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硬核》編者按：
7月的第一天，非虛構作家何偉（Peter
Hessler）結束了在四川大學的課程，準備舉家返回美國。我們邀請何偉的好友、自由譯者何雨珈記錄下他的最後一課，並回顧他最近兩年的生活與創作。
“時間記得，故事未完，生活循環往複。”最後一堂課上，何偉講述了這樣的故事。
2020年8月下旬，何偉在武漢采訪，而他遠在成都家中的雙胞胎女兒，Natasha和Ariel，在住家附近府河邊的草叢中發現了一隻大概一個月大的奶牛貓，把它抱回了家並取名叫“Ulysses”，尤利西斯——她們認為這隻小貓一定環遊過世界。
如今尤利西斯已經一歲了（兩個女孩將6.26定為他的生日），即將開始貓生的第一次遠遊。7月4日，他將飛往美國科羅拉多，等待著他的，是廣袤的高原草場和一座看上去布滿大窗戶，十分舒適的別墅。
但新生活的前景也不盡然美好，別墅裏早就住了一隻霸氣的埃及豹貓，名喚穆爾西（Morsi），照片裏的這位“主子”即便是慵懶地趴在櫃子上，眼神裏也透著淩厲，一副不好惹的樣子。他是何偉一家在埃及生活的五年中領養的一隻貓兒，算來比尤利西斯年長近十歲，根據觀察，氣場也強出不少。
何偉特地為他寫過一篇文章，《家貓名喚穆爾西》（Morsi the
Cat，我的中文翻譯版見這裏），發表在2018年5月7日的《紐約客》上。7月1日，也就是昨天，他在四川大學上的最後一堂“新聞與紀實文學導論”課（Introduction
to Journalism and Non-fiction），與學生們討論的文章正是這篇。
他們養穆爾西，是因為兩個女兒接連被老鼠咬傷。而穆爾西一入家門便戰績斐然，咬斷了兩隻老鼠的頭，從此這些煩人的齧齒動物就在他們家中絕跡了。但穆爾西的凶猛對鼠也對人，把當時隻有兩三歲的Natasha和Ariel也抓出了血，還把女主人Leslie抓得去打了疫苗。
等一家人結束埃及生活回到科羅拉多後，穆爾西神威不減，在高原上繼續製造著“無頭鼠屍案”。
何偉問學生們：“你們覺得兩隻貓見麵以後會怎麽樣？”又自問自答，“穆爾西會整死尤利西斯的。反正她們是在我不在的時候撿的這隻貓，不關我的事。
這是他的又一個冷笑話，語氣嚴肅，表情認真，不了解他的人會一時反應不過來。我倒是熟悉了他的套路。之前他跟一個朋友見麵，對方問尤利西斯還好嗎，他麵無表情地說，“那個貓得了癌症，我們隻能淹死他。”在場的兩個女兒也很聰明地配合，裝出一副憂傷的表情。當時的尤利西斯應該正在他家高層的陽台上上躥下跳呢。
有一次我幫一個讀者找他簽書，說這位讀者專門要求他寫一句贈言，他一挑眉毛問我，“什麽贈言，‘我愛你？’”彼時我已經對這樣的玩笑波瀾不驚，“不是的，讀者希望你祝她早日找到男朋友。”
這種冷幽默時刻總讓我在恍惚間重回他的作品。《江城》裏寫到當地的空氣汙染，他擤鼻涕時紙巾上總會有一團“黑色油膩膩”的東西，後來他的解決方案是“擤過鼻涕之後不再去看紙巾了。”
無論從字麵意義還是內在涵義上，這都是“黑色幽默”。這樣的幽默在他的作品中俯拾皆是，在課堂上也是一樣。兩個半小時左右的課程不時響起學生的歡笑。
他講在埃及住的公寓條件很差，時常斷水斷電，展示了一張黑燈瞎火的照片，模模糊糊地能看到一張桌子，碟子和水杯，小小的雙胞胎對坐著，各自頭上戴了個電筒，像煤礦工人。何偉說，“我們在吃晚飯呢。”
又指著照片一片漆黑的遠端，“Leslie坐在這裏，你們看不到吧？她可美了。”
