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艾滋病學生離開庇佑後，心裏牢記兩條準則：第一，一定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第二，一切生活和行為以第一條為基準。
喪母。被親屬有意無意遺棄。被同村排擠。極貧困。無學可上。時常發燒。腹痛。傷口好像永遠無法結痂。常年獨自遊蕩。
通過母嬰傳播得艾滋病的孩子都有極其相似的童年。21世紀初，他們陸陸續續被當地疾控中心送往山西省臨汾市的“紅絲帶”學校。他們聽說，這裏有可以救命的藥，有如父如母的生活阿姨，有學上，有親如一家的兄弟姐妹。
郭小平是這所特殊學校的校長，他被孩子們稱“郭伯伯”。學校的工作人員大部分是艾滋病人，他們盡力給這些無辜的孩子一個避風的港灣。
但港灣終究無法長久。走出港灣後的這些年輕人，將隱瞞自己的身份作為立足社會的首要原則。由於害怕身份被暴露，他們在社會上總顯得畏手畏腳，也無法真正信任誰。
紅絲帶學校
01
港灣
18年前，6歲的徐紅蕊經常發高燒，吃不下飯，腹瀉，渾身起皰疹。家人帶她去看病，縣裏到市裏到省裏，一級一級醫院奔波，最後查出是艾滋病。她坐在一家醫院門口，哭著問姑媽：“我能活下來嗎？”
徐紅蕊是女嬰，又因為母嬰傳播罹患艾滋，在這個山西的小村莊裏，她好像天生帶著原罪。
親生父母重男輕女隻想要個兒子，徐紅蕊生下來就被送人。沒過幾年，村裏的夥伴突然不跟自己玩了。他們遠遠地站在一起小聲嘀咕，如果徐紅蕊走上前，就朝她吐唾沫。去小賣部買東西，老板不要她的錢，嫌髒。老師一開始安排她單獨坐在教室角落，後來幹脆讓她退學。養父去找校長理論，被校長一把推開。
2004年，當地疾控中心建議徐紅蕊去山西省臨汾市傳染病醫院的“綠色港灣”病區接受治療。當時和她一同進入“綠色港灣”治療的還有三四個孩子，劉軍是其中之一。
這些家庭為了看病花光了家裏的錢，窮得有上頓沒下頓，有父親甚至告訴兒子，“送你去一個可以吃飯的地兒”。
“綠色港灣”是臨汾市傳染病醫院裏的艾滋病隔離病區，建得離市區很遠。第一年，徐紅蕊和劉軍躺在病床上輸液吃藥。劉軍病得更嚴重些，經常咳小半盆血，病危通知書也下了好幾次。他們隔三差五地看著護士往外抬死人，聽家屬“往死了哭”，劉軍的爸爸躲在一旁抹眼淚。
孩子們病情慢慢穩定，每天有護士按時監督他們吃藥，病毒載量（通過測量從而顯示每毫升血液裏病毒的數量）也慢慢穩定在0，不再有傳染性。在這裏，他們交到了人生中第一批真正的朋友，收獲時一起去農田挖紅薯刨花生，下雪時在屁股上墊個塑料袋從山路滑下來。
這是家。臨汾市傳染病醫院院長郭小平給孩子開會的時候總這樣說。他聲調很平，有時因為勞累略帶沙啞，瘦削的臉沒什麽表情。“神通廣大”，劉軍這樣評價他。
那個大眾談“艾”色變的年代，郭小平已經帶著政府和社會人士來病區看望這批孩子了。他希望孩子們能得到各界的關心和資助，他的遊說也的確有了很好的效果——一開始孩子們隻在生病時對症吃藥，每次吃十幾粒；後來可以吃到專治艾滋病的藥物，再後來這些藥免費，夥食免費，有了生活老師的照顧。家人放心離開。
