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150份熟肉被判賠5萬”：法院判了，鬧劇未了

“150份熟肉”打假索賠事件近日持續發酵，當事雙方皆受爭議。

事件最初以“農民賣扣碗被舉報為三無產品，法院判罰其退賠5萬”的話題出現在公眾眼前。2021年7月，買家邵某向“毛媽媽土特產店”購買150份熟肉，因其包裝上沒有任何標識，將賣方告上法庭，要求退還貨款4500元，另賠10倍，經重慶市合川區人民法院與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審理，一審、二審均勝訴。

賣方王女士否認產品“三無”，認為受到職業打假人敲詐勒索。“我們蒸了幾十年的燒白，現在說我們是三無產品，我們全部都是給他包裝好的。”2022年4月17日，其婆婆“毛媽媽”捧著保鮮膜包裹好的食品在視頻中哭訴，“我們心裏還是想不通，我們到底錯在哪裏。”

買家邵某則陷入“知假買假”爭議，他表示自己遭遇網暴，“天天有人在網上罵我，而且還把我的名字、地址、身份證號碼全部在網上（曝光）網暴。”

在輿論關注中，這起產品責任糾紛案，逐漸演變為雙方的拉鋸戰。

是不是“三無產品”

“150份熟肉”事件，始於法院對王女士店鋪售賣“三無產品”的認定。

王女士曾在視頻裏展示了營業執照、重慶市食品生產加工小作坊登記證、食品經營許可證和健康證：“我們辦理了各種證件，怎麽被認定產品是三無產品呢？”

北京市京師律師事務所律師孟博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三無產品”通常是指標識中缺少檢驗合格證明、廠名、廠址、生產日期的產品，它並不是嚴格的法律概念，而是大家根據產品質量法相關規定簡化而來。

產品質量法第二十七條規定，生產者應確保產品包裝上有質量檢驗合格證明、中文名稱、中文廠址、電話、許可證號、產品標誌、生產日期，如有必要時還需要有限定性或提示性說明，等等。

孟博表示並非所有的產品都需要標注產品標識。根據產品質量法規定，裸裝的食品和其他根據產品的特點難以附加標識的裸裝產品，可以不附加產品標識。因此，自製食品是否屬於“三無產品”，不能一概而論，而是需要根據自製食品的特點加以區分。

同時，孟博表示，司法實踐中關於“三無產品”的懲罰性賠償請求能否得到支持，亦存在爭議。目前相關裁判標準和裁判結果大致分為三類：符合形式要件即可得到支持、有實質損害才能得到支持、法官可自由裁量。

在這一案件中，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認為，這些無產品名稱、生產時間、生產經營者名稱和地址、保質期等標識的食品屬於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對於邵某要求被告退還貨款4499.16元的訴訟請求，該院依法予以支持。

法院還認為，該案被告明知自己生產經營的粉蒸肉、燒白、風豆豉回鍋肉應當進行標識仍然未標識從而徑行出售，屬於生產和經營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故對於原告要求的支付價款10倍即44991.6元的賠償金，也予以支持。

王女士在一則視頻中，認為自家賣的粉蒸肉、燒白、風豆豉回鍋肉屬於散裝食品，而非預包裝食品，“每一次我們的扣肉蒸出來，我們冰箱上麵我都有標記，是什麽時候蒸的，生產日期，品名這些，每一批都有標記。所以說我們這個不是三無產品。”

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宣傳科科長張誌清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該案件已經處於二審判決生效的狀態，法院目前暫未接到王女士申訴和再審的要求。如果案情後續發生變化，法院將通過官方賬號公布相關信息。

王女士此前還向媒體表示，邵某一次性購買150份產品再舉報的行為涉嫌敲詐。

邵某對此予以否認。“關於我事先買了3份然後又買了150份釣魚打假的聲明，從頭到尾我隻買過一次150份，第一次的3份不是我買的，可以接受任何調查。”他4月24日在網上發文稱。

而在王女士的講述中，邵某是“臥底”在微信群中的老顧客。

邵某對於此前進入“毛媽媽農產品”顧客微信群予以否認，但並未向南方周末記者提供相應證據。“他們（指王女士方）可以提供證據。也甚至可以起訴我，如果這個人是我的話，我願意承擔所有一切的法律後果，但是如果這個人不是我的話，我也會提交給人民法院進行審查，告她誹謗。”

邵某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毛媽媽農產品”店是自己2021年在小紅書上麵無意間刷到的。“刷著玩，然後（被）推送了一個鏈接。”而在4月23日接受極目新聞采訪時，他曾提到，“是我朋友偶然發現了這個網店，在去年七八月間花188元被拉進群了，可以打折。”朋友曾在毛媽媽店購買過三次，“包括3碗肉那次”。

“毛媽媽”曾在視頻中申訴，後被網友質疑是“賣慘”。
（網絡截圖/圖）

爭議“知假買假”

為何花費近4500元一次性購買150份產品，是邵某麵臨的最大質疑點之一。

他的行為被部分網友認為是惡意索賠。在一處網絡評論區，一條四千餘點讚數的評論要求：“你出示買150份肉的動機和原因，為什麽要買這麽多，還一個人，我沒算錯這150份光肉的重量就有上百斤。”