相比之下，他們在成都這兩年，住的地方可謂“豪宅”。市中心地段，距離太古裏春熙路不過兩站地鐵；小區嚴格地分了出口和入口，沒有業主卡的訪客需要登記自己的姓名、電話、身份證號、來訪理由，還要打電話給住戶確認方可進入。位於高層的公寓是寬敞的三室兩廳，還有連通客廳與一個臥室的大露台，晴朗的夜晚涼風習習，可以眺望府河邊星星點點的燈火。他喝啤酒，妻子Leslie喝紅酒，兩個女兒喝牛奶，四人幹杯，成都的小夜晚美滋滋的。
有讀者早就猜出了他住在哪兒。2020年3月23日，他在《紐約客》上發表文章，《封城生活》（Life on Lockdown in
China），雖然沒有寫住所的具體位置，卻詳細描述了小區的周邊、設施、管理，甚至寫出了自家房號1901。有人在社交網絡上找到我，說，“我知道他住在哪兒了哦。”我轉述給他，問，“你不怕瘋狂粉絲找上門來呀？”
“早就有人在我跑步的時候攔住我打招呼了。I don’t care。”
他和同為紀實作者的Leslie都讚歎中國讀者的熱情，說在美國根本不會有這麽多人找他們簽名，認真讀他們的書，還能如數家珍地把書中細節一一羅列。由於希望在中國長期做深度報道，總接到各種活動邀約的兩人盡量保持低調，不怎麽接受采訪，也盡量不參加大型活動。也因此，他們總是非常認真地對待讀者私底下的簽名要求。有的讀者要求在上款與簽名之外，還要寫一大段贈言，何偉就讓我截好圖，放大，一筆一劃地認真抄寫。幼稚的中文筆跡和那些嚴肅的話湊在一起，很有反差萌。一位讀者留了紙條，說贈言請他“內容自擬，形式不限”。他老老實實地寫道，“To
XXX，內容自擬，形式不限。何偉。”
他寫的書比Leslie多，簽名的任務自然也重一些。他的冷幽默對妻子同樣毫不留情，“這種時候Leslie總是很嫉妒我的。”此時Leslie就笑吟吟地看著他，一臉地習以為常。
還有讀者在外地見到他，拿出Leslie的作品《打工女孩》讓他簽名，他一邊說“太討厭了，這樣搞得我像專製父權大家長”，一邊大筆一揮，“扛工女孩，扛工快樂！作者的老公。”“扛”字也不知道是故意寫錯，還是書寫不好造成的錯別字。
《尋路中國》英文版的扉頁低調而深情地寫著“for
Leslie”（獻給Leslie）。他對妻女的愛和冷幽默一樣，通過看似輕描淡寫的方式表現出來，卻會正中紅心地戳到看懂的人。
課堂上講的這篇《家貓名喚穆爾西》，故事圍繞貓咪展開，大背景是“阿拉伯之春”時期的埃及，發表在《紐約客》上時，原標題叫《開羅：一種愛情故事》（Cairo:
A Type of Love
Story）。Leslie貫穿始終：和他出身背景不同，卻有著“某種相似的不安分”；一起製定人生計劃，去一個有悠久曆史和豐富語言的地方；一起養育孩子；因為埃及的政策，並不看重一紙婚書的兩夫妻在上飛機的前一天去縣法院做了登記，儀式開始前Leslie還抓緊時間到樓上交了最後一個超速罰款。
我從字裏行間讀到一種欣賞：我老婆清醒果斷，獨立自主。結婚時去交個交通罰款這種事，Leslie做得出來。在成都的這兩年，何偉教學和寫作都沒落下，經常要去別的城市采訪。Leslie則主要在完成關於埃及的寫作，一邊照顧兩個上公立小學的女兒。我每次見到Leslie，總覺得她像我小時候想象的“花木蘭”：典型的華裔長相，長發披肩，橢圓的柔和臉盤，一雙丹鳳眼自帶堅毅。我們飯後聊天時，她笑得像成都的春風，親切溫暖，轉眼又能用很堅定的語氣對正玩兒得開心的兩個女孩子說，“時間到了，馬上睡覺。說晚安。”如果第二天要上學，孩子們的睡覺時間是晚上八點，雷打不動。