在“家”裏吃飯，不需要分碗筷，也沒人大聲嚷嚷要留意桌上坐著一個艾滋病人。有次吃飯，郭小平順手把孩子咬過的饅頭塞進嘴裏，被徐紅蕊看到，成為她從心底接納郭小平的瞬間。直到現在，為了試探別人對她的態度，她都要問一句：“我咬過的東西你會吃嗎？”
再後來，有孩子想上學，郭小平就買來桌椅和黑板，空出來一間病房成立“愛心小課堂”，讓下夜班的護士教他們語文和算術。隨著孩子增多，“愛心小課堂”改名為“紅絲帶小學”。
郭小平本想教上幾年，就送孩子去正常學校讀書，但一直沒有實現。為了讓孩子有學可上，2011年12月1日，山西省臨汾市教育局正式批複成立臨汾紅絲帶學校，從此該校納入國家義務教育行列，郭小平擔任校長至今。
紅絲帶學校建在遠離臨汾市區的東端，周圍都是村子。學校主體是二層小樓，樓上掛著“綠色港灣”和“紅絲帶學校”的字樣，樓前是一大片空地，旁邊下了幾節樓梯是個小操場，周圍被小山和農田環繞。
2014年讀高中的有16名學生，郭小平聘請16名老師為他們授課，其中有一名特級教師，一名高級教師和一名一級教師。教學開始步入正軌，隻要沒事兒郭小平就住在學校監督學生，老師不能遲到早退，不能隨意換班，晚自習也要像正常學校一樣上。
為了營造學習氛圍，在特級教師的數學課和物理課上，學生吼著回答問題。“但我們沒什麽競爭意識，跟外界的學校基本斷絕聯係，不知道他們是怎麽上課的。”畢業幾年後，劉軍回憶。
2017年6月，紅絲帶第一批艾滋病學生高考，郭小平希望他們“都飛出去，飛得越高越好”。
最後，16個學生中，考上一個二本、一個三本和幾個大專。那段時間郭小平總一人坐在飯廳喝悶酒，罕見地喝醉，被學生們背回宿舍睡覺。他們好像達成默契，互不拆穿，但劉軍心裏清楚，郭伯伯在為他們的未來憂慮，不能上個好大學，這群人的未來又在哪裏呢？
隱瞞自己的身份，這是在外麵最重要的一條原則。
紅絲帶學校高考倒計時（圖片：cfp）
02
試探
在大學的第一個晚上，徐紅蕊想起小時候遭遇的一切，躺在小床上哭出了聲。
剛開始，她怕身份暴露，認真執行老師教給他們的方法——把藥裝進普通藥瓶鎖在櫃子裏，原裝藥瓶趁人不注意扔進學校垃圾桶。室友問起吃什麽藥時，也按照事先演練好的，說補充從小缺的一種維生素。
兩三個月後，徐紅蕊放鬆了警惕，藥瓶沒換，直接放在枕頭旁邊。她潛意識覺得，“老天不會對我過於殘忍”。有次宿舍檢查衛生，徐紅蕊接到對床舍友打來的電話。電話裏，舍友說，看她趕不回來，就上床幫忙疊了被子。徐紅蕊隨即扭頭往回走，心想壞了壞了，被發現了。
她想試探舍友是否發現了藥，不好直接問，便買了舍友愛吃的東西帶了回去，先咬一口再遞給她，後者沒有任何猶豫接過來吃掉了。徐紅蕊稍稍放心些。
國慶假期時，舍友邀請徐紅蕊去家裏玩，不愛串門的徐紅蕊鬼使神差跟去了。舍友家開小賣部，在店裏隨意拿東西給她吃，兩人鑽一個被窩穿一雙拖鞋用一副碗筷，嘻嘻哈哈互抹發膜做保養，戴同一個頭套。更讓徐紅蕊感激的是，舍友貼心提醒她按時吃藥。
假期回來後，兩人躺在舍友窄小的床上。徐紅蕊小聲問：“如果有一天你發現我有艾滋病，還會接受我嗎？”
“不管你有沒有艾滋，我都不會嫌棄你的。”
那是晚上，宿舍每個人都在，沒有注意兩人在做什麽，直到聽見徐紅蕊小聲的抽泣。舍友抽出來紙巾遞給她，扭頭告訴其他人：“她就是又想家了。”
她因此成了徐紅蕊大學時期最要好的朋友。
