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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不來、回不去 上海居委會有沒有權力關小區大門?

隨著複工、複產、複商的日益推進,越來越多的上海市民,走出小區,回到工作崗位的意願越來越強烈。

這是上海恢複常態化的需要,是經濟亟待複蘇的需要,也是個人保障生活的需要。

但在近日,“新聞晨報·周到幫辦”接到不少市民求助,都集中在複工者出入小區的問題上。

有的小區,已經複工的人員申請輪換想要回家的,卻被拒之門外;有的小區,回家是可以回的,回了就不要再出去了;還有的小區,想要出小區沒問題,但去複工了,就別再回來了。

雖然根據《上海市工業企業複工複產疫情防控指引(第二版)》,對複工人員回小區的已經做出了明確:封閉生產企業可以向所在區有關部門申請輪換已複工複產人員,相關人員可憑48小時核酸陰性證明,進小區前加測1次抗原,如陰性可回小區。

但上海人不是都知道,除了看上海發布,還要看居委會發布。

複工者進出的層層阻礙,無疑是上海複工複產道路上的堵點和絆腳石。但為何會出現越往下越層層加碼的現象?居委會或者其他小區自治組織,有沒有權力關上小區的大門?

類型一:出去了就不要回來

家住嘉定區馬陸鎮的彭女士日前向新聞晨報·周到幫辦反映:她的先生在安亭鎮某車企工作,從3月底便留守單位進行防疫相關工作,至今已離家近兩個月。5月14日左右,彭女士丈夫的公司告知其可以回家輪休,他當時致電所在居委,詢問返家所需證明,得到的回複是待馬陸鎮靜默期結束+公司出具的返回證明即可。

公司出具了5月16日以後的放行許可後,彭女士本人於5月17日前往居委會詢問時,居委會工作人員向她出示了複工人員返家所需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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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所示,上麵一列針對的是黨政機關的複工人員,下麵一列是企業單位的複工人員。我們注意到,相比黨政機關,企業複工人員返家所需滿足的條件更多,主要涉及的是區防控辦蓋章材料和複工證(輪換)。

“我當時就問,區防控辦的蓋章材料具體是什麽內容?居委工作人員告訴我,就是一份情況說明,蓋上區防控辦的章。”彭女士回憶,“至於通過什麽途徑聯係區防控辦?具體聯係防控辦的哪個部門?這些都沒法給我一個回答。”她在網上搜到了區防控辦電話,但多次撥打始終無法接通。在撥打防控辦電話無果的情況下,她又嚐試撥打12345市民熱線,市民熱線的回複是,讓他們找公司協助解決。

“我老公的公司在安亭鎮,他們已經出具了有安亭鎮蓋章的返回住地證明,也就是說安亭鎮是放行的,但是現在總不能讓安亭鎮要求馬陸鎮放人進去吧?”

5月22日,彭女士再次前往居委會。“我因為聯係不上區防控辦,想著已經過了幾天不知道政策會不會更新,也許已經不需要防控辦蓋章材料了?”但居委會再次向她強調,防控辦的證明是必須的。

記者隨後找到彭女士家所在居委溝通時,居委工作人員告知,小區之前有返家複工人員拿到過防控辦證明的先例。而當記者告知其上海市政府已有相關人員返家的明確政策時,該工作人員表示他們尚未接到上級通知。

“我們也不是想投訴,就是希望相關信息可以進行公示,讓我們有複工複產需求的居民清楚知道?”彭女士說,“我們也看到疫情期間居委工作的不易,但也希望他們能理解一個家庭正常的訴求。”

還有的小區,則明確規定不可返回小區,比如在寶山區的乾溪一村,實行隻出不進的政策,在外居民暫時(6月1日前)不可返回小區。除非是醫護人員、警察等一線防疫人員,方可每日往返。

類型二:回來了就不要出去

而在浦東新區的馨悅名邸和金色雅築相對寬容一點。居民長期居家後可離開小區,但離開小區後短期內不可再回;或長期離家後可返回小區,但進入小區後短期內也不可再離開,無論居家還是返崗,均要原地觀察一段時間,不能短時間內頻繁進出小區。

無論離開還是返回小區均需持相應證件。離開小區時,居民需持單位證明、48小時核酸證明離開小區。在馨悅名邸,居民返回小區時,需提供單位證明,寫明閉環管理的時間地點、核酸抗原等情況,同時持48小時核酸證明,並在小區門口進行抗原自測,結果為陰性後,方可返回小區,一旦返回則短期內不能再離開小區。馨悅名邸暫不接受從其他小區返回該小區的居民。金色雅築可接受小區、企業等地返回的居民。同樣一旦返回則不能在短時間內離開小區。

馨悅名邸的居委工作人員告訴記者,目前離開小區的居民比返回小區的居民更多。從每日核酸或抗原人數來看,每日離開小區人數不等,對比5月1日與5月27日核酸/抗原人數數據,約有三十多名居民離開小區,有的為返崗有的是返鄉。

在上述兩個小區,醫護人員、警察等一線防疫人員可每日往返。居民如有就醫需求可以外出。

類型三:外地返滬人員被拒之門外

市民孫女士通過“新聞晨報·周到幫辦”反映,5月25日,六十多歲的媽媽從河北返滬,帶著兩個滿滿當當的大箱子,到達上海虹橋站後,乘坐出租車回到了位於寶山區淞南九村的家。到了小區門口,卻被保安攔下,孫女士的媽媽一下沒了方向。