Leslie還會在席間要求她們把嘴裏的東西吃完再說話，不要站起來夾菜。如果是吃我做的菜，孩子們會在吃完後來到我身邊，鄭重其事地看著我的眼睛，用清晰的中文說，“謝謝你，雨珈阿姨，非常好吃。”這樣的禮節我領教過多回，依然會每次都有些許震驚，頓一下才能回答，“不用謝，不用謝。”
川大英語係學生Serena說，有一次她去找何偉請教問題，他解答完之後，突然換上少見的感慨語氣，說，“無論你寫多少文章，取得多麽大的成就，到頭來還是妻女家庭最重要。”
這麽“肉麻”的抒情他在我麵前不曾有過；但好丈夫、好爸爸的特質顯露出不少蛛絲馬跡。他曾經因為疫情隔離政策放棄重要的外地采訪。“如果編輯因此不滿，那也沒辦法。我不能隔離。這樣Leslie太難了。我必須得趕回來送兩個孩子去上學。”Leslie一喊孩子們睡覺，何偉也必定幫腔，嚴肅地要求她們聽媽媽的話。
在公共場合，Natasha和Ariel漂亮的長頭發總是梳成兩根工整漂亮的辮子，在背後得意地甩來甩去。我有一次想當然地問她們，“媽媽給你們梳頭發費了不少時間吧？”她們瞪大眼睛，“你說什麽呐，媽媽不會梳頭！都是爸爸給我們梳辮子的！”
今年十一歲的她們無疑明白自己擁有一對非凡的父母。她們為Peter和Leslie
Hessler寫過一個檔案，“他們做過什麽：所有的事情。他們沒做過什麽：沒有沒做過的。”她們看過父母寫的所有書，也有各自最喜歡的《紐約客》作家和漫畫家。
常與一家人見麵的朋友會戲稱“龍王的女兒會鳧水”，因為孩子們無論什麽場合，總捧著一本書在忘情地閱讀。我最初和她們見麵，兩個九歲的小孩兒就跟我聊《第二十二條軍規》，那是我大學時才看的書。最近她們在係統地閱讀村上春樹的英文版著作。有時候一起吃著飯，她們會請我開個頭，開心地背誦起學校裏學的古詩詞。一次她們把我拉進房間說一起玩，我還在擔心怎麽陪這個年齡的小孩子玩耍。她們用發音語調都標準過何偉雙倍的普通話說：“雨珈，你從書架上選一本書，我們一起看書玩兒吧。”我從書架上抽了一本英文版的《紅樓夢》，她們跳起來地歡呼道，“這本書很好看！”
一次跟我討論完寫作後，何偉突然化身“炫娃狂魔”。“她們很厲害的，還不到十歲，已經讀完了《戰爭與和平》。她們已經能用中文寫文章了，寫得很好。如果她們願意的話，會成為很好的作家。”等到了女兒們麵前，老父親又藏起這份驕傲，開起玩笑，“你們以後能做服務員就不錯了，是不是啊？”轉頭又告訴我們，“我和Leslie都沒有買保險的。因為要是一個人死了，另一個就能根據這個寫一本書，能賺錢的。要是我們同時死了，兩個孩子也能寫，還是沒問題的。”
孩子們在我家玩兒Switch，他在旁邊忙著錄像，笑得臉上褶子一道一道地凸顯出來。前不久她們在家裏扮演僵屍，何偉邊拍照片邊說：“除了你們是鬼，家裏還有個鬼。你們知道是誰嗎？”
我已經很熟悉他的套路，靜靜地看著他不說話。
何偉大喊一聲，亮出雙爪：“還有我這個洋鬼子！”
課堂上的何偉
提起離開成都，何偉最為Leslie遺憾。“這兩年發生了太多事情”，他說自己采訪、報道和搜集到的內容，足以寫一本書了。但Leslie才剛剛寫完關於埃及的書，本來是打算用剩下的三年去好好探索成都和整個中國，發掘新的素材，續寫之前的故事，比如探訪《打工女孩》中的故友。如今計劃不得不中斷。“她犧牲太大了。”