畢業後，徐紅蕊和這名舍友在太原同一家互聯網公司做數據標注，她不算正式員工，沒簽工作合同，也不用體檢，隻是少拿一個月工資。她們合租在一起，同屋的還有另外兩個同學。
有時要加班到夜裏10點甚至12點，徐紅蕊不得不在工位上吃藥。每次吃藥，旁邊工位的男生就湊過來問她吃的什麽藥，徐紅蕊無比煩悶。
這家公司裏還招了很多徐紅蕊的大學同學，閑時他們總喜歡圍在一起聊天打發時間。有次不知是誰心血來潮在百度挨個搜索同學們的名字當作消遣，直到搜徐紅蕊。
頁麵上出來她的照片，關於照片的介紹裏出現了“艾滋”字樣。周圍20多人——人事部的，同學，同事，都湊到屏幕前看。當著這麽多人麵，人群中有人問徐紅蕊：“你不會真的有病吧？”
那是昏昏沉沉的工作日上午，大家像從夢中驚醒，沉默和錯愕慢慢擴散。一陣電流從徐紅蕊的腳底直衝頭頂，快要炸裂開。她緊張、害怕極了，又不知道怎麽去圓，想哭又哭不出來，腦子裏隻有一句話：不會這麽搞我吧，大學安安全全度過，非要在這個時候把人嚇跑嗎？
她扭頭對著自己電腦，任由其他人繼續說著什麽。戴上耳機，聽了一段故事才平複下來。
攤牌吧，中午吃飯的時候告訴他們自己的真實情況。午飯過去了，她沒開口。還是等下班吧，她在推遲這個接受眾人審判的時間。下班後，她還是沒勇氣開口。等回住處吧，回宿舍就告訴她們真實情況，也給她們接受的時間。
她發微信給紅絲帶學校的老師，讓對方寄來HIV檢測試劑。她要坦白一切，告訴她們在一起生活那麽多年，如果不放心可以自行檢測。
最後還是那個大學舍友幫她解了圍。她建議徐紅蕊跟百度打官司：“他們不僅侵犯肖像權，還編寫故事，胡亂安一個艾滋病給你。”因為聲調很高語氣很堅決，徐紅蕊也隻能順著往下說，沒有坦白。這事兒竟然不了了之，再沒有人過問。
徐紅蕊估計，這個舍友已經知道自己有艾滋病，隻是一直沒有捅破窗戶紙。
但不是所有人都像徐紅蕊幸運。走出紅絲帶學校的孩子們上大學後，有人在廁所吃藥，有人把藥藏在一副手套裏常年隨身攜帶。有個女生倒是在開學後一直把藥瓶大方地放在宿舍桌子上，到後來，宿舍其他人以各種借口不回去睡覺了。
從“紅絲帶”畢業之後，張超總是把藥放進口香糖盒裏，為了不穿幫，還特意買了不同口味的口香糖。他每天吃兩次藥，每次吃三粒。吃藥時把手伸進口袋，打開瓶蓋，摸索著藥的形狀抓到三顆，趁別人不注意時快速塞進嘴裏。
總有人想要他的口香糖，他一概拒絕，落下一個小氣的名聲。
每年“12·1”世界艾滋病日，男生們都愛開玩笑，互相提醒一定不能染病，不然下輩子就完了。這些話徹底斷了張超要告訴別人的念頭。養母的兩個兒子得知這個外來的弟弟有艾滋病後，立即去做了HIV病毒檢測，這種侮辱張超再也不想承受了。
在紅絲帶學校上學時張超喝醉過一次，抱著垃圾桶哭喊，“對不起，我是一個小艾滋”。走出紅絲帶後，他隨時保持清醒，從不喝酒，就怕哪天喝醉傾吐太多暴露身份。
郭小平和孩子在一起玩耍（圖片：臨汾紅絲帶學校公眾號）
03
“套子裏的人”
難以啟齒的身份，讓他們愈發意識到彼此之間坦誠相見的可貴和重要。
初二那年暑假的一個淩晨，劉軍因為雙腿抽筋被疼醒，父親坐在床邊給他揉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他的腳後跟無法離地，隻能跪地爬行。到了中午，脖子以下部位都無法動彈。醫生診斷這是吃艾滋病抗病毒藥物的副作用。