邵某對南方周末記者的解釋是：“我是外賣員，生活作息很不規律。我需要回家就可以吃，而不是自己回來炒菜。”他情緒激動地回應：“我買了是50份粉蒸肉、50份燒白、50份回鍋肉，這是三個菜。”

收貨後開箱時，邵某全程進行錄像。他解釋“是因為這樣的網上買東西就很怕買到假貨，所以說比較謹慎”。

事件受到廣泛關注後，媒體發現，這並非邵某第一次涉及產品責任糾紛案。中國裁判文書網顯示，邵某曾起訴小黑子副食超市、華聯食品超市、鑫時代超市、家佳好生活超市、樂賣特購物中心等商家，案件大多按原告撤訴處理。

邵某曾向媒體表示，有19項起訴拿到索賠款。“19個案件，一個案件1000塊錢，就算是和解，一個案子600塊錢，一年幾千塊錢的利潤。”但他否認是職業打假人：“我給自己的定論和定位，是一個懂法較真的消費者。”

圍繞“知假買假”的爭議還在持續。對於知假買假能否要求商品經營者或生產者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孟博律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最高人民法院辦公廳對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第5990號建議的答複意見》（後簡稱《意見》）當中認可了職業打假人自出現以來，對於增強消費者權利意識，鼓勵百姓運用懲罰性賠償機製打假，打擊經營者的違法侵權行為所產生的一定積極作用。同時，《意見》明確指出許多職業打假人動機並非為了淨化市場，而是利用懲罰性賠償為自身牟利或借機對商家進行敲詐勒索，此類行為嚴重違背誠信原則，無視司法權威，浪費司法資源，不支持這種治理模式。

而在知名職業打假人王海眼中，“知假買假”問題歸根結底是價值觀的分歧。

“在我看來，動機從來就不是判斷是非的標準，認為知假買假是為了謀私利這樣的想法很愚昧。”他認為，懲罰性賠償製度的立法初衷本身就是要運用這種利益驅動機製，讓假冒偽劣產品無處遁形。

爭議店鋪賣慘

因被披露年銷五十餘萬元，王女士此前的行為被部分網友認為是“賣慘博同情”。

其抖音視頻中，王女士的婆婆“毛媽媽”多次出鏡，或是流淚哭訴，或是用骨節變形的雙手剝薑，或是夜晚還在手工做扣碗，並感謝網友們支持。其中一則視頻中，王女士的兒子眼泛淚光，配文寫道：“視頻中的兒子知道奶奶做的燒白被職業打假人告了，傷心的哭著說，奶奶、爺爺那麽辛苦做的東西，那麽好吃的東西，為什麽別人要告我們？”

王女士與丈夫自2017年起在重慶市忠縣馬灌鎮白高村創業。忠州日報的報道《“毛媽媽”的老味道這樣飄出了山》提到：通過不斷發展，“毛媽媽”傳統產品2019年的年銷售額50餘萬元，利潤25萬餘元，其中電商平台銷售額達35萬餘元。通過務工、收購農產品等方式，還帶動了20餘個貧困戶脫貧致富。這與公眾理解中的“家庭作坊”規模並不相符。

企查查顯示，王女士名下關聯著三家企業，其中忠縣還元甲修腳店已注銷，忠縣毛媽媽土特產經營部、重慶毛媽媽農產品加工有限責任公司則是存續狀態，前者法定代表人為王女士，後者顯示法定代表人名為張某某，注冊資本10萬元人民幣。

“確實我們有一個毛媽媽農產品的公司的營業執照，那是我愛人辦的。那是他們說為了方便以後貸款，或者說享受一些國家補貼，我們辦了執照。但是這個執照辦起來一直沒有起用，我們一直是用的這個小作坊。”王女士在視頻中解釋。

4月25日，王女士在電話中拒絕了南方周末記者的采訪邀約，“這件事情給我們家裏麵帶來嚴重的影響。我現在一個字也不想說。”兩日後，4月27日，她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目前我們在準備六個月內請求法院再審的各種材料和資料。”

王女士抖音網店網絡截圖。

王女士的抖音網店現在並無任何在售產品。她在4月22日發布視頻表示產品已下架，“下架的原因是因為我們這個量做不出來。”她否認日均500份產量，“說實話連50份做起都困難。”

有網友認為，“毛媽媽”店鋪出售的食品外包裝確實不合要求，但產品質量本身暫時未對人體造成損害，是否還需要對其進行處罰？

但在王海看來，這個案子本身最大的問題還是“毛媽媽”店的產品包裝有問題，“即便食品質量沒有問題，外包裝有問題也是違法的。”

他解釋，食品安全法的解釋是不能生產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產品，而不是關注這個產品是否有毒有害，隻要不符合強製性的食品安全標準，就得賠款。食品安全法要約束的不僅是製售有毒有害的產品，更是為了防止生產者製售可能危及消費者健康安全的產品。

近年來，隨著物流體係和電商平台的發展，線上和線下湧現出不少出售地方特產、自製食品的網店或小作坊，不乏產品外包裝不規範的情況。對此，王海建議經營者遵循正當性、必要性、合理合法原則，遵守明示擔保和默示擔保的義務，”明示擔保就是對產品進行說明，“比如肉，八兩重還是500克，肉是五花肉還是肘子。產品的瑕疵缺陷，也有必要向消費者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