但就像他在這篇《家貓》中所寫，“老計劃總是趕不上變化，但新計劃也很容易製定。……專注去做那些能控製的小事。”在得知無法續簽工作簽證因此隻能舉家暫時搬回美國後，夫妻倆非常冷靜且分工明確地安排好了大事小情。Leslie趁著何偉沒課的時候去了東莞，尋回了《打工女孩》中的好些舊人（其中一個女孩現在儼然登上了人生巔峰，擁有一輛保時捷和一輛奔馳）。
而何偉則平靜地來上這最後一課，從晚上六點半上到九點。學院的選修課，大一到大四的學生都有。有些桌上擺著他的書，目不轉睛；有些之前就上過這門課，今日是特地前來。也有學生忙著做別科的作業，還有個學生打開教室裏配的電腦，先是在線打麻將，然後玩紙牌。
他愛這份教學工作。《江城》中涪陵的歡樂教學時光延續到了成都的課堂上。他談起學生總是讚賞的態度，“他們很聰明，很優秀，做了很多有趣的調查。”
前文提到的Serena，本來的夢想是想寫小說（就像何偉在某本書中提到的自己），去年先旁聽了何偉的這門課，再通過申請正式選修，如今，她已經保送了複旦國際新聞係的研究生。Serena說，“看到他就覺得自己想成為他。他鼓勵我往專業方向發展，這對我很重要。”
這個眉清目秀，笑容純粹的小姑娘又翻出何偉在她的習作中寫的批注，“你應該考慮以後從事相關專業，來發揮自己的寫作技巧和觀察能力。也許這是一條艱難的路，但你既有天賦，又有決心。”
後來，何老師又給她寫郵件，“韌性有用；耐心重要。你申請課程時表現了這兩種特質；更重要的是，你在後來的研究和修改中也表現出來了。無論你如何繼續自己的寫作生涯，這些特質都將對你產生巨大影響。你應該滿懷信心地繼續下去。要記住，辛苦的勞作也是很重要的，其中很多都很枯燥乏味，也可能並不光鮮；但必須要去做；假以時日，都會以某種方式成為有價值的東西。”
今天，已經完整上過一學期課程的Serena，又特地前來上課了。“反正他就是我想活成的樣子。”
最後一堂課上，何偉問學生，注意到文中的伏筆了嗎？
有學生回答，你們在埃及住的公寓，有蜘蛛網狀的門窗，這是一個伏筆；透過蜘蛛網狀的門，能坐上像拜占庭石棺一樣的老式電梯，這也是一個伏筆。
在後文裏，同住一個公寓樓的老太太把頭穿過蜘蛛網門去電梯井找貓，石棺一樣的老式電梯停在她頭頂上不動，而此時有人在一樓按了電梯。
不動聲色的驚心動魄是何偉慣用的寫法。他的故事總是講得細致、幹淨，沒有閑筆。這種效果大部分得歸功於他的洞察力。2019年他到成都定居後不久，我得知他要重返涪陵，於是拿著《江城》趕去那裏見他和他的譯者李雪順老師。我們坐在一個賓館的大堂裏喝茶聊天。那是個散發著上世紀九十年代氣息的大堂，一些玻璃圓桌邊圍著厚重的藤編椅子，我們感覺像在開“老幹部茶話會”。
正聊著，何偉突然站起身來走了一圈，我以為他坐累了想休息一會兒。幾分鍾後他回來了，問我，“你注意到了嗎，每個桌上都有一個‘禁止吸煙’的牌子。”我說，“是的，一般這種大堂都會有吧？”
他又狡黠地眨一下眼睛，“但是牌子旁邊又都放了一個煙灰缸。”
不等我笑，他伸手指著不遠處煙霧繚繞的那桌，“那幾個人就在禁止吸煙的牌子麵前抽煙啊，煙灰就撣在旁邊的煙灰缸裏。”
在之後的一年多時間裏，他數次重返涪陵（僅我知道的就至少四次），不知又觀察到多少這種有趣的細節。
即便是家常閑聊，他也總是在觀察和記錄。
一次，一個朋友談到滑雪受傷的人會組成一個微信群，名叫“幹瞪眼”，意思是因為受傷幹瞪著眼睛沒法滑雪。何偉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連忙掏出自己隨身攜帶的本子和筆記下來，後麵拜托我幫他做了進一步的搜索和調查。這個細節後來成為他今年6月21日在《紐約客》發表的最新文章的開頭。