治療一年後，他恢複到如今的走路狀態——隻能腳尖踮地地向前挪，上下樓梯時需要扶手，或者抓住身旁人的胳膊。
腿疾後，他才意識到在紅絲帶的那些年是被當作普通人的。夥伴們照顧他，幫他打水洗衣，推著輪椅跟別人“幹仗”，偶爾刹不住車，他會從輪椅上翻過去。教他騎自行車的人，和他吵架時也不會讓著他，甚至會對他大打出手。
為了治好腿，他聽從郭小平的建議，選擇了在醫療資源豐富的北京讀大專。就醫的結論是可以治好，但光手術就需要八九次，康複的費用60萬元起。沒有人願意投資這筆錢，“誰會救助一個對社會沒什麽幫助的艾滋病人呢？”劉軍說。
同學關心地問他腿的狀況，用同情的眼光看他，他不自在。在路上碰到紅絲帶學校的老同學，他也從不打招呼，“怕給對方添麻煩”。學校給他申請助學金，他拒絕了，認為班上還有更需要幫助的女同學。
他常在圖書館看書，喜歡曆史，讀到拿破侖童年身材矮小總被同齡人欺辱時深有同感。他買了一輛山地車，每天出校門騎行兩個小時。他想著，什麽時候也能像同學一樣擁有一輛自己的凱迪拉克。在上大學之前，他從來沒聽說過這個牌子。
大二的一個暑假，紅絲帶學校一個同學的父親去世，劉軍吃住在同學家，陪伴了他一整個暑假。期間還有6名紅絲帶學校的同學去幫忙，住了一周左右。
家徒四壁——形容多半同學的家庭都不為過。矮牆圍成一個院子，狗都能爬進去。房屋內隻有兩張炕，一個沙發，做飯用的爐灶，一台背投式電視，一張桌子。劉軍花了200塊錢幫同學裝了一年的無線網絡。他們喝酒喝了一星期，從下午喝到深夜，眼睛睜不開了，把酒灑在地上，酒杯對著空氣，話都說不利索：“來，我們拜把子。”
隻有和紅絲帶學校有關的一切是最安全的，幾乎所有被采訪者都告訴全現在，“那裏有百分之百的信任”。
張超讀的大學最好，是一個二本院校，計算機專業，但他對這所學校失望透頂。理想中的大學“騎電動車十幾分鍾也逛不完”，這所學校“步行十分鍾就能到任何角落”。老師用方言講課，什麽都聽不懂，學期末，他的毛概還掛了科。
他不敢太出風頭，不競選班幹部，不參加重要社團，不入黨，“入黨沒用，反正考公務員過不了體檢”。
有次教導主任讓張超去辦公室一趟，他很興奮，以為要得到什麽獎勵。教導主任的辦公室在十樓，電梯一直不下來，他等不及，直接爬上十樓。站在教導主任對麵，他還是聽不懂當地方言，但覺得對方語氣並不像誇讚，隻能一遍遍請求主任重複剛才的話。
就在一遍遍重複和急促的語氣中，張超汗流浹背，他忽然明白了，原來那不是誇讚，是罵，警告他不要試圖找人幫他刷網課，要老實地一秒一秒地聽。他感到羞憤，連連道歉退出辦公室，好像前途灰暗，再也不指望得到老師青睞。
有時候他反思，是不是在紅絲帶學校被保護得太好，搞得自己不懂人情世故。在那裏，校長辦公室可以自由進出，可以和校長不分輩分地玩鬧，除了按時吃藥的問題，沒有人苛責他們。
在大學裏，和同學開玩笑也放不開，隱藏了身份等同於隱藏了所有的真實想法。他需要掌握著分寸，怕玩笑開得過別人生氣。萬一背後有人捅刀，扒出他的身份，他這一輩子就毀了。
但見到紅絲帶學校的同學，他快活起來。好朋友有了對象，他由衷高興並不忘“損一句”：“你怎麽沒本事，找了個比你學校還差的？”
