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國的憲法草案以及正式通過的憲法文本中，常有教育經費佔每年預算總額比例的規定。由此不難看出，教育在當時參與憲法設計、討論的人心目中佔有什麼樣的位置，同時也可看出那個時代對教育寄託的希望。
1936年5月5日，經過長達三年的反覆討論、修訂，由吳經熊等法學家參與起草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終於正式公布，故被稱為「五五憲草」。1937年5月18日又作了一次修正。在這個憲法草案中，第七章就是關於教育的，從第131條到第138條，其中對教育經費的規定在第137條：「教育經費之最低限度，在中央為其預算總額百分之十五，在省區及縣市為其預算總額百分之三十……」
在此之前，1931年6月1日南京國民政府公布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有一章是關於國民教育的，第五十二條規定：「中央及地方應寬籌教育上必需之經費，其依法獨立之經費並予以保障。」1930年10月27日汪精衛、閻錫山等在太原議決的《中華民國約法草案》，有關教育這一章則規定：「國家以法律指定全國固有之大宗稅收為基本教育經費；其不足時，並得徵收教育稅補充之。」雖未明確教育經費佔預算總額的比例，卻明顯放在優先地位。更早在1920年代聯省自治浪潮中，許多省份制定的省憲法都有關於教育經費的明確規定，1921年9月9日頒布的《浙江省憲法》第110條：「每年省教育經費至少須佔全省預算案歲出之百分之二十。」12月19日通過的《廣東省憲法草案》第108條的規定與此完全相同。1922年元旦通過的《湖南省憲法》第76條：「每年教育經費至少須佔全省預算案歲出之百分之三十。」《河南省憲法草案》第124條則規定：「每年教育經費至少須佔全省預算案歲出總額百分之二十五」。當年在上海國是會議期間，由章太炎、張君勱分別起草的兩份憲法草案都有「國民之教育與生計」一章，對教育經費的規定完全相同：「各省教育經費由各省調查財政情形後，以省憲法或省法律明確規定其成數，但最低限度不得少於每省歲出百分之三十。」十幾年後，「五五憲草」關於教育經費「在省區及縣市為其預算總額百分之三十」，大致上可以在這裡找到淵源。
然而直到1936年，教育文化經費實際上只佔到全國預算總額的百分之四點二八，北大教授胡適禁不住懷疑——難道憲法頒布之後每年就能增加一萬萬元的教育經費嗎？1937年7月4日，他在《大公報》發表《我們能行的憲政與憲法》一文，指出「五五憲草」第137條規定的「教育經費之最低限度」，與其寫在那裡卻做不到，還不如刪去，他主張乾脆把教育這一章完全刪去。因為他認為憲法里不可以有一條不能實行的條文。三天後，盧溝橋事變發生，「五五憲草」被擱置，他的意見當時也就顧不上認真討論了。
不過，從1947年元旦正式公布、當年12月25日付諸實施的《中華民國憲法》來看，胡適的意見也不能說沒有被接納。第164條規定：「教育、科學、文化之經費，在中央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十五，在省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二十五，在市縣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三十五。」與十一年前「五五憲草」的規定相比，雖然還是堅持「在中央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十五」，但不僅是教育經費，而且將科學、文化都包括進來。在省和市縣的比例上也有所調整，同樣涵蓋了科學、文化，當然，教育在這三者中無疑是放在第一位的。
由根本大法將教育經費最低限度確立下來，代表了那個時代對教育的高度重視。遺憾的是這個憲法在炮火聲中還來不及真正實施，就在這塊大陸失效了。今天，重讀這些憲法文獻，我們可以看到的，豈止是教育在那個時代參與起草、議決憲法的人心中的地位，由憲法來保障教育經費在整個預算總額中占什麼樣的比例，相當程度上確實代表了教育在一個時代的價值定位。他們明白，教育關乎一個國家的文明進程，關乎一個古老民族的未來，因此要保證教育經費。這是曾經在歷史中展開過的理想，或者說，這還是一個沒有完成的願望。
2014年6月5日
來源：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