一再被追問她已死了的丈夫，還和哪些人有過什麼關係、來往，企圖從中挖出“暗藏的反革命份子”。對我則更離奇，他們“動員”我說：“你父親1935年前後是國民黨偽24軍旅部電務處長，當時正是紅軍萬里長征經過四川，他有哪些阻撓紅軍長征的行為，向組織上說清楚對你有好處。”我聽了真是氣不打一處來。我說：“請你們看看我的檔案，我1937年出生，1935年我不但未到這個世上來，甚至娘的肚子里都還沒有我，我怎麼知道父親幹了什麼？”他們就是這樣異想天開，給你胡攪蠻纏，弄得你啼笑皆非。
由於從這批人身上撈不到什麼有“價值”的材料，所以後來他們都搞得懶心無腸了，就把我們這些人限定在那裡，除了星期天不許外出，天天學習討論，已全流於形式。所謂小組討論，實則是三三兩兩自由結合去閑聊。於是我有了更多時間和熊醫生在一起閑談，一同回憶過去美好的時光。各人述說自己的家庭，個人的往事，心酸的遭遇，彼此都非常信任無話不談。每逢星期日我幾乎必去她家裡，一玩就是大半天甚至一天。她四個讀書的女兒也在家。一個個天真可愛，我們一起去買菜，一起作飯、看書、講故事、唱歌…大家簡直就像一家人一樣。熊醫生年輕時，不但在校學醫成績優秀，還能歌善舞，多才多藝。在成都一次學生演出的文藝晚會上，熊醫生以一曲神話歌劇《葡萄仙子》傾倒了全場觀眾。台下一位姓劉的年輕軍官更是對台上的這位小“仙子”一見鍾情心儀不已，於是他通過一位有身份的人物作媒，一年後把剛剛畢業的小“仙子”娶為了他的夫人。隨著熊醫生講述的故事，我們一起輕輕地唱起了《葡萄仙子》的主題曲：
雲兒飄，星兒搖搖，
海，早息了風潮。
聲兒靜，夜兒悄悄，
愛奏樂的蟲
愛唱歌的鳥
愛說話的人
都一齊睡著了。
待我細細地觀瞧，
趁此夜深人靜時，
撒下些快樂的材料…
一曲終了，我們都沉浸在詩情畫意的享受里。小時候，我姑姑也教過我唱這支歌。現在由熊醫生來領著我們唱時，恍惚中我似乎分不清她是熊醫生還是我日夜思念的姑姑，她是我的同事、朋友，還是我的長輩、親人？似乎兩者都是。自從為生活所迫離家出走，進入這個所謂的“革命大家庭”，受到的全是白眼、冷遇、歧視，只有在熊醫生這裡，才又一次體驗到了人性的善良，家的溫情。
（五）
可惜好景不常。1956年隆昌碳黑廠劃歸石油部，不久我被調去敘永高木頂石油勘探隊。領導對我說：“這回你去搞你的專業了，不要再牢騷怪話了。”但我卻真不想走，不是捨不得那個碳黑廠，而是捨不得離開像親人一樣的熊醫生。臨別前，她專門請我去她家吃飯。飯後我們談了很久，很久。我總是捨不得走。最後熊醫生送給我兩張照片，一張是她穿著白大褂掛著聽診器的工作照，另一張則是她當年演《葡萄仙子》時照的，照片都有些發黃了。照片背後是她當年題寫的一首小詩：
綺羅陣陣怯春寒，斜憑朱欄翠袖單，
願把愁心付柳絮，隨風吹去解儂歡。
那是一個天真小姑娘的夢，後來她也有過一個幸福的家，可是卻被一群魔鬼蠻不講理的給毀了。但她沒有倒下去，以一個母親的勇氣承擔了一切苦難，撐起了四個孩子頭上已經塌下來了的“天”。這就是一個平凡而偉大的中國母親。
那兩張照片，我一直像寶貝一樣的珍藏著。可惜在1957年我因所謂“右派”與“收聽敵台廣播反革命罪”被捕時，那些照片都落入了那幫“大蓋帽”的手裡。
（六）
1975我還是個戴著“反革命”帽子的“就業員”，來往信件都要被檢查，我利用一個外出的機會，偷偷的給熊醫生寄去一信，請她收到後回信寄到我妻子農村的家裡，這樣我就避開了檢查。可是信寄出後如石沉海，我非常失望，更多的是擔心。那個年代誰知她會不會出事？我只有在心中暗自為她祈禱。
流年似水，不覺又是四年。1979年12月的一個星期天我在妻子家裡，農村大隊郵遞員把一封信送到我家，一看是從成都寄來的，從那筆跡上就認出了是熊醫生。我高興得跳了起來。真是“先下千行淚，開君萬里書”啊！
1980年元旦，我利用假日專程到成都見到了闊別二十多年的她，她已是滿頭銀絲，不過精神還不錯。原來在文革中她也被斗得死去活來，差一點被整死。後來一位好心的醫生同事救了她，故意將她“誤診”為“胰腺癌”。於是她的大女兒劉朝浚（成都話劇團演員）便藉此理由將母親接到成都就醫，才終於逃過了這一劫。我那封信寄去時，她已離開了隆昌，又是一位好心人幫她收下來保管著，三年多後才輾轉託人交到她手中，她立即就回了我的信。
這次重逢，大家都禁不住泫然淚下，憶及往事，真是不堪回首。問及過去在一起的許多舊友故人，都被永遠掩埋在歷史的“沙塵暴”里了。真是“別來滄海事，語罷暮天鍾”，真恍如隔世的感覺……
1988年熊醫生因心臟病突發，逝世於成都。享年72歲。我遠在川南，那時的通訊還十分不便，當得知噩耗，已無法去送她最後－程，竟成終天之恨！
她是我在所謂的“革命大家庭”里難得遇到的一個好心人，一個看似平凡，但卻是十分善良而可敬的人。就像在浩瀚的沙漠里，一塊生意盎然的綠洲。更是我一生中難得的緣份！
啊，閃爍著人性光輝的忘年之交的“閨蜜”！
來源：議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