張超喜歡北京，“五一”假期，還去北京找紅絲帶學校的朋友玩。當時張超住在大興，朋友在懷柔工作，一個在南頭，一個在北頭。淩晨五點朋友起床，坐兩個多小時地鐵，八點就見到了張超。“再也沒有人能曠工兩天陪我一起玩了，再也沒有人花著花唄的錢陪我一起玩了。”張超感慨。
但朋友說了：“今朝有酒今朝醉，不知啥時候咱都‘嗝屁’了。”
某高校引入HIV檢測包販賣機（圖片：cfp）
04
前路
如今，第一屆從紅絲帶學校畢業的16名學生都已經大學畢業，四散各地。
張超心裏有對工作好壞的排序：公務員最好，可能做官；銀行職員次之；教師再次，可能掙得少；然後是程序員，不用風吹日曬；再然後是電子廠打工，機械重複；最差就是出賣苦力。
前三名因為過不了體檢被他無奈放棄，最後他選擇考研，選了一個北京的學校。但因為數學沒考好，隻能滑檔去讀另一所大學。
未來他想去北京西二旗做一個互聯網公司的程序員。他的QQ簽名抄了網上一個段子：“真相存在於早上西二旗的地鐵站，中午三裏屯的快餐店。是晚上知春路不熄的燈，是淩晨燕郊睡不著的夢。”真相是什麽，他不知道。除了西二旗，其他地點他也不知道在哪兒。
為了以後能治好腿，劉軍隻想趕快掙錢。一開始他在北京一家互聯網公司做客服，一個月三千多塊。新冠疫情後他沒再回北京，在太原安頓下來。
劉軍嚐試過各種門路，想過開養豬場，賣過人造香，在街上派發加油卡，甚至想賣假煙，都沒成功。後來他找到一家公司，向微信裏的客戶推薦考證，朋友圈每天都要發五六條相關信息，每周還要上六個小時相關課程，培訓話術。
今年的一次公益活動上，郭小平把一位當地的心理學專家曉娟介紹給了劉軍，想著拓寬他工作上的人脈。兩周後，劉軍主動聯係了曉娟。“上進，一看就渴望學習，我很欣賞他。”曉娟說。
現在，他跟著曉娟學習心理知識。幾萬元的課程，曉娟免費送給劉軍，他很珍惜這次機會。
7月中旬，曉娟約劉軍在她的一家公司見麵。他們相對而坐，劉軍認真聽曉娟說的每一句，眼睛睜得很大，像是要把每句話都裝下。曉娟說要學會組建社群，在社群裏培養自己的客戶，進而實現商業上的變現。
“你可以在社群裏講自己的故事，如果不介意的話，告訴他們你如何從陰鬱的病人變成一個樂觀正能量的時代青年。”曉娟告訴劉軍。劉軍想了想，點點頭。
曉娟希望劉軍快速成長，組建自己的團隊，還想吸納他作為合夥人，開一個心理谘詢類的公司。現在，劉軍對未來充滿希望，“我學了曉娟姐推薦的商業課程，最想做的是個人品牌，艾滋這個困擾對我來說已經不大了，這個身份甚至可以為我所用，我可以講我自己的勵誌故事，激勵更多的人。”
可徐紅蕊厭倦了白領生活，做數據標注一年多之後，她覺得這個工作沒有意義。
她想到郭小平在紅絲帶的元旦晚會上說過：“這麽多年磕磕碰碰過來了，咱們可以說跟父子父女關係一樣。這地方是你的家，這個家我給你們看著，第一這個家丟不了，第二這個家永遠永遠是你們的家。隻要我在這裏麵守著。你們將來肯定要飛，不管飛到什麽地方，你們飛得越高越好。有一點，飛累了就回來。這裏的衣不好，但穿得暖和，飯不好但是能吃飽。我希望你們不管飛到哪去，累了不痛快（的話），這永遠是你們棲息的一個港灣。”
所以，徐紅蕊選擇了回到紅絲帶。
社會上消除艾滋病的活動越來越多（圖片：cfp）
05
重返“港灣”
紅絲帶學校現在有32個學生。徐紅蕊說，約三分之二的孩子沒有了父母。7月中旬正值暑假，他們剛剛結束為期10天的夏令營，郭小平帶著所有孩子和幾個老師去了上海、杭州和寧波。
