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接一個地死”，僅剩20人在世的常德細菌戰受害者

不能忘卻的記憶。

作者：王秦怡

再過一個月，徐萬智就整82歲了。

他的身體大不如前，腸胃不好，動不動就發炎，犯得最厲害的是眩暈症，“頭暈起來，什麽事情都顧不上”。

雖然辭去了常德細菌戰受害者協會（以下簡稱協會）常務副會長的職務，但趕上重要的事，他還是盡力參加。比如，每年11月4日就是一個大日子——要緬懷常德細菌戰的無辜死難者。

1941年11月4日，天色剛剛破曉，一架日本軍機出現在常德城區上空。飛機沿著關廟街、雞鵝巷、高山街一帶低空盤旋，投擲了大量麥穀、高粱、破布、棉絮等雜物。

幾天後，一種“怪病”開始在常德流行並迅速蔓延，造成至少7643人死亡。這7643人無一例外，都“高燒嘔吐、脖頸腫大、全身現紫斑黑斑”，去世時病狀淒慘。

“犯人瘟了！”當地人都這麽傳。

直到上世紀90年代，很多普通老百姓才了解到，“人瘟”其實是日軍當時實施的大規模細菌戰。

據史料顯示，日軍單在常德雞鵝巷一帶投下的烈性傳染鼠疫細菌，就有36公斤。此後，鼠疫在常德地區肆虐了兩年多時間。

消息像一把刀，插在了那些幸存者及死難者遺屬的心口上，他們決定上訴日本政府。

侵華日軍在伯力審判庭審上的供述。

“一個接一個地死”

81年後，提起細菌戰的往事，徐萬智還是無法講出口，“一講起，心情又不好過，講一次痛一次”。

個中情緒，旁人很難理解：那時，徐萬智不到兩歲，那麽小的孩子，開始記事了嗎？

隻有他自己清楚，那種不安的氛圍彌漫於他的成長階段。徐萬智記得，母親常常講起家裏死人的情況，每次講起都泣不成聲，“一家12口人，一個接一個地死，死了5口人”。

先是徐萬智的父親走了。徐家距常德城區十來公裏，為了養家糊口，1943年秋，徐父背米去城裏賣。回家後，他便高燒不止，緊接著脖子腫了、胯部起坨、屙血，不到5日撒手人寰。

還沒來得及悲傷，徐家人都病倒了。隨後幾天，徐萬智的堂哥、奶奶、叔叔、哥哥相繼去世，去世時的症狀與徐父完全相同。“為父親抬喪（送葬）的人、來看望奶奶的人，回家不久都染病死了。”

徐萬智調查並記錄常德細菌戰情況。

徐家接連死人的消息在村子裏傳開，整個村子陷入驚恐之中。道士不敢上徐家做道場，請來的大夫也說不清病因，村裏人迷信，認為徐家犯了“三皇五煞”、陰氣太重。

而在更遠處的城區，人們的恐慌又要放大數倍。

1941年11月末，當時的國民政府在常德城區建造火葬爐，強製火化死者遺體，這顯然與傳統的“保全屍”、入土為安、重葬土葬等文化習俗相悖，在普通民眾中引發強烈的抵觸，隱藏屍體、偷走屍體的事情接連發生。

這些事雖然都是聽別人講的，但以身體記憶的形式提醒著徐萬智，細菌戰真實存在。

據其姐姐回憶，1943年，眼看著家裏一個接一個地死人，舅舅便將孩子們接了去，按照土醫生的法子喂服中草藥。拖拖拉拉大半年，徐萬智才死裏逃生。

活下來的徐萬智頭發幾乎掉光，因為用藥太猛，肝髒、腸胃也都落下毛病。“腸胃經常發炎，上廁所稍微慢一點，就會拉到褲子裏，幾十年來一直是這樣。”