人在浦東家中的孫女士,急忙撥通了淞南九村居委的電話,居委工作人員表示返滬未報備不讓進。孫女士反複交涉未果後,又詢問工作人員,“如果不讓老人回家,那老人住哪裏呢?如果能幫忙聯係酒店,願意自費居住。”居委工作人員除了告知孫女士老人不能進小區,其他一概不知。

一個六十多歲的阿婆就這樣在小區門口等待、再等待,孫女士的媽媽無奈之下走去了小區附近的派出所尋求幫助。麵對老人的無助,警察也隻能安慰。此時,孫女士在浦東家中更是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尋求各個平台的幫助。

孫女士的媽媽在派出所停留了一會後,再次回到了小區門口。一個六十多歲的阿婆決定“硬闖”回家,孫女士媽媽帶著兩個大行李箱直往小區裏衝,保安則緊跟在後,勸說其先去居委。於是老人一來到居委就訴說著自己的委屈,居委工作人員讓老人先坐下,查看了老人的核酸報告、行程碼等,打了一些電話後,最終同意老人回家,並要求其居家五天健康管理。

雖然老人最終回到了家中,但讓孫女士非常氣憤的是,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人在自家小區門門足足等了兩個多小時,期間居委工作人員根本沒到小區門口來詢問過任何情況,最終還是靠老人“硬闖”才回到了家中。為何進小區這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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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觀點:防疫要與法治理念相結合

市人大代表,上海恒建律師事務所主任律師潘書鴻認為,現在防疫的過程中,小區與小區,居委和居委會之間的操作手法和操作流程存在著差異,沒有統一的標準和規則,讓老百姓有種無所適從的感覺。

“最近有市民通過各種途徑反映,他們要複工複產,向自己所住的小區居委會申請出門證。但是居委會說,出去以後就不能回來了,何時能回家?說要等到全市解封才能回來,建議他們住到工作單位去等等。然而,複工複產的市民所在單位也有防疫方麵的工作要求,所在單位本身也有一些管理上的問題和衝突,不是說住就能住的,如果那這樣還怎麽複工複產?”

潘書鴻介紹,按照地方組織法的規定,居委會是一個民間的自治組織,它的核心價值是民間依法自治,居委會是基於居民的授權開展服務管理小區的機構,不是行政機關。但在此次防疫過程中,居委會客觀上也存在一些政府的職能行為。那麽,居委會在執行政府職能行為的過程中,首先應當依法執行操作,不能自行層層加碼。“比如區裏規定靜默期為3天,居委會出於防疫指標上的壓力,將小區靜默期延長到5天,那麽多出來的2天就屬於自行加碼。”他舉例說。

而在防疫中,辛勤工作的“大白”們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居民對他們的辛勤付出表示認可。但就“大白”本身組成的身份而言,又有著多重性,有的是警察,有的是居委幹部或者政府職能部門的工作人員,有的是社區招募的誌願者或物業工作人員等。由於他們來自不同崗位、不同領域、不同部門,所以執行防疫任務尺度時會有差別。“我認為,作為“大白”,要有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維,還要懂依法治國的基本框架和思路,在執行防疫任務時,要符合防疫管理者或服務者這個主體身份的形象。”潘書鴻說。

潘書鴻表示,在防疫的過程中,首先還是要有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維。“現在居委會的各種做法和規則,到底是基於什麽依據,要給百姓一個明白,要賦予百姓基本的知情權,讓百姓配合居委會、配合基層部門把防疫工作做好、做實。如果百姓不知道疫情防疫過程中的具體標準或尺度,不給百姓應有的知情權,讓他們蒙在鼓裏,就容易形成對立情緒和矛盾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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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意見:居委無權自作主張,層層加碼

居委會是否有權製定小區的出入政策?上海市律師協會行政法業務研究委員會主任曹竹平告訴記者,嚴格意義上來說,防控政策應當由市政府來統一製定的,“這肯定不是居委會管的事情。居委會它是一個自治組織,它是根本沒有權力來做這些事情的,包括它的上一級街道(鎮)政府也是沒有權力來製定這個政策的。”

曹竹平認為,當前,複工複產是疫情社會麵平穩後的頭等大事,管理上應當全市一盤棋。“上海每天的發布會都有非常明確複工複產的要求,市裏的政策其實已經非常細化了,要求保障複產人員能夠順利進出小區,對於不同行業的人員也提出了不同的核酸抗原要求。在疫情使得經濟發展停滯的情況下,我們在複工複產的過程中,要防止基層行政機關、街道(鎮)一級的政府及基層的居委甚至物業、業委會自作主張,層層加碼。否則不利於本市複工複產政策的落地和執行。

曹竹平舉例說,之前,上海全域靜態管理的決定及有關要求都是由市級政府來發布決定的,它有市人大的授權,符合法律程序。現在上海仍在進行的三區管理也有明確的政策要求。在這個範圍裏,街道(鎮)和居委都不能再加碼了,比如設置“每天或每幾天裏,每戶隻有一人能出門”的規定,“每隔幾天,每家(或每棟樓、每層樓)可以派一個代表出門購物”的規定。

“當前,疫情已經在社會麵已經得到了有效控製,並非兩個月前快速蔓延擴散的階段了。抗疫不是目的,清零本身也不是目的,隻是一種手段。抗疫的根本目的還是要讓廣大居民回歸正常生活、享受到來之不易的抗疫成果。基層組織在市政府規定的基礎上層層加碼,會削弱老百姓對居委會的信賴,不利於疫情之後居民工作的開展。”曹竹平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