本子和筆是他的寶貝，他也在以往的課堂上和很多采訪中多次提到，一定要隨身攜帶本子和筆，把一切都記錄下來，“因為沒有人能有那麽好的記性。”他的小本子上布滿了我不太能辨認出的中英文，他的筆跡非常潦草。“我自己過個幾天都不認識了，所以要及時整理。”
我勸過他，不如直接用手機來記錄，直接就是打印版，也好複製粘貼來整理。
他露出非常嫌惡的表情，“我討厭科技！（I hate
technology）”一切都需要用智能手機搞定的中國顯然讓他很不適應。他用著一個老款的iPhone，裏麵裝了支付寶、攜程、滴滴……剛到川大教書的時候，每次和學生談完話，他總會拜托對方教自己用一下滴滴打車，好趕快回家。有一次他在攜程上訂酒店，不知道為什麽就是進行不到付款的那一步，打電話向我求助，我建議他下個另外的酒店應用試試。他回我，“一想到我又要在手機上多下個什麽鬼app，我就想把手機扔到窗戶外麵去。”
我差一點就回他，“幸虧你寫得特別好，不然誰慣著你。”
何偉在課堂上展示
6月21日發表的那篇文章，主題是滑雪和2022年冬奧會，算上這篇，在成都的這兩年，何偉一共在《紐約客》發表了七篇以中國事件為主題的文章，每篇刊登時總會有人積極地主動翻譯，發在網上。何偉委托我把比較好的翻譯版本收集起來，認真地做了存檔。他的電腦裏，按照年份、地點、不同材料的歸類，分了無數個整齊的文件夾，幾十年前的資料眨眼就能找出來，讓同為雙子座，電腦裏卻一片混亂的我汗顏。
他的文章總會不可避免地引起一陣輿論爭議，海內海外，中美兩國，不同觀點立場的人，都對他有褒有貶，由於互聯網上批評的聲音總是比讚揚的聲音大些，說得難聽點兒，他就是“兩麵不是人”。最常聽到的一句風涼話是，“何偉寫如此這般的內容，背後究竟有什麽目的？”
我們談起這些評論，他淡淡一笑，“什麽目的？掙稿費啊。”
我常覺得他是個心地單純的人，雖然因為職業原因閱人無數，很會耍小聰明，挺會糊弄，也挺會交際。但他呈現的作品，永遠都是在單純地報道記錄自己所見所聞，一字一句，隻做好這一件事情。我有個不成熟的理論，心地單純的人，容易顯得年輕。1969年出生的何偉，雖然總是工作到深夜，備課寫文，或者在外奔波采訪，看著也就是四十多歲的樣子。
七篇文章我每篇都認真讀過，依然是熟悉的何偉，寫的全是自己親眼所見，幾乎不表達強烈的觀點或立場。至於讀者的解讀，那是讀者的事。正如Leslie所說，“他永遠寫的都是自己想要寫的。也絕不會因為顧忌到什麽就做自我審查。”
何偉的最後一課
至於寫埃及的文章，大概因為離兩個國家都距離遙遠，反倒是一片清靜。何偉又問學生，你們注意到這篇文章中有個人物，幾乎在我每篇寫埃及的文章中都出現了嗎？
學生們會心一笑，“賽義德啊”！
何偉說，對，那個收垃圾的人賽義德。“所以，《紐約客》的事實核查員（fact checker）又要找賽義德了。”
看來應該是在前麵某次課講過了《紐約客》的事實核查製度。對此我也有充分的領教。他來成都定居後發表的第一篇文章，主題是我的翻譯工作和譯作出版情況。刊登在“成都明信片”那一欄，千字上下，並不長。正式刊登前他告訴我，你會接到事實核查員的電話。還加了一句，“會比較麻煩，提前道歉。”
我實在不應該說那句“沒關係”。電話那頭的人幾乎是將整篇文章寫了什麽給我全部交代了一通，每個細節都過問了一遍，包括我家是不是真的住在高層，我是不是說過某句話，何偉在文中提到的某句措辭從我的角度出發是不是準確……有好幾次我都想說，“這重要嗎？”