學者聶莉莉結合大量的田野資料，認為細菌戰帶給受害者“終生的傷痛”，“人們往往對死了人的同村鄰居以及周圍的村落抱有種種猜疑，孤立疏遠他們”。

1942年5月，常德蘆狄山鄉伍家坪村鼠疫肆虐，造成201人死亡，活下來的人也多外逃。

鼠疫發生前，村內居住150多戶，近600口人。鼠疫過後，村裏僅剩20多人。周圍一帶則認為伍家坪“風水不好”“犯煞”，沒人願意嫁過去。到1962年，村裏的人口也隻有42人。

“大膽撒網、小心求證”

1941年11月4日，當日軍在常德城區投下棉花、穀物等雜物後，當時的縣衛生部門聯想到日軍1940年在浙江省衢縣等地實施的細菌戰，當即收集了空投物，送到廣德醫院檢查。

次日，廣德醫院報告檢查結果，說明投放鼠疫病菌的可能性極大。隨後，為了防止疫情擴大，政府製定了各種防疫措施。

但在民間，一是被強行送入隔離醫院的患者多數不治身亡；二是防疫宣傳並沒有達到目的。

國民政府派遣的外籍防疫專家伯力士就曾提到：“鼠疫主要流行於貧民層，僅靠報紙、海報、宣傳冊子、公共集會演說等手段是不夠的，貧民層鮮能識字，勞作繁忙亦無法參加集會。”

這導致普通民眾對上層宣傳不信任，對鼠疫認識不足，更不可能知道所謂“人瘟”其實是日軍實施的細菌戰。

20世紀90年代，隨著一些日本老兵回憶錄及戰時日記的披露，掩蓋50餘年之久的日軍細菌戰罪行才逐漸浮出水麵。

徐萬智告訴《環球人物》記者，日本的正義之士一瀨敬一郎律師找到常德官方，表示不需要當地人承擔費用，隻需要他們調查細菌戰受害實情，他將無償幫助受害者到東京法庭找回正義。

就這樣，1996年，“常德細菌戰受害調查委員會”正式成立，開始尋訪幸存者、死難者遺屬。

第二年，徐萬智看到電視上的尋訪信息，聯想到家人的經曆，立馬撥通了聯係電話。此後不久，他就作為誌願者加入了調查委員會。

按照徐萬智的話說，調查人員都是“老家夥”，平均年齡六七十歲。他們騎著自行車、帶著幹糧走街串巷，跑遍了常德市區、郊區和附近鄉鎮，最遠的時候一天騎了100多公裏。

徐萬智在調查。

這是一件相當耗費精力的事。

起初，誌願者們根據曆史檔案記錄找人，不需要花大力氣鑒別。後來，隨著報紙電視的宣傳，很多在曆史檔案上未記載的疫點的群眾強烈要求當原告。

如何保證受害事實的準確性成為當務之急。

為了清算侵華日軍細菌戰的罪行，調查人員秉持“大膽撒網、小心求證”的原則，對死難者的姓名、講述人與死難者的關係、發病症狀、發病時間、死亡時間等一一進行登記、審核。

有的遺屬描述親人發病時，時冷時熱，調查人員仔細詢問後判斷那是感染了瘧疾而非鼠疫，有的死難者姓名無可考，這些都不在此次登記之列。還有的死難者死亡時間弄不準確，調查人員就從講述人回憶的結婚、生子、賀屋或其他家庭大事去推算，直到弄準為止。

2002年，在細菌戰訴訟一審判決前3個月，常德細菌戰《受害者名冊》終於完成。

《受害者名冊》記載了7643名受害者，分布在13個縣、70個鄉鎮、486個村落，是誌願者們從15000多份控訴材料中篩選出來的。

“實際受害人數遠不止7643人。雙橋坪鄉蔡家灣99戶371人，除了1人因外出幫工幸免於難，其餘370人全部感染而死，這370人大多因不知道姓名而無法登記。”徐萬智至今感到遺憾。

“忘記曆史就等於背叛”

