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習近平談及 “民族複興”、“主權和領土完整 ”，他其實引用了梁啟超的話術。
當他警告絕不允許任何外來勢力“欺負、壓迫、奴役我們”時，他在響應梁啟超的話語。
正是梁啟超幫助普及了“屈辱”的概念，習近平把它用作一道咒語，將中國人捆綁在一種激進的身份認同上，與世界對立。https://t.co/8AyWrsjM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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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y 5, 2021
習近平上周站在了舞台中央，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但是，還有另一個人物的陰影籠罩著這個國家。
梁啟超可能不像毛澤東、鄧小平或習近平本人那樣為我們大多數人所熟悉，但梁啟超被稱為“中國民族主義奠基人”，他的聲音在過去一個世紀一直回蕩在中國領導人的耳畔。
如果不回溯到20世紀初清朝的滅亡，以及梁啟超的著作引發了中國人民的苦難，就不可能理解今天的中國。
現代中國的理念以及中國人的民族認同感可以直接追溯到梁啟超和這段動蕩的戰爭、革命、大規模屠殺和政治動亂時期。
當習近平談及 “民族複興”、“主權和領土完整 ”，他其實正在引用梁啟超的話術。
當他警告說絕不允許任何外來勢力 “欺負、壓迫、奴役我們”時，他是在響應梁啟超的話語。
正是梁啟超幫助普及了“屈辱”的概念，習近平現在把它用作一道咒語，將中國人捆綁在一種激進的身份認同上，將中國與世界對立起來。
梁啟超是誰？
他是一位作家和活動家，是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中國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為改革大清帝國奔走呼號，使他成為眾矢之的，並流亡海外，住在日本和加拿大。他訪問過澳大利亞，並會見了我們的第一任總理埃德蒙·巴頓（Edmund
Barton）。
梁啟超接受了西方，不斷吸收新的思想。但這隻是加強了他對自己民族的看法——道德敗壞。梁啟超打量著他的民族，他看到了失敗、屈辱和軟弱。
他創造了“東方病夫”這個詞語，來形容中國的墮落狀態。
1895年，中國在戰爭中被日本打敗後，梁啟超說“吾國四千年大夢之喚醒”。
梁啟超開始創造一個新的國家。他主張“黃種人”的團結。他創造了“民族”這個詞語，來形容這個國家的人民。他開始談論他所謂的“新民”，即“新的國民”。
中國曆史學家費俠莉（Charlotte Furth）說，這是一個新“定義”的誕生，把“中國人視為一個民族……
基於地域、血緣、習俗和文化的共同紐帶”。
用今天的話來說，我們可以稱之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
但梁啟超對這個新中國的願景並不包括民主。正如他在訪問美國後寫道：
“此實專製安而自由危，專製利而自由害之明證也……故吾今若采多數政體，是無以異於自殺其國也。”
梁啟超更喜歡他所謂的“開明專製主義”。
當中國失去了它的世界地位這位遊曆四方的思想家開始轉向西方。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他被中國作為觀察員派去參加巴黎和平會議。戰爭的破壞性令他震驚，歐洲列強把中國境內前德國占領區的控製權交給日本，梁啟超憤然而歸。
中國人對西方的怨恨隨之加劇。正如曆史學家陳誌讓（Jerome
Ch’en）所寫的那樣，“從1842年到1942年，中國一直受到西方的不信任、嘲笑和輕視，不時夾雜著憐憫和施舍，隻有偶爾會有同情和友善”。
當時的梁啟超相信，追隨西方對科學和進步的信仰會把中國帶向災難。他對中國的政治感到失望，退而開始學習和寫作。但他可能是對一位年輕的新興革命家產生了最大的影響，這位革命家就是毛澤東。
1949年，毛澤東用“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這句話，為共產主義革命的勝利加冕。
本周，當習近平穿著毛式中山裝警告任何敢於反對中國的人“必將在鋼鐵長城麵前碰得頭破血流”時，我們應該知道這句話的出處。
它來自一個戰敗的時代，當時的中國失去了自己的世界地位。
擺脫不去的孱弱記憶
這不是某種力量的展示，而是對曆經屈辱的提醒。它揭示了中國的悖論：強大而脆弱。
習近平談到了共產黨的非凡成就以及黨和人民之間牢不可破的關係。然而，盡管它取得了所有毋庸置疑的成功，但共產黨並不相信它的人民。
與梁啟超一樣，習近平認為人民需要被改造。
梁啟超認為中國人民並沒有能力實現民主；毛澤東認為中國人民是一張“白紙”，可以在上麵書寫新的未來。
習近平說“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是的，共產黨把中國帶到了一個強大的位置，但它仍然被孱弱的記憶所困擾。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從習近平講話追朔“中國民族主義奠基人”梁啟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