夏令營結束後，留校的還有18個孩子，老師們都已經放假，隻留下生活老師和廚師照顧孩子們吃藥和生活起居。整個校區非常安靜，三隻小狗慵懶地趴在地上睡覺。
現在學校的結構大體從2012年延續下來。一樓餐廳的旁邊就是配藥室，有一張桌子和一個小櫃子。桌子上整齊地碼著每個孩子每周的分割藥盒，每盒7個格子，每個格子裏提前放好藥。盒蓋上貼著每個孩子的名字。櫃子裏放滿了平時常用的感冒發燒藥和抗艾滋藥物。
吃藥是大事。每天定時吃藥時，生活老師們一定要盯著他們把藥放進嘴裏，咽下去，活動活動舌頭確保沒有藏著才放他們走。
紅絲帶學校新設的“創客教室”
每一年級的學生，尤其是低年級的小孩兒們，都不愛吃藥，幾乎從來沒變過。藏在衣服裏，扔在角落裏，藏在舌頭底下再吐出來，或者哭著反抗。
藥有副作用，這一屆的學生因此跟他們的哥哥姐姐們很像，脂肪流失，有的瘦小，有的上身胖下身瘦，或者腿腳不算太好。
每個班大概有八九張書桌，假期桌上放著他們的期末考卷。有個三年級孩子的日記本擺在桌上。第一頁寫著：“今天來了一個新同學，我想我應該負起責任，好好照顧他。”老師用紅色筆給評語：“good！”每一篇日記，老師都會在後麵寫下自己簡短的感想。
徐紅蕊負責醫藥事務和一部分興趣教學工作。每周末，她會教孩子們一些簡單的代碼操作——用一些零件搭好機器人，和電腦連通後，輸入代碼讓機器人完成指定命令。她的兩個學生正在準備7月末的一個機器人比賽，讓搭建起來的小車沿著預定好的線路走到一個地點，把車裏的球投進籃筐。
比賽臨近但兩個學生表現得懶散，徐紅蕊站在一旁嚴厲地說了他們兩句，兩人默默坐著低頭不語。過了一會兒，他們把自己反鎖在電腦室裏獨自練習。徐紅蕊擺擺手：“任由他們去吧。”
“他們比我們那時條件更好，也更自信。”徐紅蕊說，“但他們想要的還是親人的愛，這是無法代替的，我們隻能盡可能教他們如何去做。待人接物和適應環境方麵，做得可能還不夠。”
這次夏令營，甚少發脾氣的徐紅蕊總是忍不住發火。夜晚去外灘看夜景，小孩兒總是不打聲招呼就亂跑，在錢塘江時也總是低頭玩手機。“叫你們出來是長見識的，不是讓你們玩兒的！”徐紅蕊大聲訓斥他們。
還有一些事想起來就難過，“郭伯伯陪著他們走了一天腿都腫了，沒有學生想著去給他送一瓶水喝。”
時代好像發生了變化，徐紅蕊不得不承認，現在紅絲帶學校的孩子有時會認為得到照顧是理直氣壯的，讓人生氣但又不忍苛責。
還有兩年郭小平就退休了，未來不可知，他覺得：“照顧多少算多少，做一點是一點。”
徐紅蕊則甚少去想未來。她希望男朋友可以“嫁”過來，兩人交往七八年，這事兒一直擱置著。
“事情發展總是不遂人意，但是想那麽多幹什麽呢？能做的就是過好每一天。”
（文中除郭小平和曉娟外，均為化名。原標題：《走出“紅絲帶”，離開庇佑的首批艾滋病學生》）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我們天生有病，不是天生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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