1997年和1999年，常德61名受害者、遺屬與細菌戰另一重災區浙江的原告，先後兩次向東京地方法院遞交細菌戰訴狀書，起訴日本政府。

這61人中，先後奔赴日本出庭陳述、作證的有16人。

徐萬智就是其中之一，也是唯一出席一審判決的原告代表。他清晰地記得2002年8月27日那天的場景，“日本外務省、厚生省等政府代表坐在被告席上，無論我們怎麽講，他們都不做聲，既不讚成，也不反對”。

最後，日本東京地方法院從法律層麵采信和認定了常德細菌戰受害“7643人”這一數據，認定細菌戰“屬於非人道的行徑”，但駁回原告的訴訟要求（日本政府向細菌戰受害者謝罪和賠償損失的正當訴求）。

徐萬智當庭表示不服，要繼續上訴。法庭審理結束後，在當天下午1點多召開的記者招待會上，麵對世界各地的媒體，他義正言辭地說：

“必須記住曆史，忘記曆史就等於背叛。我們絕不放棄向日本政府索賠的權力，不管打多長時間都會堅持，我們死了兒子會接著來，兒子死了孫子繼續來，子子孫孫打下去！”

徐萬智接受媒體采訪。

2005年7月，日本東京高等法院作出二審判決，宣布維持原判。2007年5月，日本最高法院通知，駁回細菌戰訴訟上告，三審不予受理。

自始至終，徐萬智認為，判決結果反映了日本政府的態度，“一是‘拖’，一是‘賴’，等到這些知情人全不在了，他們就不了了之”。

如今，常德61名受害者原告，僅剩20人在世。

61名原告中，朱九英年齡最大，家裏有兩個兒子因為感染鼠疫而去世。1997年，調查人員尋訪時，她已92歲高齡。

轉年6月，朱九英去世，兒子高緒官繼續任原告。

時間侵蝕著這些“老家夥”們的健康乃至生命。徐萬智的眉毛不知道什麽時候變成了灰白色，早些年，他就開始有一種危機感。

“我們老了，告不了好久了，誰來繼續擔這個擔子？”

一場沒有結束的戰爭

律師高鋒闖入老人們的視野。

高鋒出生於1975年。90年代，他跟著實習律所的老師，配合調查委員會尋訪受害者，逐漸了解到日本細菌戰的真相。

為了繼續對日維權，2011年11月，常德細菌戰受害者協會成立，老人們選高鋒為會長。

在高鋒看來，“要求日本政府謝罪和賠償，是整個人類的事，有現實意義。美國在烏克蘭建造生物實驗室，正說明如果我們忘記了曆史，曆史將可能重演”。

這些年來，盡管協會運營麵臨“缺人缺錢”等重重困難，但高鋒還是盡最大努力讓常德細菌戰這段曆史不被遺忘。

前幾年，高鋒從律所擠出一個十來平米的房間，這成了協會的固定辦公場所。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前，他每年都要組織協會成員去日本，在日本民間舉辦聽證會，讓更多日本人了解常德細菌戰的真相。

2010年，高鋒在日本國會，呼籲日本政府謝罪、賠償。

圍繞常德細菌戰，協會還聲援了日本民間多起派生訴訟。二戰結束後，美國以豁免侵華日軍731部隊成員戰爭責任為條件，獲得731部隊實施細菌戰的大量資料，後將其返還給日本一所學校。

日本民間團體上訴學校拒不公開資料，高峰聽聞後組織成員赴日聲援。

2018年，日本民間團體來華調查常德細菌戰受害者情況，協會全程陪同。

現在，高鋒希望能建一所常德細菌戰死難者同胞紀念館，或常德細菌戰史料展覽館，讓曆史記憶能得以保存，也讓人們能有了解這段曆史的渠道。

對“徐萬智”們來說，更重要的是，他們希望在有生之年，等到那些“劊子手”的道歉，贏得正義和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