同樣疑問後來又數次冒出。他的很多文章我都有幫忙前期調查聯係，進行一些中文資料的查找，免不了被事實核查員核查。在每個他發表文章的周一前幾天，我就會心裏吐槽，“事實核查員又在‘發瘋’了！”每一個場景描寫都必須拿出看得見的圖片或視頻證明，每一個數據都必須有兩個以上可信賴的來源支持；到底是“很多”，還是“一些”；到底是“某個”，還是“某幾個”……很多時候，我都是一邊罵罵咧咧地回郵件，一邊對這篇非虛構作品的真實性感到十二萬分的放心。
他對學生說起這個在埃及負責收垃圾的人賽義德，臉上浮現出溫情的微笑。他不是那種“吸血鬼”般的寫作者，撲在采訪對象身上“吸血”完畢，拍拍屁股就走了。他說不久前還跟賽義德通過電話，他一切都好，沒有生病。
何偉似乎盡力和自己采訪過的每一個人保持著聯係。這兩年他在數次回訪涪陵時，見的還是九十年代那群學生，那些老朋友。後來他去過上海、杭州、義烏、張家口……也是處處拜會舊友，也從他們那裏得到新的故事，尋獲新的采訪對象。我曾經根據他提供的一個手機號碼，幫他重新聯係上幾十年前麗水的一位老友，對方一聽他的名字就爽朗地笑起來，一口浙普脆生生的：“我當然記得他啊，那時候他對我們很好的，歡迎他再來玩兒啊！”
他之前在中國的那些年，似乎是某種意義上的黃金時期。這兩年，我有時候幫他聯係采訪對象，會說他是“作家何偉，大學教授”，在做某個研究，好歹先讓對方應承下來。很多人見了麵才反應過來他是個老外。礙於麵子，也沒有拒絕采訪。隻是轉頭給我發微信，“他是個外國人啊！”我一邊裝傻，一邊對他很有信心。他很懂得怎樣讓被訪者說話，問對方什麽樣的問題，怎樣隨機應變。
也有一部分人一聽要“采訪”，就直截了當地拒絕了，賺錢還來不及呢，憑啥跟你聊啊？我的新聞從業經驗有限，有時候實在沒辦法了，問何偉，可不可以先找個什麽理由，說你想跟對方談個生意，先見到麵再說？他語氣嚴肅地講，不可以，你必須要一開始就對對方說明來意。不用說太多，但是要說明。
他很少這樣認真地教我做事。我後來想了想，他大概是很怕《紐約客》的事實核查員。
何偉給學生的臨別贈言
講完賽義德，何老師又對學生拋出一個問題：注意到文章中成對出現的事物了嗎？
文章裏成對出現的事物有很多，他的雙胞胎女兒，同一棟樓的雙胞胎兄弟，法老與王後，上埃及與下埃及……古埃及人本來就擁有一種“雙生”的世界觀，就連“時間”也有兩個單詞，neheh和djet：
一些學者告訴我，現代人大概不能充分理解這一概念。我們已經對線性的時間習以為常，一件事發生，另一件事隨後：革命爆發，接著來場政變。這些事件與重要人物做出的行為一一累積，寫就了曆史。
但古埃及人從未按照我們的定義來書寫曆史。事件（kheperut）是不可靠的，因為它們打亂了自然秩序。相反，古埃及人生活在“周期時間（neheh）”當中。Neheh關乎的是日升日落、季節更替與尼羅河每年的漲落，總是循環往複，更替接續。而Djet呢，則是靜止恒定的時間。法老駕崩，便進入djet，進入諸神、寺廟與金字塔中的時間。把屍體做成木乃伊，就是人類對djet的體現，藝術也是。在djet時間中，有些東西已經完成，但不會過去；永恒地存在於當下。
何偉無疑是個會講故事的人。寫文著書如此，課堂上也是如此。他把兩個時間概念放在一旁，模仿起埃及總統穆爾西（對，貓的名字是從這裏來的）被關進籠子出庭受審，發瘋大喊“我是共和國總統！”的樣子，活靈活現。還把文章中出現的各種阿拉伯詞匯教給大家，一本正經地要糾正每個人的發音。
他又講起這篇文章發表之後，一位猶太物理學家給他寫郵件，說自己一家人是多年前被驅逐出埃及的，根據文章中的各種描述，他們很可能以前就住在同一棟公寓樓裏。何偉請他發來照片，描述了種種細節，結果發現這一家人從前竟然就和他們住同一棟公寓，而且這位物理學家有雙胞胎姐妹，竟然名字也和Natasha與Ariel幾乎相同。“這是什麽樣的小概率事件啊！”在教室裏的一片驚呼聲中，何偉總結說，“對於非虛構寫作，時間很重要。時間可以幫你成為一個作家，一個記者。時間可以很長，也可以很短。時間可以幫你記得一切；時間可以透露更多你不知道的故事和細節；故事永遠也沒有結束；生活在循環往複。”
時間記得，故事未完，生活循環往複。我在幾年前就應某雜誌的邀請翻譯過這篇《家貓名喚穆爾西》，與編輯進行了認真的打磨；後來因為種種原因，譯稿未能發表。而今天的“最後一課”，他恰巧就把這篇文章作為閱讀材料來分析。我因為熟悉文本，對其中細節幾乎耳熟能詳，聽他講其中故事與寫法，體會特別深刻。原來一切的因，都必然有果，故事果然是講不完的。
2019年的夏末我第一次在成都與他見麵，他穿的是自己那件標誌性的水綠格子襯衫，左胸口袋上別著一支鋼筆，手上戴了一塊黑色電子表。今天在大學校園的最後一堂課上，他仍然穿著那件水綠格子襯衫（他是否有多件一模一樣的衣服呢，這個問題我從來沒問過，也不關心），左胸的口袋上別著一支鋼筆，手上戴一塊黑色電子表。我想下次再見時，他應該還是這身水綠格子襯衫、鋼筆、黑色電子表的行頭；如果要我給他畫像，不需具體麵目，光此三要素足以。要我說，他這身裝扮似乎就存在於djet當中，被靜止恒定的時間封印。
我帶著《江城》去涪陵那次，經過何偉和李雪順的指點，再根據書中敘述的種種，成功找到了他以前住的那個公寓樓。曾經特地提供給外教的高級公寓樓如今已經荒廢，剩下一些沒有搬走的盆花，無精打采地煎熬著最後的生命。書中的“涪陵師專”也已經改名“長江師範學院”，有了一個全新的校區。但我站在那棟樓下，隔著樓的縫隙望著碧綠的烏江水，竟然聽到書中描寫的輪船汽笛，“嗚——嗚——”若即若離。我瞬間就有種穿越之感。城市和時代在變化發展，文字留下的感覺永存。
何偉用作品記錄下的這些地方，“已經完成，但不會過去；永恒地存在於當下。”無論是九十年代的涪陵，奧運前後的北京，過去兩年的成都，還是正在發生著，且未來還會發生種種大事的中國。
就像他在那番“時間論”之後給學生的贈言，“時間就在這裏，事情就在發生，請你們記錄一切。”
我曾在出發去寫一篇特稿前，特地上門請何偉和Leslie給我進行“緊急特訓”。兩位非虛構寫作大師給我講了些采訪要點，問問題的技巧等等，但最重要且不斷被重複的一點，就是“記筆記，錄音，拍照片，記錄一切。”
這裏的“記錄一切”，是作為非虛構寫作者的工作技巧；而何偉告訴學生的“記錄一切”，則是對這個時代的一種責任，一種態度，還有，他的希望。
說完這個希望，何偉平靜地說，“就這些，祝你們好運。”並用一聲幹脆的中文“下課！”結束了他在四川大學的最後一課。
學生們遲疑了一秒，鼓掌致意，卻也並不熱烈。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知名美國作家何偉，在中國的最後一堂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